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斯納：公共知識分子的預測與影響
發(fā)布時間:2020-06-04 來源: 短文摘抄 點擊： 
在所有各種各樣的錯誤之中，預言是最毫無理由的。[1]
無人記錄
預測是公共知識分子業(yè)務中的保留曲目(the stock)。然而，正如我們在本書上一章就已經(jīng)開始覺察，公共知識分子預測的記錄相當?shù)米玖釉愀狻＿@一點并非眾所周知；
并且，(與之緊密相關(guān)的要點是)當公共知識分子的預測因事件結(jié)局而被證明為錯誤時，他們并不會失去在公共知識分子市場中的資格。沒有任何人保持過預測準確的記錄。這可真是令人困惑不解，不過它也是公共知識分子是否具有影響力的問題的線索，正如我們將看到的，該問題系一個針對公共知識分子就公共話語(public discourse)貢獻的質(zhì)量事問題的反饋。
本章研究第一項主題，更準確地說，是社會公眾和大眾媒體沒有較好地(better)對公共知識分子無條件預測(unconditional predictions)進行記錄。就“較好”這一限定詞而言，本人承認，公共知識分子錯誤的預測以及失信的評估(discredited assessments)偶而也會公之于眾。[2]人們可以預期，擁有準確預測記錄的公共知識分子將會對他們的預測記錄大肆宣傳，不過，已經(jīng)發(fā)生的此類情形本人僅知道一例。[3]而基于如此稀罕的宣傳推廣，我們可以得出一項這樣的推斷，那就是，幾乎很少的公共知識分子擁有可資宣傳的良好記錄。
就無條件預測來說，本人是指將預言(prophecies)與附條件預言(conditional prophecies)、尤其是警告(warnings)區(qū)分開來––––除非社會如此等等，否則災難便會降臨。關(guān)于對國家權(quán)力危險的警告，喬治·奧威爾的《一九八四》以及弗里德利�！す说摹锻ㄍ壑贰�(The Road to Serfdom)極富啟發(fā)性，盡管顯得有些杞人憂天；
不過，作為預言來說，它們則業(yè)已被事件證明是錯誤的。這些作品具有兩種面容。它們意味著，如果僅僅設(shè)定在未來，那么仍然有時間避免所預測的災難，而生態(tài)災難學家保羅·埃利希屬于更加唐突的那種，經(jīng)常在這里馬失前蹄。可是，這兩本著作皆存在重大的錯誤，而不僅僅是偶然錯誤：《一九八四》，正如我們在本書第七章將見到，它夸大了思想控制的后果，而《通往奴役之路》一書則主張，納粹主義是真正的社會主義，并且，英國工黨的社會主義標牌將不可避免地導致極權(quán)主義。[4]
在對一項預測的說服力施加評估的過程中，我們應該區(qū)分事前的視角與事后的視角，如今這已是事實。從基于最完全證據(jù)以及最完美推理的意義上來說，“最佳(best)”預測可能無法通過事件來證實，而最糟糕的預言卻有可能被證明。在1985年，倘若投注，打賭稱柏林墻在五年之內(nèi)將不復存在，任何人事前似乎都會被認為愚蠢透頂，盡管在事后人們會視其為具有先見之明。故而，對于那位打賭柏林墻在1990年仍將存在的人所作出的一項新預測，與上述賭局的勝方所作出的新預測相比，將會賦予前者以更大的信心，那也許是明智之舉。不過，事后的視角依然重要。事后諸葛亮也并不完全是虛假蒙騙的。除非一個人的預測被確認的概率遠遠超過一位隨機猜測者之推測，否則我們便應該懷疑那些人預測的質(zhì)量，不論他們在作出預測時看起來是多么得令人心悅誠服。
因此，盡管一位預言家保持記錄對評價他的洞察力是如此重要，但這幾乎很少發(fā)生在公共知識分子身上�？紤]到他們面向任何有意追蹤其預測的人所展示的龐大目標，這一點似乎令人疑惑。試想想，他們中有多少人曾預測，社會主義必定勝利，而資本主義(“晚期的資本主義”)必定滅亡；
在經(jīng)濟上，日本可能埋葬我們；
我們將經(jīng)歷這樣或者那樣的人口爆炸、環(huán)境污染、政治崩潰、經(jīng)濟危機等災難；
我們太過幸運成功、太過投眾合時 (20世紀50年代的主要話題)。[5]人們可以預期，對錯誤預言的嘲諷和批駁將會作為一項活躍的產(chǎn)業(yè)而出現(xiàn)。這一產(chǎn)業(yè)目前尚未出現(xiàn)。一位公共知識分子倘若提出政治上不正確的主張，換言之，提出盡管并非錯誤但卻冒犯他人之話語，則可能要被打入更深層幽暗的冷宮。
耶魯大學教授保羅·肯尼迪撰寫《大國的興衰》一書時，獲得了一種名揚四海但卻魅力盡失的職業(yè)，該作品預測了美國的衰落。他錯了，其他數(shù)百位評論家挺身而出，激烈批判，卻因此令其名聲大噪，并導致他的這本著作成為暢銷書。弗朗西斯·福山撰寫了一篇論文，題為《歷史的終結(jié)》，對于只看到這一標題的人而言，似乎頓覺其大錯特錯。于是乎，成千上萬的評論家們一哄而上，口誅筆伐，指出歷史并未終結(jié)，福山因此也引起了全球性的轟動。[6]
經(jīng)濟悲觀主義者，比如，約翰·肯尼思·高爾布萊希(John Kenneth Galbraith) 和萊斯特·瑟羅(Lester Thurow)，以及環(huán)境悲觀主義者巴里·卡門納(Barry Commoner)和保羅·埃利希，幾十年以來的預測長期錯漏百出，可是他們依然贏得了社會公眾敬重之關(guān)注。[7]1970年，斯坦福大學生物學教授埃利希警告道，“到1974年，即便是美國人也可能在用水方面實行定量配給制，到70年代末則有可能實行食物的定量配給制，[并且]在這個國家，由于人口擁擠以及水污染越來越嚴重，1970年至1974年間，肝炎和傳染性痢疾將會非常輕易地攀升500%�！盵8]在那一年，他還撰文聲稱，“大多數(shù)美國婦女尚未意識到，由于生育超過了兩個孩子，她們稀里糊涂地促成了這些孩子的過早死亡�！盵9]滴滴地(DDT)以及其他殺蟲劑，“可能業(yè)已縮短了1946年以后出生的每一位美國人的壽命預期多達10年。[10]并且，“死亡率將增加，直至在接下來的10年內(nèi)，至少每年1億至2億人將會因饑餓而死亡……倘若我們真的非常幸運的話，那么，死亡率的迅速增長可能拖延至20世紀的80年代�！盵11]他說道，“可以想像，在10年或者20年之中，因為海洋發(fā)生的不可逆轉(zhuǎn)的變化，所有的海洋捕魚，不論是商業(yè)性質(zhì)抑或運動性質(zhì)，都將會一概停止�！盵12]
然而，“20世紀70年代的這10年，代表了一種最后的機會，為了保護，為了人類”，[13]他的這一宣告原本是他在感到樂觀之時所作出的，因為在發(fā)表同一觀點的一次訪談中，他說：“我們都已經(jīng)死了，而且我們還不知道�！盵14]兩年之前，他預測道，“在接下來的幾十年之中，死亡率將會急劇地上升”，并且，20世紀80年代早期將發(fā)生“大規(guī)模的饑荒”，并且把“只有”五億人因饑餓而死描述為一種“樂觀的”景象。[15]
鑒于他的預測，埃利希自然而然不厭其煩地建議采取最為激進的環(huán)境保護和人口控制措施。他實際上希望，“美國不再發(fā)展”。[16]他相信，美國是世界上人口最為過剩的國家，而希望看到美國的人口萎縮至1.35億。這是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期間的人口數(shù)量，埃利希并因此主張，這足以滿足任何國防的需要。既然埃利希認為，我們在國防方面已花費了太多的開支，那么，他就不會因這一事實所困擾(然而，他似乎并沒有注意到)，即倘若我們的人口只是現(xiàn)在的一半，那么稅率將必須等于現(xiàn)在的兩倍，只有這樣才能維持我們目前的國防開支水平。埃利希期望看到世界人口下降至5億，并且(正如愛因斯坦一樣)，建立世界政府�！八鞒霭凳�，我們已經(jīng)到了可能須在食物和水中放置臨時消毒劑的時候了�！盵17]
1980年，埃利希和經(jīng)濟學家朱利安·西蒙(Julian Simon)打賭，埃利希挑選出具有商業(yè)價值的金屬，認為由于原材料的稀缺性日益增加，這些金屬的綜合價格在今后的10年內(nèi)將會攀升。實際上這一價格卻下降了，因此，他因打賭失利而必須向西蒙支付500多美元。[18]他沒有考慮到，價格不僅是與需求相關(guān)的稀缺性之函數(shù)，也是成本的函數(shù)；
技術(shù)進步將導致多項成本的下降；
并且，當具有商業(yè)價值的資源開始減少時，所導致價格的任何增長一方面將抑制需求，另一方面也將刺激尋求資源更豐富的途徑，并且通過其他替代物而更經(jīng)濟地使用這種資源。埃利希不斷地強調(diào)，自然資源的供應并非沒有限度的，這是事實，但這卻是不相關(guān)的，因為需求也并非無限的，并且，資源還存在其他替代物，或者就任何資源在事實上都可發(fā)明替代物。污染和環(huán)境成本(當然，它與具有商業(yè)價值的自然資源之稀缺性所產(chǎn)生的成本完全不同)并不能通過市場內(nèi)在化，盡管這一點是客觀真實且切中要點的，但是，收入增加和技術(shù)進步卻創(chuàng)造了控制這些成本的需求和途徑。人性的健康以及快樂，屬于經(jīng)濟學家所稱的優(yōu)等商品：對這些商品的需求隨著收入的增長而攀升。技術(shù)促使需求以可承受的成本得以滿足。
近年來，埃利希對于預測有所節(jié)制，這一點是從宗教上末日審判的宗教同仁中汲取的教訓，即確定世界末日的具體時間風險太大了，但盡管如此，他基本上還是江山易改、本性難移。[19]他并沒有承認他所犯的錯誤，而是針對人們的批評發(fā)起狂攻猛擊。[20]他從來都不公開提及20世紀70年代在通俗雜志上所作的預測，更不用說收回這些玩意了。
與諾姆·喬姆斯基不太一樣，保羅·埃利希至少看起來并不是超出其學術(shù)專業(yè)領(lǐng)域以外、面向普通公眾寫作的人。但是，這樣說是不正確的。埃利希的公共知識分子作品，其實質(zhì)是經(jīng)濟分析。他是一位極端的馬爾薩斯主義者，一如他那偉大的先驅(qū)者那樣，他們不可能想像，我們的經(jīng)濟制度能夠應付因人口增長而產(chǎn)生的對食物和其他資源日益增長的需求。他仍然沒有從馬爾薩斯的錯誤中汲取教訓，或者根本就沒有注意到近兩個世紀以來經(jīng)濟分析的進步。他反反復復地大聲呼喚著，狼來了，狼來了，這樣，反而向那些認為環(huán)境主義是一種瘋狂愚蠢運動的人展露出阿喀琉斯之踵。本人懷疑，埃利希作為一位自然科學家，也許認為經(jīng)濟學只是一門軟科學，他似乎可以利用業(yè)余時間來對付這門學科。
保羅·埃利希與朱利安·西蒙打賭輸?shù)舻哪菆鲑�局，說明了公共知識分子預測中最基本的弱點：他們的預測只是在字面含義上的趨勢性(trendy)。它們是基于現(xiàn)有趨勢所演繹的天真浪漫的推斷。這一問題的一部分，也許是語義性的�！摆厔荨币辉~，就像現(xiàn)在進行時那樣，在過去、現(xiàn)在和未來之間模糊不定。我們觀察到人均收入每年“正在增長”1個百分點，嚴格來講，僅僅是針對已經(jīng)發(fā)生的狀況所提出一項洞察；
但它意味著，這一增長將會持續(xù)，觀察者已經(jīng)識別了這一“趨勢”。這種模棱兩可的話語可能與哲學家們所稱的歸納謬論(the fallacy of induction)相關(guān)，這是一種從過去推斷未來的一般化趨勢，可是沒有充分的理論基礎(chǔ)。如果污染日益擴大，那么可以預見，它將一直膨脹，直至我們?nèi)侩x開這個世界；
如果政府不斷發(fā)展，那么可以預見，它將持續(xù)地前進，直到資本主義為社會主義取而代之；
如果結(jié)婚率持續(xù)下滑，那么可以預測到婚姻的死亡。(在本書第八章中，我們將遇見更多類似的預測。)他們幾乎沒有意識到，一種不良的趨勢通常在事物本身包含著顛覆的種子，也許因為它的收益率越來越小，或者因為它涉及日益攀升的社會成本，這些將激勵更有效地搜尋、并更廣泛地接受療效顯著、具有改善作用的措施。經(jīng)濟學家與非經(jīng)濟學家相比，對于這些可能性傾向于更為敏感。西蒙意識到，原材料日益增長的稀缺性將刺激人們搜尋替代物，激勵人們采取更良好、成本更低廉的提煉和使用方法。托馬斯·菲利普森(Tomas Philipson)以及本人皆適當?shù)刂鲝垼丝诮y(tǒng)計學家對于愛滋病(HIV-AIDS)在美國的流行有些預測過頭了，他們沒有感知到，感染愛滋病風險的日益增加(正如事實亦如此)將導致人們行為的變化，而這又將促使這種傳染病的感染機率不再上升。[21]
導致蘇聯(lián)崩潰成為一種令人如此尷尬的錯誤判斷，其關(guān)鍵并非蘇聯(lián)崩潰的本身。倘若蘇聯(lián)為一顆流星所撞而灰飛煙滅的話，那么，沒有人會對蘇聯(lián)的共產(chǎn)主義學者指手劃腳，說他們沒有預測到這種制度的滅亡。關(guān)鍵的問題是，蘇聯(lián)的崩潰缺乏外部原因。這一制度的崩潰純粹是基于其內(nèi)部原因––––人們本來可以預期，那些專家們理解且能夠把握的正是那種原因。他們沒有如此預測，表明專家們在1985年不可能預測到柏林墻五年以后將不復存在，其唯一原因，就是這些專家們對共產(chǎn)主義社會的變遷過程缺乏任何理解，由于沒有更好的預測方法，故而只能推定未來就像是現(xiàn)在一樣。他們致力于一種天真浪漫的推斷，那是一種匱乏因果關(guān)系理論的普遍性標記。
