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診斷財富分配不公、社會結構失衡的病因？如何改變貧富懸殊、兩極分化的現(xiàn)狀？這是一個有諸多爭議的重大課題。

　　談及這一課題，人們經(jīng)常會提及“共同富�！薄５P者認為，“共同富裕”這個來自于鄧小平理論的概念本身并不清晰，將中國兩極化社會的復雜病狀歸結為是否“共同富�！被蛉绾巍肮餐辉！�，恐怕也不是很確切。在相關的爭議中，有一些意見帶有明顯的左傾民粹主義傾向，比如，有人將“共同富�！迸c“改革”、“經(jīng)濟自由主義”、“私有財產(chǎn)權”相對立，將貧富懸殊歸咎于“資產(chǎn)階級反攻倒算”、“資本家對人民主權的復仇”、“私有財產(chǎn)權帶來損失、帶來災難、帶來痛苦、帶來撕裂”，進而提出要以“財產(chǎn)再分配”、“暴力革命”的方式實現(xiàn)“共同富�！�。在筆者看來，這些意見誤診了中國社會的實質，也提供了錯誤的處方。鑒此，本文對“共同富�！钡淖h題略作解析。

　　一、為什么中國模式的改革未能實現(xiàn)“共同富裕”？

　　人們沒有忘記，鄧小平曾經(jīng)許諾：“共同致富，我們從改革一開始就講，將來總有一天要成為中心課題。社會主義不是少數(shù)人富起來、大多數(shù)人窮，不是那個樣子。社會主義最大的優(yōu)越性就是共同富裕�！编囆∑竭�警告說：“如果出現(xiàn)兩極分化，改革就失敗了。”

　　然而，經(jīng)過了近三十年的改革開放，中國的GDP、財政收入、外匯儲備已經(jīng)獲得了巨大的增長，“共同富�！眳s至今并未成為“中心課題”，中國社會也沒有任何跡象將會走向任何形式的“共同富�！薄Ｏ喾�，人們看到了另一幅與“共同富�！苯厝徊煌木跋螅褐袊牡貐^(qū)差距、貧富差距日益擴大，利益矛盾日益突出，階層分化日益明顯，社會沖突日益加劇。

　　中國改革的不公正性、發(fā)展的不可持續(xù)性問題已經(jīng)顯性化、尖銳化。今天，大多數(shù)人已不再認同“餅做大了再分”、“改革陣痛”、“發(fā)展中的問題”等官方解釋，越來越抵觸“先富政策”、“硬道理”等早期改革教條。更嚴重的是，中國社會逐漸彌漫起一股不容忽視的民粹主義情緒，受傷害的底層民眾充滿了憤怒，網(wǎng)絡上罵聲不絕，向富人開刀、向資本復仇的呼聲此起彼伏。人們甚至毫不掩飾自己仇富、仇官、反精英、反理性的偏激心態(tài)，在這個頗顯畸形的社會中，仇恨、報復心和破壞欲正在被一些人解讀為正義和美德。

　　讓我們來探究這個問題：為什么中國的改革會背離鄧小平“共同富�！钡某踔�？為什么發(fā)展中的中國社會反而與“共同富�！钡哪繕擞杏h？

　　對此，有一種近乎強詞奪理的解釋。有些人一口咬定，中國之所以至今還不能實現(xiàn)“共同富�！�，是因為中國的發(fā)展程度還不夠：“大餅”還不夠大、“硬道理”還不夠硬，還不到分大餅、做軟功的時候。

　　新老左派提供了一套更加簡單的解釋，這種解釋無甚新意，我們閉著眼睛大概也能想得出來。他們認為，今天的貧富差距是“市場化過度”、“經(jīng)濟自由主義泛濫”和“私有制剝削”的結果，是因為“資本家革了人民主權的命”、鄧小平的資本主義顛覆了毛澤東的社會主義。這也就是說，要實現(xiàn)“共同富�！�，還是公好于私、社優(yōu)于資，還得回過頭去走老路，少一點市場、多一點計劃，少一點私有財產(chǎn)、多一點國有經(jīng)濟才成。

