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對“華盛頓共識”、“后華盛頓共識”和“北京共識”的回應，我們可以提出一種“修正后的華盛頓共識”�？砂言撔鹿沧R總結如下：第一，應該把以下一攬子措施作為發(fā)展中國家的改革政策取向，并穩(wěn)步推進，而不是作為需要馬上全面執(zhí)行的休克療法式“前置條件”，即：嚴肅財政紀律，把優(yōu)先考慮的公共支出轉向既能提供高經(jīng)濟收益、又能提供改善收入分配的潛能的領域（比如衛(wèi)生，基礎教育和基礎設施），稅收改革（降低邊際稅率和擴大稅基），利率自由化，競爭性的匯率，貿(mào)易自由化，外國直接投資的流入自由化，私有化，放松管制（以消除進入或者退出障礙），保護產(chǎn)權。這些內容實際上仍然是原版“華盛頓共識”的內容，但是，時間進度更為靈活，它們是方向，不一定要是馬上要一刀切、同時全面推行的措施�？梢园l(fā)現(xiàn)，我國從所有上述措施或者方向上都大受裨益。因此，千萬不要將它們意識形態(tài)化。第二，應該使得貨幣、財政、金融、貿(mào)易、匯率、投資、政府體制等體制的改革相互配套和兼容，允許試錯。“修正后的華盛頓共識”屬于一種“沒有共識的共識”。至于究竟如何改稱，還是留待大家各自取名吧�？梢员局�“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態(tài)度。

　　“華盛頓共識”（Washington Consensus）最早由當時任世界銀行官員的經(jīng)濟學家約翰·威廉姆森（John Williamson）于1990年提出。[1]當時他提出這一“共識”基于拉美國家截至80年代末經(jīng)濟改革的既有成敗經(jīng)驗，提出“共識”的意圖是把它作為拉美國家經(jīng)濟改革的指導思想�！叭A盛頓共識”出臺之后，得到了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支持。但是，根據(jù)威廉姆森后來在一篇文章中的說明，他所最初提出的“華盛頓共識”只是“以華盛頓為駐地的若干機構所提出政策建議的最低公分母式總結”(a summary of the lowest common denominator of policy advice)，不同于后來把這一術語用于“彰顯新自由主義或者市場原教旨主義政策”。[2]威廉姆森認為，不能指望后者的這些政策可以提供一個有效的反貧困框架，但是自己最初的建議仍然廣泛有效。

　　最初版本“華盛頓共識”的主要內容包括：

　�。瓏烂C財政紀律，

　�。�把優(yōu)先考慮的公共支出轉向既能提供高經(jīng)濟收益、又能提供改善收入分配的潛能的領域（比如衛(wèi)生，基礎教育和基礎設施），

　�。�稅收改革（降低邊際稅率和擴大稅基），

　　－利率自由化，

　�。�競爭性的匯率，

　�。�貿(mào)易自由化，

　�。�外國直接投資的流入自由化，

　�。�私有化，

　�。�放松管制（以消除進入或者退出障礙），

　　－保護產(chǎn)權。

　　隨著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這類國際組織在較長一段時間把“華盛頓共識”作為發(fā)展援助或者危機救援的 “前置條件”使用，它們插入了一些其他內容，比如這里似乎包括實行貨幣緊縮政策等等。