基于天真浪漫的推斷所作出的一種附條件預測并沒有什么問題––––這種附條件預測描述了一種現(xiàn)行的趨勢，并解釋道，如果這一趨勢持續(xù)發(fā)展的話，那么在10年、20年、乃至100年之后，(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我們將身在何方。它正在預測，這一趨勢將持續(xù)，而這種話語一般說來是不負責任的。但是，也許公共知識分子的預測更恰如其分地可以視為一種修辭工具，而非一種嚴肅的描繪未來之努力。按照這種解釋，稱美國將成為一個第三世界國家，或者美國將會因污染而毀滅，僅僅只是一種陳述我們?nèi)缃裾幱谧钗ｋU狀態(tài)的戲劇性方式。因此，提出預測、指點江山的公共知識分子只不過是一位科學小說作家，他們過分隨心所欲地對待當今現(xiàn)實，旨在針對其所處社會，描繪出一幅更加引人注目的圖景�；蛟S，就其提出預測的范圍而言，大多數(shù)公共知識分子作品，而不僅僅是諸如奧威爾或赫胥黎式的諷刺作家的作品，皆屬于文學的范疇，而不屬于科學的領(lǐng)域，不論自然科學抑或社會科學。假如這一點正確無疑，那么，它將有助于我們理解，為什么公共知識分子的預測一般來說來無人關(guān)注、無人喝彩，正如我們將看到得那樣。
著名社會學家羅伯特·貝拉(Robert Bellah)在一本1991年出版、2000年再版的著作中，針對美國經(jīng)濟提出了一項悲觀主義的預測。盡管他并非一位經(jīng)濟學家，也不是一位商人、商業(yè)顧問、或者工程師，但他自信十足地斷言，我們受自由市場經(jīng)濟的束縛，阻礙了促進生產(chǎn)力發(fā)展的技術(shù)進步，因為公司劫掠者掠奪公司的資產(chǎn)，在損害公司長期利益的前提下，追求短期收益，并且還恰恰破壞了公司內(nèi)部的團體感，而這卻正是一個高技術(shù)公司成功所必須具備的要素。[22]貝拉預測道，倘若我們?yōu)椤耙环N步向衰微的經(jīng)濟意識形態(tài)所困擾……那么，對于美國來說將會是災難深重的，并且，企業(yè)的命運最終亦必將如此，而且，這種災難在不久的將來便會降臨”(頁278)。自從他撰寫這一著作10年以來(即所謂“不久的將來”)，貝拉所公開遣責的那種意識形態(tài)一點也沒有消失，并且在事實上還有所強化，而與他預期相反的則是，生產(chǎn)力已經(jīng)發(fā)生了巨大的進步，他預言道，在高科技公司中一種團體感的缺失將會阻礙技術(shù)進步，而技術(shù)進步卻在以一種危險而蹣跚的步伐大踏步地行進著。
1996年，貝拉重印了他一本名揚四海的著作，《心靈的習性》(Habits of the Heart)，并撰寫了一篇新的序言，這一序言實際上比1985年原版作品還要更為悲觀失落。[23]這篇新序言輕率魯莽地引證了萊斯特·瑟羅(比他的話更為簡短唐突)的話語，當然經(jīng)過了瑟羅的同意，描繪了一個處于災難邊緣的國家：“在大多數(shù)美國人眼里，全球經(jīng)濟的增長不再意味著機會，而只表明了‘規(guī)�？s減’、‘重新規(guī)劃的’工作以及解雇職工的通知單……[全球化的]后果不僅僅是收入的兩極分化，富者越富，窮者越窮，而且還意味著中產(chǎn)階級的不斷萎縮，他們越來越擔憂他們的未來……[我們處于]一個大多數(shù)人口都在涉水 (treading water)的社會，而水底正在不斷下沉，而水面卻在日益上升。”[24]
高比例的錯誤預測，并不是僅限于在學術(shù)領(lǐng)域以外寫作的公共知識分子之危險。萊斯特·瑟羅系麻省理工學院斯隆管理學院的一位經(jīng)濟學教授，并曾任該院院長。他面向普通讀者，撰寫了一系列作品，并且這些作品中的經(jīng)濟描述和預測錯漏百出。正如最近在1996年，盡管美國經(jīng)濟已經(jīng)復蘇，但他仍然寫道：“事實清楚明確。收入和財富的不平等到處都在攀升�？墒菍τ诖蠖鄶�(shù)人來說，實際工資正在下降。因生產(chǎn)性經(jīng)濟不需要而游離出來的無產(chǎn)階級，數(shù)量正在不斷地增長。中產(chǎn)階級與美國大公司之間的社會契約已經(jīng)被撕破揭開。”[25]幾年以前，瑟羅在與另一位著名的公共知識分子經(jīng)濟學家合作出版的一本著作中指出，美國已經(jīng)“嚴重地落后于它的競爭對手”，主要是日本和德國，并且已經(jīng)變成了經(jīng)濟先進集團之中“最跟不上時代發(fā)展的成員國”。[26]“紐約，世界上人口最為眾多的城市，將沒有資金來維持其街區(qū)的清潔或者安全….到1990年止，人們?nèi)詮V為承認的、美國經(jīng)濟占據(jù)主導地位唯一的主要領(lǐng)域，就是飛機制造業(yè)……它對于歐洲的政治影響(原文為‘political cloud’––––但作者意為‘[clout]’)幾乎徹底地煙消云散……歐洲和日本皆已經(jīng)為一種全新類型、更具有經(jīng)濟彈性、更富于社會張力的資本主義打下了基礎(chǔ)，而我們卻還在傻乎乎地袖手旁觀……我們防衛(wèi)性、反公共部門的道路(Our defensive, anti-public sector way)沒有顯示出成為一位勝利者的跡象�！盵27]并且，只是在兩年以前，瑟羅還寫道，“日本將不得不考慮，贏得擁有21世紀經(jīng)濟榮譽博彩的幸運兒……在短兵相接的激烈競爭之中，它的社團性公司(communitarian companies)不可能擊敗[我們]……從現(xiàn)在開始的一百年以后，驀然回首的歷史學家們極有可能會這樣宣告，20世紀屬于日本�！盵28]
瑟羅缺乏對日本重要經(jīng)濟問題的洞察力，與這一點相比，更應該責備他的是，他假定，在下個世紀的整個進程中，哪一個國家將運作得最好是可能進行預測的。
瑟羅對過去的錯誤非但不感到羞愧，又于1999年出版了《構(gòu)建財富》(Building Wealth)一書，在該書中，我們讀到，“日本的經(jīng)濟體制已陷于困境僵局”，并且，直到日本表明它有能力在技術(shù)方面推行重大突破，否則它“將永遠不能夠趕上來，它永遠也不會成為世界經(jīng)濟的領(lǐng)導者。”[29]歐洲是一個“落后的失敗者”；
“歐洲與美國之間的技術(shù)鴻溝已經(jīng)越來越寬了”(頁xii)�！懊绹只貋砹�！在20世紀90年代，美國是工業(yè)國家中的最佳表現(xiàn)者”(頁xiii)。(瑟羅已經(jīng)知道了預后[postdiction]的優(yōu)點了。)他痛改前非了嗎？他唯一承認過去的錯誤，就是他沒有辯別出1990年日本股市崩盤的重大影響(頁57)。他覺得，他能夠自由地推測，在公元3000年之際，歷史學家將就我們這一時代說些什么(頁282-283)。
保羅·克魯格曼，在上一章中我們已經(jīng)接觸過，他曾經(jīng)對瑟羅進行過批評，他甚至說，瑟羅可論證地“更深深根植于新聞報刊，而沒有扎根于學術(shù)”，[30]克魯格曼在被《紐約時報》聘任為經(jīng)濟學專欄作家后，賦予該評論以一種諷刺的符號。而鑒于瑟羅作為一位預言家的糟糕記錄，他沒有為《紐約時報》所聘用。在一本1990年出版的著作中，他提出了如下話語：“在20世紀90年代，美國國內(nèi)經(jīng)濟最可能的預測是……增長將會相當?shù)鼐徛�，對于大多�?shù)美國人而言，收入將適度地增加，一般說來，就業(yè)形勢良好，[并且]通貨膨脹將逐漸上升至”7%。[31]他預測道，到2000年止，美國“將下降淪為世界第三經(jīng)濟強國”，排在歐洲和日本之后，并且，世界經(jīng)濟的一體性將比不上20世紀80年代。[32]4年以后，他的這一著作出版“修訂和更新”版本，不過，卻保留了上述預測。[33]
瑟羅和克魯格曼皆為自由派人士，但糟糕的經(jīng)濟預言卻并不是自由派人士的專利。現(xiàn)在讓我們來看看馬丁·費爾德斯坦(Martin Feldstein)*對克林頓政府經(jīng)濟計劃的批評。1993年，在這項經(jīng)濟計劃實施后不久，費爾德斯坦指出，這一計劃將“損害激勵動機、削弱經(jīng)濟實力以及浪費投資的金錢�！彼A測道，所得稅稅率的提高，相應減少富有納稅人的應稅收入，“會導致僅有70億美元的額外稅收收入，而這將永久性地損害美國經(jīng)濟。”[34]但事實上，這一計劃看起來已經(jīng)促成了聯(lián)邦財政逆差的消除，部分原因就是聯(lián)邦稅收收入的增加，并且，還促使利率保持著較低水平，這有助于在90年代的剩余時期內(nèi)推動經(jīng)濟的擴張。
珍妮·科克帕特里克(Jeane Kirkpatrick)，另一位著名的保守主義者，在1979年主張，共產(chǎn)主義政權(quán)與右翼獨裁國家不同，它們永遠也不會演變成為民主社會，[35]而自由主義者丹尼爾·貝爾在1960年出版的一本聞名遐邇的著作中寫道，西方傳統(tǒng)的意識形態(tài)已經(jīng)枯竭耗盡、蕩然無存，正如該書副標題表明得那樣。[36]他錯了。社會主義仍然還一度生機勃發(fā)，在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無政府的馬克思主義在新左派旗幟的飄揚下依然繁榮昌盛，并且，伴隨著美國放松管制的運動，自由市場的意識形態(tài)在20世紀70年代開始復蘇，并成為這個世界20世紀90年代的主導性意識形態(tài)。在1976年，貝爾寫道，“美國經(jīng)濟在世界上占據(jù)主導地位的期間，已經(jīng)達到了頂峰，無法逾越，到本世紀末，美國就會象其他領(lǐng)取年金聊以度日的老人那樣，依靠在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后平穩(wěn)的1/4個世紀中、美國公司投資所獲取的對外收益而運作�！盵37]到這個世紀末，我們將不再屬于“霸權(quán)式”的世界強國；
事實上，我們在保持“政治穩(wěn)定”方面都困難重重。[38]
貝爾最重要的著作，《后工業(yè)社會的來臨––––對社會的一種預測》(The Coming of Post-Industrial Society: A Venture in Social Forecasting，1973年)，是一部嚴肅穩(wěn)重、明智敏銳的作品，[39]并且一般說來，該書既對預測小心謹慎(盡管它的副標題稱之為“A Venture”，帶有冒險的意味)，在識別知識基礎(chǔ)而非資源基礎(chǔ)的產(chǎn)業(yè)趨勢方面也準確無誤，當然，他對信息服務發(fā)展趨勢的認識說服力還不夠。技術(shù)進步，通過促使更少的工人從事商品生產(chǎn)，而解放了提供服務的勞動力；
這種服務并非信息密集型產(chǎn)業(yè)。不過，這只是一項細節(jié)問題。
然而，當貝爾在這本相當不錯的作品中冒險進行預測時，他的預測從可能證實的范圍來看，也趨向于是錯誤的，或者為輕率魯莽的。比如，他預測，大學將會取代商業(yè)性公司，而作為此后一百年的核心機構(gòu)(頁344)。自從他這一預測之后，還沒到一百年，因此，還不可能證明這一預測就完全錯誤；
可是，根本沒有任何跡象表明，他的這一預言可能被證實。也沒有任何跡象證明，“有關(guān)經(jīng)濟增長及其平衡的關(guān)鍵性決策，將來自于政府”，或者“整個聲望和地位的綜合體將根植于知識和科學的社群”(頁344–345)。這些預測存在前后矛盾。倘若聲望淵源于權(quán)力的話，那么，政府就會變得更加強勁有力，政治家、官僚、法官、以及院外說客，就將自然而然地名氣大躁，而不是科學家和工程師的聲望提高了。
無論如何，在一項工作對于社會的“重要性”與工作者的聲望之間，存在并不充分的相互關(guān)聯(lián)。工業(yè)工人在工業(yè)社會中幾乎毫無社會地位；
那么，為什么信息社會的知識工人(knowledge workers)應該擁有極高的聲望呢？貝爾假定他們擁有極高的聲望，但忽略了稀缺性作為勞動力價值(labor value)以及相伴而生的社會地位的一項因素。并且事實上，在我們這個“后工業(yè)”社會，與他的預期相反，創(chuàng)設(shè)一個新公司、管理一個大企業(yè)、追求在娛樂界的卓越、攀登世界體育高峰、撰寫暢銷書籍或代理涉及巨額經(jīng)濟利益的訴訟，所有這些能力皆可以獲取金錢和聲譽，而且可以超過科學工作或者其他純粹的知識分子技巧所能帶來的回報�！逗蠊I(yè)社會的來臨》一書，包含了約翰·肯尼思·高爾布萊希(John Kenneth Galbraith)通常的主張，即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包括共產(chǎn)主義)“可能在其經(jīng)濟模式方面正發(fā)生融合，從而形成某種新型的集權(quán)—分權(quán)型市場—計劃體制”(頁348)。貝爾的著作《資本主義的文化矛盾》于1996年再版，在此許久以前，已證明該書的預測錯了，1996年版還增加了一篇悲觀郁悶的后記，這一后記的簽署日期還(already)與原版相近，它對于“中產(chǎn)階級的土崩瓦解”、公司規(guī)模的縮小、貪得無厭公司接管專家以及“一種歷史的波浪正沖向太平洋沿岸的頹廢景象，憂心忡忡�！盵40]
