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從來不想當一名純粹的作家

　　我們常常想起魯迅，卻不太想起巴金。巴金活得很長，他的作品離我們也很遠。在他的童年，中國人還拖著辮子，處在滿清王朝的統(tǒng)治下；
當他辭世時，互聯(lián)網(wǎng)正在掀起一場信息革命。最后幾年，巴金已經(jīng)完全脫離社會生活，臥病不起，但他仍然繼續(xù)擔任著作協(xié)主席。偶爾會有他的一點消息，知道他仍在為別人活著。在許多讀者心中，魯迅喚起的是熱愛，巴金喚起的卻是同情。對于這樣一個忠厚老人，告別人世是一個解脫。

　　從第一部小說《滅亡》到晚年的《隨想錄》，巴金一生創(chuàng)作了無數(shù)作品，但他那些最為人熟悉的文學作品都是圍繞著舊式的大家庭、陰郁的公館和青春閃爍的花園。生于1904年的他，青年時期和創(chuàng)作時期正好處于現(xiàn)代中國的變革時代，新文化的風潮席卷全國，各種外來思想紛至沓來。這是一個言論自由的時代，覺醒的青年表現(xiàn)出對自由的渴望。他的那些大部頭作品都是時代的記錄，就連主人公生病都是時代的——往往患上不能治愈的肺癆。這些作品的中心主題可以歸結為這樣一句話：“在一個前現(xiàn)代社會里青年對自由的追求。”

　　巴金在創(chuàng)作時，并不是因為對人性產(chǎn)生興趣，他感興趣的是改造社會，是新的社會理想的實現(xiàn)。這個社會理想就是無政府主義。當時無政府主義是一股強大的潮流，許多新文化人物，包括共產(chǎn)黨人李大釗、惲代英都曾受過它的影響。正如有人指出，中國無政治主義的思想核心是反對一切強權，維護絕對的個人自由。巴金雖曾否認其筆名取自巴枯寧和克魯泡特金，但他作品中反專制的憤怒青年、體現(xiàn)愛和互助的底層人物，卻分享了他的無政府信仰。與當代追求物欲的中國人不一樣，書中主人公無論貧窮還是富有，都是精神上的貴族，動不動就虛無和放縱，因為戀愛的痛苦便走上用炸彈改造社會的道路。巴金的作品是時代和青春期反抗的結合，他以破壞、恐怖與犧牲的民粹主義英雄故事，迎合了青年人的反叛心理，激起他們對弱者的同情和對強者的憎恨。后來許多青年投身革命，據(jù)說都是因為讀了巴金的作品。這些作品是中國式的《湯姆叔叔的小屋》，雖然算不上偉大的藝術，但卻參與了歷史進程的改變。

　　但是，巴金從來不想當一名純粹的作家，他始終希望能投身實際的社會斗爭，甚至準備做出犧牲，為此一直到40歲才結婚。1949年巴金45歲，之后他又活了半個多世紀，自從上世紀40年代發(fā)表他最好的作品《寒夜》之后，他就再沒有寫出過一部像樣的作品。他身居廟堂之高，參加各種會議，在國內外各地訪問，他用作品呼喚革命，但革命的勝利卻使他的創(chuàng)作枯竭，而他也心安理得地接受這個事實。假如不是因為文革的迫害，巴金會不會提出“講真話”，這是一個難以回答的問題。晚年的《隨想錄》重新給他帶來聲譽，他也認為自己一生這一部作品最有價值。他不停地回憶自己在歷次政治運動中的言行，為傷害過他人而自責。在他身上，仍然保留了早年的真誠氣質，當人們在追求著財富和享受時，他還在一字一句寫他的懺悔錄，提醒人們不要忘記文革的災難。在上世紀80年代，這樣的反思無疑是彌足珍貴的。只是他的反思始終停留在傷痕時期，于是才產(chǎn)生了這樣的現(xiàn)象：魯迅早已去世，人們卻在不斷地談論他；
巴金仍在寫作，人們卻很少引用他的話。官方尊敬他，給了他崇高的榮譽和地位，他又恢復了從前的各種社會活動，充當起公共良知的角色。當他去世后，所有的人都向他表示敬意，所有的人都稱他是中國的良心，他的“講真話”被譽為是最珍貴的遺產(chǎn)，甚至超過了他所有小說的價值。然而，正是在“真實”的意義上，巴金的缺失反映了這個時代的缺失。

