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梁啟超研究多年，對與梁氏相關的大事小節(jié)不免時刻留意。不希望觀察對象只定格在書本中，更愿意知道他在舉手投足、一顰一笑之間蘊藏的故事。起碼，對于我來說，活人更容易理解，較少歪曲，所以，“雖死猶生”也成為我對梁啟超的特別期望。

　　出于這一興趣，前幾年編過一本《追憶梁啟超》，專收與梁有過交往的親友甚至敵對者的憶述文章。竊以為，梁氏雖屬于感情外露類型，喜歡不斷談論自己的經(jīng)歷、興趣與矛盾，但這也只是使人比較容易接近，其間仍有大量的省略。這些有意或無意的遮蔽，恰恰是研究者最當用心之處。因而，知情人對同一事件的多種解讀，有助于我們立體地觀照人物。

　　就此而言，家人的回憶也是不可或缺的角度。不同于古代子孫輩寫的行狀專記大節(jié)，現(xiàn)代散文為私人的情感表露提供了更廣闊的空間，名人家話這一隱秘的角落也受到了公眾的極大關注。由于在家庭中，人物最無須遮藏，其生活形態(tài)也更自然本真。倘若有如實的記錄，資料價值不言而喻。閱讀這類文獻，也容易獲得親切的感知。問題是，傳統(tǒng)的制約在近、現(xiàn)代之交仍有留存，近代名家的家庭形象也不免若明若暗。因此，編輯《追憶梁啟超》時，得見吳荔明先生的《梁啟超和他的兒女們》一文，自然極為欣喜，并毫不猶豫地以之作為選文的殿軍。雖然此文在回憶文章中已屬長篇，而我仍不滿足。如今，在大加擴充之后，又出現(xiàn)了同名專書，對于如我一般的期待者自是好音。

　　記得文革中，借助“最高指示”的東風，“君子之澤，五世而斬”的古代賢人名言曾耳熟能詳。姑不論其中包孕的政治謀慮，單考歷史事實，“傳家久”、“繼世長”在名人后裔中確乎很難見到。非有嚴格、細致的家庭督導，一世而斬也不稀奇。曾國藩的訓子書格外受人青睞，便因其以方正之道體現(xiàn)了父親的愛心。而在一家之中，能集中出現(xiàn)梁思成、梁思永、梁思莊、梁思禮如此眾多的知名學者，梁啟超在子女身上花費的心思之多也可想而知。加以梁氏看重感情生活，更顯得兒女情長。其大量家書首先披露于《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后經(jīng)過修訂，更名為《梁啟超年譜長編》正式出版），還多半是為著重大事件的說明所作的摘引。而《梁啟超和他的兒女們》專從對子女的關愛與子女的成長兩個角度切入，輔以作者個人收藏的未發(fā)表書信以及家庭成員的記述，便凸顯出梁氏的無微不至與因材施教。

　　下列事例或許最能表露梁啟超與康有為這兩位近代史上重頭人物的性格差異。吳書中寫到，梁啟超曾希望作者的母親、梁的二女兒思莊學生物。作此建議，在梁氏是經(jīng)過了縝密的思量。其中有家庭的考慮，“弟兄姊妹，到今還沒有一個學自然科學，很是我們家里的憾事”；
也有學術的考慮，梁認為，生物學是“現(xiàn)代最進步的自然科學，而且為哲學社會學之主要基礎”；
小而言之，對女孩子來說，它又是“極有趣而不須粗重的工作”，因而“極為合宜”，且“容易有新發(fā)明”；
大而言之，“中國女子還沒有人學這門（男子也很少）”，故鼓勵女兒“做一個‘先登者’”（48－49頁）。但如此周到的安排，只為思莊的缺乏興趣與苦惱不安而最終放棄。梁啟超反加以肯定：“凡學問最好是因自己性之所近，往往事半功倍�！倍�要思莊以“自己體察作主”，“不必泥定爹爹的話”（49－50頁）。正是由于梁氏能夠體貼個人性情之不同，尊重孩子們的選擇，梁思莊日后才能成為有成就的圖書館學家。

