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11月1日，創(chuàng)刊近三十年、久負盛名的《東方雜志》向全國各界知名人物發(fā)出約四百多封征稿信，胡愈之在信中說：

　　“在這昏黑的年頭，莫說東北三千萬人民，在帝國主義的槍刺下活受罪，便是我們的整個國家、整個民族也都淪陷在苦海之中�！�…我們詛咒今日，我們卻還有明日。假如白天的現(xiàn)實生活是緊張而悶氣的，在這漫長的冬夜里，我們至少還可以做一二個甜蜜的舒適的夢。夢是我們所有的神圣權(quán)利��！”

　　《東方雜志》之所以發(fā)起“于1933年新年大家做一回好夢”，旨在征求兩個問題的答案：

　�。ㄒ唬┫壬鷫粝胫械奈磥碇袊�是怎樣？（請描寫一個輪廓或敘述未來中國的一方面。）

　�。ǘ�）先生個人生活中有什么夢想？（這夢想當然不一定是能實現(xiàn)的。）

　　由此引發(fā)了一場前所未有、規(guī)�？涨暗摹靶履甑膲粝搿�。征“夢”活動激起熱烈回響，截止到12月5日，共收到160多封答案，其中部分是《東方雜志》的讀者。1933年元旦出版的《東方雜志》（總第三十卷第一號）以83頁的篇幅一下子刊出142人的244個“夢想”（不算以漫畫形式做“夢”的豐子愷），其中包括了柳亞子、徐悲鴻、鄭振鐸、巴金、茅盾、俞平伯、郁達夫、張申府、陳翰笙、金仲華、張君勱、鄒韜奮、周谷城、宋云彬、李圣五、陶孟和、顧頡剛、章乃器、周作人、楊杏佛、馬相伯、林語堂、夏丏尊、葉圣陶、俞頌華等大批人們所熟知的知識分子。

　　根據(jù)編者在《讀后感》中統(tǒng)計，就地域來分，上海78人、南京17人、北平12人、杭州8人、廣州4人、天津、濟南、安慶各2人，武漢、徐州、西安各1人，全部來自大城市，而且集中在滬、寧、杭，“卻不能便因此證明通商口岸的人們太愛做夢，而內(nèi)地人就沒有夢想�！� 就性別來看，男性占138人，女性只有4人，編者禁不住感嘆“很可惜的我們接得女性投寄的夢太少了。”這同樣不能表明女性沒有夢想。從年齡上看，大體上35歲以上的中年人占最多數(shù)，最年長的馬相伯先生已94歲，依然“還有著偉大的夢”。就職業(yè)來看，編輯、作家39人、大學教授38人、記者12人、教育家9人、藝術(shù)家3人、學生3人、律師1人，共計105人，其余官吏12人、職員4人、實業(yè)家3人、銀行家2人，讀者自發(fā)來稿13人、未詳?shù)?人。在12月5日之后收到的“夢想”包括了梁漱溟和朱自清，他們的三個“夢想”刊登在《東方雜志》1933年第二期的“夢想補遺”。在144個做夢者中知識分子至少有107人，占75%以上。何況，即使是官吏、實業(yè)家、銀行家?guī)缀跻捕际侵�識分子出身。這未免讓編者感到遺憾——

　　“當我們發(fā)出通啟時，頗注意到職業(yè)的普遍。但是征求的結(jié)果則使我們失望。應(yīng)征者的大部分乃至幾乎全部，都是所謂‘文化貴族’。自然智識分子是比政治家，軍人，資本家那些實際活動家更富于憧影與幻想。社會的環(huán)境特許他們得享受‘夢的生活’，而且能把他們的‘夢的生活’發(fā)表出來�？墒谴送�，占中國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農(nóng)民，工人及商店職員，應(yīng)該不至于沒有幻想�？墒乾F(xiàn)實對于他們的壓迫太大了，整天的體力的疲勞，使他們只能有夢魘，而不能有夢想。即使有一些夢想，他們也決沒有用文字描寫的能力和閑暇。這實在可以算是最大的國恥��！”

