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侨f偉 譯）

　　規(guī)則在思想上或許對社會最有利，但是在實際上可能被發(fā)現(xiàn)是徹底邪惡的、破壞性的東西。

　　--大衛(wèi)·休謨 （David Hume）

　　我們時代最讓人喪氣的事情之一就是看到英國帶給世界的最寶貴的東西如今在英國本土卻遭到蔑視。

　　---哈耶克（Friedrich A. Hayek）

　　我們最先確認這個假設，文明的形式越復雜，個人獲得的自由就越有限。

　　---貝尼托·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

　　墨索里尼，實際上，你不是第一個這樣說的人。第一個傳播這個現(xiàn)代可怕性原則的榮譽應該給予列寧，早在1917年他就夸耀當他完成工人天堂的建設任務后，“整個社會就將擁有同樣的辦公室，同樣的工廠，人們工作平等，待遇平等�！绷袑帉�個人自由所受到的限制了解多少并不值得探討。就算事情不像列寧希望的那樣（或者說他希望）的，因為隨著蘇聯(lián)緩慢發(fā)展，工作越來越少，工資越來越低。（同志，想不想用盧布換點美元？）實際上，列寧和他的繼承者所獲得的唯一平等是除了少數(shù)統(tǒng)治集團成員（nomenklatura）外所有人貧困和苦難的平等，托洛茨基（Trotsky）認識到問題的實質，注意到當國家是唯一的雇主，原來“不勞動不得食”的格言變成了“不聽話不得食。”然而，一長串西方知識分子來到俄國參觀后被徹底征服了。有多少自由（bien pensant）作家、記者、藝術家、評論家像林肯·斯蒂芬斯（Lincoln Steffens）一樣心醉神迷，他在1921年參觀訪問蘇聯(lián)后說“我來到未來世界的典范，它確實起作用。”

　　當然，你不可能不把雞蛋打破就做成蛋卷。但是引人注目的是我們在上個世紀里堆積了多么多的蛋卷。（接著總是奧威爾讓人尷尬的問題：“蛋卷在哪里？”）我忘記了那個把希望作為潘多拉盒子里的最后一個魔鬼的先賢。這或許對希望不公平，但是對于“相信更美好世界”必然到來的一直處于社會主義核心的信念不是不相干的。談談耐旱水生植物吧！社會主義實驗從來沒有像其宣傳的那樣成功，但它連續(xù)在人們的心里燃起希望，其中有法國學者朱利安班達（Julien Benda）讓人印象深刻地命名為教士（clercs）或者背叛者（trahison de）的知識分子。為什么？知識分子怎么啦？什么東西讓他們對社會主義的樟腦草這么癡迷呢？

　　哈耶克在他的最后一本書《致命的自負：社會主義的錯誤》（The Fatal Conceit: The Errors of Socialism (1988)中尖刻地強調了這個怪癖：

　　知識分子徒勞地尋找真正的社會主義社會，結果是理想化的“烏托邦”一個又一個破滅，蘇聯(lián)，古巴，中國，南斯拉夫，越南，坦桑尼亞，尼加拉瓜。應該說這些事實顯示社會主義中有些東西和現(xiàn)實是不相容的。

　　應該吻合，但是沒有。哈耶克認為原因在于某些知識分子深陷其中的特別理性主義。“致命的自負”在于相信通過發(fā)揮自己的理性人類可以改造社會，讓它既平等又繁榮，既有秩序又有利于政治自由的形成。

　　哈耶克對這個野心的探討通過盧梭一直追溯到笛卡兒。盧梭說“人生而自由，然而自此處處背負著枷鎖。”為什么他不掙脫桎梏和羈絆，從一開始就接受傳統(tǒng)社會約束的不方便行李呢？笛卡兒是否配得上生父稱號仍然是可以爭論的，但是我理解哈耶克的意思。從笛卡兒讓人成為“自然的主人和擁有者”的夢想，通過科學和技術把人類變成第二自然---社會的主人和擁有者是一小步。人類經(jīng)驗和世界的叛逆者有多少被突然轉變成順從的走正道的人。所有這些都可以概括為突然出現(xiàn)可以使用的諸如“禮貌，道德，風俗，傳統(tǒng)，禁忌，神圣”等詞匯。但是部分因為致命的自負的這個讓人狂喜的性質使得那些容易受到其誘惑的人突破任何障礙甘愿接受哄騙。正如馬克思的名言“任何固體的東西都可以熔化在空氣中。”

