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東風：故事、小說與文學的反極權本質
發(fā)布時間:2020-06-04 來源: 短文摘抄 點擊： 
極權主義之前的世界，是一個文學的世界。
――哈維爾
關于小說，關于文學，關于小說和文學的本質，已經有太多太多的研究和探索。這樣的探索還會繼續(xù)下去，除非有一天文學真的死了――這無異于說人真的死了。只要人活著，他對于自己生命存在的秘密的探索就不會停止，文學也就不會停止。
這是我對于文學一直持有的信念。這個文學的“理論”是人類學本體論的，不是形式主義的，不是敘述學的，即使是文學的各種形式技巧、敘事模式，在我看來也只能放在人類學本體論的視野才能變得人性化起來，否則就只是一些沒有生命的程序而已。
一、哈維爾：沒有故事的“發(fā)展的極權主義”
講故事展示出事件的意義，但卻不會犯固定它的錯誤。－－阿倫特
在《故事與極權主義》中，哈維爾提出了一個似乎很費解的觀點：后極權社會沒有“故事”。“故事”的字面含義是戲劇性事件或有新聞價值的事件――諸如抗議、騷亂乃至暴動等等。從這個意義上說，沒有故事是一個社會“平靜和諧”的標志，斯大林死后一段時間的捷克就是這樣。人們通常的印象是：布拉格沒有“故事”，而黎巴嫩則充滿了故事（暴力、戰(zhàn)爭等等）。
但是哈維爾認為，在捷克，沒有故事并不是什么“社會和諧”的標志，相反，有新聞價值的故事的令人奇怪的缺席，實際上是“一個危險的和極端的過程的外在結果：所有故事的消滅”，是“發(fā)達的、穩(wěn)固的極權主義制度的內在表達，直接從其本質中生長出來”。
這里所謂“發(fā)達的”、“穩(wěn)固的極權主義”，實際上就是哈維爾在其他文章中經常提到的“后極權主義”。沒有故事的現(xiàn)象是一個典型的后極權現(xiàn)象，它出現(xiàn)在1968年到1987年（也就是哈維爾寫作此文的那一年）這20年。在1968年之前，在50年代，捷克處在極權主義時期。這個時期雖然有公開的政治迫害，也有英雄受難，但是至少“沒有人會說什么也沒有發(fā)生，或者這個時代沒有自己的故事。”
故事的消失是因為后期的極權主義采取了另外一種扼殺生命和生活的方式：它使得生活和人的生命通過慢性的、不流血的、靜悄悄的方式死去。這個時期，“狂熱者的歌聲和受拷打者的呼叫不再被聽到，無法無天已經裝出溫文爾雅的樣子，并且從拷打搬到了沒有個性的官僚們裝潢一新的辦公室�！盵1]正是這種殺人方式的變化標志著后極權主義和極權主義的差別：“發(fā)達的極權主義（即后極權主義，引注）賴以建立的操縱手段是如此精致，如此復雜和有力，以致它不再需要謀殺兇手和犧牲品�！盵2]故事的死亡是與赤裸裸的屠殺不同的“另一種死亡”，它是“慢性的，遮遮掩掩的、不流血的，不再是純粹的，然而是沒有行動、沒有故事、沒有時間的死亡，集體的死亡，或者更確切地說，麻木不仁的、社會和歷史虛無化的過程。這種虛無化如此取消了滅亡，同樣如此取消了生命：個人的生命變成一個大機器中功能單調、整齊劃一的組成部分，他的死亡僅僅是意味著卸除了他的使命�！盵3]
這個意義上的“故事”就獲得了本體論意義上的價值內涵：故事的存在是真正的生命存在的標志，是千差萬別的個體存在的標志，是一個社會、一個人擁有夢想的標志。在有活生生的生活的地方、在人們擁有個性和夢想的地方，就有故事，后極權社會（也包括極權社會）之所以沒有故事，是因為后極權主義是敵視生活、敵視個性的，也是沒有夢想的容身之地的。
哈維爾認為，故事像生活一樣豐富，故事和生活的同源性在于它們都是多元化的，充滿了可能性和不可預測性（也就是阿倫特反復強調的開新的能力）。有故事存在的社會必然不斷有新事物出現(xiàn)，有非預定的事物發(fā)生。在這個意義上，“神秘是每個故事的尺度”。哈維爾說：