貝爾和珍妮·科克帕特里克仍然還是受人敬重的公共知識分子。他們必定擁有控制這種尊重不會喪失的某些質(zhì)素(something)，盡管他們沒有發(fā)布預言的天賦。但他們信息充分，且直率坦誠；
他們自信而適當?shù)刈膶懜澹?br>他們對閱讀興趣滿懷。(保羅·克魯格曼擁有同樣的天賦，并且，本人頗為鐘愛閱讀他在《紐約時報》上的專欄文章。)他們也有“名氣(names)”，甚至聲名遠揚(celebrities)；
他們的輝煌聲譽蒙蔽了社會公眾的眼睛，社會公眾因而看不到他們預測的不準確性。當然，《后工業(yè)社會的來臨》一書并不是一點先見之明也沒有，而珍妮·科克帕特里克在20世紀70年代反對左翼的空虛愚味之時，也發(fā)揮了有益的作用，盡管她面對卡特總統(tǒng)奠定的“將巴拿馬運河的控制權(quán)從美國轉(zhuǎn)移給一個拉丁美洲傲慢的獨裁者之基礎(chǔ)被扭曲”感到焦慮萬分，[41]這與她的如下信仰同樣陳舊不堪，(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她相信，盡管一個民主國家可能演變成為一個共產(chǎn)主義國家(正如1948年的捷克斯洛伐克、以及20世紀70年代的智利那樣)，但一個共產(chǎn)主義國家永遠不可能成為民主國家。我們現(xiàn)在可以看到，她的錯誤在于，假定蘇聯(lián)能夠想方設(shè)法免受獨裁政權(quán)的阿喀琉斯之踵的脆弱影響。這些國家通常來說皆非常地強大，不過卻幾乎毫無活力。
愛德華·盧特瓦克(Edward Luttwak)*就軍事和經(jīng)濟事務撰寫了大量的著作、文章和言論作品。他寫得非常漂亮，且具有權(quán)威性(也就是他那幅信心百倍樣子)，并博識多聞––––他是一位嚴肅的歷史學家和國防分析家。[42]但是，他作為一位公共知識分子的揮毫潑墨，卻反復地冒險預測，而事件則證明他的預測是錯誤的。1983年，他斷言蘇聯(lián)入侵阿富汗將馬到成功。[43]他也認為，蘇聯(lián)有可能對中國發(fā)動一場規(guī)模有限的戰(zhàn)爭，尤其是當西方國家加強了軍事實力時(正如在20世紀80年代的里根政府時期)。[44]數(shù)年以后，并且事實上只是在柏林墻倒塌幾個月以后，盧特瓦克一直擔心戈爾巴喬夫的改革與開放政策將增加蘇聯(lián)的軍事實力。[45]恰恰相反的是，這些政策卻促成了冷戰(zhàn)的終結(jié)和蘇聯(lián)的解體。
盧特瓦克在1992年的作品，把美國描述為一個在走下坡路的國家。他提出的問題是，“美國什么時候會變成一個第三世界國家？”然后，他接著又回答道：“一種估計是，這一日期接近于2020年。而一項更樂觀的推測則是再增加10年或者15年。不論那種預測，倘若目前的趨勢簡單繼續(xù)的話，[不過，盧特瓦克預期這些趨勢將會更為惡化]，那么，一小部分美國人用不了多久便會貧困化�！盵46]他認為，日本已經(jīng)超過了我們。他撰文稱，“我們學會了第三世界必要的宿命論之超然品性，故而我們實際上正在順從我們的命運。但是，他們當然確定這種滑坡會持續(xù)下去�！盵47]現(xiàn)在他已經(jīng)不得不改變他的腔調(diào)。他的悲觀主義依然如故，現(xiàn)在他的悲觀主義卻構(gòu)建于有活力的經(jīng)濟增長之預測的基礎(chǔ)上––––他相信，正是這種經(jīng)濟增長帶來了一連串形形色色丑惡的社會現(xiàn)象，比如，高犯罪率、職業(yè)不安全性––––而并非一種持續(xù)的“經(jīng)濟滑坡”。[48]唯一不變的，依然是他的悲觀主義。
在波斯灣戰(zhàn)爭開始之初，美國及其盟國開始轟炸伊拉克后不久，盧特瓦克預測，薩達姆·候賽因?qū)谵Z炸后1至2周內(nèi)從科威特撤離(這場轟炸一直持續(xù)了6周，還未能促使薩達姆撤離科威特)，并且他警告道，運用地面武力“可能促使沙漠風暴行動轉(zhuǎn)變成一場血流成河、劇烈對抗的戰(zhàn)爭，也許將導致數(shù)千[美國]人傷亡�！盵49]可地面戰(zhàn)斗僅僅持續(xù)了4天，而不是盧特瓦克所預測的最少2周，并且，美國軍隊的傷亡也維持在最小。[50]在轟炸伊拉克1個月之后，盧特瓦克撰文沒有再預測會發(fā)生嚴重的人員傷亡，但他仍然反對實施地面行動。他認為，地面行動會不可避免地導致對伊拉克的軍事占領(lǐng)，而一旦如此，倘若不付出災難性的對外政策之后果，我們將無法順利脫身。[51]
人們本來可能會以為，迄今為止預測如此頻繁地被證明為大錯特錯的那些人，會失去持續(xù)預測的公共平臺。不過，那種情形并沒有發(fā)生在盧特瓦克或者其他任何一位杰出的公共知識分子身上。本人不可能證明這一點，但這并不僅僅只是一種印象。亞馬遜在線對它書目上的200多萬種圖書，以到現(xiàn)在為止的圖書銷量為基礎(chǔ)進行排名(大多數(shù)暢銷圖書是新近出版的作品，因為亞馬遜在線是一個建立不久且銷量迅速增長的公司)。[52]在亞馬遜在線看來，前1萬本銷量居前的圖書屬于“暢銷書”，這是一種滑稽荒唐的膨脹，不過在此之列的圖書也的確令人欽佩，尤其是對于一本非小說的嚴肅作品來說。同一本書的精裝本與平裝本也分別排名，因此，倘若兩種版本的圖書皆榜上有名的話，那么，該圖書的綜合指數(shù)便相應更高，但是到底有多高沒有報道。因為最近銷售的大多數(shù)圖書皆為新近出版的作品，因此，一本幾年前的圖書仍然擁有令人敬佩的排名，則可以把它視為一部相當成功之作。
萊斯特·瑟羅最近的著作《構(gòu)建財富》[53]的平裝本充滿了各種各樣的預測，正如我們所知，該書在亞馬遜在線的“暢銷書”中排名為4 240，參照他錯誤預測的記錄，這一點的確令人驚異，[54]他另一本作品《經(jīng)濟學詮釋》(Economics Explained)，在閱讀時我們也可以發(fā)現(xiàn)其中滿紙皆為錯漏百出的預測，但在龐諾網(wǎng)絡(luò)書店(Barnes and Noble.com)的書目中，卻排名為17,065位(該書未在亞馬遜在線的暢銷書之列)�；蛘撸Ａ_·肯尼迪《大國的興衰》一書，平裝本出版于1989年(對于亞馬遜在線來說，這個年頭可算是古代史)，令人敬重地排名于13 398位，盡管該著作的主要論點即美國將走向衰落，被證明是錯誤的。[55]羅伯特·貝拉1996年版《心靈的習性》一書，在序言中宣稱所謂的末日預言(doom-prophesying)已被證明是錯誤的，但卻在亞馬遜在線排名為6 188。羅伯特·博克的著作《懶洋洋地倒向圣地來投生》(參見本書第八章)，1996年出版了精裝本，而次年出版了平裝本，在亞馬遜在線中皆分別排名為17,860和11,446位；
無庸置疑，其綜合排名將會更高。即便到1980年時一切已清楚明白，保羅·埃利希關(guān)于生態(tài)災難的預測已證明為顯而易見的錯誤，但亞馬遜在線的書目中仍包括了他的15本著作，并且2000年推出的最新作品(《人性：基因、文化和人類前景》[Human Nature: Genes, Culture, and the Human Prospect])令人敬佩地榮登5 899名 (在龐諾網(wǎng)絡(luò)書店的書目中排名為5,821)。公共知識分子的預測即使證明為錯誤，也依然可以大行其道，上述情形可謂他們擁有此種能力之暗示。[56]
然而，有證據(jù)表明，公共知識分子對其錯誤的預測至少還得付出了一定的代價。表4.1對兩組數(shù)據(jù)進行了一項對比：第一組數(shù)據(jù)是，預測或評估(后一類包括薩特和古爾德，眾所周知薩特接受了斯大林主義，而古爾德心懷偏見地反對智商)發(fā)生嚴重錯誤的八位卓越的公共知識分子媒體提及次數(shù)增加的情況；
第二組數(shù)據(jù)是，隨機抽取的公共知識分子樣本在同一時期內(nèi)媒體提及次數(shù)的增長。[57]在二組數(shù)據(jù)中，媒體提及的次數(shù)皆有所增長，但是，那些錯誤預言家提及次數(shù)的增長僅為40%，而控制組公共知識分子的提及次數(shù)卻增長了108%。[58]
表4.1: 1989年和1999年媒體對公共知識分子的提及
測試組(Test Group) 1989 1999
丹尼爾·貝爾(Daniel Bell) 38 105
羅伯特·貝拉(Robert Bellah) 20 35
羅伯特·博克(Robert Bork) 848 483
保羅·埃利希(Paul Ehrlich) 116 141
約翰·肯尼思·高爾布萊希(John Kenneth Galbraith) 249 310
斯蒂芬·杰·古爾德(Stephen Jay Gould) 165 384
讓-保羅·薩特(Jean-Paul Sartre) 261 410
萊斯特·瑟羅(Lester Thurow) 126 353
簡單平均數(shù)(Simple Average)增長：178%
加權(quán)平均數(shù)(Weighted Average)增長：22%
控制組(Control Group) 1989 1999
瑟曼·阿諾德(Thurman Arnold) 8 12
哈羅德·布盧姆(Harold Bloom) 36 319
斯蒂芬·布瑞爾(Stephen Breyer) 20 878
阿爾伯特·加繆(Albert Camus) 165 309
羅伯特·康奎斯特(Robert Conquest) 53 117
賈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 1 238
理查德·佛克(Richard Falk) 6 9
伊麗莎白·�？怂�-吉諾維斯(Elizabeth Fox-Genovese) 5 11
內(nèi)森·格拉澤(Nathan Glazer) 38 50
阿米·古特曼(Amy Gutmann) 1 25
理查德·赫恩斯坦(Richard Herrnstein) 7 48
羅伯特·梅納德·哈欽斯(Robert Maynard Hutchins) 28 33
卡爾·凱森(Carl Kaysen) 4 2
希爾頓·克雷默(Hilton Kramer) 48 57
瑪麗·萊夫克維茨(Mary Lefkowitz) 5 7
亞瑟·李曼(Arthur Liman) 145 11
珍尼特·馬爾科姆(Janet Malcolm) 60 50
路易斯·梅南(Louis Menand) 5 16
丹尼爾·帕特里克·莫伊尼漢(Daniel Patrick Moynihan) 1554 2352
康納·克魯斯·奧布賴恩(Conor Cruise O’Brian) 113 81
威廉·菲利普斯(William Philips) 1 19
瓊內(nèi)森·勞曲(Jonathan Rauch) 6 103
羅恩·羅森伯姆(Ron Rosenbaum) 5 67
威廉·肖恩(William Shawn) 35 124
西奧多·索羅塔洛夫(Theodore Solotaroff) 2 8
喬治·斯坦納(George Steiner) 97 96
邁克爾·華爾澤(Michael Walzer) 12 37
沃爾特·威廉姆斯(Walter Williams) 21 83
簡單平均數(shù)增長：1461%
加權(quán)平均數(shù)增長：108%
然而，市場對公共知識分子預測或者評估錯誤的反應輕微溫和；
只是博克的媒體提及次數(shù)實際上有所下降，而其他人皆處于較高水平。倘若公共知識分子進行預測，旨在運用一種類似于科學方法的方式確立他們的可信性，那么，這種反應將會更大一些。一位科學家提出假設(shè)(預測)，并且通過實驗或者其他準確的觀察而對假設(shè)進行驗證，倘若證明是錯誤的話，就拋棄這些想法。如果結(jié)果導致一項有關(guān)科學家支撐其職業(yè)的理論不具有可信性，那么，他的職業(yè)便會前功盡棄�？茖W理論屬于信用商品，而假設(shè)檢驗則是確定這些理論質(zhì)量的權(quán)威方式。人們可能會以為，公共知識分子的預測將會遭遇類似的對待，正如依據(jù)經(jīng)驗主義對科學假設(shè)進行檢驗那樣，如果失敗的話，則拋棄它們�？伤鼈儾]有受到如此對待。他們沒有被檢驗。