　　我們無需對上述兩種觀點進行認真的反駁，因為它們的謬誤一目了然�！按箫炚摗碧运�、太虛偽：“大餅”不論是否足夠大，如果不能公正公平地建立一套邊做邊分的自發(fā)運行機制，那么，“大餅”絕不可能完好無損地存放在那里，直到它大到足以被公平分配的那一天�！谀且惶斓絹碇�，它早就被那些保管“大餅”的權勢者中飽私囊了。左派的言論更不值一駁，因為一個沒有市場體系、沒有經(jīng)濟自由、沒有私有財產(chǎn)的社會我們早已見識過，在那里，只有“共同貧窮”，沒有“共同富裕”。

　　在筆者看來，鄧小平的“共同富�！蹦繕伺c當前中國貧富懸殊現(xiàn)狀之間的矛盾，其實并不復雜、并不難解。

　　第一，我們并不懷疑鄧小平曾經(jīng)真心誠意地希望通過改革開放達到“共同富裕”，但是，如果認真檢索一下，在鄧小平談及“共同富�！钡乃醒哉撝�，他從來也沒有清楚地表達過“共同富�！钡暮x：是在物質極大豐富的條件下采取一種比毛時代更高程度的財產(chǎn)公有制呢？還是實行一種類似于歐洲的、高度注重社會平等的收入分配政策和社會保障體制？對此，鄧理論并沒有說過哪怕一個字！

　　以“總設計師”“摸著石頭過河”的行事風格，我們似乎也不應該指望由他來為中國預先設計出一條“先富帶后富”的可行道路。是要讓先富起來的人發(fā)揚共產(chǎn)主義道德、無私地自我奉獻嗎？還是有朝一日將動用國家機器、對富人們實施劫富濟貧式的橫征暴斂？事實上，當“大餅”越來越大時，要怎樣使那些有多余“大餅”的富人為窮人們的“共同富�！辟I單，這終究不過是一筆糊涂帳。因此，我們可以說，鄧小平的“共同富�！彼枷腴L期未得到認真的對待，這是理所當然的。

　　第二，在中國這樣一個權力至上、官本位盛行的國家，當財富的閥門松動了，而權力的閥門仍然緊緊關閉，當資源可以轉變?yōu)樨敻涣耍兄匾恼�、�?jīng)濟與社會資源仍然牢牢地掌握在權勢者們的手中，在這樣的一個歷史階段，社會結構將發(fā)生什么樣的巨大變化，難道不是一清二楚的嗎？

　　缺乏約束的權力與尚待規(guī)范的市場結合在一起，必然會衍生出一種向兩極化方向惡性發(fā)展的社會結構。在理論上、在實踐中，這都沒有任何懸念。所以，中國的貧富懸殊、兩極分化絕不是一種偶然或失誤。套用鄧小平先生的話來說，這是一定要來的，是由社會主義政治的大氣候和改革開放市場經(jīng)濟的小氣候所決定了的。

　　中國模式的改革與發(fā)展之所以越來越遠離“共同富�！钡哪繕耍@里面并沒有什么難解的秘密。少數(shù)人之所以能夠暴富、巨富，是因為他們正好集權力的優(yōu)勢與市場的優(yōu)勢于一身。但這兩種優(yōu)勢都是社會稀缺資源，不可能人人擁有，更不可能人人平等。權力優(yōu)勢被壟斷占有，它只能服務于“讓一部分人先富”，而絕不可能服務于“共同富�！薄．斍皠×覜_突的社會結構本來就是由這一套整體錯位的制度所內生出來的，這正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題中應有之義。

　　在總體框架不變的情形下實行局部市場化的經(jīng)濟改革，必然是一種不協(xié)調、不均衡、不平等、不公正的改革。有限的市場力量終究無法抗衡無限的權力力量，主宰著社會分配的決定性因素，并不是斯密眼中那只市場“看不見的手”，而是奧爾森眼中那只權力“不放松的手”。