　　“華盛頓共識”名聲很響，但這個術語名稱本身就容易招致人們更多地把80和90年代經(jīng)濟市場化改革闡釋為是以華盛頓為駐地的幾大機構所強加的，而非認為它產(chǎn)生自作為改革之基礎的“智識趨同”（intellectual convergence）。威廉姆森對這一發(fā)展狀況表示過關注和不安。[3]他認為，他自己心中所指的就是“智識趨同”。威廉姆森認為，也許費恩伯格（Richard Feinberg）提出的“普遍趨同”（universal convergence）或者韋爾布羅克（Jean Waelbroeck）提出的“單一世界共識”（one-world consensus）概念要好于“智識趨同”概念。[4]威廉姆森意識到盡管他原來的“華盛頓共識”概念之所指是“智識趨同”，但是他無法保有對其所創(chuàng)“華盛頓共識”概念的知識產(chǎn)權和解釋權，該概念因此被高度意識形態(tài)化：它在拉美被視同為“新自由主義”，被索羅斯稱作為“市場原教旨主義”。[5]威廉姆森對這種經(jīng)濟體制改革戰(zhàn)略和政策的意識形態(tài)化之危險提出了警示，意指應該撇除因為其所提出概念的意識形態(tài)化，推進理性的經(jīng)濟改革。

　　“華盛頓共識”提出之后，國際組織和發(fā)達國家把其作為治療發(fā)展中國家經(jīng)濟落后的“靈丹妙藥”加以推行�！叭A盛頓共識”包含的這些一攬子措施在具體推行的時候，往往被錯誤用作為國際發(fā)展援助的休克療法式“前置條件”：一個金融危機國家，如果不滿足這些“條件”，或者不對該國的相應政策制度框架作出短期調整的承諾，就不提供相應的援助。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對待亞洲金融危機問題上，就犯了這種錯誤。此外，國際組織鼓勵后發(fā)國家按照“華盛頓共識”這一藥方，對本國體制下藥。

　　其實，不能教條地理解“華盛頓共識”。不能一說到“華盛頓共識”，就誤認為發(fā)展中國家必須馬上同時按照這一藥方作出各項急劇的、“休克療法式”的制度調整，馬上實施這些一攬子措施。

　　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許多主流經(jīng)濟學家過去在推行發(fā)展援助時，往往忽視了這一點：貨幣、財政、金融、貿(mào)易、匯率、投資、政府體制等體制作為制度，從其產(chǎn)生到其真正能夠運作，是需要有一個成長、磨合、試錯和調整過程的。這是因為，各項制度之間需要配套和兼容，它們之間存在相互依賴性和互補性，制度之間只有相互配套、互補和兼容，總體制度架構才能發(fā)揮作用。

　　此外，也不能一說到“華盛頓共識”，就意味著各經(jīng)濟體必須成為“不設防的城市”。其實，從個體經(jīng)濟層面看，個體的自由同時意味著個體需要承擔起責任。自由和責任是相輔相成的：比如當個體行使其自由，就不能侵犯其他人的自由（如不能偷盜，燒別人的廠房）。從整體經(jīng)濟層面，國家之間產(chǎn)品、服務、資本和勞動力需要自由流動，但同時需要一個與自由兼容的規(guī)則秩序框架。比如國家之間的產(chǎn)品流動，不能通過傾銷來進行。國家之間的資本流動，原則上需要自由流動。但是如果納入空間和一個經(jīng)濟體的經(jīng)濟和資本總規(guī)模的考慮維度，我們就會發(fā)現(xiàn)，仍然建立針對資本快速甚至瞬間退出的適應性機制或者自我穩(wěn)定器。這是因為，貨幣流對于經(jīng)濟體如同血液，瞬時或者短期內大量抽出資本，相當于人體大量失血。對于一個大經(jīng)濟體，抽走巨額資本，可能只占了其資本存量的小頭。但對于一個小經(jīng)濟體，抽走小額資本，可能已經(jīng)占其資本存量的大頭。而且由于某一不利因素引發(fā)的資本外逃有著羊群效應，即部分資本外逃導致更大部分的資本外逃。其對大小經(jīng)濟體的沖擊力是很不相同的。資本的流動既表現(xiàn)為貨幣流，也隱含了信任流或信任鏈：一旦投資者對一國的經(jīng)濟失去信心，就很容易表現(xiàn)為資本外流。嚴重情況下，可以導致資本的大量外逃，甚至引發(fā)國內金融危機。因此，當發(fā)生較大規(guī)模資本外逃的時候，適應性機制或者自我穩(wěn)定器就需要發(fā)揮作用。國際貨幣基金、歐共體過去的歐洲匯率機制、國內外匯儲備等機制、區(qū)域內部國家之間貨幣調換協(xié)議、限定外債規(guī)模、限制外債中的短期外債比例等等，都屬于這類機制。