故事當然有自己的邏輯，但是它是一種不同的真理、態(tài)度、思想、傳統(tǒng)、愛好、人民、高層權力、社會運動等等之間的對話、沖突和相互作用的邏輯，有著許多自發(fā)的、分散的力量，它們預先不能相互限制，每一個故事都設想有多種真理、邏輯、采納決定的代理人及行為方式。我們從來不能真正知道在這種對抗中將會產生什么，什么因素將加入進來，結果將會怎樣；
才來也不清楚在一個主人公身上，什么樣的潛在素質將會被喚醒，通過他的對手的行動，他將被引導向怎樣的行為。僅僅因為這個原因，神秘是每一個故事的尺度。通過故事告訴我們的不是真理的一個特定代理人，故事顯示給我們的是人類社會這樣一個令人興奮的競技場，在那里，許多這樣的代理人相互接觸。[4]
我以為沒有什么比這段話更加深刻地表達了人的本質、故事的本質以及文學的本質――文學本質上就是故事。沒有故事是因為沒有“神秘”，而沒有神秘是因為（后）極權主義消滅了生活的多樣性、開放性、豐富性，消滅了人的行動的不可預測性和不可控制性，一句話，消滅了自由。
哈維爾的這個思想與同樣深受存在主義影響的阿倫特何其相似。阿倫特在《人的條件》《過去與未來之間》等著作中反復強調的是同樣的主題：人的本質在于自由，在于其生生不息的開新能力，在于投身到不可預測、充滿了無限可能性的公共領域，并通過行動展示人的自由本質。故事的本質就是紀錄這種行動，使其克服自己的易逝性而被人記憶，變得永恒。只要這個世界、只要我們的生活中還存在著偶然和奇異的事件，那么就會有故事。阿倫特在《黑暗時代的人們》一書中有一節(jié)是寫丹麥女作家伊薩克·迪內森的。阿倫特寫道：“她（迪內森）開始講故事時，所需要的一切僅僅是生活和世界，幾乎任何一種世界或環(huán)境都行，因為世界充滿了故事、事件、偶然和奇異的發(fā)生，這一切都等待著被人講述�！盵5]熱愛生活和熱愛故事是一回事：對故事的忠誠就是對生活的忠誠，“它不去虛構而是接收生活的贈予，通過回憶、思索，然后在想像中重復它們來表明你自己配得上接受它們，而這是保存生活的方式�！盵6]
在價值的意義上說，消滅人的多元本質，消滅生活中的無窮可能性和不可預測性，一切按部就班，就等于消滅了意義。這就是極權主義的虛無化。哈維爾說：“當難以預料的事情消失時，意義的感覺也隨之消失�！盵7]這只能導致徹底的虛無主義，“極權主義的虛無化完全是無形的，比起艾滋病病毒和切爾諾貝利核輻射它更看不見，然而更為當下的，更危險，換句話說，它比艾滋病或核輻射更內在，更緊迫地觸及我們每個人，因為我們每天都以個人經驗去了解它而不是從報紙和電視上了解。因此，那些比較起來不那么具有恐怖意味，不那么陰險、不那么內在的威脅就被驅逐到背景中去并遭到忽視，是不足為奇的�！惫适碌南Ш偷赖拢饬x世界的虛無化是對人的內在的毒害，這是比肉體的毒害更加可怕的毒害，但是卻由于其慢性的、悄悄的、不流血的特點而不被人覺察。作為一個深受存在主義影響的作家和思想家，哈維爾的政治思考的特點是對于人的內在道德狀況（而不是政治體制）的關注，這也使得他的政治思考與文學表現(xiàn)出極大的親緣性。
故事紀錄事件，紀錄人的行動，但是卻從來不強加一種對于事件的固定的理解，這是它和意識形態(tài)的根本區(qū)別。正如阿倫特說的，“講故事展示出事件的意義，但卻不會犯固定它的錯誤�！盵8]
二、故事的消失也是意義、歷史和時間的消失
因為人類的時間只能通過故事和歷史來體驗，所以，當故事遭到毀滅時，對于時間本身的體驗也開始消失：時間像停止不動或者原地循環(huán)，好像崩潰成可以互相替換的碎片。――哈維爾