為什么沒有檢驗呢？第一項原因是，它們并不意圖接受檢測。大多數(shù)公共知識分子屬于一種或者另一種意識形態(tài)學派，比如，福利自由主義、文化多元主義、社會保守主義、自由意志主義。他們作品的大多數(shù)讀者也隸屬于同一學派的成員，并且尋求支撐他們自身現(xiàn)有的看法，而不是希望對現(xiàn)有觀點提出異議。當一位公共知識分子的預測發(fā)生了錯誤偏差時，通常是由于他依據(jù)某些現(xiàn)行的趨勢進行推斷的結(jié)果，而對于這些趨勢，他的意識形態(tài)之同仁也認為陰森可怕，故而他們不愿意丟下他不顧。他們這樣做將促使他們意識形態(tài)劃分的派別喪失信用。恰恰相反，他們緊密地圍繞著他，他已經(jīng)打過了那一場好仗，縱然沒有成功。故此，你沒有看到環(huán)境激進主義者對保羅·埃利希的批判，只因為他曾經(jīng)預測到目前之時天將會塌下來，即便他的小雞危言可能在實際上損害了環(huán)境運動。
第二，公共知識分子作出的預測，并不能適當?shù)貧w屬于一個能輕而易舉檢驗其準確性的空間。埃利希被證明為錯誤的大多數(shù)決定性預測，是在地球日群眾集會以及流行雜志上提出來的，而不是他的著作中白紙黑字書寫的。公共知識分子當前的作品并不會詳細敘述相關(guān)情形，并且在事實上，幾乎根本就不會提及他失敗的預測。基本上沒有讀者能夠記得住那些預測，更很少有人會留心而進行必要的研究，來確定和評估公共知識分子的預測記錄。
第三項原因，幾乎不存在作為第二項原因之基礎(chǔ)的記分機制：對于大多數(shù)人而言，甚至對于那些閱讀他們著作和文章的人來說，公共知識分子的觀點其實并不重要。本人以下要研究的問題，則是公共知識分子的影響。
公共知識分子的影響
閱讀公共知識分子作品不僅僅是為了獲取信息，而且還具有娛樂之功能––––受教育人士喜愛閱讀生動活潑的思想家們有關(guān)時事的作品，(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即便他們心中十分清楚，這些創(chuàng)作者們固執(zhí)己見、信息不充分以及基本上不可信––––并且，還旨在強化讀者的成見(predisposition)，即為了協(xié)同，在本書最后一章我將它稱為“集合/集會(rallying)”。正如查爾斯·桑德斯·皮爾士很久以前便已指出，人們對處于一種疑惑的狀態(tài)心中感覺不甚舒暢，因此不喜歡別人對他們的信念提出異議。[59]除非對他們的觀點提出異議是出于職業(yè)規(guī)范(比如科學調(diào)查之規(guī)范)的強制性要求，否則人們將會尋求確認和支持，包括與志趣相投的思想家的協(xié)同。有關(guān)皮爾士的觀點，涉及兩種心理學的趨向，一是證實性偏向(confirmation bias)[60]，二是羊群效應(herd instinct)。所謂羊群效應，是指大多數(shù)人希望感覺到他們自身從屬于一個志趣相投的思想者的群體，因為這會給他們以更強烈的信心，即他們是正確無誤的，或者堅持他們的信仰至少不可能會被人們視為愚笨癲狂。正如密爾以及此后的科學哲學們強調(diào)的，對于疑惑的厭惡(皮爾士的觀點)以及羊群效應，驅(qū)動著人們尋求確認其先入之見(證實性偏向)的證據(jù)，而避開證偽的證據(jù)，即便搜索有關(guān)證偽的證據(jù)在認識論上更加符合良性健康的程序；
密爾尤其強調(diào)這種投眾合時 (conformism)強加給知識進步的危險。[61]盡管密爾如此陳述，但就感知某人主張的合理性來說，最為可靠踏實的莫過于發(fā)現(xiàn)有那么一位與他們分享同樣觀點的智識聰明、口齒伶俐之人，他能夠比你本人更為出色地提出論辯，為有關(guān)主張整理證據(jù)，且因此令你裝備精良，不僅僅冰釋了你的困惑疑問，而且在你的主張為人質(zhì)疑之時，你還可以更有理有據(jù)地反駁辯護。
消費者對公共知識分子作品的心理，與尋求行動指南、并因此與依照預測行動毫無干系。倘若人們依賴于公共知識分子預測的話––––以這樣的方式信賴其預測，比如，某個宗教教派的成員有時聽信其首領(lǐng)有關(guān)世界將毀滅的預言，因此把所有世俗性商品賣得一干二凈，或者在1938年，歐洲人相信內(nèi)維爾·張伯倫有關(guān)《慕尼黑協(xié)定》將會帶來和平的保證––––那么，他們便會注意到公共知識分子預測的錯誤，并且鑒于公共知識分子作品對讀者產(chǎn)生了成本，因此讀者們會不再信任公共知識分子。那便是許許多多經(jīng)濟記者、財務分析員以及投資組合經(jīng)理(portfolio managers)的命運，他們對于股票價格的未來波動作出了錯誤的預測，從而對投資者產(chǎn)生了重大損失。保羅·埃利希的錯誤預測已經(jīng)到達了相當程度的公開性，就是與這一點相吻合的(盡管他針對這些仍然未到一笑了之的境地)：商界對于阻止有關(guān)環(huán)境管制的極端建議存在著休戚相關(guān)的利益，因而才公開了環(huán)保人士蒙羞的錯漏失誤。
公共知識分子預測的習性，與對真理的探求、檢測假說并沒有聯(lián)系，與之相關(guān)的而是公共知識分子市場上那種競爭性和不加區(qū)分的特征。，對于吸引社會公眾的關(guān)注，公共知識分子預測的風險甚大但又不失為一種戲劇性的召喚。就學術(shù)公共知識分子而言，他們也呈現(xiàn)了提出極端性主張的學術(shù)傾向。學術(shù)界對新奇事物的價值，正如本書第二章曾經(jīng)指出得那樣，并不是這種傾向的唯一原因。從“艱深的”科學或者社會科學領(lǐng)域，到“簡單容易”、訛誤充斥、平淡無奇的智識所主導的政治領(lǐng)域，學術(shù)公共知識分子心中早就預存了一種揭示表象變遷背后所隱藏法則的大膽思想和驚人模式，他們傾向于成為社會現(xiàn)實一種激進的簡化器。運用一種黑白分明的術(shù)語看待事物促使其勇氣大增，由此蒙蔽了他的視野，他無法看到這個世界的難以駕馭，故而簡化了因果關(guān)系的模式，這樣便激勵他去指點江山、預測未來。
然而，在涉及政治和意識形態(tài)的世界(那便是公共知識分子的世界，正如本人界定的那樣)的時候，僅僅只是使用諸如“真理”以及“事實”之類的詞匯，會激怒心存狐疑的讀者。就政治來說，是否存在任何可認知的真理？在政治論辯興起的背后，是否存在任何的事實？除了一位柏拉圖主義者之外，其他任何人是否會游戲玩耍這種思想？然而，問題并不是公共知識分子或者其他任何人不能夠發(fā)現(xiàn)社會問題的終極或者永恒答案。關(guān)鍵在于，公共知識分子對待這些問題，應該小心謹慎、準確無誤、深入探索、邏輯嚴密。這些問題就其本原而言，可能是事實問題，也可能不是事實問題，也許屬于邏輯問題，也許并非邏輯問題；
但是，對于這些問題的解答，事實和邏輯都將占據(jù)著重要的地位，有時甚至會發(fā)揮決定性的作用，至少由于無法討論這些問題的宗教維度而將其束之高閣時是這樣。[62]最起碼，人們關(guān)注社會政策的結(jié)果，并且這些結(jié)果的確定需要運用一種科學家的風格來進行毫無利害關(guān)系的調(diào)查，盡管通常而言，哪怕只是近似于科學家的那種與眾不同、透徹有力的調(diào)查規(guī)范和方法也不可能做到。然而，公共知識分子的預測幾乎只是對科學假設(shè)的一種拙劣模仿。
并且也基于所暗示的類似緣由，這一問題同樣困擾著其他的預測者們。盡管對于金融分析人士而言，比如證券分析師、投資組合經(jīng)理，他們預測錯誤須承擔經(jīng)濟責任，不過，對于更年長的金融分析人士來說，存在一種記錄（“廣為散播的”）極端預測的傾向。不論依托何種緣由，總之，他們獲得了良好的聲譽，基于良好聲譽又可以冒險提出不可能發(fā)生的預測，而由于他們勇者無畏，故既能吸引人們對預測者的關(guān)注，同時，一旦他們的結(jié)果(就發(fā)生的概率而言)被證明準確無誤，他就將確立非凡獨特的可信性，當然就錯誤預測來講，他的聲譽也會發(fā)揮一定的緩沖作用，令其不至于就此承擔高昂的代價。[63]類似的激勵也對公共知識分子發(fā)生作用，只是這些激勵更為強勁，原因是，他們的錯誤所產(chǎn)生的經(jīng)濟責任溫和到不存在的地步。在下一章我們將看到，卓越的公共知識分子，正如著名的商業(yè)預言家，他們的年齡皆相對較大。學術(shù)公共知識分子直到他們依托堅不可摧的學術(shù)成果而聲名鵲起之后，才趨向于冒險作出大膽的預測，因為，即便他們的預測出現(xiàn)了偏差，就象他們通常那樣，也能夠阻止其聲譽的飛流直下。
錯誤的預測總是與對當前條件的錯誤評判聯(lián)結(jié)在一起的。預言資本主義滅亡的公共知識分子，不可能對共產(chǎn)主義的缺陷具有著敏銳透徹的洞察力。許多公共知識分子在游歷蘇聯(lián)、中國、北越、東德、古巴以及共產(chǎn)主義陣營的其他國家之時，都為這些共產(chǎn)主義東道主的波特金村莊策略所蒙騙，這樣的公共知識分子人數(shù)眾多。[64] 保羅·霍蘭德(Paul Hollander)引證了著名知識分子不計其數(shù)的陳述，這些陳述令人驚訝地顯露出他們的無知愚味、木訥遲鈍、天真浪漫、頑固不化以及一廂情愿的思維。不過相對說來，閱讀過以霍蘭德的著作為代表的此類少量文獻之人寥寥無幾，而且，這些上當受騙、同情共產(chǎn)主義運動的同路人絕大多數(shù)依舊光彩照人，并沒有因為他們的荒唐愚味而暗淡無神(他們之中的許多人尚存于世，而且依然就形形色色的公共話語高談闊論，比如，約翰·肯尼思·高爾布萊希[John Kenneth Galbraith]、約翰·肯尼思[John Kenneth]、喬納森·寇若爾[Jonathan Kozol]、理查德·佛克[Richard Falk]、斯多頓·林德 [Staughton Lynd]、*以及蘇珊·桑塔格) 。與此類似，盡管斯蒂芬·杰·古爾德的著作《人的錯誤量度》(參見本書第三章)受了職業(yè)上的批評，但該書1996年第二版平裝本卻榮登亞馬遜在線暢銷書排行榜的9 818位，令人敬慕不已(因為還要考慮這本著作的寫作時間)。亞馬遜在線共有古爾德的各種圖書32種，并且表4.1顯示，近十年以來，古爾德的媒體提及次數(shù)要比控制組的平均數(shù)增長得更快。
為共產(chǎn)主義愚弄的知識分子能夠如此輕而易舉取得人們諒解的原因之一，是保守主義知識分子、普通的人們在向被蒙騙的同情共產(chǎn)主義運動之人投擲石塊的時候，他們本身也為共產(chǎn)主義制度所欺騙。被蒙騙的并非它的殘酷無情、道貌偽善和貧窮落后，而是由于它的脆弱不堪。這就是為什么，在右翼陣營中，事實上根本沒有人能夠想像這種制度會由于其自身的力量而土崩瓦解。在共產(chǎn)主義制度崩潰的早期階段，右翼人士將崩潰的原因歸結(jié)于里根政府時期美國武力的集結(jié)，尤其是里根政府的反導彈防御計劃將消解蘇聯(lián)戰(zhàn)略性導彈的力量(所謂“星球大戰(zhàn)”計劃)。他們聲稱，保守主義思想庫支持并在實際上啟發(fā)的這些發(fā)展，導致蘇聯(lián)步入崩潰的階段，并且暴露了蘇聯(lián)技術(shù)上的陳舊落后以及緊急迫切的防御不能等問題，這些反過來導致了戈爾巴喬夫嘗試改革，而他的改革卻引燃了共產(chǎn)主義制度后院之火，最終促成了這一制度的灰飛煙滅。這一觀點是值得爭議的。[65]不過，如下這種主張也同樣值得商榷，即認為里根政府的政策只不過是一項細微的因素，蘇聯(lián)的共產(chǎn)主義制度乃是基于一系列政治挫折和經(jīng)濟失敗(阿富汗戰(zhàn)爭、切爾諾貝利核電站爆炸、貪污腐化、裙帶主義、犬儒主義以及經(jīng)濟停滯)所累積的破壞力所摧毀的，那些失敗幾乎與里根政府的主動行動毫無干系，而不過卻毀壞了蘇聯(lián)共產(chǎn)主義領(lǐng)導階層的信念，正如大多數(shù)獨裁主義政體一樣。[66]這并不是說，美國武力的集結(jié)只是一項錯誤。蘇聯(lián)同樣也武裝到牙齒，崇武好斗，并且，蘇聯(lián)內(nèi)部的弱點并沒有充分理解––––甚至直到其解體之時，蘇聯(lián)領(lǐng)導人也并沒有充分了解那些缺陷。[67]
在一個信息成本高企的環(huán)境中運作，公共知識分子并非獨一無二的。此種環(huán)境不能成為公共知識分子們評估和預測錯漏百出的籍口。不過，為了明白這一點，我們需要對錯誤進行經(jīng)濟分析。
錯誤的最優(yōu)數(shù)量并不是零，而是錯誤成本(error costs)以及避免錯誤的成本(error-avoidance costs)的數(shù)值最小化。第一類成本越高，愿意承受的第二類成本就越大，同樣，在其他條件不變的前提下，我們希望把更多的開支用來防止更為嚴重的事故，而不用以防止瑣碎小事。有些錯誤系無害之錯，并因此不值得耗費任何資源來嘗試避免發(fā)生那樣的錯誤。
