研究儒學與傳統(tǒng)文化的關系，首先要確定文化的定義。文化的定義眾說紛紜，有的書說有幾十種，有的書說有兩百多種。但也可以分為兩大類：一類認為文化包括所有人造的事物，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都在內；
一類認為文化只是上層建筑的全部或一部分。我國著名學者陳寅恪先生，基本上是認為文化僅指上層建筑中的社會意識形態(tài)而言，并不包括社會制度，更不包括經濟基礎。他在“王觀堂先生挽詞并序”(載《陳寅恪詩集》，10—11頁，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1993)中說：“吾中國文化之定義，具于《白虎通》三綱六紀之說，其意義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猶希臘柏拉圖所謂Idea者。若以君臣之綱言之，君為李煜，亦期之以劉秀；
以朋友之紀言之，友為酈寄，亦待之以鮑叔。其所殉之道，其所成之仁，均為抽象理想之通性，而非具體之一人一事�！边@段話清楚地表明，陳寅恪先生認為，中國的文化或中國的傳統(tǒng)文化就是儒學或儒家思想。具有這種認識或思想的人，往往便將儒學視為中國或中華民族之靈魂、最崇高的事物；
儒家思想的喪失便是中國文化、中華民族靈魂的喪失。對于這種信念愈是深刻的人，便愈不能接受儒學行將喪失的時勢和處境，甚至以身相殉。陳先生對其好友王國維(觀堂)先生之自沉昆明湖，就是這樣評論的。他在上引文中說：“夫綱紀本理想抽象之物，然不能不有所寄托，以為具體表現(xiàn)之用；
其所寄托以表現(xiàn)者，實為有形之社會制度，而經濟制度尤其重要者。……近數(shù)十年來，自道光之季，迄乎今日，社會經濟之制度，以外族之侵迫，致劇疾之變遷；
綱紀之說，無所憑依，不待外來之學說之掊擊，而巳銷沉淪喪于不知覺之間；
雖有人焉，強聒而力持，亦終歸于不可救療之疾。蓋今日之赤縣神州值數(shù)千年未有之巨劫奇變；
劫盡變窮，則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與之共命而同盡，此觀堂先生之所以不得不死，遂為天下后世所極哀而深惜者也�！�

　　陳寅恪先生的這一段話，不獨簡明扼要地闡釋了將儒學等同于中國文化的王國維先生的悲劇，也一針見血地點明了清朝遺老辜鴻銘和大陸現(xiàn)代新儒家蔣慶將儒學等同于中國文化的徒勞活動。這兩個人，不正是陳先生所說的對儒學“強聒而力持，亦終歸于不可救療之疾”的人嗎？當然，我們這里只提到辜鴻銘和蔣慶，不過是因為他們比較典型，實際上，所有的現(xiàn)代新儒家以及服膺他們學說的人，都是陳先生這段話中“雖有人焉”里的人。

　　對陳先生的這一段話，我基本上是同意的。但是它的最后一句，我不能完全同意。因為我認為，對王國維先生的自沉于昆明湖，天下后世之人可能“極哀”，但不一定“深惜”。這就牽涉到我對陳先生第一段話的看法。陳先生這段話將中國文化定義為“《白虎通》三綱六紀之說”亦即儒學，也就是上層建筑中的社會意識形態(tài)，我認為這種定義太狹隘，不足以證明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博大精深、豐富多彩。我一直比較同意我的美國導師、蜚聲國際的社會學家威廉·奧格朋(William F.Ogburn)對文化所下的定義。他把文化定義為一切人造的事物，并將之分為物質文化和非物質文化兩大類。根據(jù)這種定義，我認為中國的傳統(tǒng)文化包括舊中國(或鴉片戰(zhàn)爭以前的中國)的一切人造的事物，范圍很廣，決不僅僅是或主要是儒學或儒家思想。比如，在物質文化方面，中國在夏、商、周時期就出現(xiàn)了著名的青銅制造業(yè)�！蹲髠鳌贰ⅰ渡袝�》、《越絕書》等古籍中就記載著“夏鑄九鼎”、“夏啟鑄鼎和以銅作兵”的傳說，到商代后期與西周時，中國的青銅工藝巳達到高峰階段，制造的青銅器在世界的青銅器中無與倫比。其次，商代巳經出現(xiàn)了釉陶，是中國后來享譽世界的瓷器的前身。此外，商、周時期，中國的石器、骨器、玉器、漆器、皮革、紡織、建筑等業(yè)，也都有很大的發(fā)展。在非物質文化方面，夏代巳有歷法或歷書，如“夏歷”、“夏小正”。商代歷法更進步，巳經有大、小月之分，而且有閏月的設置。商代甲骨文中保存了世界上最古老的日食和月食的記錄，并有火星和商星的記載。其次，商、周時期，中國巳有甲骨文、金文這種相當成熟的文字。西周至春秋時期出現(xiàn)了中國的第一部詩歌集《詩經》。此外，商、周時期青銅器上的紋飾和成組的樂器如編鐘、編磬等，說明中國當時的雕塑和音樂也有相當高的水平。戰(zhàn)國時期，更是個百家爭鳴的時代，除儒家外，還有道家、墨家、法家、名家、兵家、陰陽家、雜家、縱橫家、小說家等等。在這些家中，我認為墨家的思想就比儒家的好，因為墨家講兼愛、非攻、尚賢、節(jié)用、節(jié)葬、非命，較優(yōu)于儒家講求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義。而且，墨家學說還對先秦哲學、邏輯學、工程技術學有一定貢獻。當然墨家學說也有一些問題，但我認為其主流是好的。法家的君主專制思想當然應該批判，但它的代表人物荀況和韓非，在哲學思想上主張唯物主義，在政治思想上主張法治和“法后王”，這比主張唯心主義、人治和復古倒退的儒家是較勝一籌的。名家認為，在名實關系中，“實”是第一性的，“名”必須符“實”。這比儒家的“存名正實”的復古思想當然進步；
同時，名家學說中還具有樸素的辯證唯物主義思想，這也是儒家思想趕不上的。兵家《孫子》一書，直到當代，不僅其中論點受到毛澤東高度贊揚(毛澤東在“論持久戰(zhàn)”一文中說：“孫子的規(guī)律，‘知彼知己，百戰(zhàn)不殆"，仍是科學的真理�！�)，而且全書在軍事學、戰(zhàn)略學、甚至企業(yè)管理學方面仍具有國際影響。在文學藝術方面，出現(xiàn)了思想性、藝術性都很高的、包括《離騷》在內的《楚詞》和大型壁畫。在科學技術方面，出現(xiàn)了農學專著《后稷農書》，工藝專著《考工記》，天文學著作齊國甘德的《天文星占》和魏國石申的《天文》。著名的《九章算術》也可能出在這一時期。醫(yī)學方面除產生名醫(yī)扁鵲外，巳分成內、外、婦、兒等科，發(fā)明了針灸、按摩等治療法。我國最早醫(yī)書《內經》大約也出現(xiàn)于此時。