　　簡言之，中國的改革之所以不能實現(xiàn)“共同富�！�，是因為“共同富�！北緹o可行之道，貧富懸殊卻有必至之理。

　　二、自由、平等與“共同富�！�

　　前文已述，新老左派對中國貧富懸殊的理論解釋是：資本的自由損害了經(jīng)濟的平等，私有財產(chǎn)權的確立妨礙了“共同富�！薄＿@種觀點實在并不新鮮，在英國的掘地派、法國的無套褲漢、形形色色的空想共產(chǎn)主義者那里，在盧梭、馬克思對社會不平等的理論剖析中，我們早已熟悉了這樣的邏輯。

　　說強者的自由會限制弱者的平等，說個人權利的擴張會妨礙社會公益的發(fā)展，籠統(tǒng)言之，這似乎也不無道理。然而，在當前的中國社會，事情遠不是這樣。以“共同富�！敝�，攻“資本”、“私有財產(chǎn)”之盾，這終歸是拿錯了武器，也攻錯了靶子。

　　在事實層面，恐怕我們沒有任何理由認為中國的經(jīng)濟自由度、市場開放度、對私有財產(chǎn)的保護程度已經(jīng)很高，高到了比福利國家、比社會民主國家更高的程度，甚至高到了危害平等、毀壞正義的程度。

　　眾所周知，中國的土地、金融、石油、石化、電力、電信、鐵路、航空、新聞、出版、教育、醫(yī)療都還遠遠沒有資本化、市場化和自由化，它們仍然處于政府的行政壟斷和高度管制之中。如果說不公平的高地價、高房價、高通訊費、高票價、高學費、高醫(yī)療費損害了城鄉(xiāng)貧民的經(jīng)濟平等權益，這多半怨不得資本，怨不得自由，怨不得私有財產(chǎn)，只能怪罪于制度、權力和“官本”。

　　同樣眾所周知的是，盡管中國的憲法、物權法有保護私有財產(chǎn)的條款，但農民的土地使用權、市民的住房權、農民工的勞動收入權從來也沒有得到過真正有效的行政與法律保護。即使是中國大富豪們或黑或白、或明或暗的“資產(chǎn)”，一旦觸犯了官僚體系或“官本”，大多也只能甘拜下風，照樣也是朝不保夕。所以，我們無論如何也沒有理由說現(xiàn)行體制對私有財產(chǎn)的保護已經(jīng)過度了，甚至過度到了使社會公益無處存身的地步。若說它對不法財產(chǎn)的保護多于對合法財產(chǎn)的保護，這大概還有些道理。

　　在價值層面，筆者認為，用“共同富裕”去攻擊“經(jīng)濟自由主義”、“資本”、“富人”、“私有財產(chǎn)權”，這也是極其有害的主張。因為當前的事態(tài)已經(jīng)很清楚，在中國的底層民眾中，在當前的“群體性事件”中，已經(jīng)出現(xiàn)了一股崇毛懷左、仇視富人、怨恨資本、欣賞暴力的明顯傾向。我很疑惑，難道這也值得贊美、值得支持嗎？如果知識分子不去矯正這股傾向，反而去迎合它，這絕不是一種可取的姿態(tài)。

