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nèi)容摘要：本文較為全面地在回顧了當代解構主義理論家德里達的學術道路的同時，著重論述了他對文學批評的貢獻。作者認為，德里達在當代文學批評領域的遺產(chǎn)主要有這幾個方面：寫作和邏各斯中心主義批判，意義的差異與延緩，意義的播撒和中心的分解。正是通過斯皮瓦克、卡勒和米勒三位美國批評家的闡釋和推廣，德里達的解構思想才得以發(fā)展為70、80年代北美批評理論的主要力量。此外，本文還從文學理論和文化批評的角度來重新審視了德里達的批評理論留給當代文學理論和文化批評的遺產(chǎn)。作者認為，德里達留給后人的文學理論遺產(chǎn)主要體現(xiàn)在他對文學本文之封閉結構的質疑乃至拆解，對結構主義批評之后的文化轉向的推波助瀾和對文學文本和翻譯文本之終極意義的懷疑，從而為后人對既定的理論進行重新建構、對前人已有定論的解釋以及傳統(tǒng)的文學經(jīng)典進行重新闡釋和建構鋪平了道路。在新的世紀，文學理論和文化批評進入了一個“后德里達時代”，在這一時代，雖然解構的大潮早已衰落，但解構的原則已經(jīng)深深地滲透到了人文學科的各個相關領域，成為一種經(jīng)典意義的批評原則和研究方法。

　　關鍵詞：德里達，結構，解構，文學批評，后德里達時代，后理論時代

　　2004年10月8日，法國著名哲學家和思想家、對20世紀的人文科學以及文學理論批評有著舉足輕重影響的解構主義大師雅克·德里達（Jacques Derrida, 1930-2004) 因患有胰腺癌在巴黎的一家醫(yī)院與世長辭。消息傳來，整個歐洲和北美的思想界和學術界都產(chǎn)生了巨大的反響，學者們和人文知識分子都不為這位對當代人類思想和學術研究發(fā)生了深遠影響的理論大師的逝世而感到悲痛。法國總統(tǒng)希拉克發(fā)表聲明高度評價了德里達畢生對法國思想文化和人類文明作出的貢獻：“正是有了他，法國才給了整個世界一位最偉大的哲學家和對當代知識生活產(chǎn)生了重要影響的人物�！焙翢o疑問，不管人們對他的理論和思想持何種看法，德里達的英名終將和馬克思、尼采、弗洛伊德、愛因斯坦等思想巨人的名字永載史冊。我們今天在中國紀念這位世紀偉人尤其有著重要意義，因為他的理論思想不僅對中國當代的哲學和人文社會科學產(chǎn)生了重要的影響，而且對中國當代的文學理論批評也產(chǎn)生了難以替代的影響。他生前十分關注中國文化和語言，對中國近二十多年內(nèi)發(fā)生的變化感到由衷的高興。作為一位學者，他也始終關注著中國的人文科學研究，熱情支持中國的人文科學研究，和不少中國學者建立了個人友誼和學術交流關系�？梢哉f，包括我本人在內(nèi)的一大批仍活躍在中國當代文壇的先鋒派批評家正是在德里達的解構思想的啟迪下成長起來并逐步走向世界的。

　　結構主義/后結構主義語境中的德里達

　　德里達所生活和著述的時代一般被稱為結構主義和后結構主義時代，也就是說，這兩種思潮曾在那時交替占據(jù)著當代思想的主導地位，而他本人則是從結構主義過渡到后結構主義過程中起到推波助瀾作用的最重要的思想家。無庸諱言，在當今后結構主義及其衰落后的各種理論思潮中，仍占有突出地位并且影響最大的理論家當首推德里達。這位思想巨人于1930年7月15日出生在阿爾及利亞阿爾及爾，是一位典型的“流散”(diaspora) 知識分子。作為一位出生在非洲－阿拉伯地區(qū)的猶太人后裔，德里達的學術道路實際上堪稱當代眾多理論家從邊緣走向中心并最終占據(jù)中心地位的一個典范。德里達的學術生涯開始于20世紀60年代初，他早年畢業(yè)于巴黎高等師范學校。1960－1964年在巴黎第四大學（索邦）教授哲學，自1965年起任高等師范學校哲學教授。他曾經(jīng)創(chuàng)立了巴黎國際哲學院并首任院長，逝世前長期擔任法國高級社會科學研究所研究員。從文學理論批評的角度來看，德里達在20世紀后半葉西方理論批評界的崇高聲譽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在美國的學術活動以及美國的文學理論家對他的解構理論的推廣和普及，因此他在美國的影響甚至超過了在法國的影響。德里達曾于1975－1985年任耶魯大學客座教授，被認為是美國的解構批評“耶魯學派”(Yale School)的主將和領袖人物。解構理論在北美失勢后他隨即被聘為加州大學厄灣分校批評理論研究所研究員，并曾先后兼任康乃爾大學、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杜克大學、紐約大學等多所著名學府的客座教授，每年繼續(xù)頻繁地往返歐美兩大陸，不斷地傳播自己的批評理論思想。

　　毫無疑問，德里達的名聲在很大程度上與其解構主義哲學密切相連，解構主義哲學又稱“后哲學”，對傳統(tǒng)的理性哲學有著強有力的挑戰(zhàn)和消解作用。由于德里達的后哲學的理論穿透力，它實際上消解了哲學與文學的界線，也即加速了“哲學的終結”和“文學的解放”，為一種新興的人文學(human science) 的誕生奠定了基礎。盡管德里達多次辯解說解構并不是一種理論，甚至在某種程度上是一種反理論的策略，它的意義決不在于“摧毀”或“破壞”任何東西，而是起到對結構的消解作用，但結果這種嘗試仍充當了曾在美國一度風行的解構批評的重要理論基礎。甚至可以這么說，德里達就是解構理論乃至整個后結構主義/后現(xiàn)代主義理論思潮的鼻祖和領銜人物。盡管德里達從來不濫用后現(xiàn)代主義或后殖民主義這些批評術語，但利奧塔、鮑德里亞、哈桑、賽義德、斯皮瓦克、巴巴這些公認的后現(xiàn)代主義或后殖民主義大師卻無不受到他的思想的影響。甚至連哈貝馬斯、詹姆遜這樣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也未能幸免他的影響。英國當代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家和文化批評家特里·伊格爾頓曾是最激烈地批評德里達的解構理論的西方學者之一，但對德里達去世后所遭遇到的“冷漠”之禮遇，也是最先拍案而起為其辯護者之一。[1] 當然，后期的德里達也對馬克思主義發(fā)生了興趣，并受到后者的深刻啟迪和影響，試圖從中發(fā)現(xiàn)可與之進行對話的東西。對此本文將在后面加以評述。

　　不可否認，德里達的理論建樹體現(xiàn)在諸多學科領域中，我們從文學理論的角度來考察德里達的貢獻，就必須從構成文學文本的重要因素語言入手。德里達的理論對文學批評理論的影響首先體現(xiàn)在，他始終關注語言問題，早年曾對胡塞爾的現(xiàn)象學進行挑戰(zhàn)和質疑，并曾一度迷戀索緒爾的結構語言學和列維－斯特勞斯的結構主義批評。但他的解構嘗試也正是由此而開始的。他反對結構主義的那種訴諸單一結構的片面語言觀，認為語詞有著諸多的層面和多重意義，因而對由語言詞匯組成的文學文本的解釋就應當是多重的。顯然，這一觀點對認為言語是交流的直接形式的看法提出了強有力的挑戰(zhàn)，同時也反撥了文本的作者就是意義的掌握者的觀點。因而在以德里達為首的解構主義者的不懈努力和探索下，書面語言擺脫了語言結構的束縛，從而為意義的多重解釋鋪平了道路。