　　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本人也是致命自負的著名受害者，在描述伯特蘭·羅素（Bertrand Russell）以及布盧姆茨伯里（Bloomsbury）文人圈的朋友的心理新陳代謝時說：

　　伯迪（羅素昵稱）尤其同時具有一對荒唐可笑的矛盾觀點。他認為實際上人類事務往往是以非常不理性的方式運行的，糾正的方法非常簡單和容易，因為我們需要做的就是按理性來行動就可以了。

　　緊密包含在短語“我們所必須做的事”的巧妙花招是什么呢？菲茨杰拉德（F. Scott Fitzgerald）曾經(jīng)說過“一流智慧”的檢驗標準是“在頭腦中存在兩個相反觀點的能力”同時仍然能正常工作。實際上，這個能力稀松平常。隨便一看，就能找到。

　　哈耶克（Friedrich Hayek）(放棄了姓名中表示出生地的von)就是智慧或者智慧主義者類型的愚蠢的最佳剖析者。哈耶克1899年出生于維也納一富裕家庭，在1931年動身到英國倫敦經(jīng)濟學院工作的時候，已經(jīng)是小有名氣的經(jīng)濟學家。在此后的十年里，他出版了10多本經(jīng)濟學方面的著作，比如《貨幣理論和商業(yè)盛衰周期性》（Monetary Theory and the Trade Cycle）。但是1944年他的書《通往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首次在英國出版，幾個月后在美國出版，生活發(fā)生變化，他一舉成名。

　　該書的芝加哥新版本[1]—計劃出版的20卷全集中的第二卷是很好的機會提醒我們哈耶克批評的強大力量和他反對的難纏的頑固態(tài)度。宣布一個人的課程是“定本”（The Definitive Edition）需要勇氣或者諸如此類的東西。“確定性的”（Definitive）在這樣的事情上是變動的、困惑的稱贊，雖然我毫不猶豫把它描述為非常完美的版本。叢書越多，可讀性就越差，不如芝加哥漂亮的五周年版（Fiftieth Anniversary Edition）。但是新版本更正了一些印刷錯誤，添加了一些有用的補充材料，包括確定哈耶克引用數(shù)據(jù)的注釋等。

　　這本簡短而不尋常的書名聲很大，與其說是經(jīng)濟學專著倒不如說是發(fā)自內心的呼喚。美國的三家出版社都拒絕，一審稿人宣稱它“不適合作為著名出版社的出版物”，芝加哥的接受也不是沒有憂慮的。芝加哥的一個審稿人盡管建議出版，還是謹慎地說這本書不大可能“在美國有廣泛的市場”或者“能夠改變許多讀者的立場�！焙髞�，芝加哥幾乎不能滿足讀者的要求。幾個月內，就印刷了五萬本�！蹲x者文摘》出版了簡化本，使得該書有60萬額外的讀者。幾年后的漫畫本更加擴大了它的影響力。

　　《通往奴役之路》被翻譯成20多種文字，使得哈耶克快退休的教授變成了國際上的明星。在后來的一些年里，他的影響力時強時弱，到了他1992年差六個星期就93歲生日而去世的時候，哈耶克終于成為學術界的寵兒。他是倫敦經(jīng)濟學院，芝加哥大學，弗萊堡大學的教授，獲得好多榮譽博士學位。1974年被授予諾貝爾經(jīng)濟學獎，是諾貝爾獎獲得者中第一個主張自由市場的經(jīng)濟學家。他的理論奠定了撒切爾夫人和羅納德里根1980年代推行的經(jīng)濟復蘇政策的理論和思想基礎。

　　但是，在更深層次上，哈耶克仍然是異教徒，是知識界至少是學術界主流之外的邊緣人�！锻ㄍ�奴役之路》的題目就顯示了理由。該書有兩個目的，一方面，它是個人自由的贊歌，另一方面，它是對中央經(jīng)濟計劃的無情攻擊和這樣的計劃所需要的限制人自由。

