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華中師范大學政治學研究院于2004年9月舉辦的"農村研究方法高級研討班"上，許多政治學研究者表達了這樣一個困惑：在當下的農村田野調查和實證研究中，政治學科的本體學術資源幾乎無法用上，而不得不援借人類學、社會學、地方經濟社會史和農業(yè)經濟學的學術資源。本文擬對此進行一些考察，求教各位方家，并作為當前的政治學研究的引玉之磚。

　　一、當前中國政治學研究的困境

　　當前中國的政治學研究領域，從公開發(fā)表的學術成果看，呈兩極分化的局面：一方面是研究宏觀的政策與制度；
另一方面是研究農村、工廠、居委會、學校等非常低層次的微觀單位。然而，在這兩個層次的研究中，政治學者都遭遇到了困境。

　�。ㄒ唬┱�治學在微觀研究中所遭遇的困境

　　中國政治學自上個世紀80年代復興開始，就表現(xiàn)出一種宏大的關懷，以中國的政治改革、重大政治問題研究為己任，但隨著80-90年代之交中國政治學研究的形勢背景有很大的轉變，中國的政治學研究隊伍也出現(xiàn)了分化和重新組合。在難于做宏觀、高層次的政治研究的情況下，有的政治學者于是把注意力向較低層次轉移，進入農村政治研究領域成了一個替代的方案。而恰好90年代初期，中國開始在廣大的農村地區(qū)實施村民委員會選舉活動，村民自治選舉制度引起了政治學界的重視。此外，還有一個因素，即從90年代起，關注地方性知識逐漸成為學術界的一個熱點。在這樣的背景下，政治學界重新發(fā)現(xiàn)中國農村對中國政治的意義。他們在這方面的研究以華中師大中國農村問題研究中心（前身是科社所）為代表，當時科社所的研究人員主動下鄉(xiāng)進行民主實驗（注：在徐勇為賀雪峰的《鄉(xiāng)村治理的社會基礎--轉型期鄉(xiāng)村社會性質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版）一書所寫的序言中，較詳細地介紹了華中師大科社所的政治學者介入中國農村研究領域的過程。），但沒有得出預期結果，因為農村遠非他們想象的那樣簡單，在農村發(fā)生的一些現(xiàn)象，如農村政策執(zhí)行中所表現(xiàn)的差異性，并不是僅用政治學科的學術資源可加以解釋的。為了更好地解釋和分析鄉(xiāng)村社會，政治學者不得不援借人類學、社會學和地方社會經濟史的學術資源。

　　而此時進入農村研究領域的人類學、社會學和地方社會經濟史的學者已做了相當出色的工作。他們中的大多數(shù)研究者均以鄉(xiāng)村社會為對象，從微觀的、歷時的視角討論國家與民間社會關系。對農村社會和民間文化的強烈興趣以及從草根社會的角度來理解國家是人類學一貫的學術關懷，圍繞這一問題，人類學者在華北、山東和福建等省的農村進行了一系列的田野研究，王銘銘在對福建南部溪村社區(qū)歷史的敘述與分析中，揭示了"社區(qū)文化的記憶"與"國家發(fā)明歷史"的復雜權力結構關系，審視了國家力量向農村社會滲透以及民間力量的能動性，從生活世界和民眾的視角來認識和解釋國家的形象與本質[1]。社會學研究者基于對中國社會復雜性的認識，努力通過微觀層面和具體事件過程來揭示鄉(xiāng)鎮(zhèn)、村莊、農民三者之間的復雜而微妙的關系。如通過對河北某鎮(zhèn)定購糧收購過程的研究，揭示三者之間在同一過程中的參與互動[2]；
在對大河電站集體上訪事件和燕鄉(xiāng)行政力量推廣種植洋香瓜過程的研究中，他們探討了農民的日常生活與國家政治相遇和互動的關系以及基層政府對農民的動員過程，包括使用的資源、動員的方式等[3]。在地方經濟史研究領域，學者們也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在土地關系、農業(yè)經營、手工業(yè)生產、市場貿易、農村金融、農民負擔、農村人口、家庭家族等問題上，無論從資料還是觀點上都有所突破。廈門大學社會經濟史的學者們在對農村土地制度演變的研究中，發(fā)現(xiàn)在福建一帶，地主土地占有制形式很少存在，而是以家族共有制形式出現(xiàn)，進而提出了"三化"（即中華倫理庶民化、基層社會自治化、鄉(xiāng)族財產共有化）的理論[4]，這些對于追問歷史上的制度對當今中國農村社會的影響，提供了很好的解釋。