　　盡管有著種種的遺憾和局限，畢竟那么多有成就的知識分子參與了做“夢”，這144人的247個“夢” “雖然不能代表四萬五千萬人的‘夢’，但是至少可以代表大部分智識分子的夢了�！睙o論是“甜夢”還是“苦夢”，“好夢”還是“惡夢”，“吉夢”還是“噩夢”，“奇夢”還是“妖夢”，“夜夢”還是“白日夢”，那都是一個個足以跨越時代的夢想，七十年后依然令我為之駐足、為之動情，也讓我在回望舊夢時，進行一次新的反思。

　　知識分子的夢想并不始于1933年，但在整個中國歷史上這么一大批來自全國各地的一流知識分子集體“做夢”還是第一次，在“那個昏黑的年頭”，《東方雜志》主編胡愈之的設(shè)想說得上別出心裁，無論如何，他都為20世紀留下了一份真實可信的記錄，從中我們不難發(fā)現(xiàn)知識分子的思想軌跡。

　　暨南大學教授周谷城夢想“人人能有機會坐在抽水馬桶上大便�！薄稏|方雜志》文藝欄編輯徐調(diào)孚夢想“未來的中國沒有國學，國醫(yī)，國術(shù)……國恥，國難等名辭。”這些都只是特例，不是普遍的。大部分知識分子“夢想的中國”乃是可望不可即的烏托邦，一個 “大同”社會：

　　柳亞子夢中的“大同世界”“打破一切民族和階級的區(qū)別，全世界成功為一個大聯(lián)邦”，“沒有金錢，沒有鐵血，沒有家庭，沒有監(jiān)獄，也沒有宗教；
各盡所能，各取所需；
一切平等，一切自由。”

　　不約而同，女作家謝冰瑩夢見的也是“一個沒有國家，沒有民族，沒有階級區(qū)別的大同世界�！�

　　郁達夫描畫的“烏托邦”：“沒有階級，沒有爭奪，沒有物質(zhì)上的壓迫，人人都沒有，而且可以不要‘私有財產(chǎn)’�！�

　　百歲老人、時為《時代畫報》編輯的章克標說：“一切的夢想，一切的夢，是一種超越的飛躍，所有界限和藩籬，須是完全撤除，國家這種界限，在任何人的夢想中或夢中是不配存在的�！�

　　復(fù)旦大學教授謝六逸向往“沒有階級，不分彼此”的未來中國。鐵道部一科長吳嵩慶所夢的是“廢除軍備，國界，種族而臻于大同�！惫馊A書局編輯顧鳳城夢想中的未來中國“是沒有階級，沒有種族，自由平等的一個大同社會�！�

　　開明書店編輯索非的烏托邦是“走上‘無治‘之路”，是“平等”、“自由”、“博愛”。清華大學教授張申府“理想中的中國”“是能實現(xiàn)孔子仁的理想，羅素科學的理想與列寧共產(chǎn)主義的理想的�！碧旖蚺�子師范學院教授韋叢蕪“夢想著未來的中國是一個合作社股份有限公司，凡成年人都是社員，都是股東，軍事、政治、教育均附屬于其下，形成一個經(jīng)濟單位，向著世界合作社股份有限公司的目標走去。”

　　讀者伊羅生稱“將來的世界是無國界的大同世界”。讀者何法的“白日夢”之二是“新式‘洪秀全’復(fù)活，率領(lǐng)了新‘太平軍’‘天朝’的歷史一頁一頁地翻開”。之三是“大家熙熙攘攘，大同世界”，沒什么國界。中華書局編輯周憲文說得更細：“那里沒有法律，也沒有軍警可是國民從無爭執(zhí)，國里沒有貨幣，沒有工資，可是國民都很勤力。”

　　《生活周刊》主編鄒韜奮夢想的中國“連現(xiàn)在眾所公認為好東西的慈善機關(guān)及儲蓄銀行等等都不需要，因為用不著受人哀憐與施與，也應(yīng)不著儲蓄以備后患�！鄙鐣�科學研究所的姜解生夢想“全國的人民都住在莊嚴偉大的公共住宅。他們底工作每天只有四小時或六小時。等到全國的電鐘放出了上工的聲號，他們已一秒鐘不差地到達各人群底工作地點�！敝醒胙芯吭嚎偢墒聴钚臃鸬膲粝搿笆且粋�物質(zhì)與精神并重的大同社會”。