　　在里根和撒切爾夫人革命之后，把對中央計劃的攻擊或者為個人自由的辯護描述為“持不同意見者”或許我們覺得奇怪。但是實際上，雖然哈耶克的理論贏得某些爭論，但是在知識界精英世界里，他的觀點就像在1940年代一樣動輒爭吵的內容。即使到了今天，仍然存在對哈耶克的指導性主張社會主義是獨裁專制政策成長的搖籃的廣泛抗拒。有納粹德國的例子在面前，哈耶克看到社會主義多么自然墮入專制獨裁，因為它過濾掉越來越多的個人主動性，以便把它們投資到國家中。該書的一個主題就是法西斯主義的興起不是對1920年代社會主義潮流做出的反應，如許多人所說的那樣，而是相反，是這些潮流的自然結果。最開始的信仰如果計劃要有效果，它必須脫離政治，放在專家手中，結果造成政治的失敗和對獨裁專制的擁抱。哈耶克注意到“希特勒不必摧毀民主，他不過是利用了民主的衰落，在關鍵的時刻獲得了多數(shù)自認為蔑視希特勒的人的支持，因為他看起來是一個足夠強大完成任務的唯一的人。”

　　哈耶克警告英國已經(jīng)沿著放棄社會主義之路走得太遠。他寫到“社會主義者計劃難以預見的，不可避免的后果是創(chuàng)造了獨裁者力量占上風的狀態(tài)。”哈耶克引用了很多有影響的評論家的話，他們不僅熱烈鼓吹整體的經(jīng)濟計劃，而且公然拒絕自由。比如在1932年，影響很大的政治理論家哈羅德·拉斯基（Harold Laski）認為“投票中失敗”一定不能被允許干擾社會主義光榮的進步歷程。投票是好的，不錯的，只要人們投票正確，也就是左派主張。在1942年，歷史學家卡爾（E. H. Carr）漠不關心地說“我們期待的結果只有在有意識的重新組織歐洲人的生活才能獲得，就像希特勒曾經(jīng)做過的一樣�！弊吭降纳�物學家和評論家沃丁頓（C. H. Waddington）也提議把社會交給專家，注意到自由“對于科學家的討論來說是非常麻煩的概念，部分因為從最后的分析看，他并不相信有這樣的東西存在�！庇⒙�(lián)邦運動（Commonwealth movement）設計者之一的奧克蘭爵士（Sir Richard Ackland）用虛張聲勢的親密口氣寫到社會對個人說“不要麻煩考慮自己的生活了”�！吧鐣�”作為整體會考慮它的，決定一個人將如何，在哪里，用什么方式工作。他還說，社會為開小差者臨時安頓，不過不要擔心，社會要堅持以“非常寬容的條件”。像卡爾一樣，奧克蘭發(fā)現(xiàn)希特勒身上有很多值得稱贊的地方，他說，希特勒“體現(xiàn)了最終要求人性具有的一小部分，或者人們可以說某個方面�！迸銮傻氖牵�這話寫于1941年，這時世界發(fā)現(xiàn)跟隨希特勒確實要求人性的許多東西。

　　對《通往奴役之路》影響最大的兩人是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和亞當斯密（Adam Smith）。從托克維爾那里，哈耶克借用了在《民主在美國》的著名一章里稱為“民主獨裁”的標題和敏感性。像托克維爾一樣，哈耶克看到在現(xiàn)代官僚社會中自由的威脅常常以人道主義利益的幌子來的。如果傳統(tǒng)的專制主義暴君化，民主專制主義則嬰兒化。托克維爾寫到，“它將

　　類似于父親的權力，它讓臣民準備好成為大人，但是相反，它試圖讓他們保持在不可更改的童年時代，它喜歡公民享受生活，條件是他們只想著享受生活。它愿意為他們的幸福而工作，但是它想成為獨特的代理人，唯一的仲裁者，它為他們提供安全，預測未來的需要，給他們的快樂創(chuàng)造條件，處理他們的主要事務，指導他們的工業(yè)，管理他們的財產(chǎn)，分配他們的遺產(chǎn)，它能夠完全帶走思考的麻煩和生活的痛苦嗎？這個力量擴展其胳膊擁抱整個社會，用小的，復雜的，麻煩的，統(tǒng)一的規(guī)則覆蓋其表面，用這個規(guī)則使得最有獨特思想和活躍靈魂的人無法找到辦法超越群眾，它不施行暴虐，它阻礙，妥協(xié)，衰弱，消除，惶惑，最后把公民都塑造成為一群膽怯的，勤勞的牲畜，而政府成為放牧者。

　　贊同和擴展了托克維爾的觀點，哈耶克認為大政府控制的最重要影響是心理上的，是“對人性格上的改變”。我們是生活其中的制度的創(chuàng)造者，也是制度的產(chǎn)物。他得出結論說“重要的是一個民族的政治理想以及它對權威的態(tài)度是他們生活其中的政治制度的原因和結果�！�

　　《通往奴役之路》的主要部分是否定性的和批評性的。它的任務在于揭露，描述和分析社會主義者對自由的威脅。但是哈耶克的觀點中也有肯定性的一面。離開奴役的道路可以從哈耶克所說的“合作的擴展了的秩序”所謂資本主義中發(fā)現(xiàn)。在《國富論》（The Wealth of Nations）中亞當斯密注意到資本主義的悖論，或者看起來像個悖論。個人被給予越多的自由追求自己的目的，他們的活動就越可能“被看不見的手”所操縱，來從事能夠幫助公共好處的目的。這就是資本主義的行善魔力。哈耶克的根本觀點擴展了亞當斯密的思想，那就是競爭性市場力量創(chuàng)造和維持的自發(fā)的秩序比計劃經(jīng)濟更能產(chǎn)生更大的繁榮。

　　多愁善感者不能把思想或者心靈圍繞在那個論據(jù)上。他不能理解為什么我們不應該贊成“合作”（多么好聽的安排）而不是“競爭”（刺耳多了）因為在任何競爭中，都有失敗者，這是糟糕的，而勝利者可能更糟糕。(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社會主義就是多愁善感的版本。即便是頭腦清醒的觀察家喬治奧威爾也是讓人懷疑的。在《通往威根碼頭之路》（The Road to Wigan Pier (1937)中,奧威爾說因為世界“至少潛在的來說，是非常富有的，”如果我們開發(fā)它，“世界可能成為天堂，我們都可以生活得像王子一樣，如果我們愿意那樣的話�！辈灰�考慮成為王子的部分意思是別人，多數(shù)人不是王室成員。

　　社會主義者，多愁善感者不能明白如果人們能夠“制訂一些規(guī)則體系協(xié)調他們的努力”，為什么就不能有意識地“設計更好的更讓人滿意的體制呢”。哈耶克的講解的核心是不可更改的事實，人類的創(chuàng)造性有限，自由的彈性要求超過我們管理的力量的機構，最后，社會主義的野心成為理性主義傲慢的表現(xiàn)。市場力量產(chǎn)生的自發(fā)秩序或許對人類有利，它或許已經(jīng)大大擴展了生命和生產(chǎn)出幾代人前根本難以想象到的巨大財富。盡管如此，它仍然是不完美的。貧窮仍然伴隨著我們。社會問題并沒有徹底解決。最后，自發(fā)秩序最讓人苦惱的問題是自由市場產(chǎn)品不是它的缺陷而是它的自發(fā)性:它不是我們創(chuàng)造的東西的事實。它超越了人類意志的意識方向，因而是對人類自豪感的公開侮辱。

　　哈耶克迫切譴責社會主義是因為它涉及的極端重要性。正如他在《致命自負》中說的，“市場秩序和社會主義的爭吵是生死攸關的大問題，”因為“按社會主義者的道德邏輯將摧毀現(xiàn)在人類的大多數(shù)，讓剩下的人貧困�！� 每當社會主義力量取得勝利的時候，我們預先嘗到哈耶克思想的滋味，緊跟著而來的就想夜晚過后是白天一樣，肯定是貧困的加劇和個人自由的縮小。

　　奇怪的是，這個事實對知識分子的態(tài)度產(chǎn)生很小的影響。好像沒有簡單的實證發(fā)展，不管它重復出現(xiàn)了多少次，都不能破壞社會主義者的良好自我感覺。這種不食人間煙火的特點和知識分子的另外一個共同特征有密切關系。他們對于金錢和商業(yè)世界的蔑視。社會主義者知識分子回避“利潤動機”建議政府增加對經(jīng)濟的控制。哈耶克注意到，他認為“雇傭100人為你干活是剝削，但是指揮100人就是讓人尊敬的本事了。”不是說知識分子作為一個階級和普通人不一樣，不喜歡錢。而是說他們看待整個商業(yè)機制是一種脫離，難以描述的不值得他們內心深處渴望獲得的東西。當然，在某種程度上這是真實的。但是許多知識分子沒有能認識到兩點：第一，正如哈耶克所說，金錢是“發(fā)明出來的自由的最大工具之一，”為“窮人打開了目不暇接的選擇”，這個選擇的范圍比幾代人之前只有富人才能享受的選擇多得多。”第二，知識分子傾向于忽略商業(yè)機構對我們的理想構成的影響程度。正如作家貝洛克（Hilaire Belloc）在《奴隸國家》（The Servile State）指出的，“控制了財富生產(chǎn)就控制了人類生活本身�！闭�體經(jīng)濟計劃的真正讓人膽寒的問題不在于我們是否有自由追求我們最重要的需求，而在于誰決定那些“最重要的需求”到底是什么。哈耶克說，“不管是誰能夠控制手段，肯定也決定了服務于什么目的。決定那些價值被定得高些，那些定得低些，總而言之，人們應該相信什么，爭取得到什么。”因此，說“讓經(jīng)濟學見鬼去吧，讓我們建立一個體面的世界”或許聽起來很高尚，但是實際上，這是不負責任的說法。