　　雖然解構主義被認為是反歷史的，但我們?nèi)钥蓪⒌吕镞_及其理論思想放在特定的歷史背景下來考察。德里達崛起的時代正是法國思想界經(jīng)歷著從存在主義向結構主義過渡的時代，而曾經(jīng)是結構主義中堅分子的德里達等人則迅速地擺脫了結構主義思維定勢的束縛，搖身一變成了一位堅定的后結構主義者。后結構主義顧名思義，自然與結構主義有著不可分割的淵源關系，它實際上就是結構主義內(nèi)部的反叛力量。德里達生前曾對把他列為后結構主義者表示不滿，但實際上，這旨在說明他與結構主義的割舍不斷的淵源關系。應該說，他對結構主義向后結構主義的過渡無疑起到了重要的推波助瀾作用。在1966年于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舉行的一次討論結構主義的研討會上，德里達作了題為《人文科學話語中的結構、符號和游戲》（Structure, Sign and Play in the Discourse of the Human Science)的報告，后收入大會論文集時，人們顯然已看出會議的結果與組織者的初衷有了較大的差距，結構主義的一些教義已受到德里達的批判和質疑乃至發(fā)生了根本的變化，結構主義的中心被全然消解了，結構主義的大廈也發(fā)生了動搖，探討文學的另一種方法已出現(xiàn)，這就是所謂的“解構主義”批評理論，由于他的這種挑戰(zhàn)是在結構主義陣營內(nèi)部發(fā)起的，故被人稱為“后結構主義”的反叛力量。盡管德里達本人并不承認解構主義與后結構主義的相同，他甚至認為，后結構主義在很大程度上是伴隨著結構主義的衰落而出現(xiàn)的，在時間上后于結構主義，而解構的嘗試則早在結構主義運動出現(xiàn)之前就已經(jīng)存在了，但解構主義作為對結構主義的反動，與作為現(xiàn)代主義的反動的后現(xiàn)代主義文化現(xiàn)象的出現(xiàn)有著某種不言而喻的契合。因為從時間上來看，后結構主義出現(xiàn)于結構主義之后，它沖破了結構主義的牢籠，有著反結構主義的寬泛的文化哲學含義，因而后結構主義運動一旦崛起，便將同樣有著反結構主義傾向的解構主義當作其中堅力量。而解構主義，則如同德里達本人所描述的，其蹤跡確實早已在胡塞爾和海德格爾那里就存在，只是在結構主義發(fā)展到全盛時期便作為其對立面而嶄露了頭角。由此看來，考察解構主義，就不能不加分析地將其斥責為“虛無主義”而一概否定，而應當透過其含糊不清的現(xiàn)象，究其本質特征和歷史淵源。

　　重訪解構理論與文學批評

　　作為一位極其多產(chǎn)的創(chuàng)造性理論批評家，德里達一反經(jīng)院哲學的傳統(tǒng)，而是將他的著述定位在哲學和文學之間，或者說是一種文學化了的哲學著作，這與尼采的傳統(tǒng)是一脈相承的。德里達傾畢業(yè)之精力致力于解構的工作，出版了大量著述，而且?guī)缀跛�有的著作一�?jīng)問世，就迅速進入了英語世界，并在北美的批評理論界產(chǎn)生重大的影響。值得在此提及的是他自1967年以來出版的重要著述：《論文字學》 (De la Grammatologie, 1967）、《寫作與差異》(L’écriture et la différence, 1967)、《言語與現(xiàn)象》(La voix et le phénomène, 1967）、《播撒》(La Dissémination, 1972)、《哲學的邊緣》（Marges de la Philosophie, 1972）、《喪鐘》（Glas, 1974）、《明信片》（La Carte postale, 1980）、《他者的耳朵》（L’oreille de l’autre, 1982）、《哲學的法則》（Du Droit a la philosophie, 1990）和《馬克思的幽靈》（Spectres de Marx, 1993）《他者的單語主義》（Le monolinguisme de l’autre: ou la prothèse d’origine, 1996) 等。這些著作系統(tǒng)地闡述了他的解構理論。但由于德里達的哲學思想早已超越了傳統(tǒng)的哲學范疇，溶入了人類學、語言學和精神分析學的成分，形成了一種范圍更廣的批評理論，因而他在經(jīng)院哲學界的地位始終受到質疑。這一點我們完全可以從他的去世所受到的“禮遇”中見出。[2]

　　一般認為，德里達的著述十分艱深難讀，即使是閱讀斯皮瓦克的英譯本或卡勒的闡釋性著述也常常令人不知所云。這里我應當指出的是，和他的許多同時代法國學人相比，德里達應該算是十分幸運的，他在英語學術界的影響主要得助于三位美國批評家：佳亞特里·斯皮瓦克(Gayatri C. Spivak)、喬納森·卡勒(Jonathan Culler)和希利斯·米勒(J.Hillis Miller)。在這三位美國學者中，斯皮瓦克的貢獻主要體現(xiàn)在將德里達早期的代表性著作《論文字學》準確地譯成英文，并在長達80多頁的譯者前言中系統(tǒng)地闡釋了德里達的艱深解構思想，為其在美國批評界的普及奠定了基礎；
卡勒的《論解構：結構主義之后的理論與批評》一書則是全面闡釋德里達的早期理論的最為清晰的一部著作；
米勒的貢獻則主要體現(xiàn)在及時地跟蹤德里達的學術道路，及時地將其在各個時期的學術思想和理論建樹具體化在文學批評和閱讀上。有人認為正是由于美國批評界的翻譯和闡釋使得德里達的解構主義變了形，但若仔細考察始終受到德里達本人鼓勵和支持的“耶魯學派”批評家們的實踐，我們就不難看出，這種“變形”恰恰是德里達本人所認可并希望的。當解構主義完成了對結構主義的中心意識的拆解時，解構的宗師所關心的恐怕主要是如何將其廣為應用的其他的相關學科領域內(nèi)。既然經(jīng)院哲學的領地封閉得難以使人駐足，那么涉足文學的領地還是比較容易如愿以償?shù)摹Ｒ舱�是由于德里達對文學批評的涉足和他那一篇篇閃爍著哲學家睿智火花的批評文章，他曾多次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提名，但最終仍未能如愿以償。(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我們可以設想，如果沒有上述三位美國學者的批評闡釋，德里達早期的那些高深理論和艱澀著述恐怕至今也只能置放在哲學學者們的書架上賦閑。