另一些錯誤則存在危害。比如，醫(yī)療錯誤通常將造成嚴重的傷害。因此，人們采取成本高昂的措施，以實現(xiàn)醫(yī)療錯誤的最小化，例如，向執(zhí)業(yè)醫(yī)生頒布許可證、補貼醫(yī)學研究、未經(jīng)醫(yī)生開具處方禁止購買有害藥品以及針對醫(yī)療事故實行侵權(quán)救濟制度。錯誤的天氣預報和股市預測亦屬于類似的有害的預測錯誤。股票指數(shù)基金(index funds)的興起，提供了無須現(xiàn)行交易(active trading)的多樣化投資組合，便屬于針對后一類不確定問題的應對；
超級計算機則是有關(guān)前一類不確定性問題的對策�；蛘�，讓我們來考慮一下公司股票和其他證券發(fā)行人欺詐性陳述所產(chǎn)生的不確定性。投資錯誤削弱了投資者對證券市場的信心，故而被視為會產(chǎn)生重大的社會成本，而證券法以及普通法有關(guān)欺詐的原則，是能夠促使此種投資錯誤來源最小化的措施，不過這一措施卻成本高昂。為了防止食物中毒，對飯店實施公開檢查，屬于另一例證。
這些例證以本書第二章提出的一個觀點為中心，即當人們認為市場激勵和約束不夠充分，以至于將產(chǎn)生高昂的消費者信息成本時，政府便可以實施干預。然而，僅僅只是市場不能提供質(zhì)量達到消費者所需、且消費者愿意為此支付價款的某項產(chǎn)品或者服務，并不能在事實上保障公共管制的正當化。市場失靈的消極后果必須足夠嚴重，以至于試圖就此采取某些措施所產(chǎn)生了成本時才有可能具備正當理由，而這一成本也許是相當巨大的。這種提高商品質(zhì)量的管制，其收益必須超過管制所涉及的成本，并且，倘若收益微小抑或成本高昂的話，管制皆不可行。
一個簡單的數(shù)學模型也許有助于明確這一觀點。假定相信真實的主張比不相信這些主張，將產(chǎn)生更大的效用，同時，不相信錯誤的主張比相信它們能產(chǎn)生更大的效用，那么，我們可以得出：
U1(t, b) – U2(t, d) = Z1 > 0，且
U3(f, d) – U4(f, b) = Z2 > 0,
因此，Z = Z1 + Z2，即為相信真實主張與不相信錯誤主張所產(chǎn)生的效用。我們當然不應假設(shè)，達到這一最佳狀態(tài)是無需成本，或者實現(xiàn)這些效用必然富于價值。首先，讓我們來看看第二項要點。Z的價值取決于四種可能的相信狀態(tài)(即相信真實主張不相信真實主張、不相信錯誤主張以及相信錯誤主張)之中每一種所產(chǎn)生的效用。在對于個人并不重要的事項中，真實知識的效用可能相對比較細微，在此情形下，Z的數(shù)值也將較小，并且也許無法超過達到真實知識的成本。那便是一種理性無知的情形。
現(xiàn)在讓我們假定K為知識，變化幅度從–1 (錯誤信仰)經(jīng)0 (不相信)到1 (真實信仰––––即能夠產(chǎn)生Z的K 之水平)，(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同時，假定每一項知識水平所能產(chǎn)生的效用為U(K)。假定，通過購買每個單位的信息能夠提高K、并因此提高U(K)的數(shù)值，每個單位的信息以x來表示 。然而，x 需要成本；
否則U(K) 將恒定地等于Z。購買的信息x越多，成本當然就越大：即Cx > 0。[68]理性的個人將尋求U(K)(x) – C(x)最大化，這一目標通過購買x直至達到某一點而實現(xiàn)，這一點即為，購買的最后一個單位的x提高了額外知識(the additional knowledge)的效用，獲取這一效用的額外知識，其數(shù)值又恰好與追加成本相等：即在這一點上， Kx = Cx�？商娲姆绞绞�，他也可以尋求由于缺乏知識而導致的錯誤成本(E) 的最小化，以及努力促使避免錯誤的成本(還是C )最小化。這兩種成本皆為x的函數(shù)。購買x 將減少E (Ex < 0)，但卻會增加C (Cx > 0，正如以前亦是如此)。當Cx = –Ex之時，即當購買的最后一個單位的x 所減少的錯誤成本的金額，恰恰等于購買這一個單位的x之成本時，(E(x) + C(x))的數(shù)值將最小化。
如果一項真實信仰的效用相對小于獲取它的成本時，所獲得的知識水平將遠遠趕不上充分的知識(full knowledge)。本人要強調(diào)的是，重要的只是它競爭性價值的相對規(guī)模，而非絕對規(guī)模。獲取知識的成本也許如此高昂，以至于超過了所獲取知識的效用，就算這一效用也很高。手相術(shù)的情形便是如此。倘若能夠通過看手相獲得有關(guān)未來的準確知識，那將會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情，而且所投入的成本將令人望而卻步的(prohibitive)。倘若你知悉這一點以后，也許將通過如下兩種方式中作出反應：一是不自找麻煩去看手相，二是對看手相人的預言大打折扣，與你依賴醫(yī)療診斷書或者天氣預報相比較，你最終幾乎并不信任這些預言。故而，失望的預期所產(chǎn)生的傷害將非常得輕微。既然人們普遍認為，手相術(shù)作為一種預測方法是弱不禁風的，因此，也就不存在為了保護消費者免受愚弄之損害而禁止手相術(shù)的壓力，因為他們能夠輕而易舉地自我保護。
那么，為什么手相術(shù)仍尚未消失殆盡呢？其原因在于，手相術(shù)既屬于一種多維產(chǎn)品，也是一項廉價產(chǎn)品。預測未來只是一位消費者可能從看手相中獲取的收益之一；
而另一項收益則是此種經(jīng)歷的娛樂價值。當然這種娛樂價值并不很大，可是，鑒于它的成本也非常低微，故而某些人便可以從看手相中獲取凈收益。并且，公共知識分子亦是如此。他們具有娛樂功能以及構(gòu)筑協(xié)同之價值，也帶來了某些信息價值，即便他們并不是一種值得信賴、準確預測的渠道。這些價值也許不是很高，不過對于消費者而言，公共知識分子作品的成本也并不太高。
通過篩選和權(quán)衡公共知識分子的預測，而相信真實的主張或者拒絕相信錯誤的主張，才真屬一件成本高昂的事項。那幾乎相當于從看相人的口中獲取一項真實的預言那么成本奇高。倘若收益巨大的話，這種成本當然也可以承受，可是，收益也并不大；
公共知識分子與看相之人不太一樣，他們通常只是就“消費者”幾乎毫不知悉的事項發(fā)表高見，因為他們需要改變政治行為或者其他集體行動。那么，普通公民針對國家是否應該建設(shè)一種反導彈攻擊的防御體系而形成一項理由充分的信任，其收益又當如何呢？普通公民幾乎不可能、也許根本就不能夠影響國家政策。從公共知識分子那兒得到的準確信息的收益顯得如此微小，以至于即便以低成本方式評價公共知識分子的可信性，例如追蹤他們的預測，也顯而易見不能令成本正當化�！断M者報告》沒有對公共知識分子進行評估；
其他任何雜志或者信息服務也沒有此類評判，除了極其偶爾零星的蜻蜓點水之外。
甚至有一種惡性循環(huán)在發(fā)揮作用。公共知識分子評估或者預測的準確性越小，人們認真對待公共知識分子的程度便越低，這反過來又減少了對準確性的要求，盡管這一惡性循環(huán)為本人一直強調(diào)的如下事實所抑制，即他們的錯誤記錄并非眾所周知。但是，他們成功的記錄，人們同樣也不知道。人們對兩類記錄，皆沒有認真細致地存卷備查和分析研究，因為幾乎沒有人會用心聆聽公共知識分子正在說些什么，而就此理出線索。我們可以想像，那是一種在低價值區(qū)域內(nèi)不斷向下盤旋地探底––––即所謂低成本均衡。普通教育的社會公眾在消費公共知識分子商品時，花費很少的時間，基本上不會產(chǎn)生其他費用，相應而言也能夠獲取一定程度的收益。
布魯斯·羅賓斯主張，人們不會承認一種行業(yè)(calling)作為一種職業(yè)(profession)，除非它對于社會公眾來說至關(guān)重要，因此，文學批評的職業(yè)化便意味著現(xiàn)代文學批評的公共意義，人們也并沒有否認這一點，文學批評具有神秘性、邊緣性、當然無庸置疑亦具有政治性(并因而潛在地作為一種公共知識分子類型)，正如以另一種視角看待文學批評那樣。[69]但是，這樣卻把“職業(yè)”和“職業(yè)化(professionalization)”攪混在一起。一個領(lǐng)域的職業(yè)化僅僅意味著，這一領(lǐng)域帶來了調(diào)整雇用、提升、補償、獎金、研究協(xié)議(research protocols)、出版的規(guī)則和程序之拘束，這些拘束旨在傳授智識的精確嚴密(intellectual rigor)。它并不涉及這一領(lǐng)域?qū)τ谄胀ü姷闹匾�。埃及文物學(Egyptology)已經(jīng)徹底地職業(yè)化了，但究其緣由，并不是擔心一位冒充內(nèi)行的埃及文物學者有可能會對人們造成損害。相比而言，職業(yè)崗位(occupations)則是指那些要求具備專門化知識、且普遍與社會公眾息息相關(guān)的行業(yè)，它自傳統(tǒng)以來便歸屬于職業(yè)的范疇，比如法學、醫(yī)學、建筑學、會計學、軍事科學。且它們對于社會公眾的至關(guān)重要，正是為什么它們當中有許多職業(yè)規(guī)定了獲取許可證的要件，當然，許可證要求也源于利益集團之壓力，埃及文物學以及其他純粹的智識領(lǐng)域卻沒有此類要求。[70]從這一意義來說，文學批評也并非一種職業(yè)，因為在社會公眾看來它無關(guān)痛癢。羅賓斯并沒有試圖表明，他所敬慕的學術(shù)評論家，比如愛德華·薩義德和加亞特里·斯皮娃克(Gayatri Spivak)，在涉及社會公眾利害關(guān)系的任何事項方面毫無影響力。甚至，這種“職業(yè)”正開始意識到，文學批評的日益理論化至少部分地淵源于職業(yè)化不斷推進之產(chǎn)物，而這又正在驅(qū)動文學研究走向邊緣化。[71]
在大蕭條、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20世紀60年代騷亂時期)、冷戰(zhàn)以及20世紀70年代經(jīng)濟滯脹時期––––感覺到政治或者意識形態(tài)危機的任何時期––––人們對待公共知識分子要更為嚴肅認真一些，在那些時期，公共知識分子鐘愛慷慨陳詞的問題類型，看起來似乎要比當代的問題更合乎邏輯。但是，更認真并不等于非常認真，即便中央情報局確實認為，在冷戰(zhàn)的高峰時期支持《相遇》這份屬于并面向公共知識分子的雜志頗有價值，可人們對待這一雜志也還談不上非常認真。盡管在越戰(zhàn)期間，公共知識分子作品如同洪流滾滾、席卷傾泄，[72]但一項細致的研究得出結(jié)論稱，知識分子在有關(guān)越戰(zhàn)(或者戰(zhàn)爭行為、或者戰(zhàn)爭后果)、以及當時正逐漸展開的公民權(quán)利危機所進行的論辯中，其實沒有影響力。[73]這項研究由于受出版的限制，而沒有嘗試評估知識分子的罷教、罷工時的糾察、游行、支持學生靜坐、以及其他示威形式；
但在公共知識分子當中，這樣的戰(zhàn)斗性匱乏罕見，而且通常都會發(fā)生意外、后院起火––這也是1968年尼克松當選為總統(tǒng)的一項因素。
切斷那些毫無影響的論題，可謂獨裁政體通常說來都會試圖壓制公共知識分子之事實。不過，他們對于知識分子的壓制只是作為一般性信息控制嘗試的一部分，而并非源自于對公共知識分子或所謂“思想的力量”特別恐懼。很難想像，一個獨裁政體會因思想所摧毀（況且還并不是宗教思想），而只是因為物質(zhì)狀況所毀滅，例如戰(zhàn)爭、統(tǒng)治階級內(nèi)部的政治斗爭、貪污腐化或者經(jīng)濟失敗。在對公共知識分子的影響進行精確估量中，需要適當回答這樣的問題，即在一個新聞自由、政治競爭、社會公眾因此能夠充分接近信息的國家之中，公共知識分子是否能夠?qū)嵸|(zhì)性地影響公共輿論。也許他們不能影響，至少通過他們的作品和公開演講無法達到對公共輿論的影響。或許他們的教育具有更大的效應。人們相信，文學領(lǐng)域?qū)W者中的“后殖民主義”學派––––比如，他們其中有一位學者倡導“非殖民化教學法”[74]––––業(yè)已激發(fā)某些大學生掀起了反對全球化(即，自由貿(mào)易與資本的自由流動)的抗議。[75]但是，這種虛空浮夸主義對于公共輿論和公共行為幾乎沒有任何影響，[76]除了可能對一些剛愎自用的人產(chǎn)生一定影響之外，比如，通過將選票從戈爾轉(zhuǎn)移到奈德爾，促使2000年總統(tǒng)選舉向布什方面傾斜，因為奈德爾在論壇發(fā)表演講時的關(guān)鍵性政綱似乎對全球化持有敵意，并看來已經(jīng)吸引了大學的孩子們對他的極大支持。公共知識分子在他們擔任顧問和政府官員的角色時 (人們可以想想亨利·基辛格、喬治·凱南、康納·克魯斯·奧布賴恩、瓦茨拉夫·哈維爾*以及無數(shù)的其他人物)，所產(chǎn)生的影響當然非常巨大。但是本人的興趣所在，并非公共知識分子在觀念和意見市場上的活動、他們的作品、公開演講、以及其他公開露面(包括在法院或者國會作證)，本人所關(guān)注的，簡言之只是他們試圖通過其公共修辭(public rhetoric)而塑造輿論。