故事的消失同時也是歷史和時間的消失。故事和歷史的同源性在于真正的歷史和真正的故事一樣，充滿了可能性、復雜性、神秘性和內在沖突，在于歷史和故事的使命是一樣的：紀錄行動并使之永恒。當這種可能性被“歷史理性”扼殺的時候，歷史也就消失了：“歷史被偽歷史所取代，被依次發(fā)生的周年紀念、代表大會、慶�；顒�、群眾性體育活動所取代，被某種人為的活動所取代——并不是一些不同的角色互相遭遇、有著一個開放性結局的戲劇，而是一個真理和權力的核心代理人其單向度的、明白的、可預見的自我諭示（和自我慶祝）�！盵9]故事是和歷史同時消失或同時死去的：“因為人類時間只能通過故事和歷史來體驗，所以，當故事遭到毀滅時，有關歷史性的感情也同樣消失：時間像停止不動或者原地循環(huán)，好像崩潰成可以互換的碎片。不知從何而來又往何處去的時間的進展失去了其故事的特征，因此也就失去了更深的意義，當歷史的地平線消失時，生活變得毫無意義�！盵10]在哈維爾看來，歷史和故事都是我們分享的公共世界，都是賦予行動和公共生活以意義和秩序的力量，故事的消失意味著時間變成了無意義的碎片，意味著公共生活失去了自己的結構，意味著公共性的消失：“公眾生活似乎失去了它的結構，它的沖擊力，它的方向，它的張力，它的節(jié)奏和神秘，我不能記得當時發(fā)生了什么，或者這一年同那一年有什么區(qū)別，而且我覺得這已無關緊要，因為當難以預料的事情消失時，意義的感覺也隨之消失�！盵11]哈維爾把這種現(xiàn)象天才地稱為“時間的國有化”，時間的國有化也和社會文化領域的其他的國有化一樣，它們的命運是一樣的：它枯萎了。
意義的枯萎、時間和歷史的虛無化，源于極權主義的意識形態(tài)，這個意識形態(tài)的核心是關于歷史發(fā)展的所謂“必然規(guī)律”的假設，它從某個單一的、絕對的方面去解釋歷史，并最終將所有歷史縮減成這某一個方面。這樣，它消滅了歷史的令人激動的多樣性，用“歷史法則”來扼殺行動的多重可能性和神秘性。哈維爾深刻指出：一個故事的神秘源于人類歷史的神秘，失去故事就意味著歷史開始失去它的人類內容。“人類生命的獨一無二變成僅僅是歷史法則的裝飾，真實事件中的張力和激動被排除而視為偶然，因此對學者來說，它們就沒有被值得注意的價值。歷史變得令人厭倦�！盵12]這樣，極權主義意識形態(tài)的反故事本質集中表現(xiàn)在用所謂的“歷史的必然性”扼殺了歷史的開放性：“當‘歷史法則’被投射至未來時，將要怎樣和必須怎樣突然變得一目了然。這種必然性的眩目的照射焚毀了未來的本質：它的開放性。規(guī)劃建立世間天堂是歷史的最后結局，為了擺脫社會矛盾、人類的不良品質甚至貧窮，于是達到了登峰造極的破壞。社會僵化成永久和諧的謊言，人被弄成紀念碑，象征著幸福的永久持有者——這些是無聲地完成的對歷史精神的殺害�！盵13]從這里表現(xiàn)出哈維爾對于歷史必然性的深刻懷疑。把人類歷史的發(fā)展定于“一”，把豐富多樣的歷史納入自己編造的單一框架，就是消滅歷史的多種可能性和人類的開新能力，就是扼殺自由，也扼殺了故事。極權主義意識形態(tài)主張：“通過意識形態(tài)，歷史最終理解了自身，理解了它將要去的地方和怎樣進行，這些都是在意識形態(tài)的引導之下。意識形態(tài)展示了必將發(fā)生的歷史必然性，從而也證實了意識形態(tài)自身的歷史必然性，它的使命便在于實現(xiàn)這種必然性。換句話說，歷史終于發(fā)現(xiàn)了它的最終意義。然而，問題是，發(fā)現(xiàn)了自己意義的歷史是否還有什么別的意義？甚至是否還是歷史？”[14]這樣，意識形態(tài)通過把自己的權威強加于歷史而變成了歷史的最大敵人。當然，如果意識形態(tài)還沒有與絕對的權力結合，那么，意識形態(tài)毀滅歷史僅僅是“意識形態(tài)式的”，但是，在極權主義國家，“建立在這種意識形態(tài)之上的權力卻以現(xiàn)實的方式壓抑歷史�！币庾R形態(tài)對于歷史的扼殺是必須的，“別無選擇的”，因為“如果歷史以其不可預見的方式呈現(xiàn)，來顯示這種意識形態(tài)是錯誤，這將令權力喪失其合法性�！盵15]
