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8日的《星期六晶報》刊登了深圳學者阮煒與晶報記者關于“文明”的對話，阮煒提出的“中國文明能夠成為人類歷史第一個以非掠奪、非霸權形式實行現代化的文明”，“西方文明缺乏圓通的政治智慧，總是認為真理掌握在自己手里”，“中國要繼續(xù)向外國學習，甚至向東南亞國家學習”等精彩的觀點引起讀者極大興趣，但也有部分讀者認為對話還不夠深入和全面，于是，晶報記者昨天與阮煒教授進行了第二次“文明對話”。

　　“文明沖突”觀點有爭議

　　晶報：美國教授亨廷頓提出：未來世界的沖突是不同文明之間的沖突，“9·11”和美國在伊拉克的軍事行動就可以說是西方文明和伊斯蘭文明“沖突”的觀點，你同意他的觀點嗎？

　　阮煒：將這一類的事件歸結為“文明”的沖突是過于簡單化的表述，歷史上真正意義上的文明沖突從來就沒有發(fā)生過，例如一戰(zhàn)和二戰(zhàn)都是同一個文明內的戰(zhàn)爭，美國在伊拉克的軍事行動也不能簡單歸為西方文明和伊斯蘭文明的沖突，因為伊斯蘭文明的其他國家很多跟美國關系很好，例如沙特阿拉伯、約旦、埃及、巴基斯坦等。甚至伊拉克內部也有親美派別，否則伊拉克臨時政府無法建立。而西方文明內部像法國、德國都反對美國出兵。

　　亨廷頓“文明沖突”這個觀點很有爭議，他有為美國尋找假想敵的意圖，冷戰(zhàn)后美國沒有了對手，擔心美國人從此會喪失民族認同、國家認同，于是惶惶不可終日，寫了極富爭議的《文明的沖突？》一文，推出伊斯蘭文明和“儒家文明”作為假想敵。

　　晶報：你提到過伊拉克曾是美國在中東的盟友，它屬于伊斯蘭文明內較“進步”的國家。

　　阮煒：有趣的是，跟美國發(fā)生沖突的伊斯蘭國家都是伊斯蘭世界里比較西化的國家，像伊拉克和伊朗。它們政治經濟發(fā)展比較快，伸張自我的意識比較強，反而容易跟美國發(fā)生沖突。美國是不允許心目中的中東秩序被任何一個國家破壞的。尤其在布什上臺以后，美國右翼勢力上升，美國變得極具侵略性。所以，美伊沖突的主要責任還是在美國。

　　東亞文明更新能力很強

　　晶報：你在保持對中國文明有信心的同時，反復在強調向其他文明學習的重要性。我們應該怎樣向外國學習？

　　阮煒：“五四”以來爭論的焦點是：怎么學，學什么，在什么時候學什么。以中國文明為主的東亞文明很寶貴的一點是它是個善于學習的文明，內在的更新力很強。

　　中國在保持自己文化主體性的同時，需要清晰地看到自己的缺點，廣泛向外國學習。例如東南亞國家公民在誠信意識、權力意識、責任意識這做得很不錯。甚至他們的政治文明水平明顯地高于我們，為什么不能向他們學習？

　　晶報：國外新聞媒體經常曝光違反公共道德的人，甚至是名人。

　　阮煒：是的，中國在這方面就做得很差，至少就目前來說，很難做得更好。所以，中國公民應該樹立向外國人學習的風氣。你如果到歐洲和日本去旅游，不會看到歐洲人在公共場所大聲喧嘩，不會大聲打手機；
如果明明是你踩了另一個人的腳，卻常常是對方說“對不起”。在應該或需要排隊的時候，人人都能自覺地排隊。在發(fā)達國家，人人愛護花木，不隨地吐痰，不亂扔垃圾，不在公共場合大聲喧嘩。這些基本公共道德都是我們的社會所缺乏的。

　　晶報：你在歐洲和美國都居住過，歐洲和美國比較哪個可以讓中國得到更多借鑒？

　　阮煒：歐洲的文明程度更高。一般歐洲人的公民素質、文化素養(yǎng)明顯地比美國人好，在美國你會經常碰到這樣的人：說話很粗魯，對藝術不感興趣，但如果講的是住什么房子、開什么車子、玩什么股票，卻是滔滔不絕；
絕大部分美國人，包括受過高等教育的美國人，對美國以外的世界不感興趣，因而缺乏最基本的常識，但談起自己國家的體育明星（美國人決不會像中國人那樣對歐洲和拉美的足球明星感興趣，因為美國人對足球根本就不感興趣，而只對籃球、橄欖球、棒球等感興趣）、歌星或其他什么星，卻是如數家珍。這類人在中國當然決不是沒有，但總的說來，中國人對外部世界的興趣和了解比美國人要強得多。

　　另外，歐洲人比美國人更寬容，例如對待同性戀，對待墮胎；
歐洲人二戰(zhàn)后對自己的過去反思力度很大，像德國、法國這兩個曾經打得你死我活的國家，現在都能和平共處。