　　在理論上，“共同富裕”的問題牽涉到自由與平等的關系。法國大革命以來，自由與平等成了恒久不變的政治主題。然而，自由與平等并不總是相容的。在自由放任的市場體制之下，出身、天賦、勤奮、機遇的不同無疑會擴大人與人之間在收入、財富和社會地位上的差距，這種差距甚至有可能大到讓窮人、弱者難以容忍的程度；
反過來，如果過分強調福利平等、實質平等、結果平等，必然會較多地依賴于政府對社會進行干預，這會助長政府集權和擴權，也必然會擾亂社會資源自發(fā)配置的市場機制。雖然平等主義措施為那些缺乏天賦、遭遇不測或比較懶惰的人們提供了一些幫助，同時，卻也會壓抑個人的自由空間和創(chuàng)造活力，損害經(jīng)濟活動的效率與社會總財富的增長，最后，也就有可能使所有的人——包括平等主義措施所要幫助的那些窮人、懶人——的權益全都受到實質性的損害。在某些極端的情形下，過度的平等要求還會導致極權和奴役。托克維爾說：“我只知道兩種在政治上建立平等的方法：不是把權利賦予每一個公民，就是讓每一個公民都沒有權�！庇终f：“平等的原則將使人變成奴隸還是獲得自由，走向智慧還是野蠻，繁榮還是不幸，這取決于我們自己。”

　　二百多年來，在西方世界，在不同的時期、不同的國家，人們對自由與平等的態(tài)度各有側重。自由優(yōu)先、兼顧平等通常是右派的主張，社會平等、國家干預通常是左派的主張；
保守主義、自由主義通常是右派的思想源泉，而社會主義、社會民主主義則通常是左派的思想源泉。在自由主義的內部也有左右之別，洛克、斯密、哈耶克、諾齊克等古典自由主義者更加關注自由，而羅爾斯、德沃金等新自由主義者則更加關注平等。在成熟的憲政民主國家中，美國更強調個人自由，歐洲更強調社會平等，其中，北歐的福利國家如瑞典，則堪稱社會平等與社會和諧的典范。若以不同社會階層的態(tài)度來看，當然，富人、強勢階層更熱愛自由競爭，平民、弱勢階層更中意于社會平等。

　　然而，無論西方各國相互之間有多么大的差別，我們必須看到，它們有一個根本的共同點：無論偏左還是偏右，無論是自由多一點還是平等多一點，但是，最基本的個人自由和最基本的人際平等都得到了完整和充分的保護。在那些最自由放任的國家，如美國，人們縱然有理由抱怨美國的貧富差距過大、財富極不平等，然而，即使是在美國，公民間的權利平等卻也是不容討價還價的，比如，人們無條件地擁有一人一票的政治平等，也擁有憲法權利、法律權利上的完全平等，它絕不會容忍公然建立一種中國式的“戶口二元社會”，絕對沒有人會因為在出身、職務、財富上的不同而受到法律上分門別類的區(qū)別對待、以至被迫接受中國式的二元就業(yè)與社保體制；
同樣，在那些社會最平等的國家，如瑞典，人們當然也有理由抱怨那里的經(jīng)濟自由度不如美國高、企業(yè)缺乏競爭力，然而，即使是在瑞典，個人的基本自由也是完好無損的，比如，個人的良心自由、思想自由、言論自由，遷徙、定居、擇業(yè)的自由，支配自己私有財產(chǎn)的自由，絕不會因為享受了平等主義的高福利而受到政府的粗暴剝奪。魚與熊掌（過度的自由與平等）固然不可兼得，但白菜與蘿卜（基本的自由與平等）卻是一個也不能少的。

　　假如我們做一個橫向比較，我們就會發(fā)現(xiàn)，中國的現(xiàn)實情況與任何一種類型的西方國家都沒有什么可比性。論自由，我們比最平等的西方國家更少自由，論平等，我們又比最自由的西方國家更少平等。在人家那里，是自由多一點、平等少一點或者平等多一點、自由少一點，而在中國，二者都還沒有達到人家的最低水平。誤解了這一現(xiàn)實，才會得出中國人經(jīng)濟自由太多了、私有財產(chǎn)保護過度了之類的錯誤判斷。

　　因此，在中國的現(xiàn)實國情之下，并不存在削減過多的自由以遷就平等、或者容許適度的不平等以擴大自由的問題。(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如果對照約翰·羅爾斯的兩個正義原則，我們可以看到，中國社會的嚴重不正義，不僅在于它不能滿足第二個正義原則，即“公職和職位向所有人平等開放”的“機會平等原則”和“最有利于最不利者”的“差別原則”，更在于它離正義的第一原則——“基本自由優(yōu)先”的原則也還相差十萬八千里。