　　山東正誼中學的徐伯璞夢想的大同世界“以三民主義為原則”，“宣傳中國的王道，發(fā)揚中國的文化”。徐州女師的俞覺所夢與此相似，也是三民主義救中國，“德感四方，各國來歸，實現(xiàn)了中山先生的大同世界。”

　　復(fù)旦大學商學院院長李權(quán)時說得最為明白：“我理想中的未來中國是須合乎禮記‘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是謂大同’的一段事實的�！� 法政學院教授錢嘯秋夢中出現(xiàn)了這樣的一幕：“吃飯不是各辦各的，而是持票赴農(nóng)村公共食堂去吃�！�

　　在某種意義上，古老的大同之夢是和空想社會主義連接在一起的。柳亞子夢想中的未來世界“是一個社會主義的大同世界”。謝冰瑩夢想的也是“沒有國家，沒有階級，共同生產(chǎn)，共同消費的社會主義的國家”。上海法學院教授朱隱青夢想著“無階級專政的共產(chǎn)社會�！薄耙粋�社會主義的新中國”、“聯(lián)邦社會主義的國家”甚至成了資本家、裕豐紗廠老板畢云程和銀行家俞寰澄的夢想。失業(yè)三年的讀者周毓英夢想“主辦一個月刊定名《社會主義》，與全國青年作思想上的往來，毫無顧慮的討論一切學術(shù)問題，思想問題，社會問題和革命問題。我辦月刊不在取政權(quán)，可能范圍內(nèi)還要幫助政府，幫政府革命，夢想當?shù)啦桓缮��！毖嗑┐髮W教授鄭振鐸雖自稱“我并沒有什么夢想，我不相信有什么叫做‘夢想’的”，他心中的未來中國卻是“一個偉大的快樂的國土”，“我們將建設(shè)了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的國家”。

　　不過他們的“社會主義”和我們今天所說的并不是同一個詞。暨南大學教授李石岑夢想經(jīng)過多年軍閥混戰(zhàn)、多次暴動之后，中國“走上科學社會主義之路”，“那時紅樓夢，納蘭詞及曼殊大師的名畫之類，都在被焚毀之列。”《讀書雜志》特約撰述員嚴靈峰直接預(yù)言“1917年10月的俄國的戲劇在中國復(fù)演”。

　　盡管這些“夢”形形色色、五花八門，但有一點是相同的，他們都熱切地憧憬著一個無階級、無國家……的大同社會。古老的大同空想根植于中國文化深處，綿延數(shù)千年不絕，沒有經(jīng)歷過類似西方那樣的文藝復(fù)興、啟蒙運動的洗禮，生活在20世紀的知識分子依然只能沉醉其中，如《現(xiàn)代》雜志主編施蟄存一般，最多只能想到“熙熙然如等春臺”的境界，不會想象出一個好的政治制度，“我以為政治制度是沒有關(guān)系的，問題完全是在人在人�！彼�以如實業(yè)家穆藕初那樣夢想“政治上必須實行法治”的竟然寥寥無幾——

　　只有光華大學教授諸青來夢想著“本國人民不論屬于何種階級，信奉任何主義，均有參政權(quán)。各黨和平競爭，絕對不用武力�！薄度嗣裢韴蟆肪庉嬪等曜康摹皯�(yīng)許言論絕對自由，決不諱疾言醫(yī)�！贝笙拇髮W教授梁園東“夢想我們的社會，成為一個以自己為中心的社會，而不要再是一個以政府為中心的社會。”“如果政府是不得已的……他至少是一個不怕人講話的政府�，F(xiàn)在我們往往因為講話，觸犯了‘我們的政府禁律’”。燕京大學教授張君勱以一篇題為《中國今后之出路》的長文作為《東方雜志》的答案，提出了軍人“不得對于政治問題，發(fā)表意見”、軍隊服從公民代表等看法。律師張耀曾的夢想幾乎是一篇論文，他提出以村或市的各同業(yè)公會作為“政治之根源”。馬相伯老人夢想“未來的中國既非蘇俄式的一黨專政，亦非美國式的兩黨更替，乃民治的國家，法治的國家�！薄案�本大法，保障人民應(yīng)有的天賦人權(quán)：即身體自由權(quán)，財產(chǎn)所有權(quán)，居住權(quán)，營業(yè)勸，思想發(fā)現(xiàn)于外，言論出版集會權(quán)，并信仰‘無邪術(shù)害人’的宗教等權(quán)。”“法治夢”在247個夢中連零頭都不夠。