　　2001年底阿根廷金融危機與危機國家的經(jīng)濟基本面和負債結構問題有關，這些問題導致了信任流或信任鏈的中斷。一個國家如果其經(jīng)濟規(guī)模小，基礎面不扎實，那么國際金融資本尤其是熱錢外逃對該經(jīng)濟體的沖擊可能比較大，該經(jīng)濟體的抵抗力也相應比較弱。這里，針對國際熱錢的大規(guī)模退出，可以設立一個降低其退出速度的有效、公平、穩(wěn)定和透明的機制：不是不允許其退出，而是為國內市場和政府留出一小段反應時間。在這方面，智利的經(jīng)驗是比較成功的。它在亞洲金融危機期間推行限制短期資本流動的印花稅、準備金、最短駐留期等“三項政策”，對所流入熱錢規(guī)定了最短駐留期，所流入熱錢要為其短期滯留付出一定的利息損失代價，滯留時間越短，利息損失代價越大，滯留時間越長，利息損失代價越低。[6]而阿根廷似乎沒有這類維持資本流入和退出的技術性機制。其實，當資本所有人享有自由的時候，也需要有一個金融秩序框架使得資本所有人在行駛自由的同時承擔相應的責任。同時，資本流入國的政府更應承擔最為基本的責任：那就是鞏固其經(jīng)濟基本面，減少外債，尤其減少外債中的短期債務比重，建立資本自由流入和退出的秩序框架（包括與國際組織事先設置合作框架）。阿根廷政府當時并沒有做到這一些。許多人批評阿根廷金融危機是“華盛頓共識”或者“新自由主義”的罪孽。其實就已經(jīng)犯了威廉姆森所警告過的對“華盛頓共識”意識形態(tài)化的錯誤。只要“華盛頓共識”作為改革路徑的“智識趨同”，而非強加于發(fā)展中國家的發(fā)展援助的休克療法式“前置條件”，也就是作為經(jīng)驗總結，從智識角度看，該“共識”并沒有什么錯。而且，“華盛頓共識”既沒有說要、也沒有說不要建立一些資本自由流動的秩序框架。而國際金融學知識告訴我們，國際資本的自由流動是需要一個與自由兼容的秩序框架的。這不是一個由一條簡單規(guī)則構成的簡明框架，而是由一整套技術性機制組成的框架。