　　以上研究覆蓋了"農村政權建設"和"國家與社會關系"兩大領域，基本可以解釋農村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他們的研究既有成熟的本學科理論和方法論為支撐，也有豐富的調查資料為基礎，特別是人類學者由于長期深入的田野作業(yè)的特點，使它能夠關照具體"事件過程"背后的更大的社區(qū)建構過程，提升了對于國家一社會關系的解釋力，以至政治學者進入此研究領域之后，完全被這三個學科的學術積累所折服。如2004年9月在華中師大的"農村研究方法高級研討班"上，賀雪峰認為，"在農村研究領域里，人類學、社會學和地方經濟史成了政治學的"上家""，吳毅則坦承，"如果沒有它們（指人類學、社會學、地方經濟史），我們可能還會做些泛意識形態(tài)化的研究。"確實，就農村研究領域而言，政治學本體的學術原理，如政治關系、政治行為、政黨政治、政治體系、政治文化、政治發(fā)展等，沒有派上用場，而且由于鄉(xiāng)村屬于"非正式制度"范疇，使歷來擅長于"正式制度"研究的政治學科難于發(fā)揮優(yōu)勢，也難有施展空間。

　　也有些政治學研究者試圖在城市社區(qū)研究中開辟領地，但由于城市社區(qū)研究不像村民自治制度有國家制度框架的保護，因而研究城市社區(qū)自治無法成為公共話語。目前在城市社區(qū)研究中，仍是人類學和社會學者的專業(yè)領域。

　�。ǘ�）政治學在宏觀研究中遇到的問題

　　而從宏觀這一層次來治學于當代中國政治，則存在下面四個方面的問題：

　　第一，這類研究大多建立在宏觀理論的演繹上，然而從這一層次來檢視當代中國的政治生態(tài)系卻常受到材料、意識形態(tài)等因素的制約，并且容易流于靜態(tài)的法理性分析和描述，結果使其研究要么存在于理想狀態(tài)下，要么太具哲學性，未能展示真實的政治生活，并缺乏實證的個案分析和調查所獲得的資料為支撐。但政治學畢竟是一門社會科學，其生命力要來自對現(xiàn)實的有效關注。

　　第二，政治學界從宏觀層次來研究往往借用西方政治學術話語和資源，如使用"公共選擇理論"[5]或"治理與善治理論"[6]或"市民社會理論"[7]來研究當代中國政治，大量的新概念在近10年被迅速引入了中國政治學界，與國際慣例接軌日漸成為學界風氣。這些變化雖然對于提升中國政治學研究的規(guī)范性和學理性具有意義，但必須看到，這些舶來的概念、方法不能簡單應用于中國的實踐，畢竟它們的形成帶有明顯的西方經驗特征，帶有西方標準和模式，雙方在諸多方面沒有可比性，如"公共選擇"、"治理與善治"等在西方民主制度或后現(xiàn)代理論思潮中產生的理論與話語，是否適用于中國特色的政治制度研究？

　　第三、從宏觀層次來研究容易陷入套用某些"官語"。"官語"是指來自傳遞、貫徹中央各項政策的行政系統(tǒng)的政治話語和政治文本。當代中國的政治話語和政治文本是在革命年代形成并逐漸定型的，具有明顯的僵硬痕跡。這些文本的基本詞匯為軍事化風格、在內容安排上面面俱到和平衡、在結尾通常是號召性語言。如果政治學研究者大量使用這些政策性話語，就會使自己無法注意到中國社會的多樣化以及各地對政策執(zhí)行的非均衡性，而囿于注經式的研究路數(shù)，或以重復某些先入為主的定論為滿足。另一方面，這種非學理性的研究勢必影響中國政治學的聲譽和在社會科學中的學術地位。

　　第四，從這一層次出發(fā)，容易造成只是對事件進行描述，而不是利用研究方法論建立分析模型或者理論框架來討論事件的發(fā)生原因，與政治科學要求通過理論預測事件發(fā)展方向的目的不一致。