　　與之適成對照的，則有康有為弟子盧湘文寫的《萬木草堂憶舊》中的記述。盧氏以資深教育家的體驗，對康氏戊戌以前改革幼學、擬新編蒙學書的計劃評論說：“蓋先生天分太高，視事太易，不能為低能兒童之設想�！逼渚帟�之懸的過高、不切實際，注定在教學實踐中無法應用。這自然與康所教萬木草堂生徒“皆一時之秀”有關，故不知中人以下者讀書的甘苦。他曾把女兒同復送到盧處受教，并言：

　　“此女甚鈍，幼時嘗教以數(shù)目字，至數(shù)遍尚不能記，余即厭惡之�！�

　　（《婦孺韻語》）以康氏眼界之高，便只能教天才而不能教常兒。

　　兩相比照，我們也可以體味康有為的強悍與梁啟超的平易，從作文到作人，均一以貫之。由此更推進一步，二人治學以及思想歷程之不同，也約略可見�？凳献匝裕骸拔釋W三十歲已成，此后不復有進，亦不必求進。”梁氏則“常自覺其學未成，且憂其不成，數(shù)十年日在旁皇求索中”；
“其所嗜之種類亦繁雜，每治一業(yè)，則沉溺焉，集中精力，盡拋其他；
歷若干時日，移于他業(yè)，則又拋其前所治者”（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而康之抱定宗旨、不再轉移與梁之與時推進、久領風騷，便從此分途。

　　吳荔明雖以第三代的身份，講述上兩代人之間的親情故事，卻并不回避矛盾�！蹲V寫“凝固音樂”的人——二舅梁思成》一章，便引錄了林徽因1936年寫給美國朋友費慰梅的信，其中有大段文字抱怨“小姑大姑們”的家務瑣事使她厭煩。也正是因為存在這樣的不和諧音，書中關于梁家的生活描述才顯得真實可信。

　　不過，作者畢竟隔了一輩，對于上代人的記述也偶有失誤。如述及林徽因之父長民先生行跡時，謂其“在浙江海寧任官職期間，創(chuàng)辦了求是書院、蠶桑職業(yè)學堂等”（135頁），便與事實相左。1897年在浙江創(chuàng)辦求是書院與蠶學館的林氏，乃是時任杭州太守的林啟（字迪臣）。林長民當年虛齡22歲，尚在其父林孝恂（字伯穎）開設的林氏家塾中讀書。其家塾分東西兩齋，分別聘請了林紓與林白水主講舊學與新知（參見陳與齡《林長民及其從兄弟》與梁敬金享《林長民先生傳》）。林紓的《畏廬文集》中因而留下一篇《贈林長民序》，便是這段因緣的雪泥鴻爪。

　　雖有此微瑕，《梁啟超和他的兒女們》一書仍值得珍藏。記事之外，書中收錄了一百多幀梁啟超全家照片，其文獻價值為目前所有梁氏研究著作之最。這些從梁家后人的家庭照相簿上匯集的留影，在公眾人物之外，更多展現(xiàn)了作為父親與丈夫的梁啟超形象。同樣，梁氏的兩位夫人，尤其是王桂荃也從幕后走到前臺，使讀者在獲知這位梁氏家書中稱為“王姑娘”與“王姨”的女子身世的同時，也可以一睹其飽經(jīng)滄桑的面容。至于梁家的兒女們，也各自在專章敘述中現(xiàn)身紙上，令人備感興味。再配以梁啟超題寫于照片以及書信的手跡、舊居攝影與房屋結構圖，梁氏的家居環(huán)境透過歷史塵埃，又復顯于我們眼前，我所渴望的活生生的感覺，也在此書中得到了極大滿足。

　　1999年6月9日

　　于東京彌生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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