　　以諾貝爾經(jīng)濟學獎獲得者斯蒂格里茨（Stiglitz）為代表的一些西方學者，反思“華盛頓共識”，提出了“后華盛頓共識” (post- Washington Consensus)。[7]“后華盛頓共識”強調與發(fā)展相關的制度因素，認為發(fā)展不僅是經(jīng)濟增長，而且是社會的全面改造。不僅關注增長，而且關注減少貧困、收入分配、環(huán)境可持續(xù)性等問題。強調政府在經(jīng)濟發(fā)展中的積極作用，也就是政府對經(jīng)濟的干預作用，批評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亞洲金融危機前后倡導的私有化、資本賬戶開放和經(jīng)濟緊縮政策（指減少赤字的政策）�？傮w而言，“華盛頓共識”雖然遭到許多人的批評，但“后華盛頓共識”目前還不足以形成主流“共識”。斯蒂格利茨的這種批評是對被理解為發(fā)展援助“前置條件”的、休克療法式的“華盛頓共識”整治方案和范式的批評。但是，正如威廉姆森的事后總結，“華盛頓模式”作為改革路徑的“智識趨同”仍然沒有錯。倒是斯蒂格利茨的反私有化、反減少赤字政策、加強政府干預政策，會把很多國家重新帶入國家干預主義和所謂“混合經(jīng)濟”的低效率、低水平制度均衡陷阱。一些學者認為國家干預主義必然會在其中盛行的“混合經(jīng)濟”是最好的，但是在競爭性領域的“混合經(jīng)濟”，必然是低效率的，因為國有資本可以憑借國家信用和資金實力不計成本地擠出民間資本，而國有資本由于所有權主體缺位的原因，注定在總體上是低效率的。[8]之所以冠之以“總體上”這一限定詞，只因為我們要看低效率國企企業(yè)數(shù)量之多的大數(shù)定律，同時要看高效率國企企業(yè)數(shù)量之少的小概率事件。而且，我們不是看目前階段的國企數(shù)量-質量結構，而是看1997年之前、也就是大規(guī)模改制之前的更為不堪入目的國企數(shù)量-質量結構。根據(jù)統(tǒng)計學原理，對大數(shù)定律我們要認同，小概率事件要做不予理會處理。斯蒂格利茨“后華盛頓共識”所強調的減少貧困，看上去很誘惑人，但是原來的“華盛頓共識”屬于未提及“減少貧困”的范式，并不等同于反對“減少貧困”，其實國際組織本來就一直都是在強調推行改革的同時推進“減少貧困”的措施。另外，斯蒂格利茨把經(jīng)濟增長和收入分配對立起來，但是其實經(jīng)濟增長了，才能更有可能真正落實更好的收入分配。而且威廉姆森原版“華盛頓共識”中也強調了經(jīng)濟增長與收入分配的結合。雖然斯蒂格利茨屬于信息經(jīng)濟學大師，在模型推理方面是很嚴格的，但是他的模型實證推理與規(guī)范分析總是脫節(jié)的。斯蒂格利茨每每喋喋不休地認定，因為市場信息是不完全的，市場是不完善的，是有缺陷的，所以需要政府干預。但是，這里恰恰是斯蒂格利茨的好心而糊涂之處：難道政府就沒有缺陷了？難道政府的缺陷就要比市場來得少？這里，斯蒂格利茨之短恰恰可以凸顯奧地利學派之長：奧地利學派認為，市場信息是不完全的，市場是不完善的，是有缺陷的，但政府也有缺陷，所以我們還要拓展市場過程，拓展市場過程是減少信息不完全的過程，消除市場不完善的過程，清除市場缺陷的過程，創(chuàng)造、發(fā)現(xiàn)和利用分散知識的過程。而且我們還可以引申，拓展市場過程也是市場主體向政府納稅的過程，為政府實行更好的二次分配打下基礎的過程。

　　“北京共識”（Beijing Consensus）由拉莫（Joshua Cooper Ramo）先生于2004年提出。[9]他在《Beijing Consensus》(北京共識)一文中認為，提出“北京共識”就是為了替代“華盛頓共識”。

　　“北京共識”的含義包括：

　　- 尋求一種公平的、和平的高質量增長；

　　- 不相信對各種情勢可采取一種唯一的解決方式；

　　- 堅決進行創(chuàng)新和試驗(如中國經(jīng)濟特區(qū))；

　　- 積極維護國家邊境和利益；

　　(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 不斷精心積累具有不對稱力量的工具。

　　“北京共識”的目標是：在保持獨立的同時實現(xiàn)增長。

　　值得注意的是，這一共識肯定不是普適性的“共識”，因為它肯定不適用于小國，小國很難形成所謂的“不對稱力量”。這不是說小國就一定勢單力薄、無能為力。小國的出路和利益之所在恰恰在于全球化、市場化、民營化和國家之間的集團化或區(qū)域化。而且單純從經(jīng)濟發(fā)展和增長角度看，“在保持獨立的同時實現(xiàn)增長”這一目標毫無意義。這是因為不保持獨立也能實現(xiàn)經(jīng)濟發(fā)展和增長（這里我們是就事論事，不是否定一國政治獨立的政治重要性）。