　　對于德里達早期的解構主義學說的意義和源頭，斯皮瓦克把握得比較準確。在她看來，德里達及其解構學術思想的出現(xiàn)決不是偶然的，而是有著深刻的理論淵源，這個源頭至少可以追溯至康德。通過對德里達與其先驅者康德、尼采、海德格爾等人的思想的比較，斯皮瓦克總結道，自康德以來，哲學已經(jīng)意識到必須為自己的話語負責，“如果為自己的話語負責這一假想可導致這一結論的話，也即所有的結論都實實在在地是臨時湊成的并且具有包容性，那么所有的原文也同樣缺乏獨創(chuàng)性，責任必定與輕佻浮躁相共存，它沒有必要成為陰郁的原因。”[3] 這就從某種程度上肯定了德里達對西方形而上學的批判，并為其合法性予以了解釋和辯護。作為一位有著自己獨特行文風格的哲學家，德里達一反經(jīng)院哲學的學究式文風，以一種介于哲學和文學之間的“詩化”的文風來闡釋他的解構思想。對德里達的這種批評方式和行文風格，斯皮瓦克尤其有著自己的見解，并大受其益，但她同時也對解構主義中隱藏著的問題有所洞察。通過對解構主義的特征的仔細考察，她總結道，“我們應當注意道，德里達的批評是放在兩個問題的框架內(nèi)來表達的，而不是一系列宣言。然而，即使我們打算在我們的文段中提取單單屬于宣言性的句子，也會很明顯地標明，德里達之所以批評尼采，準確地說來是因為尼采僅僅解釋他認為可解釋的東西，同時也因為大大擴展了意義的隱喻（象征）只能成為表義過程的名稱，而非對那一過程的批判。”[4] 毫無疑問，在德里達解構主義的先驅者中，最重要的是尼采和海德格爾：前者的詩化哲學風格為德里達消解哲學與文學界線的嘗試鋪平了道路，而后者則直接對解構主義的所隱含的破壞性和批判性有所啟示。而德里達則是這兩位解構先驅者們在當代的傳人。但正如斯皮瓦克所洞察到的，同時也是德里達本人所認同的，這三位思想家的解構策略各有自己的特色：海德格爾“介于德里達和尼采之間。幾乎在每一場合，德里達都要寫到尼采，而這時，海德格爾的閱讀總要被引發(fā)出來。似乎德里達通過反對海德格爾而發(fā)現(xiàn)了尼采。”[5] 對于德里達與弗洛伊德和拉康這兩位精神分析學家的關系，國內(nèi)學者很少有所論及，而斯皮瓦克也早就有所窺見，并尤其強調(diào)了德里達所受到的弗洛伊德理論的啟迪：“德里達同時也從弗洛伊德那里接受了一種俠義的解釋方法”，海德格爾的“破壞性”（destruction）方法與德里達的“解構性”（deconstruction）方法的“一個明顯區(qū)別就在于，后者的注意力放在文本的細節(jié)上，并不是放在句法上，而是放在句法中的詞的形狀上。德里達對弗洛伊德的夢可以把‘詞’看成是‘物’這一觀念頗為著迷”。[6] 這一點尤其體現(xiàn)在《論文字學》第二部分對分析方法的運用上，正是在很大程度上基于對弗洛伊德理論的解構式閱讀，德里達發(fā)展了自己的以解構為特征的元批評風格。

　　當然，即使從文學理論的角度來理解德里達的學術思想，仍需更多的篇幅來展開論述。我這里僅基于自己過去對德里達及其解構理論的研究，[7] 再次對德里達早期的批評理論思想提出自己的看法：對于借助于英語的中介或從英文的語境中來理解德里達及其早期理論的學者來說，斯皮瓦克的研究無疑是打開德里達的幽閉解構理論王國的一把鑰匙。如果我們將德里達對人類思想的貢獻放到整個西方文化思想和哲學背景下來考察，或者從他對文學批評的直接影響著眼，便可看出他在整個人文科學領域內(nèi)的主要創(chuàng)新。這些具有創(chuàng)新性的理論觀點概括起來，主要表現(xiàn)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寫作與邏各斯中心主義批判。德里達學說的一個重要特點就在于顛倒寫作與口語的等級序列從而實現(xiàn)對邏各斯中心主義的批判，也即反對所謂的詞語中心主義。在他看來，西方語言學理論以及所有西方的哲學思想和文化，都貫穿著一個中心，即邏各斯中心主義(logocentrism)，或曰詞語中心，而這個中心實際上又以語音中心為其核心和基礎。按照德里達的看法，言語優(yōu)先于寫作（即語音中心主義）的一個特權就是詞語中心主義的經(jīng)典性特征。詞語中心主義曾在索緒爾的結構語言學那里被奉為至寶，因此，作為后結構主義代表人物的德里達就存心要消除這個中心。因為，在后結構主義者看來，對語言的解讀是永無止境的，是由無數(shù)個替換意義的差異所構成。德里達自己在閱讀過程中，往往抓住一部作品中某個次要的東西，例如注解或引喻，加以仔細的琢磨，試圖透過詞語表層的現(xiàn)象，發(fā)現(xiàn)隱于其中的東西，最終把這個由一系列詞語構成的文本分解。至于（訴諸書寫的）寫作與（訴諸聲音的）言語的關系，德里達不是將寫作視為口頭表達的一種“寄生性”派生物，而是故意將這二者的位置顛倒過來，將言語視為寫作的派生物。他評述道，“如果‘寫作’意味著記入并且尤其是符號的持久性設立（這是寫作這個概念的唯一不可還原的概念之核心），那么，寫作從總體上說來就涵蓋了語言符號的整個領地……設立這個觀念，也就是符號的任意性這一觀念，就不可能被認為是優(yōu)先于或外在于寫作的地平線的�！盵8] 因此，在德里達看來，寫作從總體上說來，是一種“首要的寫作”（arch-écriture), 或者說是一種原初的寫作，而從狹義來說，它則是言語和寫作的條件。這種觀點和方法對閱讀歷史文本和從事文學批評顯然有著重要的啟示意義：我們今天從文本中獲得的意義并非是首先通過聲音實現(xiàn)的，而是首先從前人寫下的文本的書面語中獲得意義的，這就從根本上動搖了語音中心主義的大廈。

　�。ǘ�）差異與延緩。德里達雖然是一位思辯性極強的哲學家，但他也沒有忘記語言本身的作用。他在《寫作與差異》等文集和專著中，反復在一些文字上做游戲，其中一個頗為令人玩味的例子就是différance這個詞。這個詞本身在法語和英語中都不存在，但根據(jù)這兩種語言的構詞法（即有時兩個詞各取一部分相互結合起來，構成一個“合成詞”），德里達自創(chuàng)了這個蘊含豐富的新詞。但關鍵的問題是，德里達的目的并不在于單單創(chuàng)造一個新詞，而是借這個多重含義的詞來表達自己的不確定的玄學假想。有的批評家認為，différance這個詞含義太多，難以充分加以解釋，因此在英譯本《寫作與差異》中，這個詞就故意未譯成英文，意在讓讀者知道在英文中尚沒有與之相對應的詞。[9] 我們?nèi)羰且彩褂玫吕镞_本人的慣用閱讀方法，將這個詞的結構拆散，并分解，便可看出，這個詞實際上既非主動、又非被動地將動詞différer的含義的暗合性結合了起來：第一個意思是差異（différence), 主要是訴諸空間；
第二個意思是延緩（différé)，主要是訴諸時間。德里達認為，語言不過是“差異與延緩”的無止境的游戲，最后的結論是永遠得不出的。文本與文本之間始終是一種互文的關系，因而對文本的闡釋就形成一種“闡釋的循環(huán)”。那么différance這個詞究竟有何內(nèi)在含義呢？德里達對之的解釋是：

　�。╠ifférance)是一個結構，一種運動，它不能基于對立顯在/未在來設想。différance是各種差異及其蹤跡的系統(tǒng)游戲，是各種元素據(jù)以相互關聯(lián)的空間（espacement)游戲。這一空間是既主動又被動的間隔的產(chǎn)物（différance 一詞中的 a表明了這種不確定性與主動和被動都有關，它至今仍不可能受到對立的制約和組織），而沒有那些間隔，“含義充分的”詞語就不能指義，不能產(chǎn)生功能。[10]

　　由此可見，正是這些差異和延緩導致了解構式閱讀的多元性和意義的不可終極性。之后德里達又將這一文本閱讀的策略用于翻譯，從而開啟了一種解構主義的翻譯觀。[11] 而這一思想用于文學批評，實際上也為批評家尋求不同以往既定解釋的新的意義奠定了基礎，同時也為文學經(jīng)典作品的重新翻譯確立了合法性。