哈維爾對歷史的這種理解和阿倫特甚為契合。歷史在阿倫特看來，歷史就是人的行動的紀錄，而任何行動都是一種創(chuàng)新行為，是不可重復的、獨特的事件，它不能還原為某種“科學的”“歷史法則”的一個變數(shù)，也不能是證明某種“歷史哲學”的例證，不能把所謂的“普遍意義”強加于它，因為“任何已經做出的或已經發(fā)生的行為或事件，都在它們的個別形式中包含與彰顯其對于‘普遍’意義的分享，并不需要一種不斷進行的、吞沒一切的過程，才能變得有意義�！盵16]阿倫特認為，歷史之父希羅多德要紀錄人物和行動，是因為“說”和“寫”（敘述）把短暫的東西永恒化，為它“制作一段記憶”，但是他從來不懷疑每一個事件自身都帶有自己的意義，需要的只是用語詞來表達，即“通過語詞展示”“公開地展示偉大的行動”。他從來不認為是一般把意義賦予特殊。歷史的最初意義就是對于這種獨一無二的故事的敘述，它和詩歌和小說本質上并無不同。實際上，阿倫特經常把它們同等看待。歷史和故事一樣都是對于行動（政治實踐）的紀錄，沒有這樣的紀錄，行動（政治實踐）由于其內在的易逝性而無法留存下來，無法成為可以被記憶的永存之物。(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極權主義的意識形態(tài)從來是與極權主義的政治統(tǒng)治狼狽為奸的，“通過否定歷史，權力不僅為其意識形態(tài)上的合法性辯護，并且為其作為極權主義政權身份辯護。這個身份也有一個堅強的意識形態(tài)的庇護所：如果最初不是從一種意識形態(tài)中吸取力量——這種意識形態(tài)如此自滿以致輕視除它以外的任何其他觀點，如此自大地宣布自己的歷史使命，以及這種使命所帶有的所有特權——這種只存在一種真理和權力的核心代理人將很難存在，更遑論發(fā)展和壯大。”[17]極權主義的意識形態(tài)和極權主義的統(tǒng)治是難分難解的，這種意識形態(tài)的解體必然意味著極權主義統(tǒng)治的解體�！八O權主義意識形態(tài)）一旦宣稱核心權力置于法律和道德之上，權力的行使便脫離公眾的控制，政治上的多元化和公民權利制度上的保證將變成嘲弄，或者干脆取消，那就沒有理由尊重其他任何限制。中心權力的擴張并沒有在公眾（生活）和私人（生活）的邊境停留下來，而是任意推進這條界線直至毫無廉恥地干涉曾經屬于個人的領域。例如，一個鴿子愛好者俱樂部是享有自治的一種形式，現(xiàn)在發(fā)現(xiàn)他們處于核心權力的監(jiān)視之下。這個權力通過在我的住房里安裝竊聽器，將我的呼吸（這純粹是我個人的私事）從我說的話中識別開來，這個國家對我所說的話不能漠然置之。” [18]
總之，極權主義意識形態(tài)的這種“精神上的狂妄自大”的結果，就是消滅了故事，消滅了歷史，最終也消滅了生活本身�！皩Χ嘣�，對故事，對公眾領域的侵害，不僅是侵害生活的某一個方面，而是全部生活�！鄙钍钦w的，對生活的一方面的侵害必然也是對生活整體的侵害。哈維爾反復強調的正是極權主義的反生活的本質：“直接的和非直接的操縱之網像一件緊身衣，它捆綁生活因而必然限制生活自身呈現(xiàn)和結構的方式。所以生活從此萎縮、衰弱、耗盡，它變得廉價和平板，它變成偽生活�！�
哈維爾曾明確認為，“極權主義之前的世界，是一個文學的世界�！边@個觀點值得充分注意：極權主義一定是反文學的，因為它反生活，生活的原則就是文學的原則，比如自由、個性、多元化，因此，真正的文學天然地就是反極權主義的。故事的精神實質與文學的精神實質是相同的，因此，不消滅極權主義和后極權主義，不可能有真正的文學。
三、小說·幽默·笑
小說作為建立于人類事件相對性和曖昧性之上的世界的表現(xiàn)模式，跟極權世界是格格不入的。――昆德拉
哈維爾在《故事與極權主義》中曾經說：對于極權主義的“理性主義”――其實質是一元的、獨斷的真理觀――扼殺了故事：“當前的極權主義的支柱是存在著一個所有真理和權力的中心，一種制度化了的‘歷史理性’，它十分自然地成為所有社會的唯一代理人，公眾生活不再是不同的、或多或少是自發(fā)的代理人擺開陣勢的競技場，而僅僅變成這個唯一代理人宣告并執(zhí)行其意志和真理的地方，一個由這種原則統(tǒng)治的地方，不再有神秘的空間，完全的真理掌握意味著每一件事情都事先知道。在每一件事情都事先知道的地方，故事將無從生長�！盵19]壟斷真理、規(guī)定人們的思想和信念，規(guī)定歷史發(fā)展的方向，等于取消了人的本質、取消了自由，取消了生活，這樣，哈維爾的結論是：“極權主義制度本質上（和其原則上）是敵視故事的�！比魏侮P于“絕對真理”的聲稱都是極權主義的，任何以所謂“絕對真理”、“歷史發(fā)展的必然規(guī)律”為口號的意識形態(tài)也都是極權主義的，因為它否認真理的多元性，扼殺生命的多樣性和復數(shù)性，不容許人類思想的曖昧性和相對性。它必然是反小說、反文學的，因為它是反人性的。
這也是昆德拉在《小說的藝術》想要告訴我們的。只不過他用“曖昧性”和“相對性”來表達哈維爾用“神秘性”表達的意思。昆德拉寫道：“小說作為建立于人類事件相對性和曖昧性之上的世界的表現(xiàn)模式，跟極權世界是格格不入的，這種格格不入的不相容性要比一個體制成員跟一個持不同政見者、一個人權的捍衛(wèi)者跟一個施刑者之間的不相容性更深刻，因為它不僅是政治的，或道德的，而且還是本體的。也就是說，一個建立在唯一真理上的世界，與小說曖昧、相對的世界，各自是由完全不同的物質構成的。極權的唯一真理排斥相對性、懷疑和探尋，所以它永遠無法跟我所說的小說的精神相調和�！盵20]哈維爾把“曖昧性”“相對性”和“唯一真理”對立起來，說明“曖昧性”和“相對性”的本質就是多元性和開放性。小說的世界之所以是曖昧的、相對的，是因為人、世界以及真理本身是開放的多元的和不可窮盡的，人對于世界和人性的認知也是如此。法西斯主義和斯大林統(tǒng)治時期的偽“社會主義”都把人、社會、世界、歷史規(guī)劃得以一清二楚、整齊劃一、只此一種，事實證明，這個自詡的“天堂”其實是地域，也是文學的墳墓。如果極權主義取得勝利，那么，小說（文學）必死無疑。這就是為什么昆德拉說：“小說的死亡并不是一個異想天開的想法�！被叵胍幌隆拔母铩睍r期的中國文學情形，我們都知道，這不是危言聳聽。
昆德拉特別喜歡的猶太諺語是：“人類一思考，上帝就發(fā)笑。”意思是人類認知真理的能力是有限的，人類的思考在“上帝”看來都是可笑的。這不是說人類應該放棄思考，而是說，人類應該放棄那種自以為真理在我的狂妄態(tài)度，應該認識到自己的局限性和真理的多元性。這樣的人也就獲得了幽默感，即笑的能力。在狂熱信奉“終極真理”的極權主義時代，保持一種幽默感就是保持了一種清醒，少了一點盲目狂熱�？上г谥袊漠敶骷抑�，有這種能力的人實在太少，王小波是其中最突出的一個。