　　二、中國政治學研究的新視野：以縣級為中觀分析單位

　　上述或以國家或以村莊為分析單位的研究傾向的困境，卻給筆者提供了一個新的研究視野，它使筆者下面要討論的以縣級為分析單位的思路逐漸清晰起來。在目前的學術研究中，縣的重要性并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在學界中，有關這個主題的學術成果還不豐富（注：目前以縣為分析單位的著作，國外學者有布里查的《束鹿：一個中國縣的政府與經濟》，馬克·塞爾登(Selden)等人研究河北饒陽的《中國村莊，社會主義國家》，華爾德(Walder)等人研究山東鄒平的《轉型中的鄒平》：國內學者有楊雪冬的《市場發(fā)育、社會生長和國家構建--以縣為微觀分析單位》（河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賀東航的《地方社會、政府與經濟發(fā)展--閩南晉江模式的生成與演變》（廈門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4年1月），周慶智的《中國縣級行政結構及其運行--對W縣的社會學考察》（貴州人民出版社，2004年5月）等。其中楊雪冬的研究成果令人矚目。），不少仍停留在規(guī)范性和靜態(tài)描述上，難以深刻展現(xiàn)縣級政治的運作以及在縣這個層次上國家與社會的互動關系。至于行政學對此的研究，多屬于理論歸納或綜述之類。

　　在中國傳統(tǒng)社會的統(tǒng)治體制中，縣一直是變動最小的次省級行政單位，作為基層最完備的國家組織，縣是中國歷史上統(tǒng)治制度穩(wěn)定存在的基礎構件。近代以來，隨著地方自治觀念和制度的引入，縣在整個政治體系中的地位開始得到各方面的重視，被視為現(xiàn)代政治的基礎。

　　隨著上個世紀70年代末國家放權讓利改革戰(zhàn)略的推行，復蘇了縣作為一級利益主體的自我意識，縣具有了獨立的行為模式，在向市場經濟的漸進過渡中扮演著主動謀取潛在制度凈收益的"行動集團"角色。隨著中國改革進程的深入，縣級政治研究的重要性越來越明顯。原因可以歸納為這幾個方面：一是和其它更高層次的政治單位相比，它與微觀社會組織的聯(lián)系更直接、更密切。從某種程度上講，縣在整個政治體制中扮演著承啟的角色，能夠比較全面地反映出整個體制的運行和變遷，透過它也可以看到中國作為現(xiàn)代國家的構建和成長的過程。二是由于縣的主要管轄范圍是農村，有利于認識對中國具有重大戰(zhàn)略意義的農村變遷。三是縣在地方經濟發(fā)展與制度創(chuàng)新中扮演著關鍵的角色[8]。

　　從學理上來說，目前將政治學研究方向從中國農村政治領域向上提升，也是邏輯的必然延伸。而對于人類學和社會學者來說，把縣作為分析單位受到兩個方面的限制：一方面由于縣具有相當?shù)囊?guī)模，不可能像分析鄉(xiāng)村等微觀單位那樣容易全面了解，實地調查和收集文獻資料都需要花費大量的時間；
另一方面，自身學科可提供的學術資源不如在研究微觀單位那樣豐富。與此相比，政治學在這一層面的研究有自己的學術優(yōu)勢。

　　值得注意的是，從上個世紀70年代開始，西方漢學界也出現(xiàn)了由注重對國家這一層級的宏觀研究逐漸轉到縣這一層級研究的趨向。早期漢學家如費正清等主要從宏觀層次研究中國歷史，但是后來發(fā)現(xiàn)這樣存在很多問題：由于中國傳統(tǒng)社會存在著兩種文本的建構，其中統(tǒng)治階級（帝皇將相或官宦士紳）制造出來的史料不能很好地解釋中國歷史，不足以讓人們了解中國地方社會的組織和結構，而中國各個地方都有它自己發(fā)展的可能性與活力。為此，從費正清的弟子孔飛力開始，注重到縣這個層級在中國歷史上的重要性，在學術關懷上表現(xiàn)為向下看，到區(qū)域地方（特別是縣這一個層級）去實事求是地研究，用不同地方的材料回答中國歷史上國家與地方之間的互動過程，探討中國歷史發(fā)展的本來面貌。事實上，這一研究路徑的轉變不是偶然的，它是隨著中國社會的變化和學術本身發(fā)展的要求而必然出現(xiàn)的一種結果。