　�。ㄈ�）播撒和分解。繼《寫作與差異》之后，德里達于1972年又出版了《播撒》，在這本書中，他將différance這個詞的含義又擴大了，即由原來的差異—延緩，發(fā)展到播撒（dissémination)。由于文本間有著差異和間隔，因而造成了延緩，對于信息的傳達就不能是直接的，而應當像撒種子一樣，將信息“這里播撒一點，那里播撒一點”，[12] 不形成任何中心地帶。這實際上是他一貫反對的邏各斯中心主義的繼續(xù)和“去中心化”嘗試的另一種方法。所謂“播撒”就是要“顛倒所有這些恢復了的主宰姿態(tài)。它試圖挫敗這樣一種企圖：以一種頗有秩序的方式走向意義或知識，它也想通過某種無法控制的過度或失落來打破意圖或希望的巡回�！盵13] 顯而易見，有了“差異—延緩—播撒”作為武器，德里達就可以無憂無慮地進行自己的“解構式閱讀”了。毫無疑問，這種“去中心化”的解構思想始終是其后的后現(xiàn)代主義和后殖民主義批評家消解中心、批判現(xiàn)代主義等級秩序和殖民主義文化霸權的有力武器。德里達在定義自己的閱讀策略時曾這樣寫道：

　　閱讀必須始終針對某種關系，這種關系是作者未察覺到的，居于他駕馭和沒有駕馭所作用的語言形式之間。這種關系并不是陰影和光亮、虛弱和力量的某種數(shù)量上的分布，而是批評性閱讀所應當產(chǎn)生的一種指義結構。[14]

　　也就是說，解構式閱讀的目的是發(fā)現(xiàn)一種關系（結構），在將其推向極端或突出地位時將其中心消解，同時也將其具有整體性的意義播撒和分化。在德里達看來，這種閱讀沒有一個出發(fā)點，也沒有終極點；
它不想指出作品的力量和缺陷所在，也無意作出任何價值判斷。它與其說是一種目的，倒不如說是一種“破壞性的”和“去中心的”手段，因此，難怪有人抱怨解構主義的特征時“自我放縱”和“虛無主義”。對此德里達曾在多種場合進行過辯解。當然，我們從今天的角度來看并不難理解：人類社會的任何思維模式和觀察方法都不是一成不變的，一種思想方法持續(xù)到一定的時候，如不在其內(nèi)部進行自我發(fā)展和自我揚棄，就會導向僵化，就會導向危機（也有人認為解構理論本身就是一種“危機的理論”）。但是我們對“危機”(crisis)這個概念也應當有新的認識，按照德里達的解構思維方法，這個詞可蘊含著crisscross（十字形）的意思，也即我們走到危機之境地時，常常就仿佛處于一個十字路口，下一步就是要找到自己的轉折點（turning point)。誠然，結構主義有著“嚴謹?shù)摹�、“科學的”、“理性的”、“整體的”甚至“刻板的”一套思維模式和方法論，但結構主義往往會束縛人們的想象力，阻礙個人主體意識的發(fā)揮，使人的思想方法拘泥于某種既定模式的桎梏，在文學批評上容易誤入難以擺脫的死胡同，因此德里達從另一個角度對其進行反撥、批判、分解，無疑是有著進步意義的。但是他的懷疑一切、甚至懷疑自己的思想方法曾不免會使人感到，他在拆散了結構主義的“框架”之后，自己想作何建樹？對此，德里達雖未作過解釋，但人們完全可以從“解構”(deconstruction)這個詞所同時隱含的“分解”和“建構”之悖論性意義中看出其雙重含義。德里達始終認為，解構“并不是破壞性的，它并無意消散分解或減少任何成分來達到揭示一種內(nèi)在本質之目的。它倒是提出了關于本質、關于出場的問題，確實，這也與內(nèi)在/外在現(xiàn)象/本質之圖式相關。”

　　如前所述，德里達的解構理論在很大程度上是通過美國的文學批評界之中介才得以普及的，因此解構理論一經(jīng)在北美學術界登場，便對曾經(jīng)為新批評的教義一統(tǒng)天下的北美批評界產(chǎn)生了極大的沖擊，但同時也引發(fā)了很大的爭議。弗蘭克·倫特里奇亞（Frank Lentricchia)在其專著《新批評之后》中曾概括道：

　　大約在70年代的某個時候，我們從我們的現(xiàn)象學教條式沉眠狀態(tài)中覺醒時，不禁發(fā)現(xiàn)，一種嶄新的存在已絕對地控制了我們的先鋒派批評的想象力：雅克·德里達。我們似乎十分驚異地獲悉，盡管有不少不嚴謹?shù)呐c之相反的特征，但他帶進來的卻不是結構主義，而是所謂被稱作“后結構主義”的東西。隨即便在保爾·德曼、J.希利斯·米勒、杰弗里·哈特曼、愛德華·賽義德以及約瑟夫·里德爾的知識生涯中，出現(xiàn)了向后結構主義方向和論爭方面的轉變。所有這幾位批評家都曾在60年代為現(xiàn)象學的潮流所傾倒，他們的這些轉變本身就說明了進入后結構主義時代的全部過程。[15]

　　從他的上述概括中，我們不難看出，后結構主義或解構主義的出現(xiàn)并不是偶然的，它標志著結構主義在發(fā)展到極致時的一種內(nèi)部的必然反撥。究其所受到的影響淵源而言，(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德里達首先從弗洛伊德那里獲得了閱讀的策略和批評的靈感，而他的懷疑主義哲學則可追溯至蒙田和笛卡爾，政治學和語言學教義則來自盧梭和索緒爾，他對現(xiàn)象學的反撥和發(fā)展則可追溯至黑格爾的《精神現(xiàn)象學》以及20世紀的胡塞爾的超驗現(xiàn)象學。此外，對他的批評理論發(fā)生過重大影響的思想家還有尼采、海德格爾、薩特和馬克思等。通過對上述思想家的文本以及一些作家的文學文本的閱讀，德里達提出了自己基于解構思維模式的批評思想。德里達的讀者可以輕易地識別出，他所討論的主題都有著對一系列文本的仔細閱讀作為支撐，這些文本既出自古典作者，同時也包括近現(xiàn)代作者，包括盧梭、列維－斯特勞斯、安托寧·阿托、弗洛伊德和保爾·瓦雷里。

　　作為一種批評理論，解構主義自60年代后期進入美國并在70年代迅速占領美國批評主流后，自然也遭到了傳統(tǒng)學派的嚴厲批評，在這方面，阿布拉姆斯和米勒的著名論戰(zhàn)最為引人矚目。但在他主編的《文學術語詞典》種，阿布拉姆斯仍然對解構理論作用了較為客觀的評述：

　�。ń鈽嫞┦窃谝环N文本閱讀方式中使用的概念。它旨在破壞這樣的主張：認為文本在其語言系統(tǒng)中有適當?shù)幕�礎，并試圖建立自己的結構、統(tǒng)一性及確定的意義。解構理論有時也稱為后結構主義，因為它采用費迪南·索緒爾提出的概念以及以其理論為主要基礎的結構主義符號學的因果關系，旨在削弱索緒爾體系和結構主義本身的基礎。[16]