這樣，幽默和笑在昆德拉那里就有了特殊的反極權的含義，它表示人在洞悉自己理性的局限、洞悉自己不可能掌握“絕對真理”之后才能夠獲得的一種謙卑態(tài)度，它也是人與人之間寬容、溝通的基礎，那些沒有這種意義上的幽默感的人是和小說（文學）無緣的。所以昆德拉說：“在小說家與不會笑、沒有幽默感的人之間是不可能有和平的。那些人從未聽到過上帝的笑聲，堅信真理是清晰的，認為所有人都必須想同樣的事情，而且他們本人完全就是他們所想的那樣。但是，正是在失去對真理的確信以及與別人的一致的情況下，人才成為個體。小說是個體的想象天堂。在這一領地中，沒有任何一個人掌握真理�！盵21] “從上帝的笑聲中獲得靈感的藝術從實質上看不從屬于意識形態(tài)的確定性，而是與這種確定性相矛盾。”[22]保持了笑的能力，保持了幽默感，意味著保持了對極權主義的最后一份抵抗能力：不認同“絕對真理”和“歷史法則”的神話，少一份狂妄，多一份敬畏。
四、拒絕遺忘與說真話：文學的見證功能
一部真正的文學作品的問世是作為其創(chuàng)造者的一種叫喊，是對于籠罩于他本人、同樣也籠罩于他的謙卑和同代人、他的時代、他所說的語言身上的遺忘的抗議。一部文學作品是激怒死亡的某種東西。――克里瑪
在捷克作家克里瑪?shù)摹段膶W與記憶》中，這位在極權體制下受盡磨難但仍然堅持通過寫作反抗死亡的作家回憶道：他在集中營里度過了大部分時期，當他周圍的同時代人，他的父母、祖父母等都死去時，他僥幸存活下來。這時時候，他說他“被一種類似賦予一種責任和使命的情感所壓倒：去變成他們的聲音，他們抗議將他們的生命從這個世界上抹去的那種死亡的叫喊。幾乎正是這種情感促使我去寫作。”[23]這是一種使命感，一種不可遏制的寫作沖動，促使他去創(chuàng)造故事，去尋找最好的敘事方式，把不應該忘記的歷史記錄下來。在克里瑪看來，這是和死亡的斗爭：
“在不自由的時期，每當我們被流言所轟炸，每一件真實的事情、每一件旨在提升人自身的事情實際上并不存在和被宣布為虛無和遺忘時，你寫作是為了戰(zhàn)勝這種毀滅。你寫作是為了否定死亡，而它（死亡，引注）采取了如此眾多不同的形式，其中的每一種都將現(xiàn)實、人類尊嚴、受難、挑戰(zhàn)和說真話在它手中泯滅�！盵24]
正如阿倫特和哈維爾所反復強調的，極權社會是一個與真理為敵的社會，是充滿了謊言的社會，也是一個通過虛假的、偽造的歷史替代真正歷史的社會。哈維爾也注意到，后極權時代的意識形態(tài)較之極權主義時代發(fā)生了很大變化,“革命的精神氣質在捷克斯洛伐克早已不復存在。我們不再受幻想、革命或意識形態(tài)的狂熱所統(tǒng)治。這個國家由千人一面的官僚們所支配，這些人聲稱堅持革命的意識形態(tài)，但卻僅僅想著他們自己，他們已經不再相信任何東西，原來的意識形態(tài)已經變成形式化了的儀式，它給他們提供一種其內部聯(lián)系的語言�！盵25]這種現(xiàn)象是哈維爾在《無權者的權力》中反復強調的后極權時代意識形態(tài)的假面化和裝飾化，也是“極權主義的虛無化”，“極權主義虛無化的現(xiàn)象是種子早已埋下的一種意識形態(tài)的后期果實之一�！盵26]
在這樣的環(huán)境下，寫作的最基本、也是最高的使命就是為了戰(zhàn)勝謊言，見證真正的歷史，恢復人類的尊嚴。按照阿倫特的理解，故事的價值在于它的公共性，它是對于人的自由行動的紀錄，“盡管阿倫特始終喜愛詩歌，但是故事敘事（戲劇、小說、神話）因突出的情節(jié)和人物因素而更貼近阿倫特特別強調的行動，尤其是公民政治行動。故事敘述之所以具備這樣一種特點，是因為它對特定歷史時刻人的重大經驗主題有見證的作用�！盵27]