　　拉莫認為，“北京共識”作為一種中國發(fā)展路徑和發(fā)展中國家的發(fā)展樣板，對傳統(tǒng)（即“華盛頓共識”）的“私有化”和“自由貿(mào)易”理念來了個首尾顛倒。[10]但是，我國經(jīng)濟改革之所以成功，恰恰是因為我國推行了謹慎的民營化、市場化、自由貿(mào)易、經(jīng)常項目和資本賬戶的逐步開放、減小政府規(guī)模等等。拉莫的“北京共識”只強調了政府的作用，忘記說明文化的作用、民眾的作用和市場的作用：我國的民眾是文化中的民眾，有著雄厚的“小傳統(tǒng)”文化沉淀，這一“小傳統(tǒng)”文化是重商的。當政府向民眾啟開一絲市場的大門，民眾的“小傳統(tǒng)”文化就發(fā)揮作用了。民眾精巧的商業(yè)腦瓜也開始高速運轉。這也是市場的力量。另外，直到今天，我國是全球自由貿(mào)易的最大贏家之一。當然，只要是自由貿(mào)易，就沒有輸家，這與自由貿(mào)易本身的定義有關：自由貿(mào)易肯定是自由、自愿、平等的貿(mào)易，否則不成其為自由貿(mào)易。孟子所提倡的“通工易事”，就是互通有無的意思，就是盛贊自由貿(mào)易。

　　當然，“北京共識”也不是一無是處。比如堅決進行試驗，也就是“試錯”。這也符合著名哲學家波普爾的“試錯”思想。波普爾認為，人們永遠也不能掌握真理，但可以通過不斷試錯去不斷接近真理。貨幣、財政、金融、貿(mào)易、匯率、投資、政府體制等體制的改革也要允許試錯，才能走向正確的方向。而且按照弗萊堡學派的思想，經(jīng)濟系統(tǒng)中的諸種子秩序之間應該相互配套和兼容。這也意味著，這些體制改革必須相互配套和兼容。這方面也應該可以構成共識。此外，“北京共識”畢竟是比較善意地肯定我國的一些做法。因此我們無論如何是要感謝拉莫先生的。

　　不過，我們還是需要從學理上最終搞定幾大既有“共識”。綜合上述分析，我們可以提出一種“修正后的華盛頓共識”。可把該新共識總結如下：

　　第一， 應該把以下一攬子措施作為發(fā)展中國家的改革政策取向，并穩(wěn)步推進，而不是作為需要馬上全面執(zhí)行的休克療法式“前置條件”，即：

　　- 嚴肅財政紀律，

　　- 把優(yōu)先考慮的公共支出轉向既能提供高經(jīng)濟收益、又能提供改善收入分配的潛能的領域（比如衛(wèi)生，基礎教育和基礎設施），

　　- 稅收改革（降低邊際稅率和擴大稅基），

　　- 利率自由化，

　　- 競爭性的匯率，

　　- 貿(mào)易自由化，

　　- 外國直接投資的流入自由化，

　　- 私有化，

　　- 放松管制（以消除進入或者退出障礙），

　　- 保護產(chǎn)權。

　　這些內容實際上仍然是原版“華盛頓共識”的內容，但是，時間進度更為靈活，它們是方向，不一定馬上要一刀切、同時全面推行的措施�？梢园l(fā)現(xiàn)，我國從所有上述措施或者方向上都大受裨益，無一例外。因此，千萬不要將它們意識形態(tài)化。它們反映了一個經(jīng)濟體經(jīng)濟與社會發(fā)展的基本要求，與意識形態(tài)無關。休克療法式的改革在其他國家也不一定被排除，比如俄羅斯當時的選擇空間非常狹窄，不得不走向休克療法之路。[11]