　　誠然，作為一種批評理論思潮，解構主義早在80年代后期就受到新歷史主義和后殖民主義的挑戰(zhàn)而退居了次要地位，它已經(jīng)成為一種歷史現(xiàn)象，但正如德里達以及米勒等解構批評的代表人物所一貫堅持的，解構作為一種分解文本中心的閱讀策略和批評性嘗試卻仍在進行，解構主義的原則不僅廣泛地滲透到當代人文社會科學的各個領域，而且對建筑學和藝術學也有著不可忽視的影響。我們完全可以從當今北美批評界的現(xiàn)狀看出新歷史主義教義中的馬克思主義和后結構主義成分的并重，同時也可從仍活躍在批評論壇的后殖民理論家斯皮瓦克和巴巴的著述中見到德里達解構思想的明顯蹤跡。同時我們也可以看到德里達在一種新的歷史語境下對馬克思主義的興趣和關注以及他試圖與馬克思主義進行對話的嘗試。

　　馬克思主義與解構理論

　　誠然，討論馬克思主義與解構主義的關系并非本文的任務，它需要更為深入的研究和探討才能從這兩種既在某些方面有著共通之處同時又在更多方面截然相對立的思想體系中抽象出帶有規(guī)律性的東西。一般人也許僅僅認為，德里達作為解構主義的鼻祖，其被人認定為“虛無主義”的解構理論天然就與馬克思主義的有著崇高理想和遠大革命目標的理論格格不入。確實，解構主義一經(jīng)問世，就遭到了來自馬克思主義等強調(diào)歷史觀念的當代理論家的激烈批評，其中伊格爾頓的批評最為激烈。在《文學理論導論》中，伊格爾頓將包括德里達的解構理論在內(nèi)的所有結構主義之后的理論思潮統(tǒng)統(tǒng)納入“后結構主義”的保護傘下來考察，并將其與1968年5月風暴的夭折相關聯(lián)：“后結構主義是興奮與幻滅、解放與揮霍、狂歡與災難，也即1968年，的混合一體的產(chǎn)物。后結構主義既然不能打碎國家權力的結構，因此便發(fā)現(xiàn)有可能顛覆語言的結構�！盵17] 這不禁使人想起當年浪漫主義詩人華玆華斯的情形：當法國大革命處于高漲期時，這位充滿浪漫激情的青年使人不遠千里遠涉英吉利海峽來到革命的中心，給予法國大革命以由衷的支持。但曾幾何時，當革命過程中出現(xiàn)的殺戮無辜、血腥場面以及受挫等情景時，華玆華斯不禁倍感失望。他來到孩提時代的崇山峻嶺，試圖通過與大自然的認同和溝通來達到心靈的解脫。毫無疑問，華玆華斯等“消極浪漫主義”詩人的這一行為遭到了左翼文學史家和研究者的激烈批評。顯然，在這里伊格爾頓將德里達等人對語言結構的消解也比作一種政治上的逃脫，當然這在某種程度上確實是對的：就在五月風暴受挫之際，一些原來的馬克思主義者和崇尚毛澤東思想的知識分子也紛紛退出了共產(chǎn)主義和左派陣營，其中一部分就搖身一變成了后結構主義者。應該承認，在德里達崛起的年月里，他確實沉溺于無端的“能指”與“所指”的文字游戲，盡管這種最后的結論永遠別想得出。因此什么人類的關懷、真理的追求和終極價值標準等，統(tǒng)統(tǒng)不為解構主義者所關心。因此將解構主義在當時的話語實踐描繪為“虛無主義”也不為過分。但只是反映了早期的德里達及其理論的幼稚和不成熟，并不能全面地映他的整個學術生涯。批評者們往往只看到了他的理論與馬克思主義相對立的一面，并沒有看到這二者之間的相通之處。實際上，這種相通之處從一開始就存在著，而且隨著德里達與馬克思主義的對話的愈益頻繁，這種相通之處就越是明顯地流露出來。

　　應該指出的是，1989年東歐的巨變以及整個共產(chǎn)主義陣營的崩潰對德里達等有著正義感的知識分子產(chǎn)生了較大的觸動。這種巨變并沒有向當年的五月風暴一樣使他的思想向“右”轉，倒是促使他的思想在某種程度上向“左”轉了。他和詹姆遜等西方馬克思主義者一樣，認為馬克思主義本身并沒有什么問題，而是其在當代的實踐出了問題。在這段時間里，他和包括詹姆遜在內(nèi)的一些西方馬克思主義者有著不少接觸，并通過閱讀馬克思的原著來重新理解馬克思主義。在受到這些左翼知識分子的影響的同時，德里達也試圖繼續(xù)解構的嘗試，并將其用于對馬克思主義的解釋。他從不認同教條主義的馬克思主義闡釋者們所認定的只有一種形式的馬克思主義的看法，也反對那種“總體主義的”馬克思主義。他從后現(xiàn)代主義/后結構主義的觀點出發(fā)，認為馬克思主義可以有著不同的形式，因而對馬克思主義的原理也可以有不同的闡釋。在這一點上，他不僅和西方馬克思主義持相同的觀點，甚至與東方的馬克思主義者也比較接近。尤其是面對全球化時代理論的不斷更新和第三世界批評的崛起，德里達越來越遠離以文本為中心的結構主義以及其后的后結構主義思維模式，而是以積極的姿態(tài)介入當代文化批評的理論論爭中。

　　1993年，德里達出版了新著《馬克思的幽靈》，從而開啟了他的新的研究方向。他在這部新著中討論了社會主義運動在歐洲衰落之后馬克思主義依然有如一個幽靈四處飄蕩，而包括他自己在內(nèi)的知識分子都是這樣一些“幽靈”。他中肯地指出，“不去閱讀且反復閱讀和討論馬克思——可以說也包括其他一些人——而且是超越學者式的‘閱讀和討論’，將永遠是個錯誤。而且這將越來越顯示出是一個錯誤，一個理論上、哲學上和政治的責任方面的錯誤。當教條機器和‘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形態(tài)機構（國家、政黨、支部、工會和作為理論教義之產(chǎn)物的其他方面）全都處在消失的過程中時，我們不應該有任何理由，其實只是借口，來為逃脫這種責任去辯解。沒有這種責任感，也就不會有將來。不能沒有馬克思，沒有馬克思、沒有對他的記憶、沒有馬克思的遺產(chǎn)，也就沒有未來：無論如何都應該有某個馬克思，得有他的天才，至少得有他的精神。因為這將是我們的假設或更確切地說是我們的偏見：有諸多種馬克思的精神，也必須有諸多種馬克思的精神�！盵18] 在這里，英文種的“精神“(spirit)一詞也具有幽靈的意思，顯然，德里達已經(jīng)清醒地意識到，包括解構在內(nèi)的各種當代理論思潮都無法避免馬克思主義的影響。他在這一點上和詹姆遜一樣，都認為馬克思主義在東歐巨變中的暫時失利并不意味著馬克思主義的消亡。在詹姆遜看來，訴諸革命實踐的馬克思主義在當今這個全球化的時代已經(jīng)成了一種可以賴以進行理論建構的烏托邦，而在德里達看來，馬克思的幽靈則已經(jīng)轉化一種精神力量深入到當今各個知識領域。對于解構主義和馬克思主義之間的關系以及德里達后期的理論思想，我將另文專論，此處不再贅言。但我這里僅想指出，德里達在其學術生涯的后期確實花了很大的精力去閱讀馬克思的原著，并從解構的視角對之作出了不同于傳統(tǒng)解釋的新的理論闡釋。這對于我們在今天的全球化語境下反思馬克思主義在當代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的實踐不無啟發(fā)意義。

　　德里達直到去世前都一直活躍在歐美兩大陸的思想界和高校課堂，不斷地宣傳他那以解構思維為定勢的文化批評理論。顯然，他對文學文本的細讀和在批評實踐中的獨到洞見已經(jīng)成為當代文學理論批評的遺產(chǎn)，而且即使他去世后，也仍將對當代東西方文學的文化批評以及批評理論本身有著不可忽視的影響。對此我將在最后兩節(jié)略加概述。