在分析卡夫卡的人格和作品的意義時，克里瑪說道：“卡夫卡的人格中最重要的是他的誠實”，“一個建立在欺騙之上的制度，要求人們虛偽，要求外在的一致，而不在乎是否出于內在的深信；
一種害怕任何人詢問有關自己行為的意義的制度，不可能允許任何人向人們說話時達到如此迷人的甚至可怕的徹底的真誠。”[28]
戰(zhàn)勝謊言就是戰(zhàn)勝死亡，反抗遺忘就是反抗極權――因為極權社會的最本質特點還不是物質的匱乏，而是剝奪人的尊嚴，讓人活得不像人。這樣的寫作是極權和后極權時代的唯一真正的寫作。捍衛(wèi)人的尊嚴是作家的最基本的使命，但是在一個以踐踏人的尊嚴為自己本質特征的制度中，這也成為作家的最高的使命。克里瑪描述道：在后極權主義的環(huán)境中，“生活逼迫人們去作許多有失尊嚴的失去，從他在工作中必須填寫的各種令人羞辱的調查表，到強迫性地參加同樣荒誕的偽選舉或游行。與此同時，他投入這樣一個世界，那兒的口號是‘攫取你可以攫取的一切，并盡可能多地抓住它們！’這種東西越來越成為時尚。這是一個越來越由聯(lián)網通訊、腐敗和非法特權所統(tǒng)治的世界。他還被排斥在某些活動之外，通過它們，他可以提高他作為公民和人類成員的自尊。他也被拒絕在如何有生命力的文化、思想及有個性的創(chuàng)造活動之外�！盵29]可見，后極權社會不僅是一個政治上沒有自由的社會，一個剝奪人的尊嚴的社會，而且還是一個流行畸形消費主義、個人主義、犬儒主義和實利主義的社會，后者同樣體現(xiàn)了被剝奪了尊嚴和自由之后的人性畸變。其實，實利主義、消費主義、得過且過和犬儒茍活本來就是公民權利和人的自由、尊嚴被嚴重剝奪后的一種畸形表現(xiàn)，文學的使命就是和這樣的制度進行不妥協(xié)的斗爭。這種斗爭的一個重要方面則是反抗欺騙和遺忘，通過尖銳的呼喊讓人們警醒�？死铿斦f，“我寫作是為了保留對于一種現(xiàn)實的記憶，它似乎無可挽回地跌入一種欺騙性和強迫的遺忘當中�！�(《布拉格精神》第40頁)這里說的“強迫的遺忘”，就是極權社會為了自己的茍延殘喘而篡改歷史，特別是自己的罪惡歷史、自己給國家、人民以及整個人類造成的災難史�？死铿斠昧死サ吕缎ν洝防锏囊欢卧挘骸耙粋�民族毀滅于當他們的記憶喪失時，他們的書籍、學問和歷史被毀掉，接著有人另外寫出不同的書，給出不同樣式的學問和杜撰一種不同的歷史。”（《布拉格精神》第40頁）昆德拉還指出：一個遺忘的總統(tǒng)將引導一個民族走向死亡�？死铿斨园押葱l(wèi)記憶提高到捍衛(wèi)生命的高度，是因為在克里瑪看來：“如果我們失去記憶，我們將失去我們自己。沒有記憶我們將不再是人類成員�！保ā恫祭窬瘛�，第41頁）
在克里瑪看來，記憶是一種責任，保留記憶的寫作也是一種責任，這是“對于如果我們不想在真空中喪失便不能遺忘的那些東西的責任�！比艘鞘ビ洃�，就會失去時間，失去意義，陷入虛無，這樣的危險威脅著人類，也威脅著文學和藝術。
但是我們中的很多人可能意識不到這樣的威脅，在他們看來，我們的時代文化昌盛、藝術繁榮，你看，統(tǒng)計材料在反復說：我們的電視節(jié)目的數(shù)量、電郵的數(shù)量、圖書的數(shù)量、期刊的數(shù)量每年都在成倍增長�？墒窃谶@繁榮的假想下面是一個尖銳的事實：我們時代的文化泡沫正是殺死我們的記憶的幫兇！正如克里瑪說的：“每隔幾秒鐘就有一本新書問世，它們中的大多數(shù)將是使得我們失去聽覺的那種欺騙的一部分。(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這種書籍甚至變成遺忘的工具�！保ā恫祭窬瘛返�42頁）這不是真正的文學，這是偽文學，是后極權社會天鵝絨監(jiān)獄中的裝飾品，它用華麗和數(shù)量引誘人們忘記自己的真實處境：這是一個監(jiān)獄，盡管裝飾了美麗柔軟的天鵝絨！在這樣的時代，真正的文學必然是、也只能是一種尖叫，一種警醒，冷水澆背式的警醒。