　　三、中國縣級政治研究的概念、關鍵詞及分析角度

　　目前，對縣級政治的討論，大多是如何加強縣級政權的"制度建設"或"機構建設"、如何提高縣級權威的效率以及經濟發(fā)展水平、如何有效地推動基層社會的發(fā)展與進步[9]。關于政府機構改革的探討，大多是從適應經濟體制改革的角度出發(fā)，關注的基本問題集中在機構臃腫、條塊分割、人員眾多，政企不分等現(xiàn)象上[10]。

　　但上述研究對于分析中國縣級政治的運行過于簡單化，例如，將行政效率低下歸結為"大政府、小社會"，解決的方式是建構"小政府-大社會"的關系模式，但卻忽視了在市場經濟構建的中前期，由于市場經濟的不成熟，需要政府的強制力量，才能夠提供市場經濟的最基本條件（如對產權和契約的保障、制度性基礎設施建設等）[11]。另一方面，由于上述研究所運用的分析工具基本上屬于經濟學分析模式以及與發(fā)展有關的組織變遷理論，其研究的結果經常出現(xiàn)似是而非的傾向（注：如在解決基層政權與鄉(xiāng)村社會的矛盾問題上，從經濟學分析的模式出發(fā)，得出的結論是要提高地方的經濟發(fā)展水平。）。

　�。ㄒ唬┲袊�縣級政治研究的概念、關鍵詞

　　為了概括說明中國縣級政治運行的本質特征，參考楊雪冬先生的提法，筆者嘗試提出研究中國縣級政治的帶有本土化的概念與關鍵詞，以區(qū)別于西方政治學語境下的那些概念。

　　1.中國縣級政治研究的概念：地方國家

　　地方國家(local state)是指"地方層次的國家組織，(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是國家在地方層次的完備體現(xiàn)物。它是國家在地方的代表，其行為不僅體現(xiàn)著具有普遍性的國家性，而且還帶有鮮明的地方性。"

　　在縣級政治的研究中，"地方國家"這一概念的引入十分重要，因為縣的人口和地域規(guī)模決定了職能的完善和行為的制度化，使其有足夠的條件發(fā)揮地方國家的作用。由于縣處于國家與社會的交接面上，是最完整的最基層"國家"，能夠具體全面地體現(xiàn)出國家與社會的互動關系[12]。雖然"地方國家"這一概念看起來別扭，但如果把"地方國家"改為"地方政府"就無法描繪國家的全貌。在中國，政府不能完全代表國家，因為還有黨和人大的存在。另一方面，國家不僅是正式制度意義上，還是權力行使意義上的。如果用"地方政府"固然容易懂，但似乎忽視了國家權力的行使。

　　2.中國縣級政治研究的關鍵詞

　　縣黨委、縣政府與縣人大這三個關鍵詞構成了縣級政治基本的架構。

　　(1)縣委是中國共產黨在縣級的領導機關�？h黨委會選舉產生常委會和正、副書記，常委會是縣的最高決策機關，其內部實行集體領導，書記分工。核心任務包括：選拔和調配干部；
本縣的社會經濟文化等重大決策。常委會會議有四種形式：書記碰頭會、常委會議、常委擴大會議、專門性的常委會議。黨委的職能部門通常有組織部、宣傳部、政法委、統(tǒng)戰(zhàn)部和農村工作部，其中前兩者有其特殊的重要性。縣委的領導具有普遍的覆蓋性：通過工會、青年團、婦女聯(lián)合會、工商聯(lián)等來領導群眾性組織；
通過在人大、政協(xié)以及各政府職能部門建立黨組和黨委的形式來領導這些機構的工作；
通過建立黨的工作小組、工作委員會等形式來協(xié)調有關部門之間的工作。

　　在研究縣級政治中，必須注意到中國共產黨的政治力量進入行政體制并發(fā)揮重要作用。這個制度安排對縣級政治過程產生決定性影響，因而在縣級政治的運作中經常表現(xiàn)出黨政混一的現(xiàn)象，如何構建合理的黨政關系是一項需要探索的重要課題。