本人并非一位徹底的唯物主義者，故此懷疑那些思想是否能夠影響到公共輿論和公共政策，即使那些思想并不科學或者不可能嚴格地得以證明。進而，證據(jù)表明，公共知識分子的影響存在著一種間接的渠道。人們發(fā)現(xiàn)，新聞評論員和時事專家已經(jīng)影響了公共輿論，[77]并且，即使這些評論員和時事專家本身并非公共知識分子(他們也并未納入本人所引證的研究之中)，也可能反過來又受到了智識思想之潮流的影響。讓我們來看看，反對羅伯特·博克擔任聯(lián)邦最高法院大法官提名確認的成功嘗試�！霸�1987年，為了美國方式的人民聯(lián)合其他團體，實施了這項堪稱經(jīng)典的全國性請愿運動，將全國性的媒體傳播與旨在影響國務的言論聯(lián)結(jié)起來，掀起了一場反對羅伯特·博克進入聯(lián)邦最高法院的提名 (原文如此––––應為確認)之狂飆海嘯�！盵78]無庸置疑，這些請愿活動組織者的許多主張，來自于公共知識分子的法學教授，就本人所知，他們或許本來就撰寫過這些請愿書的某一部分。[79]但是，對于知識分子夸大思想影響的自然趨向，人們應格外小心謹慎，尤其當他們屬于學術(shù)知識分子時，他們會放大學術(shù)思想或者學術(shù)人員宣傳的思想之影響，注意，這兩者通常并不是一回事。一個社會愈穩(wěn)定、愈復雜，并且它愈自鳴得意，則這一社會的公共知識分子通過狂轟爛炸影響它的可能性便愈小。
然而，倘若認為學術(shù)公共知識分子對于公共輿論的形成皆無重大影響，此類觀點也必須予以限定，這一點可以通過參照彼得·辛格所倡導、可以非嚴格地稱為“動物權(quán)利”的著作得以說明，當然，辛格只是一位功利主義者，而非一位權(quán)利理論家，并且他偏好稱為動物“解放”。[80]《動物解放》一書于1975年推出第一版，銷售量達到五十余萬本，并且人們相信，這一著作極大地促動了全球性的動物權(quán)利運動。[81]而動物權(quán)利運動又已經(jīng)影響到毛皮業(yè)、肉類消費以及醫(yī)療實驗中對動物的運用。
辛格是一位學術(shù)型哲學家。然而，他這本著作是面向普通公眾寫作的，故而推理不甚緊湊嚴密，也并沒有試圖克服針對某種功利主義觀點能夠顯而易見提出的爭議，即擴張總體福利最大化從而包納動物之社會.這些爭議諸如：倘若存在比人類更為快樂的動物，那么，我們可能就擁有一種道義上的責任，即我們應該縮減人口數(shù)量，促使其達到地球能夠供養(yǎng)這些快樂的動物最大數(shù)量的那一點。辛格的著作在重要部分是這樣來傳遞信息的，它展示了一些令人毛骨聳然的圖片，并且巧妙地回避了某些難于回答的問題，比如，當他說道，“就歷史實情來說……動物福利運動的領(lǐng)導人對于人類的關(guān)心程度，其實遠遠超過了完全不關(guān)心動物的人的表現(xiàn)�！盵82]這一主張忽視了一種極其顯著的例外：正如魯克·費利( Luc Ferry)引用阿道爾夫·希特勒的話那樣，“在新德意志帝國，對動物的殘忍已不復存在。”[83]費利評述道，“一位完全忠誠的動物愛好者(這還并不限于言辭宣稱，法律已經(jīng)明文規(guī)定)與人類歷史上最冷酷無情的仇恨，組合在一起而折射出令人不安性質(zhì)之幽光，已經(jīng)永遠為人們銘記不忘�！盵84]辛格忽略了動物保護與納粹對達爾文主義的崇揚、他們提升智力本能、破壞文明的野蠻行徑、踐踏同情心的粗暴殘忍、顛覆和平的戰(zhàn)爭殺戮以及有關(guān)人道主義和國際主義根深蒂固的本能觀點之間的類同。(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納粹分子希望淡化模糊人類世界與動物王國之間的界線，正如當他們將猶太人描述為害蟲時那樣。而在問題的另一面，他們又美化擁有良好納粹美德的物種，如食肉性物種雄鷹(“鷹之巢”，正是希特勒夏季在巴伐利亞阿爾卑斯山的寢宮的名稱)、猛虎和黑豹(德國坦克使用這兩種動物的名稱)。尼采所謂“金發(fā)之獸”，指的是獅子，即相對于那種業(yè)已退化的現(xiàn)代人的角色。動物權(quán)利的思想如何能夠把人比作動物，而不僅僅是將動物比作人，以上即為例證。
辛格直言不諱，他承認，他的哲學分析存在一些道德上不確定的含義，比如，將動物放在與人類平等的層面上可能會推導出這樣的論點，一頭豬的生命，其價值要勝過一位嚴重智障的人之生命，或者無痛苦地殺害一只動物，可以通過養(yǎng)育一只新的動物作為替代而補償。[85]這本著作的力量所在并非它的論辯，而在于它對動物痛苦的描繪，該書的許多描述令到動物權(quán)利的大眾支持者們心驚膽戰(zhàn)。這本有關(guān)動物權(quán)利的哲學作品，雖然在學術(shù)的嚴格性方面程度稍低，卻堪稱在公共領(lǐng)域最有影響力的著作。[86]如今，又有一位執(zhí)業(yè)律師斯蒂芬·懷斯(Steven Wise)慷慨陳詞，為辛格的著作吶喊助威，懷斯在他的作品中基于歷史考察、認知科學以及令人黯然淚下的感人軼事，強有力地主張將法定權(quán)利擴張至非人類的靈長目動物。[87]該著作論證亦不太嚴密；
它與辛格的作品一樣容易遭受人們的批評；
[88]然而，這本著作也同樣極其影響。
或許以下對辛格的說法并非不公平，辛格碰巧才成為一位學術(shù)公共知識分子，但倘若他作為一位類似于蕾切爾·卡遜或貝蒂·弗里丹的非學術(shù)人員的話，那么，他也將可能運用極其類似的方式寫成幾乎有同樣沖擊力的作品。
但是，只談到公共知識分子對公共輿論的影響，進而設(shè)計受公共輿論影響的法律、政策、以及其他公共行為，則視角太過狹窄，以至于無法準確估量公共知識分子對社會的影響。就人們所閱讀的范圍而言，經(jīng)常閱讀公共知識分子的著作和雜志文章，也許有助于塑造一個人的價值觀和視野。這個國家的公共知識分子并未擁有廣泛的讀者群(我們只要看看下一章中一些雜志的發(fā)行量便可得知)，但讀者中的大部分包括是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是政治上積極活躍、頗具影響之人。假如公共知識分子消失殆盡，且政治和意識形態(tài)觀點唯一的供應商只是學術(shù)人員，他們只面向?qū)W術(shù)界、專事教學的老師(classroom teachers)、新聞記者、政治家、牧師以及政策分析人士寫作的學術(shù)人員的話，那么，普通公眾––––或者更確切地說，普通公眾之中受過高等教育的那一部分––––或許相比現(xiàn)在的情形，他們對政治和意識形態(tài)問題甚至會更加興趣索然、信息閉塞并思想?yún)T乏。
然而，政策和公共輿論也許并無太多差異。這不僅僅是因為公共知識分子擁有的讀者群較小，他們發(fā)表的意見傾向于加深各種觀點的差異，決非融合這些不同；
而且，還有三項其他的因素亦非常重要。首先且最不重要的一項因素是，由于大多數(shù)公共知識分子皆為學術(shù)人員，因此公共知識分子作品系從其學術(shù)著作中抽取出來的，這些學術(shù)作品就同公共知識分子作品一樣，并毫無疑問，對公共輿論和公共政策具有一種彌漫擴散且累積強化的重大效應。倘若學術(shù)人員堅持到最后，且忍受寂寞，抵制住創(chuàng)作公共知識分子作品的誘惑，那么，他們相比遍地開花地擔當公共知識分子角色，對社會的影響也許更為巨大。
但是，成為一名公共知識分子的機會，也許又有可能構(gòu)成吸引能力突出之人從事學術(shù)職業(yè)的因素之一？倘若那樣，則從長遠而言，剝奪成為公共知識分子之機會就有可能減少學術(shù)著作的數(shù)量或者質(zhì)量。通常說來，只要朝向?qū)W術(shù)職業(yè)的目標向前邁進，便可以自然而然地取得公共知識分子的社會地位，事實便是如此(在下一章我們可以看到有關(guān)證據(jù))。當成為公共知識分子的收益因價值的表現(xiàn)而打折扣，并且由于在成為公共知識分子的過程中涉及到極大的隨機因素而進一步大打折扣時，這種前景就不可能對于職業(yè)的選擇產(chǎn)生巨大的效應。即便如此，盡管概率看來如此之小，但任何幽閉那一美好前景的嘗試，都可能構(gòu)成對學術(shù)職業(yè)選擇的重大障礙。原因在于，“公共知識分子” 的界定難以操作，尤其是學術(shù)作品與公共知識分子作品之間的界線朦朧模糊。(本書中所討論的作品，大多數(shù)皆具有上述兩種性質(zhì)––––拙作本身便是如此。)作為一個實事求是的問題，大學也許不得不禁止它的教授接受任何外部的經(jīng)濟收入(即，并非投資收益，亦不屬其他被動型收入)，并且這無疑將導致學術(shù)職業(yè)的吸引力更小，除非大學提高學術(shù)薪金，補償預期外部收入之損失。不過，這一點卻很難做到，原因是，不同的領(lǐng)域、不同的個人預期各不相同。倘若千篇一律地提升工資，漲幅足以補償具有最優(yōu)外部收入的大學教師，則將會把學校榨干壓跨。若是收入增加的幅度不大，仍會導致許多大學教師義無反顧地告別校園。假如依據(jù)每一位大學教師的特定機會提升工資，則需要了解太多的信息，當然不切實可行。而上述任何措施的結(jié)果都將增加大學的成本，這些成本對質(zhì)量發(fā)揮著調(diào)節(jié)性功能，這又可能反而導致學術(shù)研究數(shù)量和質(zhì)量的下探。
就當代公共知識分子對社會作出的巨大貢獻提出質(zhì)疑，第二個原因是，他們只是把其學術(shù)思想轉(zhuǎn)換成為普通教育的社會公眾能夠理解的語言，就此范圍而言，他們除了稍稍促進了學術(shù)思想的傳播外，其實毫無作為。他們所做的工作，其實只是新聞記者的份內(nèi)之事，甚至公共知識分子的行動還要滯后一些，正如本書第二章所表明的那樣。最具影響的新聞記者和評論員可能直接經(jīng)由學術(shù)渠道獲取其學術(shù)思想，而并不依賴于公共知識分子轉(zhuǎn)換者，無論如何，這種轉(zhuǎn)換都不可能促進學術(shù)思想的傳播。伴隨著專門化水平的日益提高，我們可以預期，為社會公眾轉(zhuǎn)換學術(shù)思想的新聞記者，作為交流的專家所承擔的責任將越來越重大。最近以來，透過克林頓總統(tǒng)彈劾事件、以及甚至令人印象更為深刻的2000年總統(tǒng)選舉僵局，我們就可以看到這一點，在這些事件中，一般說來，部分具有法學學位的新聞記者對佛羅里達州選舉僵局所引發(fā)的漫天而來訴訟案件和程序提供了更為清晰、準確的解釋，盡管他們的工作存在極大的時間壓力。至于公共知識分子的“原創(chuàng)性”作品，那可不僅僅只是學術(shù)研究的轉(zhuǎn)換或者簡化，但這類作品卻通常以次充好、稀奇古怪的，正如我們所見。
第三個原因則是，無數(shù)的公共知識分子作品具有矯正性的(corrective)，而非建設(shè)性；
具有消極性，而非積極性，當然，消極亦有消極的意義。倘若如此之多的公共知識分子在二戰(zhàn)前和二戰(zhàn)中支持共產(chǎn)主義，并且此后又反對美國有關(guān)共產(chǎn)主義陣營的外交政策，那么，冷戰(zhàn)知識分子，例如西德尼·胡克、喬治·奧威爾、霍爾德·尼布爾(Reinhold Niebuhr)、阿瑟·小施萊辛格、羅伯特·康奎斯特(Robert Conquest)、以及雷曼·阿龍，他們的公共知識分子作品將毫無存在之必要。[89]由于知識分子與眾不同的特色就在于其反判性，并且由于馬克思主義屬于一種理論基礎(chǔ)的綱領(lǐng)，因此，在非共產(chǎn)主義世界有不勝枚舉知識分子為馬克思主義所吸引，人數(shù)比例顯得有些不太相宜，[90]而在共產(chǎn)主義世界的知識分子，除了極少部分英雄式的例外，比如，帕斯特納克(Pasternak)、索爾仁尼琴，其余的人皆恐懼高壓政策，而不可能擔當反叛性角色，這一點絲毫也不令人驚異。[91]這一結(jié)果正是知識分子觀點的失衡，冷戰(zhàn)知識分子尋求對此予以矯正。
正是因為支持法西斯主義的知識分子比支持共產(chǎn)主義的知識分子要少得多，奧威爾才如此更多地為人所知是作為一位反共產(chǎn)主義者，而非視為反法西斯主義者，盡管他本人兩者皆屬。共產(chǎn)主義和極左的知識分子在人數(shù)和影響力方面，遠遠超過了法西斯主義的知識分子，[92]盡管后者亦人數(shù)眾多，尤其是在法國、德國和意大利。甚至在美國，墨索里尼也擁有許多卓越的知識分子崇拜者，至少在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亞之前是這樣，比如，赫伯特·克羅利、喬治·薩塔亞納、以及林肯·斯蒂芬斯。[93]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在他們攫取權(quán)力以前，皆身為公共知識分子，盡管與列寧和托洛茨基不太一樣的是，知識界沒有認真對待他們，至少沒有視其為知識分子。