　　在中國這樣的國家，最基本的自由、對基本自由的基本平等權利，此二者均嚴重匱乏，唯有權力才是絕對過剩的。此時，自由與平等的關系就不僅不是互不相容的，而恰恰是相互依存、互補互益的。我們知道，只有過度的平等才會危害自由，也只有放縱的自由才會威脅平等，而基本的自由與基本的平等則始終是相互支撐、互為動力的。

　　因此，在中國，將“經(jīng)濟自由主義”和“私有財產(chǎn)權”視為“共同富�！钡恼系K，指望通過限制資本與市場的自由以增進社會平等，這顯屬謬見，與國情不符，也是根本就行不通的。

　　三、“共同富裕”析義

　　“共同富�！笔且粋�含糊不清的平等主義主張。在不同的語境下，它可能會有完全不同的含義。

　　第一種含義：物質極大豐富，一切財富公有，人人享有按需分配的平等消費權。這是一種原教旨共產(chǎn)主義的主張；

　　第二種含義：絕不容忍出現(xiàn)較大的收入差距和貧富差距（雖然它們是完全合法的），如果出現(xiàn)了，就必須運用政治手段對收入和財產(chǎn)進行再分配，以便人為地重新實現(xiàn)結果平等。這是一種平均主義的主張；

　　第三種含義：允許有差距，允許有巨富，但不允許有赤貧。政府有憲法義務對絕對貧困人口予以救助，使其擁有基本的教育、醫(yī)療條件，能夠維持一種不失人格與尊嚴的體面生活。這是一種基于普遍人權的人道主義主張。

　　但嚴格說起來，只有第一種含義中的共產(chǎn)主義社會完全符合“共同富�！钡淖置嬉饬x，后兩種含義與“共同富裕”的原意并不相符。平均主義雖然意在實現(xiàn)結果平等，但它顯然不是一項致富之策。因為平均主義政策的交易成本太高，對社會的殺傷力太大，必將使社會財富的總量減少。富人變窮了，窮人卻不能變富，最終得到的只能是“共同貧窮”。而人道主義的扶貧措施其本意只在于減貧、卻不在于致富，占人口絕對多數(shù)的窮人絕不可能依靠公共福利與扶貧政策達到與富人同等檔次的“共同富�！薄�

　　照此分析，除了可望而不可及的共產(chǎn)主義社會之外，現(xiàn)實社會中大概很難尋覓到真正的“共同富�！�。我們無法判斷鄧小平的“共同富�！本烤故巧鲜瞿囊环N含義：是共產(chǎn)主義天堂？還是平均主義地獄？抑或社會民主主義的福利國家？

　　如果不死摳字眼，那么，事實上，窮與富只是一對相比較成立的概念：與全體赤貧的北朝鮮人民相比，南朝鮮社會大概也就可以稱之為“共同富�！�；
與非洲的饑民、難民相比，美國社會——包括街頭的流浪漢在內——絕對算得上是一等一的“共同富�！�；
在中國西部山區(qū)的貧苦農民眼里，京、滬、深、廣等大城市或許也可以當作“共同富�！钡臉吮玖�。只不過，對于居住在南韓、美國和中國京滬深廣里面的窮人們來說，他們絲毫也沒有感受到自己正在享受著“共同富裕”�？梢�，如果我們不對這一概念加以清晰的界定，空洞地談論它是沒有多大意義的。