　　第二，應該使得貨幣、財政、金融、貿(mào)易、匯率、投資、政府體制等體制的改革相互配套和兼容，允許試錯。

　　在此，不允許試錯的“休克療法”不符合子制度相互配套兼容和制度演化的要求。更何況存在著文化和意識形態(tài)等非正式制度因素，這些屬于軟因素，更不是“休克療法”能夠在一夜之間改頭換面的。

　　另外，正如威廉姆森認為“華盛頓共識”容易被意識形態(tài)化。我們在此也不一定采用“修正后的華盛頓共識”，以避免被意識形態(tài)化，畢竟這兩者都不是那些駐扎在華盛頓的機構的共識，而是都旨在反映改革所本應采取的路徑�！靶拚�后的華盛頓共識”屬于一種“沒有共識的共識”。至于究竟如何具體改稱，還是留待大家各自取名吧。可以本著“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態(tài)度。但是，有一點我們還要注意：在具體推行“試錯式改革”的時候，要進行真的“試錯”，而不是借“假試錯”來延遲改革的進程，甚至借“假試錯”來反改革，以維護自己的既得利益。而據(jù)觀察，一些改革措施已經(jīng)出現(xiàn)“假試錯”的味道了。

　�。ǔ筛逵诿绹�耶魯大學法學院，２００７年５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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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Williamson, John. 1990. “What Washington Means by Policy Reform.” In John Williamson, ed., Latin American Adjustment: How Much Has Happened? Washington, D.C.: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 John Williamson.2000."What Should the World Bank Think about the Washington Consensus?" The World Bank Research Observer, vol. 15, no. 2 (August 2000), pp.251-264.

　　[3] John Williamson.2000."What Should the World Bank Think about the Washington Consensus?" The World Bank Research Observer, vol. 15, no. 2 (August 2000), pp.251-264.

　　[4] 有關費恩伯格的提法參見Williamson.1990.同上。有關Waelbroeck的提法，參見Waelbroeck, Jean. 1998. “Half a Century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A Review Based on the Handbook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The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 12(May):323–52.

　　[5] Williamson.2000, 以及Soros, George. 1998. The Crisis of Global Capitalism.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6]根據(jù)馬德倫的一份考察報告，智利的資本市場開放程度目前很高，資本賬戶已經(jīng)實現(xiàn)自由化。過去被部分人稱道、部分人批評的智利限制短期資本流動的印花稅、準備金、最短駐留期等“三項政策”已經(jīng)在1999年前后全部取消了，外國資本可以很自由地進入和退出智利市場。

　　[7] Stiglitz,Josef E.1998. More Instruments and Broader Goals: Moving Toward the post-Washington Consensus. WIDER Annual Lectures 2. Helsinki: World Institute for Development Economics Research.

　　[8] 包括萊本斯坦所言的“X無效率”。所謂“X-無效率”，是指企業(yè)內部生產(chǎn)成本沒有實現(xiàn)最小化，導致企業(yè)內部資源配置效率降低。企業(yè)內部缺乏競爭和最小成本激勵機制，就會導致“X－無效率”。微觀層面的“X-無效率”，將在中觀和宏觀層面直接導致全民福利的下降。

　　[9] Joshua Cooper Ramo. The Beijing Consensus. The Foreign Policy Centre, May 2004.

　　[10] 原文為：“…it turns traditional ideas like privatisation and free trade on their heads”. 見Ramo, 同上，4。

　　[11] 有關俄羅斯的改革道路，得益于最近耶魯大學管理學院著名學者陳志武教授的指點。陳教授認為，中國和俄羅斯改革面臨的選擇集完全不同。中國有著大量廉價勞動力，可以借助吸引外資推進經(jīng)濟增長。俄羅斯的勞動力成本當時已經(jīng)非常高昂，無法采取吸引外資這一途徑，另外俄羅斯也缺乏其他來自外部的改革推動力。在政治體制發(fā)生劇變的情勢下，俄羅斯只能選擇“休克療法”。

　　來源：九鼎公共事務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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