《卡塔羅尼亞贊歌》(Homage to Catalonia)、《動物農(nóng)莊》、《一九八四》，連同奧威爾許多批判左派的許多文章，比如，其中一篇系本人在上一章中引用的他對奧登詩歌的文學批評，這些作品部分地是對左派知識分子、對諸如哈羅德·拉斯基(Harold Laski)、斯蒂芬·司班德(Stephen Spender)以及奧登等人的反應。在《一九八四》中，斯大林主義意識形態(tài)被稱為“英國的社會主義原則”––––英國社會主義。類似而言，哈耶克、米爾頓·弗里德曼之類的學者，他們支持資本主義的公共知識分子作品，顯著地區(qū)別于這些經(jīng)濟學家的學術(shù)作品，倘若這些作品不是因為凱恩斯、約翰·肯尼思·高爾布萊希和拉斯基等左翼公共知識分子鼓吹集體主義的公共政策，那么人們對他們的需要本來將會更加少得可憐。保守主義的公共知識分子，比如喬治·賈爾德、希爾頓·克雷默、歐文·克里斯托爾、邁克爾·諾瓦克以及諾曼·波德霍雷茨(Norman Podhoretz)，倘若不是因為左翼公共知識分子––––查爾斯·瑞奇(Charles Reich)、赫伯特·馬爾庫塞、C·萊特·米爾斯、保羅·古德曼、瑪麗·麥卡錫(Mary McCarthy)、諾曼·O·布朗(Norman O. Brown)、艾特琳娜·理奇(Adrienne Rich)、凱瑟琳·麥金農(nóng)、蘇珊·桑塔格以及其他許多人––––的匯聚交合，那么，他們本來也不可能在這個國家的公共生活中發(fā)揮如此巨大的作用。這種針對后現(xiàn)代主義的顛覆恰恰正是因為后現(xiàn)代主義滋養(yǎng)了它。保守主義公共知識分子之所以興起，20世紀60年代的“反文化(counterculture)”潮流功不可沒。[94]一場文化戰(zhàn)爭需要雙邊的戰(zhàn)斗者。我的有關(guān)公共知識分子作品的成本和收益模型默示地意味著，排除錯誤信仰也許與灌輸真實信仰同樣得至關(guān)重要。但就公共知識分子作品彌漫著建議性和反駁性的錯誤信仰的范圍來說，它對于政策純粹的促進、甚至對于正確判斷的貢獻，可能都相當有限。對方的力量也許正在玩耍一種零和、甚至負面值的知識分子博奕游戲。
天主教信仰(自伏爾泰開始，便屬一種公共知識分子的傳統(tǒng)打擊目標)、法西斯主義、共產(chǎn)主義、20世紀60年代的“反文化”、“政治正確”、以及某些后現(xiàn)代主義的脈絡(luò)，比如激進的女權(quán)主義，它們都帶有強烈地教條武斷之特征，并且對于不相信它們主張的人而言，皆顯得荒謬、可笑，這并不是偶然的。[95]它們?nèi)缃虠l般的內(nèi)容，為公共知識分子的智識性批判提供了一種把柄；
它們的荒唐，為與教條的浴血論戰(zhàn)提供了可乘之機；
而它們的可笑，則為此種批判展現(xiàn)出一番緊迫焦急之印象，并為了掌握觀眾而爆發(fā)出了連珠炮般的射擊。今日美國社會存在著形形色色的教條主義版本。而且，這些教條主義之中并沒有看起來特別惡兆不吉的––––其愚蠢超過了可笑。并因此，公共知識分子的矯正性功能正在日益弱化，而與此同時，卓越超群的公共知識分子的供給正在不斷地萎縮，原因本書第二章早已闡明。
現(xiàn)代公共知識分子在改變公共輿論方面明顯沒有效率，這具有一種自相矛盾的規(guī)范性含義，現(xiàn)在我必須對此作些解釋。我一直在非嚴格意義上運用“市場失靈”這一術(shù)語，此時我所意味著的市場失靈，更加接近于“基于學術(shù)界廣泛持有的預期所產(chǎn)生的失望�！苯�(jīng)濟學家們運用“市場失靈”一詞，其內(nèi)涵指的是：在社會邊際產(chǎn)出等于社會邊際成本的那一點上(但不進一步超過)，資源配置是最優(yōu)化的，而某個市場的條件卻阻礙產(chǎn)出達到那一均衡點。壟斷可能導致市場失靈，其機制是這樣的：壟斷導致消費者轉(zhuǎn)向比壟斷產(chǎn)品耗費社會更多生產(chǎn)成本去生產(chǎn)的產(chǎn)品，而由于競爭性定價，這種產(chǎn)品在消費者看來似乎還更便宜。私人產(chǎn)出與社會產(chǎn)出的不同、或者私人成本與社會成本的區(qū)分，亦可能成為市場失靈的淵源之一。[96]倘若部分產(chǎn)品收益(比如，一項能夠輕易復制的創(chuàng)新)被外部化，則該產(chǎn)品可能會產(chǎn)出不足；
而假如部分成本被外部化(比如，污染的成本，除非這些污染成本由污染廠家或者有關(guān)消費者承擔)，那么，產(chǎn)出就可能相對于社會最優(yōu)數(shù)量來說生產(chǎn)過度。欺詐也會導致了私人收益與社會收益、私人成本與社會成本之間的分野，比如，商家吸引消費者購買某種產(chǎn)品，而若是消費者知道有關(guān)真相的話，消費者將會對該商品敬而遠之。
市場失靈的這些或者那些根源在公共知識分子市場上是否呈現(xiàn)出一種特別重大的程度，(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The Grand Strategy of the Soviet Union 110 (1983)�！皩τ谔K聯(lián)武裝軍隊而言，抵抗只是小菜一碟�！蓖蠒�，頁83。關(guān)于同樣的印象，參見，Edward N. Luttwak, The Pentagon and the Art of War:The Question of Military Reform 111 (1984)。
[44] 參見，Luttwak, The Grand Strategy of the Soviet Union，前注[43]，頁101-107，116。
[45] Edward N. Luttwak, “Gorbachev’s Strategy, and Ours,” Commentary, July 1989, p. 29。(他一貫地夸大這種力量。比如，參見，Luttwak,The Pentagon and the Art of War，前注[43]，第四章。)有關(guān)一項極具洞察力的觀點，這一觀點大致與盧特瓦克的觀點在同一時期內(nèi)提出，參見，Paul Craig Roberts and Karen LaFollette, Meltdown: Inside the Soviet Economy (1990)。
盧特瓦克預測中最大的錯漏，是他在1970年的一項預言––––至1977年止，美國軍方將攫取國家權(quán)力。參見，Edward N. Luttwak, “A Scenario for a Coup d’Etat in the United States,” Esquire,July 1970,P.60.
[46] Edward N. Luttwak, “Is America on the Way Down?” Commentary, March 1992, p. 15。請注意，在保守主義最重要的代表人物(arch-conservative)的盧特瓦克與激進主義最突出的代表(arch-radical)喬姆斯基之間，他們同一時期作品中的預測存在著相互融合之趨向。參見，本書第三章。
[47] 同上注，頁21。比較類似、但啟示性風格稍次的作品，亦見，Edward N. Luttwak, “The Downside of Turbo-Capitalism: What the ‘Experts’ Don’t Know about Economic Reality,” Washington Post, March 10, 1996 (final ed.), p. C3。
[48] 參見，Edward Luttwak, Turbo-Capitalism: Winners and Losers in the Global Economy (1998).
[49] Edward N. Luttwak, “No Ground Assault,” Washington Post, Jan. 19, 1991 (final ed.), p. A15。關(guān)于公共知識分子政治譜系中另一極端所作的同樣可怕之預測，參見，Noam Chomsky, Chronicles of Dissent: Interviews with David Barsamian 262–264 (1992)。
[50] 在整個戰(zhàn)爭、包括地面戰(zhàn)爭之前的空戰(zhàn)過程中，美國軍隊全部死亡人數(shù)僅為158人。
[51] Edward N. Luttwak, “Stop the Clock on the Ground War,”New York Times, Feb. 20, 1991 (current events ed.), p. A27.
[52] 其他主要的在線圖書零銷商，龐諾網(wǎng)絡(luò)書店也對圖書進行排名。它的暢銷書排名一般說來與亞馬遜在線類似，但偶而也存在著非常明顯的不同。比如，羅伯特·博克的著作《懶洋洋地倒向圣地來投生》(Slouching towards Gomorrah)一書平裝本，在亞馬遜在線中排名為11,446，而在龐諾網(wǎng)絡(luò)書店中排名為11,157。
[53] 參見，前注[29]。
[54] 該著作精裝本排名比較靠后，為45,188位。這一銷售額排名反映2000年10月4日和5日情況。記住這一點非常重要，因為這一數(shù)據(jù)經(jīng)常更新––––事實上，一萬本暢銷書排名是按小時刷新的。
[55] 參見，前注[6]，附文。
[56] 事實是，《人性：基因、文化和人類前景》一書只是附帶地涉及到生態(tài)災難問題；
該著作的主題是進化。不過，這本書的流行無疑與埃利希作為一位生態(tài)災難預言家的名氣有關(guān)。
[57] 對于有關(guān)樣本所抽取的人數(shù)，所謂“媒體提及(media mentions)”的概念和評估，參見本書下一章。
[58] 這一比例系加權(quán)平均數(shù)。即，在對百分比進行平均前，每位公共知識分子百分比的增長，以媒體對他提及的次數(shù)進行加權(quán)。因此，只需將1989年和1990年兩欄合計，并確定所增加的百分比，就可以計算兩組數(shù)據(jù)的加權(quán)平均數(shù)了。未加權(quán)平均數(shù)的差異甚至更大，正如表4.1所示。通過匯總兩組數(shù)據(jù)中每一位公共知識分子百分比的增加，然后除以每組公共知識分子的人數(shù)，即可計算出未加權(quán)的平均數(shù)。
[59] Charles Sanders Peirce, “The Fixation of Belief,” in Collected Papers of Charles Sanders Peirce 223, 231–233 (Charles Hartshorne and Paul Weiss eds. 1934).
[60] 參見，Matthew Rabin, “Psychology and Economics,” 36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11, 54–58 (1998).
*譯者注：所謂證實性偏向，指在人們認識分析問題時總是試圖尋找能夠證實一個假設(shè)的信息，而不是盡量去證偽一個假設(shè)，這樣人們就會總是想著尋找支持自己當前的假設(shè)之證據(jù)，這種心理偏向使得他們難以形成另外的新假設(shè)。
[61] John Stuart Mill, On Liberty 89, 96, 104–106 ([1859] 1955).
[62] 參見，Richard Rorty, “Religion as Conversation-Stopper,” 3 Common Knowledge 1, 2 (1994)。之所以不予討論，是因為沒有一種現(xiàn)代宗教將它們的訴求系掛在可證明的真理或者可證偽的事實性主張上，也因為不得對他人之宗教提出質(zhì)疑，是在我們的社會中存在的一種強有力的社會規(guī)范。
[63] 參見，Owen A. Lamont, “Macroeconomic Forecasts and Microeconomic Forecasters” (芝加哥大學商業(yè)研究生學院[Graduate School of Business]，尚未發(fā)表，2000年9月14日)，以及該文所引證的參考文獻；
亦見，David Laster, Paul Gennett, and In Sun Geoum, “Rational Bias in Macroeconomic Forecasts,” 114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93 (1999)。
[64] 參見，Paul Hollander, Political Pilgrims: Travels of Western Intellectuals to the Soviet Union, China, and Cuba 1928–1978 (1981).