　　 (2)縣政府

　　縣政府實行縣長負責制�？h政府的職能是管理本行政區(qū)域內的行政工作�？h政府系統(tǒng)由各職能部門組成。上個世紀80年代以來，縣政府的部門設置和職能有兩個變化：一是社會管理部門和宏觀經濟管理部門的不斷加強，這些強化和擴展的部門包括：基礎設施建設與管理部門、經濟秩序部門、勞動人事與社會保障部門、公共資源管理與保護部門、安全和秩序部門、法律宣傳與法律幫助部門。二是隨著市場經濟發(fā)展，政府內部分工逐漸合理化和職能專門化，實際上提升了政府的地位和獨立性。

　　目前對縣政府的研究與分析，可把關注點從分析縣政府的行政效率轉向研究縣行政組織的制度安排、行政實施形式、財政行為；
探討縣政府在其行政網(wǎng)絡中動員資源的能力、獲取資源的方式；
探討縣政府是如何實現(xiàn)國家的、社會的以及它自身的行動目標。

　　(3)縣人大

　　依照法律，縣人大的基本功能包括：討論和決定本行政區(qū)域內各方面工作的重大事項；
監(jiān)督本級人民政府、人民法院和人民檢察院的工作；
撤銷本級人民政府的不適當?shù)臎Q定和命令；
依照法律規(guī)定的權限決定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的任免；
在本級人民代表大會閉會期間，罷免和補選上一級人民代表大會的個別代表。

　　目前在形式上人大擁有對縣行政決策的最終裁決和監(jiān)督執(zhí)行的權力，但事實上只體現(xiàn)為授予合法性。在行政機構與人大之間不存在明顯的制約、監(jiān)督和平衡，人大在縣級政治體系中處于從屬地位。不過值得研究者注意的是，近年來，一些地方的人大越來越多地在人員任免上行使否決權，并主動創(chuàng)議，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改變現(xiàn)有縣級政治體系的平衡結構和運作方式。

　�。ǘ�）研究中國縣級政治的分析角度

　　關于中國縣級政治的研究，我們至少可以從以下這兩個角度來分析[13]。

　　1.從政治系統(tǒng)來分析縣級政治

　　在縣級的政治體系中，縣委、縣政府、縣人大是該系統(tǒng)的核心組成部分。這三個系統(tǒng)承擔著不同的功能。黨委承擔著決策功能，政府承擔的是執(zhí)行功能，而人大執(zhí)行的是授予合法性的功能。黨委的政治領導是如何把這三個系統(tǒng)聯(lián)系在一起的？這三個系統(tǒng)是如何互動的？如何表達不同的政治利益？這些都是縣級政治領域可研究的空白之處。

　　2.從行動主體來分析縣級政治

　　縣不僅是行政的層級，還是行動的主體，是社會經濟發(fā)展的參與者和推動者。一方面，縣要貫徹國家意志，另一方面，為了有效完成任務，縣又要考慮到地方的實際情況利益。

　　在縣域政治活動中，體現(xiàn)政治主體行為的有官僚隊伍、政府部門和領導個人，圍繞著地位與權力競爭展開的地方政治活動，各種參與力量或利益派別憑借的資源是什么？這些地方政治活動對國家政治統(tǒng)一性建設的負面影響是什么？不同層級的行動主體之間的互動關系如何？縣域內的政治現(xiàn)實、行政慣例、傳統(tǒng)因素以及社會經濟發(fā)展水平對行動主體的影響如何？各縣行動主體執(zhí)行政策的非均衡性表現(xiàn)如何？仍有待于我們去進一步分析。

　　四、結語

　　通過以上的討論以及更多的深入探討，我們或許可以拓展當前中國政治學研究的新視野。透過以縣級為中觀分析單位，可以將宏觀理論與微觀個案調查結合起來，尋找宏觀理論的現(xiàn)實樣本；
同時也可能為中國政治學研究找到自己的一個立足之地。在過去幾年中，筆者一直在閩南晉江市（縣級市）從事長期田野調查和收集資料，研究中國的地方政治發(fā)展史。由于中國各個地區(qū)的非均衡性，應鼓勵政治學研究者，特別是年輕的一輩對所在地或其籍貫地的研究，以理解中國當代政治發(fā)展的生態(tài)。筆者十分贊同楊雪冬先生提出的"家鄉(xiāng)化研究"構想。選擇家鄉(xiāng)的縣級政治作為研究對象，不僅成本較低，而且由于有過生活經歷，因而對實際情況更易把握，也易于收集到豐富的文獻資料，在這一點上，中國的政治學研究者比外國學者有不可替代的優(yōu)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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