　　按一般的理解，“共同富�！睉袃蓚�要素：一是“共同”，二是“富�！�。但它們又構成了一對不大不小的矛盾。因為“共同性”很強的社會通常都不如多元化社會那么富裕，而大凡很富裕的社會往往又不如貧窮社會那么整齊劃一（中東石油國家除外）。于是，人們勢必要在“共同性”與“富裕性”這兩個要素之間有所側重。在當今世界，既相對富裕、又相對平等的國家以歐洲福利國家為代表，很富裕、卻不太平等的國家以美國為代表，不太富裕、但很不平等的國家以拉美國家為代表。至于中國，剛剛走出了特窮國家的隊列，目前卻大有一副向拉美看齊的架勢。

　　很明顯，在當前中國，人們對“共同富�！钡膼酆媚耸浅鲇趯Α白屢徊糠秩讼雀黄饋怼钡姆粗婆c糾偏。其關注的焦點，主要是分配問題而非發(fā)展問題，窮人們更側重于“共同”而非“富�！薄Ｓ信笥褜ⅰ肮餐辉！倍x為“財產(chǎn)的平均分配”、“財產(chǎn)再分配”，其偏向性已經(jīng)非常明顯了。但是，財產(chǎn)的分配或再分配果真就能做到既“共同”又“富�！眴�？

　　以上所述有些雜亂無章。筆者的看法是：“共同富�！笔且粋�不大能說得清楚的概念，看起來，似乎也是一個沒有多少實際意義的提法。當前中國社會的病狀、世界各國社會的差別，不是一個含糊不清的“共同富�！备拍钏苊枋龅昧说摹�

　　四、“財產(chǎn)再分配”、“暴力革命”不可能導致“共同富�！�

　　任何社會都會有收入差距和貧富差距，并非當前中國所獨有。如果差距產(chǎn)生于依法有序、主張自由、契約自由、交換自由的市場秩序之下，即使這種秩序并不完美，我們也不能認定它就是不公正、不平等的。反之，如果差距產(chǎn)生于政治專制、官僚腐敗、權力尋租、盤剝掠奪，那么，這樣的差距顯然是不公正、不平等的。所以，問題的關鍵并不在于差距之有無，甚至也不在于差距之大小，而在于差距的形成是否公平正義。解決問題的關鍵也不在于人為鏟平收入與財富的差距，或者進而消滅私有制、取締私有財產(chǎn)權，而在于改變不公平、不正義的政治經(jīng)濟制度，使基本自由和平等權利得到切實的保障。

　　有朋友提出通過“財產(chǎn)再分配”、“財產(chǎn)分配的暴力革命”來解決當前中國的兩極分化問題，并一舉實現(xiàn)“共同富�！�。在筆者看來，這種主張少有正面價值。

　　第一，中國的土改、“三大改造”就是典型的政治性“財產(chǎn)再分配”。其中，土改是將地主、富農、上中農的財產(chǎn)分給更底層的“貧下中農”，“三大改造”則是將一切人的幾乎一切私有財產(chǎn)統(tǒng)統(tǒng)交付給統(tǒng)治集團（所謂“社會主義公有制”，實質上是“統(tǒng)治集團私有制”）。這些大規(guī)模的政治性“財產(chǎn)再分配”對中國傳統(tǒng)社會的打擊幾乎是毀滅性的，它們使中華民族元氣大傷，可謂惡果累累、遺害無窮，然而，它們卻既未使中國走向平等，更未使中國走向共同富裕。殷鑒不遠，不可輕忘。

　　第二，除了土改、社會主義改造之類的“財產(chǎn)再分配”之外，通常，人們認為由稅收轉移支付所承擔的扶貧救助、社會保障、公共福利也具有某些再分配性質。在這方面，歐洲福利國家具有代表性。德國式的社會保險模式并沒有再分配意義，而英國的《濟貧法》模式、北歐的普及性福利模式，則具有較強的再分配性質。但是，這種類型的再分配表現(xiàn)為高稅收、高福利，且稅收一般只針對收入，而收入只是財產(chǎn)項下的當期增加值。在包括福利國家在內的任何一個基本人權有保障的國家，即使某些大富豪的稅后財產(chǎn)大大多于全社會的平均值，也仍然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因此，除非發(fā)生革命或陷入無政府狀態(tài)，否則，大規(guī)模的、政治性的財產(chǎn)再分配是不可想象的，更是不可能實施的。