* 斯多頓·林德，美國“新左派”史學家。美國史學幾經(jīng)滄桑變化，19世紀浪漫主義派代表人班克羅夫特、伯哲士為首的種族主義學派與以比爾等為先鋒的帝國學派出現(xiàn)，與之對抗的是畢爾德、老施萊辛格等的進步學派。自此，美國史學經(jīng)常出現(xiàn)保守、自由兩種學派的辯爭。畢爾德還創(chuàng)立了經(jīng)濟學史學派。到了五六十年代，該派被改造為福格等人所代表的計量史學派。20世紀60年代，隨著民主運動的高漲，美國史學出現(xiàn)了以萊爾什、林德等倡導的新左派，史爾馬貝林創(chuàng)立的思想史學派。他們猛烈抨擊二戰(zhàn)后出現(xiàn)的羅伯特·布朗為首的新保守主義學派。二戰(zhàn)后出現(xiàn)的學派有：蒂利、小施萊辛格等倡導的新政治史派、布萊爾、沃勒斯坦、小摩爾經(jīng)營的比較史學派。
––––譯者注
[65] 比如，參見，Vladimir Shlapentokh, “A Normal System? False and True Explanations for the Collapse of the USSR,”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Dec. 15, 2000, p. 11.
[66] 參見，Paul Hollander, Political Will and Personal Belie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Soviet Communism (1999).
[67] 同上注，頁285。
[68] Cx 表示C 為有關(guān)x的優(yōu)先導數(shù)(the first derivative)。即，它表示x稍稍一小點變化對C 所產(chǎn)生的影響。
[69] Bruce Robbins, Secular Vocations: Intellectuals, Professionalism, Culture (1993)，尤其是第三章。
*譯者注：布魯斯·羅賓斯的著作已有中文版，參見，布魯斯·羅賓斯：《全球化中的知識左派》，徐曉雯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版。
[70] Richard A. Posner, The Problematics of Moral and Legal Theory 186 (1999).
[71] 參見，Ron Rosenbaum, “The Play’s the Thing, Again,”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Aug. 6, 2000, p. 17.
[72] 參見，Charles Kadushin, The American Intellectual Elite, pt. 2 (1974).
[73] 同上注書，頁348-356。
[74] Joan Pong Linton, The Romance of the New World: Gender and the Literary Formations of English Colonialism 189 (1998)。類似的風格(并且也是一種廣泛的文學作品之典型)，亦見，Srinivas Aravamudan, Tropicopolitans: Colonialism and Agency, 1688–1804 (1999).
*譯者注：后殖民主義指當今國際上一種新型殖民主義，即帝國主義憑借自己的軍事和經(jīng)濟優(yōu)勢，向當今不發(fā)達國家實行經(jīng)濟上的資本壟斷，文化上的滲透，通過各種途徑將西方的生活模式、文化風俗、藝術(shù)形式、及種種價值觀推廣、移植到不發(fā)達國家(主要是第三世界國家)中去，使這些國家的人民不知不覺地接受它們，從而逐步削弱以致最終泯滅非西方民族的民族意識，最后被西方文化完全同化。后殖民主義理論是用一種新的觀點和方法，去分析資本主義殖民擴張以來，殖民者和被殖民者之間的關(guān)系，以及這種關(guān)系在殖民時期和后殖民(按兩段論，后殖民包括新殖民)時期的演化。后殖民話語的重要性在于，它的分析結(jié)果，像一座突發(fā)的火山，對西方傳統(tǒng)觀念和信念進行了徹底顛覆。后殖民主義最有代表性的人物包括：后殖民理論的開創(chuàng)者、哥倫比亞大學教授愛德華·薩義德(Edward W.Said )，代表作《東方主義》(1978)和《文化帝國主義》(1993)，薩義德還具有普林斯頓、哈佛背景；
作為解構(gòu)主義、馬克思主義、女權(quán)主義三合一大家風范的斯皮娃克(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代表作《在其他世界》(In Other Worlds，1987)；
以及霍米·巴巴，代表作《文化的定位》(The Location of Culture，1994)。
[75] Chris Hedges, “New Activists Are Nurtured by Politicized Curriculums,” New York Times, May 27, 2000 (national ed.), p. A.17。無獨有偶的是，這些騷亂者中的無政府主義者派系領(lǐng)導人之一，相信諾姆·喬姆斯基是他的啟示者之一。參見，Roadrunner Krazykatovitch, Letter to the Editors, New Republic, June 5, 2000, p. 4。喬姆斯基擁有象這樣的朋友，他不需要敵人。
[76] 盡管并不想嘗試。左翼文化人士承認擁有革命性目標�！盀榱耸官Y本主義政體(capitalist patriarchy)走向終結(jié)，我們努力著，不論采取的方式如何細�。翰粌H僅是教會改革(canon reform)或者解構(gòu)“失樂園”(Paradise Lost)，而且實現(xiàn)對社會的改造�！眳⒁姡琑ichard Ohmann, “On ‘PC’ and Related Matters,” in PC Wars: Politics and Theory in the Academy 11, 13 (Jeffrey Williams ed. 1995)。當然，對于右翼文化人士而言，這只是一種創(chuàng)作的素材。
* 瓦茨拉夫·哈維爾(1936-)，捷克現(xiàn)任總統(tǒng)，當代杰出的思想家。他首先以戲劇家著名，后來又成為突出的異議人士、哲學家，最后因1989年底柏林墻被推倒以后捷克斯洛伐克與一系列中東歐國家發(fā)生革命而被推為總統(tǒng)。雖然他擁有極其耀眼的頭銜，但歷史將永遠記得他是一位促成了后極權(quán)主義(即極權(quán)主義的原始動力已經(jīng)衰竭的時期)終結(jié)的思想家與實踐家。他最大的功績就在于教導人們?nèi)绾卧诤髽O權(quán)主義社會尊嚴地生活，做一個真正的人。––––譯者注
[77] 參見，Benjamin I. Page, Robert Y. Shapiro, and Glenn R. Dempsey, “What Moves Public Opinion?” 81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23 (1987); Donald L. Jordan, “Newspaper Effects on Policy Preferences,” 57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191 (1993).
[78] Denice Zeck and Edmund Rennolds, “Op-Eds: A Cost-Effective Strategy for Advocacy” 38 (Benton Foundation 1991).
[79] 有關(guān)一位著名的公共知識分子法學教授，羅納德·德沃金對博克提名確認的反對，參見，本書第十章。
[80] Peter Singer, Animal Liberation (2d ed. 1990).
*譯者注：該著作已有中文版，參見，彼得·辛格：《動物解放》，孟祥森、錢永祥譯，光明日報出版社1999年版。
[81] 參見，Gary L. Francione, Rain without Thunder: The Ideology of the Animal Rights Movement 51–53 (1996); Dale Jamieson, “Singer and the Practical Ethics Movement,” in Singer and His Critics 1 (Dale Jamieson ed. 1999).
[82] Singer，前注[82]，頁221。
[83] Luc Ferry, The New Ecological Order 91 (1995).
[84] 同上注書，頁93。
[85] 參見，Singer，前注[80]，頁17-22、229。作為一位辛格的崇拜者(admirer)，詹米森(Jamieson)寫道，“辛格觀點的特色亦可以作如下說明，即一般說說，他認為，殺害一只健康的豬、而非溺害你的嚴重智障的嬰兒，你更可能犯了錯誤；
并且，倘若你要在早期人工流產(chǎn)與宰殺一頭成年奶牛之間作出選擇，你也許應該選擇人工流產(chǎn)。”參見，Jamieson，前注[81]，頁10。關(guān)于對這些觀點的批判，比如，參見，Peter Berkowitz, “Other People’s Mothers: The Utilitarian Horrors of Peter Singer,” New Republic, Jan. 10, 2000, p. 27。
[86] 請對比如下文獻，Alasdair MacIntyre, Dependent Rational Animals: Why Human Beings Need the Virtues, chs. 2–5 (1999); James Rachels, Created from Animals: The Moral Implications of Darwinism (1990); Tom Regan, The Case for Animal Rights (1983); Richard Sorabji, Animal Minds and Human Morals: The Origins of the Western Debate (1993); Roger Scruton, Animal Rights and Wrongs (3d ed. 2000)。亦見，Ian Hacking, “Our Fellow Animals,”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June 29, 2000, p. 20。然而，有人告訴我，在英語世界的動物權(quán)利運動中，黎根(Regan)的著作影響更為巨大。
[87] Steven M. Wise, Rattling the Cage: Toward Legal Rights for Animals (2000).
[88] 參見，本人對這一問題(即“動物權(quán)利”)的評論，110 Yale Law Journal 527 (2000)。
[89] Hollander，前注[64]；
Hollander, Decline and Discontent: Communism and the West Today, pt. 2 (1992)；
Hollander, “Intellectuals, Estrangement, and Wish Fulfillment,” 35 Society 258 (1998); Hollander, “The Berlin Wall Collapses, the Adversary Culture Endures,” 34 Orbis 565 (1990); Sidney Hook, Out of Step: An Unquiet Life in the 20th Century (1987)，尤其是第11章和第34章；
Raymond Aron, The Opium of the Intellectuals (1957)。
*譯者注：雷曼·阿龍，法國社會學家、哲學家、社會評論家。利奧·施特勞斯，德國出生的美籍著名政治哲學家和古典政治理論的闡釋者，代表作包括《論暴政》(1948)、《自然權(quán)利與歷史》(1950)、《迫害與寫作藝術(shù)》(1952)、《什么是政治哲學》(1963)。
[90] 關(guān)于這一現(xiàn)象的辛辣尖銳的評論，參見，Paul Hollander, “Marxism and Western Intellectuals in the Post-Communist Era,” 37 Society 22 (2000).
[91] 一個主要的例子，是匈牙利著名文學批評家喬治·盧卡斯(Georg Lukás)，他生活在蘇聯(lián)，二戰(zhàn)后生活在共產(chǎn)主義的匈牙利，在斯大林統(tǒng)治時期，他忠誠不二地、鸚鵡學舌地堅持共產(chǎn)黨路線，不論這些路線多么地黑暗和荒唐。比如，參見，Georg Lukás, The Destruction of Reason (Peter Palmer trans. 1981)，以及有關(guān)現(xiàn)實主義的論文(Rodney Livingstone ed. 1980)，尤其是，“Tribune or Bureaucrat?”，同上書，頁198 (1940年首次發(fā)表的論文)。只引用他的一句話，便可以表明這位杰出的共產(chǎn)主義知識分子存在的政治偏見：“越來越多的自然科學家正在理解，辯證唯物主義(dialectical materialism)能夠向他們提供多么大的幫助，尤其是辯證唯物主義可以通過對具體科學問題那種特有的解決，從而在蘇聯(lián)提升科學本身以及辯證唯物主義方法論，使它們達到了一個更高的階段。越來越多的作家就他們的學科領(lǐng)域而言，正在經(jīng)歷著同樣的情境。因此，蘇聯(lián)的發(fā)現(xiàn)和成就在反革命資產(chǎn)階級的科學和哲學之中，正在激起如此激烈的抵抗行動(李森科論戰(zhàn)[the Lysenko controversy])�！眳⒁�，“Epilogue” (寫于1953年1月，斯大林死后兩個月)，載The Destruction of Reason，同上注書，頁761、847。
*譯者注：所謂李森科事件，是指李森科(Trofim Denisovich Lysenko, 1898-1976)出于政治與其他方面的考慮，堅持生物進化中的獲得性遺傳觀念，否定基因的存在，用拉馬克(J.-B.de Lamarck,1744-1829)和米丘林(I.V.Michurin)的遺傳學抵制主流的孟德爾-摩爾根(G.Mendel-T.H.Morgan)遺傳學，并把西方遺傳學家稱為蘇維埃人民的敵人。李森科本是一位普通的農(nóng)學家，開始時他的樸素觀點也與當時注重實踐的自然選擇論者的想法差異不大，有些有實踐根據(jù)，也有一些是臆想的，但他認清了自己所處的政治和社會形勢，把它們與階級斗爭相結(jié)合，攻擊西方科學的遺傳學，越來越極端，最后成為偽科學的代表，給蘇聯(lián)科學發(fā)展造成了重大損失。
[92] 比如，參見，Harvey M. Teres, Renewing the Left: Politics, Imagination, and the New York Intellectuals, chs. 1–7 (1996).
[93] 參見，John P. Diggins, Mussolini and Fascism: The View from America, chs. 3, 9, 10 (1972).
[94] 參見，George H. Nash, The Conservative Intellectual Movement in America since 1945 277–328 (2d ed. 1996).
[95] 天主教信仰與共產(chǎn)主義之間的聯(lián)系尤其接近，正如我們在本書第七章所見。
[96] 事實上，壟斷的情形是同樣的：壟斷導致消費者從生產(chǎn)壟斷產(chǎn)品轉(zhuǎn)向耗費社會更多生產(chǎn)成本的產(chǎn)品，即社會成本超過其私人成本的產(chǎn)品。
*譯者注：市場失靈表現(xiàn)有若干個方面，比如，斯蒂格利茲在1986年就曾指出了其中八個方面，包括：(1)競爭的失敗，存在壟斷權(quán)力；
(2)存在一些私人無法經(jīng)營或經(jīng)營無效率的商品和服務——公共商品；
(3)外部性的存在；
(4)市場不完全(如在保險市場和期貨市場方面，及互補性生產(chǎn)廠商的合作不夠等)；
(5)信息失�。�
(6)宏觀經(jīng)濟不均衡；
(7)貧困和不平等問題；
(8)個人行為與其自身的最佳利益也許不一致等。
[97] 請對比詹姆士·漢密爾頓(James T. Hamilton)的論辯，參見，James T. Hamilton, Channeling Violence: The Economic Market for Violent Television Programming (1998)，電視暴力節(jié)目產(chǎn)生外部成本，因為這一產(chǎn)業(yè)不能排除兒童觀看這些節(jié)目。就有關(guān)公共知識分子的表達而言，似乎還沒有看到類似的主張。
[98] 關(guān)于外部收益更多的論述，參見本書第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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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斯納著、徐昕譯：《公共知識分子——衰落之研究》，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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