　　晶報：你正在寫作的新書《地緣文明》提出，地緣和自然條件對一個文明的發(fā)展起著至關重要的影響。這也可以看出你對中國文明的樂觀。但是如果中國真的強盛了，是否不可避免跟西方發(fā)生沖突？

　　阮煒：避免同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發(fā)生軍事沖突，是未來幾十年甚至更長時期中國人面臨的一個大課題。《地緣文明》的一個目的還是要增強中國人對自己文明的信心。中國獨特的地緣自然條件能夠保證中國的振興。首先黃河流域和長江流域都是大平原，中國很早就形成了文明的規(guī)模，這使中國文明具有深度和廣度，能保證中國文明有足夠大的文明規(guī)模，而只有具備了大的規(guī)模，一個文明才可能深刻化、精致化。中國享有的地緣和自然條件不僅十分有利于形成文明規(guī)模，也十分有于利于經濟一體化和政治統(tǒng)一，有利于形成一個巨大的經濟、政治和文化共同體，這個很重要。歐洲到現在還是無法形成一個大的政治共同體，盡管它已是一個大型的經濟共同體。

　　樹立了國人的文化自信心，我們的心態(tài)就會更平衡、更健康，而不是老是抱有一種受氣包情緒，總以為自己是弱者，受人欺負。有了文化自信，就可能做到在宏觀國際局勢的判斷上更理性，在具體國際事務上的判斷上更理性。在未來幾十年甚至更長時間，中國同美國的關系至為重要。有了文化自信，在對美關系上就可能做到更理性、更少犯錯誤。

　　但是黃河流域降雨量不均勻，旱澇災害不斷，而在歐洲，大西洋暖流給他們帶來溫和的氣候，風調雨順。大自然的確有點不公。所以西歐在公元1000年以后發(fā)展很平穩(wěn)，沒有什么大的自然災害，又遠離亞歐大草原，不會受到游牧民族的侵擾，非常有利于資本積累。

　　但辯證地看，旱澇災害不斷也培養(yǎng)了中國人堅忍不拔、自強不息的精神氣質。面對不斷的災難，中國人形成了百折不撓的性格，形成了面對困難不認輸的性格。

　　晶報：有學者說中國文明是“君子文明”，但是如果中國文明興盛以后面對西方特別是美國的霸權，“君子”該怎么辦？

　　阮煒：中國強盛以后最大的課題就是如何避免跟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發(fā)生大的沖突，例如大規(guī)模戰(zhàn)爭。我們應一如既往地守持自己和平主義的性格，一如既往地發(fā)揚自己在國際關系上的公正公平的精神。這樣，我們就有可能成為人類歷史上第一個以非掠奪、非霸權形式實行現代化的文明。這不僅將考驗我們的政治智慧，也將考驗我們作為一個文明的大智慧。

　　讓農民工真正成為深圳社會的一員

　　晶報：深圳是一個以移民為主的城市，美國是一個以移民為主的國家，你在美國哈佛燕京學社訪學過一年，美國人有什么地方值得我們借鑒的呢？

　　阮煒：美國社會的流動性很強，我在美國的時候，我的朋友本來在東海岸工作，突然他又去西海岸工作了；
本來在新澤西州工作，突然又得到麻薩諸塞州去工作了。但是他們這種流動是很有序的，是在健全的法制下進行的。雖然美國的醫(yī)療保障在發(fā)達國家中較差，但美國人無論在哪里工作都有法律作后盾的社會保障，他們的社會保障是跟著走人的。

　　深圳戶籍內居民的生活質素不亞于發(fā)達國家的公民，但是為深圳社會同樣做出很大貢獻的農民工享用的資源并不充分，如果農民工長期處于邊緣地帶，子女得不到好的教育，他很快就回流了。深圳作為一個移民城市對外來人口的整合能力跟發(fā)達國家還是有差距。如果不能很好整合，很難形成自己獨特的文化氣質，很難形成一個完美的社會。

　　深圳應該保持改革開放以來“敢為天下先”的氣魄，率先提出解決農民工問題的新思維。應努力保障農民工的權益，增加他們的收入，應由政府和社會合資興辦一些專門針對農民工子女的學校。那些已經在深圳居住很久，有正當職業(yè)，為深圳建設做出了貢獻的農民工應當得到深圳戶口，真正成為深圳社會的一員。這其實也是國際慣例。

　　還有可以借鑒的地方，這就是，我們應當加大對大學、博物館、圖書館、美術館等文化機構和設施的投入。衡量任何一個發(fā)達國家的文明程度，或衡量發(fā)達國家任何一個城市的文明程度，首先要看的，是它是否有好的大學、好的博物館、好的美術館。深圳有一千多萬人口，應該算是一個超大城市，目前正在大力發(fā)展高科技，將來也許會好好發(fā)展人文學。深圳有八九個甚至十來個正規(guī)大學，也不嫌多。因此，再建一個深圳理工大學或科技大學，一個深圳人文學院什么的，是很有必要的。辦好了真正屬于深圳市民的大學，作為納稅人，我們應該是不會有什么意見的。

　　2004年12月23日晶報“深圳社情”版，記者：劉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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