　　最后，社會主義的訴求是感情上的訴求。因為我們感情的最重要工具是語言，社會主義的歪曲錯亂也體現(xiàn)在語言的錯亂和歪曲上。哈耶克注意到“雖然說智慧常常藏在詞匯的意義中，同樣錯誤也藏在語言中�！币虼�，重新獲得自由的任務就涉及重新獲得語言的任務。在他的著作中，哈耶克花費大量注意力集中討論“我們有毒的語言”，顯示社會主義者多愁善感已經(jīng)多么嚴重地歪曲了基本概念如“自由”，“平等”的意思，讓我們幾乎都認不出來了。它們基本沒有任何的確定意義，這些詞是用來贊頌的詞語。它們自動激發(fā)我們的認同，即使它們被用來表示和最初表達的內容完全不同甚至正好相反的現(xiàn)實情況。正如哈耶克注意到的，獲得語義轉移“最有效的技術”就是“使用老詞匯賦予新意義�！北热纭叭嗣窆埠蛧�”這個詞匯就體現(xiàn)了這個變化過程，不過請看看“自由，公正，社會”發(fā)生的變化。在《致命自負》中，哈耶克列舉了160個和“社會”（social）結合的詞匯，從“會計，政府，年齡，意識，到思想家，用途，觀點，浪費，工作等。據(jù)說黃鼠狼可以把所有的雞蛋都掏空，而不留一點痕跡�！吧鐣�”在這個意義上就是“黃鼠狼詞”，一個只剩下意義回響的聲音外殼。哈耶克說它“越來越變成勸告，一種指導性的詞匯為了理性主義道德企圖替代傳統(tǒng)道德，現(xiàn)在越來越取代“善”這個詞作為道德上正確的標示。只要想想令人作嘔的詞“社會公正”。它實際上表示的是事實上的不公正。因為它運行是通過列舉公正的法律機器以便支持某些事先確定下來的目標。黨派偏見中的“社會公正”歪曲了“簡單形式”公正，這么做的時候他們用虛假的“公正”管理取代了法治，傳統(tǒng)上它是盲目的，因為不尊重人�！�

　　哈耶克常常被描述為保守派就不是什么讓人奇怪的事情了。實際上，雖然他反對自己的立場被更好地描述為“自由派”是對的，考慮到自由這個詞已經(jīng)不是現(xiàn)在的扭曲（如左派，國家主義者），而是19世紀英國人的意思如伯克（Burke）是自由派。有一個重要的意義，真正的自由派(用拉塞爾·柯克（Russell Kirk）的說法)是保守的，恰恰因為他們是自由主義者。他們明白保護自由的最好機會是通過保護制度和傳統(tǒng)做法，也就是有限制的自由。談到政治革新的時候，哈耶克雖然謹慎，還是認為傳統(tǒng)托利黨保守主義也執(zhí)著于現(xiàn)狀。他的自由主義在這個意義上是積極分子或者實驗自由主義（experimental liberalism）這是哲學家邁克爾·奧克肖特（Michael Oakeshott）敏銳辨別出來的哈耶克思想的特征，他注意到《通往奴役之路》的“主要意義”不是哈耶克的信條的說服力，而是“作為一個信條的事實”。抗拒所有計劃的計劃或許比它的反面更好。奧克肖特繼續(xù)說，“但是它屬于同一風格的政治。”或許是的。但是哈耶克的難以評估的價值在于把社會主義運動的微妙陰謀戲劇化表現(xiàn)出來。休謨的名言“任何自由一下子都消失是很少見的”可以作為《通往奴役之路》的題詞。正如1944年哈耶克確定這個問題的時代一樣，它現(xiàn)在仍然是個切題的問題。

　　譯自：“Hayek & the intellectuals By Roger Kimball

　　http://www.newcriterion.com/archives/25/05/hayek-the-intellectu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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