　　南京國立編譯館的劉英士的“夢”并沒有那么悠遠而不著邊際，他說：“未有人民不健全而國家不衰弱者！未來中國的命運不決定于我們的‘夢想’，而決定于我們的行為�！�…未來中國的國家身份，仍舊是和它的構(gòu)成分子的知識，能力，和道德相稱�！薄吨袑W生》雜志編輯葉圣陶的夢也比較實在：“個個人有飯吃，個個人有工作做；
凡所吃的飯絕不是什么人的膏血，凡所做的工作絕不為充塞一個兩個人的大肚皮�！北贝蠼淌诶钭谖鋭t一口氣寫下十個希望，包括“中國的軍人不要只能內(nèi)戰(zhàn)，不能抗外”；
“軍事當局不要只知剿共，不知御侮”；
“學者們不要相率勾結(jié)軍閥，聯(lián)絡(luò)要人”；
新聞記者“不要成為御用的宣傳者”；
“中國民眾能監(jiān)督政府，使政府不為少數(shù)軍閥所私”等。大阪商科大學周伯棣的第一個夢想是：“個人以研究經(jīng)濟問題為職志，不偏不黨，以‘學究’的立場研究實際的經(jīng)濟問題，研究有得，忠實的揭示給民眾。”上海市政府參議武育干的夢想是：“那時的中華民國是一個真正名符其實的‘民’國，不是實際上的什么‘軍’國，‘匪’國，‘官’國，‘×’國�！泵駠�元勛、實業(yè)家馮自由做了一個“好夢”、兩個“惡夢”，他說：“在這政治敗壞國勢危殆生產(chǎn)衰落社會不安的今日，凡屬稍有思想的人們，難免胡思亂想，做出種種的怪夢。”

　　像杭州《民國日報》記者胡健中那樣夢想“未來中國是一個純?nèi)�民主義的國家”，“夢想做一個輿論界的權(quán)威”終究只是極少數(shù)，絕大部分做夢者，包括身居高位的，幾乎都通過“夢”表達了對現(xiàn)狀的強烈不滿，借說夢對當政者作了極為尖銳的批評。外交部長羅文干夢想著“武官不怕死，文官不貪錢”，夢想“永遠做太平盛世的國民”。上海銀行張水淇的“夢想”如同匕首、投槍，他夢想未來的中國“……沒有靠了槍桿壓迫無武裝的人民貢其膏血的英雄�！�…政治之設(shè)施決之于國民的公意，公意一決，個人不拿陰謀鬼計來破壞�！薄袄硐胫皇抢硐�，現(xiàn)實的中國，恐怕是羅馬的末期！哥鐵的蠻兵逐步侵略我土地，奴隸我同胞；
而擁武力的群雄只謀如何鞏固其自身之地步，我們善良的百姓，只能掙扎于內(nèi)亂外患的悲境中�！薄蹲x書雜志》特約撰述員彭芳草借夢想抨擊國民黨當局只會向國際聯(lián)盟求救的“無抵抗主義”。作家傅東華“夢”中穿過“民族門”、“民生門”，到了“叫人令人不寒而栗”的“民權(quán)門”，“我被剝了褲子，驗過陰毛中并未夾帶違禁品，又被用Х光照過心里并無危害國家的意思，這才放我過去。(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對畏民如虎的國民黨當局作了辛辣的嘲諷。林語堂以“我不做夢”的口吻對現(xiàn)實作了一番并不“幽默”的批判。畫家錢君匋說：“未來的中國是一團糟”。作家巴金說：“中國是沒有未來的”。雖然他同時也希望——“自由地說我想說的話，寫我愿意寫的文章，做我覺得應(yīng)該做的事，不受人的干涉，不做人的奴隸，不受人的利用�？恐�自己的兩只手生活，在眾人的幸福中求得自己的幸福，不掠奪人，也不被人掠奪�！�

　　也有人不相信夢想，更有人直言自己沒有夢想，俞平伯說：“我沒有夢想”。茅盾說：“對于中國的未來，我從來不作夢想；
我只在努力認識現(xiàn)實。夢想是危險的�！卑不沾髮W教授周予同說：“我們早已空無所有。現(xiàn)實的生活窒息到這樣的程度，連你皺眉嘆氣捱磨各自的生命的耐力都沒有了。東北三千萬人民固然在帝國主義的槍刺下活受罪，我們又在誰的槍刺下受罪呢？”孫伏園說“只有回憶沒有夢想！”中央大學教授凌夢痕認為“理想的國家是絕對不可能的事”，“我生平從沒有做理想國的夢”。

　　有人甚至做著“開明專制”夢、“獨裁”夢，俞平伯認為：“絕對的開明專制的階段是必需的。中國歷史上當?shù)闷疬@個名字而無愧色的只有秦政。然而他是失敗了�！弊x者孫伯魯夢想一個墨索里尼式的人物出來“用獨裁的手段，來救中國目前的危機�！�

　　在一百多個“個人生活”的“夢想”中，缺乏的是公民夢，唯有樓適夷一個人夢想“做一個未來中國的公民，為著這國家的建設(shè)與成長，而盡我所能盡的力量，得到我應(yīng)該得到的享受�！倍�最多的就是那永遠不滅的田園夢——

　　《晨報》記者茅震初“想憑我的智力和勞力到田園中去過活�！彼�的故鄉(xiāng)湖州山明水秀，在那里種糧食、蔬菜、果樹、花木，養(yǎng)蜂、養(yǎng)雞、養(yǎng)魚，唯一的交通器具是船，“每當皓月懸空，波影散亂的夏夜，劃著一葉扁舟，臨風駛?cè)�，岸旁楊柳拂過我的頭，撣過我的肩，蟬聲一路相迎，水聲在船底低唱，仰著天，雙手打著槳，……”這是一幅多么美麗的田園生活圖。俞覺的夢想也是到湖山秀美、民風淳樸的故鄉(xiāng)，“買平屋三四間”，“春秋佳日，或函邀異方友朋，遨游本地山水；
或赴他鄉(xiāng)訪舊，領(lǐng)略勝境”�！渡�活周刊》編輯艾逖生夢想有一日“放棄一切”，“效陶淵明的‘歸去來兮’，到鄉(xiāng)村里去，好象諸葛亮的躬耕南陽，做個十足道地的老農(nóng)，自耕自食�！�…”章衣萍夢想“回到山里去砍柴，或者耕田都好。”施蟄存“只想到靜穆的鄉(xiāng)村中去居住，看一點書，種一點蔬菜”。銀行家俞寰澄也說：“我只想做一個略具知識的自耕農(nóng)。我最酷愛田園生活�！薄昂翁幨切拗�，吾廬三徑。”是鐵道部次長曾仲鳴的“夢”�！拔液臀业姆蛉嗽谏矫魉�秀的鄉(xiāng)村辦一個半耕半讀的新小學，以度其‘詩一般的人生’�！笔墙逃�部科長吳研因的“夢”。即使“在歐洲住了八年”的北平中法大學教授曾覺之一方面也夢想“獨善其身，優(yōu)游山林的高人逸士的生活”。

　　魯迅曾以他慣有的筆調(diào)嘲諷他們：“至于另有些夢為隱士，夢為漁樵，和本相全不相同的名人，其實也只是豫感飯碗之脆，而卻想將吃飯范圍擴大起來，從朝廷而至園林，由洋場及于山澤”。其實，從“大同世界”夢到這些山水田園夢，我們不難看出，中國知識分子心中有一個解不開的烏托邦情結(jié)（倒不是為了“吃飯”這么簡單），使他們很少愿意去夢想費事的、煩瑣的法治，對做公民的興趣微之又微，桃花源里做隱士的志趣卻千年不滅，他們雖不滿現(xiàn)狀，卻普遍向往著大同世界，總想一勞永逸地解決一切社會問題，一步到位，畢其功于一役。要么逃避、退隱，要么就追求宏大的大同空想，或者兩者兼而有之，而對漸進的社會改革，對點點滴滴的進步向來就缺乏足夠的耐心，甚至不屑一顧。殊不知人類文明的每一進步都不是一夜之間完成的。1933年新年的“夢想”從一個側(cè)面暴露出了中國知識分子致命的缺陷，那是傳統(tǒng)農(nóng)業(yè)社會造成的先天不足，武昌中華大學教授陳時說：“中國的傳統(tǒng)思想是世界大同。我的夢想，自然是趨于這一途”。這句話也許可以用來解釋為什么會有那么多的知識分子神往于“大同世界”，他們的身體走進了現(xiàn)代，他們的腦袋還留在古代，終究只是傳統(tǒng)中人，要成就獨立的現(xiàn)代人格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