　　“后德里達時代”或“后理論時代”的來臨

　　德里達的去世毫無疑問是后結構主義理論思潮在經(jīng)歷了�？�、拉康、德勒茲、利奧塔等大師的辭世以來西方思想界和理論界的又一次最重大的損失。如果說，上世紀80、90年代上述各位大師級人物的相繼去世標志著后結構主義盛極至衰的話，那么此時德里達的去世則標志著解構主義的終結，也就是說，當代哲學和人文思想已經(jīng)進入了一個“后德里達時代”(Post-Derridian Era)，或者說一個“后理論時代”（Post-theoretic Era）在這樣一個“后德里達時代”或“后理論時代”，文學和文化理論的命運及其在未來的前途將如何呢？正如特里·伊格爾頓在《理論之后》(After Theory, 2003)中所哀嘆的：“文化理論的黃金時代早已過去。雅克·拉康、克羅德·列維－斯特勞斯、路易·阿爾杜塞、羅蘭·巴爾特和米歇爾·�？碌拈_拓性著述已經(jīng)遠離我們幾十年了。甚至雷蒙德·威廉斯、露絲·伊瑞格里、皮埃爾·布爾迪厄、朱麗亞·克里斯蒂娃、雅克·德里達、愛萊娜·西克蘇、于爾根·哈貝馬斯、弗雷德里克·詹姆遜和愛德華·賽義德早期的那些具有開拓意義的著述也遠離我們多年了�！盵19] 確實，按照伊格爾頓的看法，在近十多年內(nèi)，隨著上述大師的先后離去或逐漸年邁，當代文化理論再沒有出現(xiàn)什么震撼人心的巨著，理論的衰落和虛弱無力已經(jīng)成為無人可以挽回的事實。照他看來，由于文化理論提不出什么新的思想觀點，因此在9.11之后以及其后的伊拉克戰(zhàn)爭之后，“一種新的即將來臨的全球政治階段已經(jīng)展現(xiàn)在人們眼前，對于這一點甚至最為與世隔絕的學者也不能不注意�！盵20] 在列舉了一系列令人沮喪的例子之后，伊格爾頓總結道，“文化理論簡直無法使對階級、種族和性別所做的同樣敘述作出詳細的說明….它需要不惜代價去冒險，擺脫一種十分令人窒息的正統(tǒng)性并且探索新的話題�！盵21] 當然，伊格爾頓這本書出版時賽義德已病入膏肓，德里達的癌癥也已進入晚期，因而他的預言確實有著一定的超前性，但同時也在西方學術界和理論界引起了一場軒然大波。

　　然而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由這位當年曾借助于編寫文學理論教科書而蜚聲世界文學理論界的理論家來宣布理論的衰落甚至“終結”倒是難以令人理解，因此在理論界掀起一場軒然大波就是理所當然的了。但平心而論，我們不得不承認，賽義德和德里達的相繼去世確實在某種程度上應驗了伊格爾頓的預言。今天，作為后結構主義大潮之中堅力量的解構主義已經(jīng)不可改變地成為了一個歷史現(xiàn)象，但解構的批評原則卻已經(jīng)滲透到包括文學理論和文化批評在內(nèi)的人文學科的各個相關領域。也就是說，曾被人認為“鐵板一塊”的所謂解構早已自身分化為碎片，滲透在研究者和批評家的批評意識和研究方法中。在今后的歷史長河中，解構也只能通過其散發(fā)在各個時代的“蹤跡”被后來的歷史學家梳理和總結出一部解構主義的歷史。我們今天從文學理論的角度來紀念德里達和研究德里達，首先要搞清楚，德里達及其解構理論將留給我們何種遺產(chǎn)？在新的世紀里，文學理論和文化批評將向何處發(fā)展？這也正是本文在對德里達的批評遺產(chǎn)進行簡略回顧之后所要回答的一個問題。

　　無庸諱言，對于德里達的去世，西方和中國的學術界已經(jīng)響應地作出了各種不同的反應。曾經(jīng)在德里達生前激烈批評過他的伊格爾頓對英國學術界的反常性“沉默”感到憤憤不平，認為他們根本沒有“讀懂德里達”。德里達的去世在中國也有著不同的反應：一些關注當代理論思潮媒體爭相報道這一消息并發(fā)表了一些悼念文章，而學術界的反應則比較遲鈍。這恐怕是由于德里達的理論艱深晦澀乃至需要一定的時間來“讀懂”他吧。誠然，作為中國的人文學者，我們理應作出自己的反應。德里達雖然主要是一位哲學家，但他的去世卻在哲學界產(chǎn)生了遠非人們所預料的那種反響，這與他長期以來在正統(tǒng)的經(jīng)院哲學界的“邊緣”地位不無關系。據(jù)英國《衛(wèi)報》公布的統(tǒng)計數(shù)據(jù)，在回答“你了解德里達嗎”這個問題時，人們的遲鈍反應著實令人吃驚：“解構主義什么的――我說不上來….我覺得他很重要，可弄不清楚為什么”（小說家保羅·貝利）；
“像我這樣在英國受過訓練的哲學家，(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竟對德里達所知不多，但這并不能阻止我們中的某些人拒絕他。我并不拒絕他，但我對他了解得也不夠，無法對他進行總結”（《哲學家雜志》主編朱利安·巴吉尼）；
“誰？我不知道你在說誰。我正在和倫敦城內(nèi)得一幫大學者們開會，可誰也沒聽說過他。如果你有問題，我可以到Google上查查他”（當代藝術學院前院長伊萬·馬索）。[22] 盡管對他大加贊譽和推崇的人更占多數(shù)，但上述三位頗有身份的大知識分子的近乎“冷漠”的“評論”卻不禁使人產(chǎn)生了這樣一種感覺：德里達一生都處于一種“頗有爭議”的境地。但令人不得不承認的是，無論他發(fā)表什么樣的批評文字，無論關于他舉行什么樣的活動，都會在當代思想界和學術界產(chǎn)生極大的反響。作為一位人文學者和思想家的德里達應該對自己的這種巨大的影響力之無所不在感到滿足了。1992年，為了表彰德里達對當代思想和文化的卓越貢獻，英國劍橋大學校方試圖授予德里達榮譽博士學位，但這一動議一經(jīng)傳出就在校園內(nèi)外引起了一場軒然大波。之后校方不得不將這一動議付諸全體教授投票表決。雖然最后投票的結果是336：204，德里達最終獲得了榮譽學位，但將一個本來完全可以由校方獨立作出的決定提交教授會議投票表決，這在劍橋大學近三十年的校史上仍是首次。[23] 由于德里達的思想對當代文學創(chuàng)作和理論批評想象力的巨大影響，他曾多次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提名，但最終卻未能在去世前得到這一崇高的文學榮譽。

　　毫無疑問，德里達的爭議性主要體現(xiàn)在對傳統(tǒng)的經(jīng)院哲學的反叛和解構。作為一位極其多產(chǎn)的創(chuàng)造性理論批評家，德里達將自己的著述定位在哲學和文學之間，或者說是一種文學化了的哲學著作，這與尼采的非理性主義傳統(tǒng)是一脈相承的，因而他在正統(tǒng)哲學界所遭到的非議就是在所難免的，而在文學理論批評界所受到的空前禮遇也是不足為奇的。幾乎他的所有重要著作一經(jīng)出版很快就有了英譯本，幾乎所有的美國一流大學都邀請他去作了演講或授課。在他那浩如煙海的著作中，德里達系統(tǒng)地闡述了他的解構理論。由于他的哲學思想早已超越了傳統(tǒng)的哲學范疇，溶入了人類學、語言學和精神分析學的成分，實際上形成了一種范圍更廣的批評理論，因而毫不奇怪，他在正統(tǒng)哲學界的地位甚至還不如在文學理論和文化批評界的地位那樣顯赫。