　　第三，如果和平秩序下的“財產(chǎn)再分配”不可行，那么，“共同富�！钡南Ｍ簿椭皇Ｏ卤┝Ω锩煌玖�。當然，人民——包括窮人和富人——自有革命的權利，但我們知道，世界歷史上發(fā)生過很多種類的革命，只有其中最糟糕的革命——共產(chǎn)民粹革命，是以改變財產(chǎn)所有制、實施財產(chǎn)再分配為直接目標的。相反，所有真正推動了文明與進步的革命——以“資產(chǎn)階級革命”為樣板，無一不是以申張和保護財產(chǎn)權及其他基本人權為革命目標的。我們還知道，那些沒有實施財產(chǎn)再分配的“資產(chǎn)階級革命”很多已經(jīng)建成了富裕社會，而那些實施了大規(guī)模財產(chǎn)再分配的共產(chǎn)民粹革命，卻沒有一個走向了“共同富�！�。簡言之，財產(chǎn)再分配的暴力革命也絕對得不到“共同富�！�。

　　綜上所述，“財產(chǎn)再分配”和“財產(chǎn)分配的暴力革命”絕不是解決中國社會兩極分化、分配不公的有效辦法。可怕的是，近些年來，在中國的底層社會，在帶有左派色彩和民粹傾向的知識分子中間，有越來越多的人贊賞并渴望、期盼著來一場“財產(chǎn)再分配”或“財產(chǎn)分配的暴力革命”。這種態(tài)度誠然也是可以理解的。因為，沒有人能夠否認當前中國的財富分配狀況在整體上有欠公平、有違正義。雖然我們無法對整個“先富階層”逐一甄別，人們仍然相信，他們的巨額財富中有相當一部分不是得自于市場的公平交易，而是與違規(guī)、違法、腐敗、犯罪相關聯(lián)。但即便如此，對非法資本、非法財產(chǎn)的任何“清算”也應該依照嚴格的法治程序，以個案的方式逐一進行。我們沒有任何理由對所有的富人作有罪推定，更沒有任何理由不分青紅皂白地以政治手段、以群眾暴力去實施財產(chǎn)再分配。那樣的辦法，除了滿足窮人的報復欲，并使這個已經(jīng)岌岌可危的社會最終徹底崩潰之外，解決不了任何問題。

　　因此，我們與其“大張旗鼓地重提共同富裕”，不如大張旗鼓地反對權貴私有化、提倡公平私有化，不如大張旗鼓地反對官商勾結非法侵吞農民的土地和全民共有的國有資產(chǎn)、提倡對窮人的私有財產(chǎn)權實施平等保護。

　　要解決中國的貧富懸殊、兩極分化問題，這是一項龐大的系統(tǒng)工程，需要一點一滴的觀念變革與制度積累，需要足夠的耐心和智慧。在觀念變革與制度積累的過程中，最值得我們關注的，最值得我們傾力而為的，并不是具體財富的分配或再分配，也不是什么“共同富�！�，而是要確立一些全社會共同遵行的規(guī)則，使得“平等的基本自由（以及它們的公平價值）和公平的機會平等這兩者都得到保證”（羅爾斯語）。

　　引文出處：

　　《人與人權》2007年3月“專題：國有資產(chǎn)與共同富�！�，4、6月“理論探索”欄目

　　《鄧小平文選》第三卷

　　托克維爾：《論美國的民主》

　　約翰·羅爾斯：《正義論》、《作為公平的正義——正義新論》

　　參考文獻：

　　盧梭：《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

　　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

　　曼瑟·奧爾森：《權力與繁榮》

　　羅納德·德沃金：《至上的美德——平等的理論與實踐》

　　威爾·金里卡：《當代政治哲學》

　　克勞斯·奧菲：《福利國家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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