　　說夢者當中沒有魯迅，1933年元旦，他在收到《東方雜志》新年特大號當天，就寫下了《聽說夢》一文（4月15日發(fā)表在《文學雜志》第一號）。這位什么也不相信的清醒者說：“記者的苦心，我是明白的，想必以為言論不自由，不如來說夢，而且與其說真話之假，不如來談?wù)剦糁兄�真�！?/p>

　　在萬馬齊喑的年頭，這么大規(guī)模做“夢”自然要闖禍，這些“夢”不僅直接批評了現(xiàn)實的黑暗，暴露了國民黨治下丑陋的一面，而且做“夢”本身也觸犯統(tǒng)治者的禁忌。1932年，商務(wù)印書館總經(jīng)理王云五請胡愈之來主編《東方雜志》，胡提出條件，“每月領(lǐng)一筆錢，在外面租一個辦公的地方，”編輯人員和作者稿費都由胡承包，稿件取舍也由主編負責，不必經(jīng)過總經(jīng)理，王云五答應(yīng)了�！焙�愈之從10月16日出版的總第29卷第4號開始接手，不到20天就籌劃了“新年的夢想”特輯。商務(wù)印書館經(jīng)歷了近代以來的風風雨雨，深知其中利害（在軍閥統(tǒng)治時代曾謝絕出版孫中山的《建國方略》），“王云五受不了國民黨當局的高壓”，要他別這樣編，他不干，“這樣就崩了”。半個世紀后（1982年），胡愈之這樣回顧這段往事：

　　“第二年一月里，我出了題目《新年的夢想》征稿，發(fā)表不滿意國民黨的文章，有些國民黨人也寫不滿意的文章。王云五看了這個特輯，很生氣，對我說，你這些東西不得了呀，商務(wù)印書館要封門的呀！你能不能少發(fā)這樣的東西？我說，不行，編輯權(quán)在我，不在你。他說，那就只好取消合同了。那時我性子急，就說，你取消就取消。這樣合同就取消了�！�

　　到1933年3月16日出版的《東方雜志》第30卷第4號，胡愈之一共編了9期，前后只有五個月。他因“夢想”而丟失《東方雜志》這塊有影響的言論園地，幾乎印證了社會學家陶孟和所說的“夢想是人類最危險的東西。”后來包括魯迅在內(nèi)的許多人批評他，“其實不必那么急噪取消合同，可以少登一點那樣的文章，也能起影響，因為《東方雜志》是個大雜志。”（陳原《記胡愈之》，三聯(lián)書店1994年版）

　　魯迅以為“本來可以連夢想這樣的特輯也不必搞”，他在《聽說夢》中一針見血地指出：“雖然夢‘大家有飯吃’者有人，夢‘無產(chǎn)階級社會’者有人，夢‘大同世界’者有人，而很少有人夢見建設(shè)這樣社會以前的階級斗爭，白色恐怖，轟炸，虐殺，鼻子里灌辣椒水，電刑，......倘不夢見這些，好社會是不會來的，無論怎么寫得光明，終究是一個夢�！�

　　胡愈之離開了《東方雜志》，“夢想”并沒有結(jié)束在“漫長的冬夜”，無論如何，那總是一個有過夢想的年頭。如果知識分子們少一點“大同世界”的烏托邦之夢，少一點田園牧歌之夢，多一點法治之夢，多一點公民之夢，在不太遙遠的將來，“夢”才有可能不再是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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