　　德里達之于當代學術的意義

　　通過上述論述，我們大概不難得出這樣的結論：德里達留給我們的文學理論遺產(chǎn)是巨大和豐富的，其意義將隨著時間的推移越來越顯得重要。這一理論遺產(chǎn)主要體現(xiàn)在這樣幾個方面：他對（結構主義者眼中的）文學本文之封閉性的質疑乃至拆解，對結構主義批評走向末路之后所出現(xiàn)的“文化轉向”的推波助瀾，以及對文學文本和翻譯文本之終極意義的懷疑，所有這些洞見均為后人對既定的理論進行重新建構、對前人已有定論的解釋以及既定的文學經(jīng)典進行重新闡釋和建構鋪平了道路。我認為這就是德里達留給我們的文學理論和文化批評遺產(chǎn)，也是他至今仍對這個“后德里達時代”或“后理論時代”的文學和文化批評的重要意義。

　　早在德里達的解構理論剛剛開始介紹到中國，我本人就曾為之推波助瀾，并對他的批評思想以及對“耶魯學派”(Yale School)的啟迪和影響作過評述，在這里我只想補充說明，“耶魯學派”批評家對德里達的接受決不是完全的和毫無保留的，而是在更多的層面上加上了自己的各取所需以及主體性闡釋和創(chuàng)造性發(fā)揮；

而且“耶魯學派”本身在批評觀念上也并非一個整體，它的成員對德里達理論的接受和批評實際上大相徑庭。這里不妨引用對解構批判得最為激烈的“耶魯學派”成員哈羅德·布魯姆（Harold Bloom）在他和德里達等人的論文合集的序中的一段描述：“德里達、德曼(Paul de Man)和米勒無疑是蛇一般德解構者（boadeconstructors），毫不留情，影響重大，盡管他們每人都對自己那反復沖破詞語德‘深淵’方式頗為欣賞。但是布魯姆和哈特曼(Geoffrey Hartman)則僅僅是解構主義者(deconstructionists)。他們有時甚至寫東西反對解構主義本身。”[24]也就是說，他本人和哈特曼只是曾一度信奉過德里達的某些教義，而實際上并非真正的解構者。而且確實，在這四位學者中，布魯姆從一開始就與德里達在很多方面有著分歧，并且對解構主義的教義批評得最為激烈。但盡管如此，布魯姆仍然在實踐上難以擺脫德里達影響的陰影。他從解構理論中獲得許多啟示，并將其用于對既定的文學經(jīng)典的“解構”和新的文學經(jīng)典的“建構”上。這一點尤其體現(xiàn)在他的這兩本著作中,《西方的經(jīng)典：作品和歷代的學園》(The Western Canon: The Books and School of the Ages, 1994)和《莎士比亞：人性的創(chuàng)造》(Shakespeare: The Invention of the Human,1998):前者進一步發(fā)展了他的“厚今博古”的“誤讀”思想，試圖對既定的文學經(jīng)典進行解構，以便創(chuàng)造出一個全新的超出文學邊界的“經(jīng)典”，后者則對以往一直延續(xù)下來的莎學傳統(tǒng)進行解構，試圖通過對莎劇原作的重新閱讀來再現(xiàn)莎士比亞的富于人性的天才。保羅·德曼、希利斯·米勒和杰弗里·哈特曼三人雖然對德里達的理論推崇備至，而且與他本人私交也甚好，但他們對德里達理論的接受也不是毫無保留的：德曼主要從德里達的“悖論”概念中吸取靈感用于對浪漫主義修辭的解構，和對意義的終極性的懷疑，他的著重點是由閱讀過程中所產(chǎn)生的不確定意義來重新發(fā)現(xiàn)其中的修辭之張力；
哈特曼則更加看重解構主義與現(xiàn)象學之間的承傳關系，并認為這是超越新批評的“文本中心”意識走向文化批評的一個重要策略。米勒雖然自始至終捍衛(wèi)解構的原則，但他更樂意將解構當作一種文本閱讀的策略和闡釋的方法，有時他也寫文章對德里達的思想進行解構， 而在更多的時候，他則注重對文學文本其固有的內(nèi)在意義進行重新闡釋。近幾年來，隨著他對中國的頻繁訪問以及和包括我本人在內(nèi)的諸多中國學者的頻繁接觸，他已經(jīng)自覺地利用解構的原則對比較文學研究中實際上存在的“（英語）語言中心主義”觀念進行解構。他認為，學習世界文學課程，如果不把中國的《紅樓夢》等優(yōu)秀作品當作必讀書是不全面的，在沒有能力直接閱讀原文的情況下，至少可以通過英文譯本來閱讀。為了表明他本人對學習中國文學的重視程度，他甚至公開宣稱，“如果我再年輕20歲，我一定要從學習中國語言開始�！盵25] 因此我們今天在討論“耶魯學派”時對其不同的批評取向不能一概而論，尤其應對他們在解構大潮衰落之后的不同態(tài)度作出批評性的鑒別。

　　今天，隨著80年代德曼的去世和米勒的離開耶魯，以及90年代哈特曼的退休和布魯姆的批評觀念的轉向，“耶魯學派”早已成為歷史，但德里達的解構理論卻不同程度地對后現(xiàn)代主義/后結構主義理論之后的各種批評理論產(chǎn)生了影響�！昂罄碚摃r代”是一個群芳爭艷但沒有主潮的時代，各種話語力量和批評流派都試圖同時從馬克思主義和解構主義的思想庫里攫取自己需要的資源，而原先被壓抑在邊緣地帶的話語力量不斷地嘗試著從邊緣到中心進而消解中心的運動，而全球化對文化的影響更是進一步消解了“歐洲中心主義”的思維模式，為東方和第三世界的文學理論和文化批評走向世界進而達到與西方乃至國際學術界的平等對話的境地鋪平了道路。在這方面，出生于阿爾及利亞并且有著猶太血統(tǒng)的德里達和出生于巴勒斯坦的賽義德等人的“解構”嘗試就尤為有著不可忽視的意義。我們完全可以在當今仍活躍的一些理論爭鳴和批評話語中見到“解構”的蹤跡。