　　巴金最終選擇了沉默，哈維爾卻不懼幾度入獄

　　真實一詞經(jīng)常被評論家們提及，但卻很少有人意識到，真實的觀念不僅是一個文學問題，而且也是一個文化問題。巴金的“講真話”使人想到東歐作家，后者在差不多同樣的時間，也提出了“生活在真實中”。捷克作家哈維爾舉了一個例子：為了與社會保持一致，一個水果店經(jīng)理在櫥窗里安放了一條政治標語：“全世界勞動者聯(lián)合起來！”這條標語并不代表經(jīng)理的真實想法，卻使他的內心得以躲藏在空泛的意識形態(tài)話語后面，避免了直接表示順從所帶來的恥辱。這反映了我們時代一個最重要的特征，即大多數(shù)人實際上經(jīng)常生活在謊言中。在世界歷史的范圍內，巴金與哈維爾都可以說是啟蒙之子。他們都痛恨虛偽，追求真實，希望用文學來介入生活；
他們都能在時代需要的時候勇敢地站出來，號召人們說出真話；
最重要的是，他們都對生命的意義抱有堅定的信念。但是兩人的區(qū)別到此為止，不僅因為哈維爾更加深刻地表達了真實的內涵，而且因為他更有道德勇氣。對于外界的壓力，巴金最終選擇了沉默，哈維爾卻不懼幾度入獄。在巴金停步的地方，哈維爾卻告訴人們，生活在真實中是可能的。

　　中國文化里自來就沒有“真實”的價值，這個觀念出現(xiàn)于中文語境中，也只是100年的事。在西方，真實與真理往往是一個詞，它最早可追溯到古希臘詩人赫西奧德的“詩歌的目的是揭示真實”。此后的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無論他們對詩歌的看法如何不同，都將真實看作是一個終極價值，從而使有關真實的哲學問題一直置于西方文化的中心。作為一個荒誕派戲劇家，哈維爾卻堅信在人類之上還有一個更高的主宰，他把它稱為“絕對的地平線”。在給妻子的獄中書簡里，他寫道：“真正的信仰是某種遠為深刻和神秘的東西，它肯定不依賴于一個特定時刻的現(xiàn)實。也正是從這個立場看，只有對信仰有著深刻理解的人才會看到現(xiàn)實的真相�！�

　　對大多數(shù)中國人來說，哈維爾所舉的例子顯然過于苛刻，那個水果店經(jīng)理雖然在說謊言，但卻沒有傷害他人的念頭。如果僅僅出于保護自己，謊言難道不是可以理解的行為？國內某位令人尊敬的學者在一次講座中就說過，人們說話的底線是：一，力圖說真話；
二，不能說真話則應保持沉默；
三，無權保持沉默而不得不說假話時則不應傷害他人。這番話表明，盡管關于“真實”人們寫了許多文章，我們其實從來沒有真正弄懂這個觀念。西方文化意義上的真實是對神性之維的追求，只有這樣的真實觀才能使人從內心里感受人的尊嚴和人的真實存在，并視保持沉默為一種罪。正是由于此，索爾仁尼琴才會說出“莫要靠謊言過日子”，肖斯塔科維奇才會寫出秘密的《證詞》，哈維爾才會表現(xiàn)出一種道德勇氣和洞見，在各種周年紀念、代表大會、慶�；顒拥谋硐蟊澈�，看到社會的真相。相比之下，那位學者的話盡管符合人性，可他劃出的卻是一條向下的曲線。真實如果失去其形而上根據(jù)，人性的底線也是守不住的。在許多場合，我們常常說一些冠冕堂皇的套話，卻對現(xiàn)實的不義保持沉默。這正是后極權社會的特點，大多數(shù)人用違心的話或沉默來掩蓋自己順從的本質，同時也掩蓋了權力的本質。人的自我基礎遭到了毀滅，成為哈維爾所說的“作為人失敗的見證”。

　　也許是由于人微言輕，我們才暗地里希望巴金能代表我們，說出這個時代的真理。然而，在《隨想錄》中，我們找不到這個。文革之后，巴金翻譯過赫爾岑的《往事與隨想》，看得出來，他想仿效這位偉大的俄羅斯作家。他曾經(jīng)解釋“講真話”的含義：“所謂的講真話不過是把心交給讀者，講自己心里的話，講自己相信的話，講自己思考過的話�！睂τ谖母锏姆词�，中國人大都缺乏自身的懺悔，這方面巴金要真誠坦蕩得多，他在《懷念胡風》中敘述了兩人的相識與重逢，以及自己在運動中被迫批判胡風的情況，然后寫道：“五十年代我常說做一個中國作家是我的驕傲。可是想到那些斗爭，那些運動，我對自己的表演（即使是不得已而為之吧），也感到惡心，感到羞恥�！钡拇_是令人感動的話。但如果在歷經(jīng)一場劫難之后，“講真話”只是意味著一種沒有自由信仰的個人道德教訓，而缺乏像赫爾岑、哈維爾那樣的制度性思考和人性思考，那么這樣的反思對于認識我們真實的生存境遇，意識到罪惡內在于我們自身，是沒有多大價值的。哈維爾的例子讓我們感到，每個人實際上都對這個現(xiàn)實負有責任，巴金的例子卻很難讓我們產(chǎn)生同樣的感覺。在這個意義上，巴金的《隨想錄》其實不及他早年的小說，盡管那些作品大都有概念化的毛病，但具有某個中心思想?yún)s使他能夠直面當下的現(xiàn)實。揭示個人所認識的終極真實，到底是一個作家的本分和才能。