“通過反抗死亡，我們反抗遺忘；
反過來說也一樣：通過反抗遺忘，我們反抗死亡�！保ā恫祭窬瘛返�41頁）文學藝術的創(chuàng)造就是抵抗死亡抵抗遺忘的重要形式。在官方的歷史有意抹殺歷史強迫遺忘的時候就尤其是這樣：“自覺或不自覺地，這種確信必然成為創(chuàng)造者當下的頭腦狀態(tài)：因為我創(chuàng)造，所以我反抗死亡�！�
這就是克里瑪對于極權時代作家為什么寫作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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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故事與極權主義》，《哈維爾文集》，崔衛(wèi)平編譯，第163頁。
[2] 《故事與極權主義》，《哈維爾文集》，崔衛(wèi)平編譯，第163-164頁。
[3] 《故事與極權主義》，《哈維爾文集》，崔衛(wèi)平編譯，第162頁。
[4] 《故事與極權主義》，《哈維爾文集》，崔衛(wèi)平編譯，164。
[5] 阿倫特《黑暗時代的人們》，王凌云譯，鳳凰出版?zhèn)髅郊瘓F，2006年，第88頁。
[6] 阿倫特《黑暗時代的人們》, 王凌云譯，鳳凰出版?zhèn)髅郊瘓F，2006年，第88頁。
[7] 哈維爾《故事與極權主義》，《哈維爾文集》，崔衛(wèi)平編譯，第165頁。
[8]《黑暗時代的人們》，王凌云譯，鳳凰出版?zhèn)髅郊瘓F，2006年，第97頁。
[9] 《故事與極權主義》，《哈維爾文集》，崔衛(wèi)平編譯，第165頁。
[10] 《故事與極權主義》，《哈維爾文集》，崔衛(wèi)平編譯，第165頁。
[11] 《故事與極權主義》，《哈維爾文集》，崔衛(wèi)平編譯，第165頁。
[12] 《故事與極權主義》，《哈維爾文集》，崔衛(wèi)平編譯，第166頁。
[13] 《故事與極權主義》，《哈維爾文集》，崔衛(wèi)平編譯，第166頁。
[14] 《故事與極權主義》，《哈維爾文集》，崔衛(wèi)平編譯，第166頁。
[15] 《故事與極權主義》，《哈維爾文集》，崔衛(wèi)平編譯，第166頁。
[16] Between Past and Future, 64。
[17]
[18]
[19] 哈維爾：《故事與極權主義》，《哈維爾文集》164
[20] 昆德拉《小說的藝術》，第18頁。
[21] 昆德拉《小說的藝術》，第200頁。
[22] 昆德拉《小說的藝術》，第201頁。
[23] 克里瑪《布拉格精神》，崔衛(wèi)平譯，作家出版社，1998年版，第40頁。
[24] 克里瑪《布拉格精神》，作家出版社，1998年版，第40頁。
[25] 《故事與極權主義》，《哈維爾文集》，崔衛(wèi)平編譯，165。
[26] 《故事與極權主義》，《哈維爾文集》，崔衛(wèi)平編譯，165。
[27] 徐賁《文學的阿倫特》
[28] 《布拉格精神》，第70頁。
[29] 《布拉格精神》第90－9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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