　　在新歷史主義的批評教義中，對“歷史事件”和“歷史敘述”的區(qū)分實際上就消解了所謂歷史的“客觀性”的神話，提出了一個新的見解：我們今天所閱讀的“歷史”只是一種“文本化了的”(textualized)歷史，而真正的歷史事件則是不可能完整地準確地再現(xiàn)的，它必須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撰史者根據(jù)歷史的必然邏輯來想象、推測以及文字上的組合和敘述來完成。在后殖民主義批評中，尤其是在斯皮瓦克和巴巴的批評文字中，對殖民主義霸權的解構和對民族與敘述的重新闡釋都可從德里達的理論中見出“蹤跡”。而崛起于近十多年的文學生態(tài)批評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對“人類中心主義”的解構和對自然生態(tài)的“文本性”恢復。甚至對“全球化與文化”這個問題的討論，德里達也發(fā)揮了自己的解構才能：他于2001年9月期間來中國訪問，并在一些大學發(fā)表了演講。在這些演講和座談中，他多次被問及對全球化的看法。他認為，若用于文化領域，“全球”(globe)這個術語并不準確，因為地球上有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地方是人所不能生活的，因此用法文詞“世界”（monde）一詞來表達更為準確，而文化領域內(nèi)的“全球化”實際上就是一種“世界化”(mondelisation)。在最近十多年內(nèi)崛起的文化翻譯領域，德里達及其解構的影響就更是明顯。從解構的不確定性和意義的不可終極性這一既定的思維定勢出發(fā)，德里達還在一篇討論翻譯的論文中對翻譯的標準問題作了描述。在他看來，“沒有一種翻譯策略能夠一成不變地緊緊依附于文本效果、主題、文化話語、意識形態(tài)或慣例。這種關連對于文化和政治情境而言是偶然性的，在這種情境下便產(chǎn)生出了翻譯者。逐字逐句的翻譯策略實際上已經(jīng)在翻譯史上被人們反其意而用之了”。[26] 因此，他認為，“簡而言之，一種確當?shù)姆�譯就是‘好的’翻譯，也即一種人們所期待的那種翻譯，總之，一種履行了其職責、為自己的受益而增光、完成了自己的任務或義務的譯文，同時也在接受者的語言中為原文銘刻上了比較準確的對應詞，所使用的語言是最正確的，最貼切的，最中肯的，最恰到好處的，最適宜的，最直截了當?shù)�，最無歧義的，最地道的，等等”。[27] 應該說明的是，德里達并不反對標準，他所規(guī)定的上述標準顯然是一種很高的甚至是一種理想化的標準，因為按照解構理論的原則，真理是不可窮盡的，你盡可以說你已經(jīng)接近了真理，但你卻無法聲稱你已經(jīng)掌握了絕對的真理。毫無疑問，這種真理的相對性原則也為譯文的不斷修改更新鋪平了道路，為文學名著的不斷重譯也提供了理論的依據(jù)。由此可見，解構的碎片仍然在發(fā)揮余熱，解構的力量仍然存在。即使在今天這個“后德里達時代”，作為本體論的解構理論思潮也許早已衰落，但作為方法論的解構卻依然在發(fā)揮其批評性功能，我想這就是德里達及其解構理論留給我們?nèi)宋纳鐣�科學研究的最重要的遺產(chǎn)。

　　Abstract: The present essay, in recollecting in a comprehensive way the academic path of the late French thinker and deconstructive theorist Jacques Derrida, emphasizes his great contributions to contemporary literary criticism. To the author, Derrida’s critical legacy in contemporary critical circles chiefly lies in the following aspects: (1) writing and logocentric critique, (2) the différance of meaning, (3) and the dissemination of meaning and the deconstruction of center. It is due to the interpretation and promotion of the three American critics, Spivak, Culler and Miller, that Derrida’s critical theory could have developed into a full-fledged critical school in the 1970s and 1980s North American critical circles. The essay also reflect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literary theory and cultural criticism,(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on the legacy he has left behind him to contemporary literary theory and cultural criticism. The author holds that Derrida’s critical legacy chiefly lies in his suspicion and deconstruction of the enclosed structure of text, his promotion of the cultural turn after structuralism and his suspicion of the finality of truth inherent in literary and translated text, thereby paving the way for scholars of the later generation to reconstruct the established theory, to reinterpret the established theoretical interpretation and to retranslate the translated literary canon. In the turn of the century, literary theory and cultural criticism have entered a “post-Derridian era” or a “post-theoretic era”. In such an era, deconstruction has long been on the decline, but its major principles have already permeated in all the relevant fields of the humanities becoming a sort of canonical critical principle and research methodology.

　　Keywords: Derrida, structure, deconstruction, literary criticism, post-Derridian era, post-theoretic era

　　注釋：

　　 [1] 關于伊格爾頓為德里達辯護的文章，參閱《中華讀書報》2004年10月20日號第4版刊登的康慨文，“誰在作踐德里達？”。

　　[2] 關于德里達去世后西方哲學界和文學藝術界的種種反應，參閱《中華讀書報》2004年10月20日號第4版上的綜述。

　　[3] 參見德里達著、斯皮瓦克譯《論文字學》(Of Grammatology)，“譯者前言”(Translator’s Preface)，Baltimore and London: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4, p.13.

　　[4]同上，第24頁。

　　[5]同上，第33頁。

　　[6]同上，第45頁。

　　[7] 在這方面，主要參閱拙作，“后結構主義與分解批評”，載《文學評論》1987年第6期。應該承認，我當時對德里達以及耶魯學派的了解，主要是通過卡勒的著作《論解構：結構主義之后的理論與批評》（On Deconstruction: Theory and Criticism after Structuralism,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3）之中介。

　　[8]德里達，《論文字學》，巴黎，1967年版，第65頁。

　　[9]參閱《寫作與差異》(Writing and Difference)英譯本“譯者前言”，第16頁，芝加哥大學出版社，1978年版。

　　[10]德里達《位置》(Positions)，巴黎，1972年版，第38—39頁。

　　[11]關于解構主義的翻譯理論及研究，尤其應當參閱德里達本人的論文：“What Is a ‘Relevant’ Translation?” Critical Inquiry, Vol. 27, No. 2(Winter 2001), 174-200；
以及他在翻譯領域里的主要代言人勞倫斯·韋努蒂(Lawrence Venuti)的評介性文章：“Introduction” to Derrida’s “What Is a ‘Relevant’ Translation?” Critical Inquiry, Vol. 27, No. 2 (Winter 2001), 169-173.

　　[12]參見《播撒》(Dissemination)英譯本“譯者前言”，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1, P.32.

　　[13]同上。

　　[14]同上書，“譯者前言”，第15頁。

　　[15]弗蘭克·倫特里奇亞，《新批評之后》(After the New Criticis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p. 159.

　　[16]關于阿布拉姆斯的更詳盡的解釋，參閱他的《文學術語匯編》(A Glossary of Literary Terms)，第7版，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湯姆森學習出版集團2004年版，第55－61頁。

　　[17]參閱Terry Eagleton, Literary Theory: An Introduction, 2nd edition.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6, p.123.

　　[18]德里達，《馬克思的幽靈》(Spectres of Marx)，trans. Peggy Kamuf,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1994, p. 13. 同時也可參照合一中譯文，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21頁。

　　[19]參閱Terry Eagleton, After Theory. London: Penguin Books, 2003, p.1.

　　[20]同上書，p. 7.

　　[21]同上書，p.222.

　　[22]有關更詳細的評論和反應，參閱《中華讀書報》2004年10月20日號第4版。引文略有所校改。

　　[23]這方面可參閱“Obituary: Jacques Derrida”, in The Economist, October 23rd, 2004, p.101.

　　[24] Harold Bloom, ed. Deconstruction and Criticism. New York: Seabury Press,1979, p. xi.

　　[25]參見米勒在清華大學舉辦的“全球化與文學研究論壇”上的主題發(fā)言“比較文學的（語言危機）”(The (Language) Crisis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北京，2003年9月6日。

　　[26] 參見Lawrence Venuti. “Introduction” to Derrida’s “What Is a ‘Relevant’ Translation?” Critical Inquiry, Vol. 27, No. 2 (Winter 2001), 172.

　　[27] Jacques Derrida. “What Is a ‘Relevant’ Translation?” Critical Inquiry, Vol. 27, No. 2(Winter 2001), 177.

　　*本文是作者在德里達與中國：解構批評與思考國際研討會（2004年10月23日，北京）上的主題發(fā)言全文。其中兩部分分別先行發(fā)表于《江漢論壇》2005年第1期和《清華大學學報》2005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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