　　他的性格里不乏真誠，但缺乏某種內心的自由

　　因為不把真實視作一種價值信仰，我們才對生活在謊言中抱一種犬儒主義的態(tài)度；
又因為不把真實視作事物的本質，我們才看不到基本的事實。在巴金的回憶錄中，講真話與現(xiàn)實之間始終存在一種內在的緊張，在許多問題上他都似乎痛苦地不能采取一個絕對真實的立場。他的回憶涉及個人經(jīng)驗，但缺乏的恰恰是個人性。他為讀者提供的史實和評價都太拘謹、太公正，也太政治正確。我們往往弄不清楚，這是出于他的謹慎，還是出于他的認識，或者兼而有之。有一個細節(jié)可以說明他的講真話程度。在寫完《隨想錄》后，一個研究他的學者去看他。巴金的沉重、疑慮給那個學者留下很深印象，他后來寫道：“他的感情似乎總是陷在那一團噩夢中掙扎不開。巴金的疑慮來自他對中國的政治斗爭有過于豐富的經(jīng)驗，他那些吞吞吐吐、欲言又止的言論連同那種表達言語的形式，都是出自他的肺腑深處，沉重感反而增加了老年巴金的魅力，這是一種深諳中國社會，充滿東方人智慧的生存與斗爭的藝術�！笔堑�，巴金的性格里不乏真誠，但他卻無疑缺乏某種內心的自由，這一點肯定也妨害了他的思想能力。如果在自家的小客廳里都要采取這種談話方式，面對公眾，一個人還能說出多少真話呢？那位學者用一種贊賞的口氣談到巴金“東方人智慧的生存”，無意中道出了他的精神局限，這種東方的智慧缺乏的恰恰是超越自身的力量。

　　這種真實的內在缺失不僅是由于個人的原因，而且也是由于時代的原因。晚年的巴金常常沉浸在往事的回憶中，他多次說過，他是五四的產(chǎn)兒。那個時代的作家們大都接受了西方的自由觀念和寫實主義，有史以來第一次獲得從人的本身看世界的能力，但同時他們又由于新的科學觀的原因，拒絕了自由和真實的神性之維。源自西方的這些價值成了無源之水，最終在一條世俗革命的河流里漸漸干涸。新文化運動的缺陷也是巴金的缺陷，他一生翻譯了許多俄羅斯文學作品，在其作品中貫注強烈的時代性和社會責任感，但他的無政府思想?yún)s使他排斥任何宗教性的東西，去歌頌一場純粹形而下的斗爭，這使得他的作品缺少俄羅斯文學那種生活和人性的復雜，從而降低了其終極真實的程度。只有當上世紀40年代他對暴力斗爭感到失望，轉而關注大時代中小人物的命運時，他反而寫出了一些佳作。晚年的巴金再一次回歸俄羅斯文學，他想重新追蹤老托爾斯泰的足跡，表現(xiàn)出一個人的真誠。然而沒有信仰的道德激情是很難保持持久的吸引力的。他不無悲哀地發(fā)現(xiàn)，青年人已經(jīng)不再讀他的書：“我的書也老了，無論怎樣修飾、加工，也不能給它們增加多少生命�！�

　　巴金說到底并不是一個思想巨匠，在世界文學的范圍內，尤其是如此。他仍然能引起我們敬意的是，他曾多次呼吁建立文革博物館。此外，在一個體制化社會里，他從來沒有拿過一分錢工資。盡管如此，他的現(xiàn)實思考與哈維爾等人相比，分量無疑還是太輕。晚年的他仍然謹小慎微，既不愿談論他是否還信仰無政府主義，也回避任何有關這方面的問題。而即使是那些青年時代的信仰，比如，對權力的認識，本來也可能使他從一種純粹個人的角度去探討社會悲劇的根源，給我們留下一筆精神遺產(chǎn)。歸根結底，巴金與許多新文學運動的健將一樣，雖然接受了一些西方思想，在青年時期以追求真理與人類幸福為己任，但最終還是一個中國式的造反英雄。他曾經(jīng)滿懷憤怒和勇氣，走進現(xiàn)代文學的聚義堂，并且坐上了第四把交椅，但他沒有想到，聚義堂最后卻變成了忠義堂。如今，巴金終于魂歸梁山泊，在那里他無須再有任何顧慮，可以盡情緬懷當年文學造反的崢嶸歲月，讓自己的心靈向著終極真實開放了。

　�。ㄗ髡呦的暇┐髮W教授、人文學者）

　　(原載《同舟共進》2007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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