　　秦、漢以來，除儒學的發(fā)展演變以外，中國文化中還產生了許多優(yōu)秀的事物。在物質文化方面，英國李約瑟教授的《中國科學技術史》一書巳有詳細記載，可供參考。為節(jié)省篇幅，我這里就不舉例了。在非物質文化方面，好事物也很多。比如文學，有漢賦、魏晉詩文、唐詩、宋詞、元曲和戲劇、明清小說，一直到近當代龔自珍、黃遵憲、王國維、魯迅、毛澤東、柳亞子、陳寅恪、錢鐘書、郭沫若、冰心、茅盾、老舍、巴金、沈從文、聶紺弩、趙樸初等人的詩、詞、曲、小說、散文、雜文等，不勝枚舉。(當然，上面所列毛澤東以及他以后諸人新中國成立以后仍在創(chuàng)作，所以他們的著作既是傳統(tǒng)的，也是現(xiàn)代的。)比如藝術，中國的國畫、書法、國樂、戲劇、曲藝、雕塑等，也都蔚然可觀。文學藝術以外，其他非物質文化成果還很多，篇幅有限，我所知也有限，就不一一列舉了。還應指出的是，由于歷代的人禍天災、特別是文字獄失傳了需要我們去挖掘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亦為數(shù)甚巨。

　　由上所述，足見除了儒學之外，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內容還是十分豐富的。只是我們研究、挖掘得還很不夠。明白了這一歷史事實，就完全沒有必要擔心如陳寅恪先生所正確指出的“自道光之季，迄乎今日，社會經濟之制度，以外族之侵迫，致劇疾之變遷；
綱紀之說，無所憑依，不待外來之學說之掊擊，而巳銷沉淪喪于不知覺之間”；
也就是說，儒學“終歸于不可救療之疾”，其“銷沉淪喪”是必然的。為什么我們不必有這種擔心呢？因為儒學的淪喪并不等于中國傳統(tǒng)文化或中華民族文化的淪喪；
特別是我們否定儒學的糟粕部分(請參閱拙文“儒學的精華與糟粕”，載2006年4月6日《長江日報》第12版)，更不等于否定中國傳統(tǒng)文化。儒學自西漢以來統(tǒng)治中國社會兩千余年，乃是因為當時的統(tǒng)治階級為了維護和擴大其既得利益而極力保護和提倡它的緣故，并非它對對于人生有什么崇高的、絕對的價值。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年5月出版的拙著《中國的儒學統(tǒng)治-----既得利益抵制社會變革的典型事例》，就是專門討論這個問題的。

　　這里，另有一個重要問題必須提醒讀者，那就是我們必須實事求是地、準確恰當?shù)毓纼r我國的傳統(tǒng)文化。既不能估價過低，使國人妄自菲薄，不求進取；
也不能估價過高，使國人狂妄自大，固步自封。中國傳統(tǒng)文化是有不小缺點的；
它里面缺乏促進中國現(xiàn)代化、使中華民族穩(wěn)固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兩個重要因素“民主”與“科學”的種子，使中國在發(fā)展生產力、發(fā)展經濟和廢除專制制度、發(fā)展公民權利方面步履維艱。中國社會從漢代到清代變化不大，發(fā)展很小，有一個西方作者R.H.托尼(R.H.Tawney)形象地說：中國從前在用鐵犁的時候，西方還只能用木犁，但當西方用鋼犁的時候，中國還在用鐵犁。(見所著《中國的土地和勞動》，倫敦：喬治·艾倫和昂溫公司，1937，第1頁。)對于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這種缺點，也是我們必須記取的。

　　2006年10月22日于珞珈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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