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15年，中國政府的改革走過了發(fā)達國家300年的歷程。前10年，中國政府改革落定在有限政府的架構上面，政府改革的“現(xiàn)代”目標終于首次為我們中國人所確認。近年來，中國政府的改革，轉變?yōu)橛行д�府的建構，將政府改革的目標升級為兼顧經濟發(fā)展效率需求與社會分配公平狀態(tài)兩個目標的需要。

　　這是一個極其快速的轉變，也是一個非常艱難的轉變。當然，也是一個不得已的轉變。中國政府改革的這兩次蛻變，跨度巨大，內涵豐富，實在是有具體描述與深入分析的必要，也實在是有系統(tǒng)籌劃與戰(zhàn)略考量的必需。

　　1992－2002:有限政府輪廓初顯

　　從中央政府將機構與人員大規(guī)模精簡，到限制權力機構經商，再到引入人大限制政府的制度布局，刻畫出政府自覺邁向現(xiàn)代“有限政府”的施政軌跡。

　　總是歷史記憶喚醒人們沉睡的大腦。當我們試圖描繪近期中國政府改革的時候，又得召喚歷史記憶幫助我們串聯(lián)起相關的事件，才能在歷史的記憶鏈條上獲得理解今天中國政府改革走向的思路。

　　從1978年啟動改革開放的歷史巨碾到1990年，中國的政府改革一直是一個話題，但并不是一個緊要的問題。因為在這一時段，總是政府在從容地引導改革。先是政府以農村政策的重大調整，引導了農村經濟體制的改革，激活了此前死氣沉沉的中國經濟，讓人們開始思考中國經濟發(fā)展的嶄新路徑。接著是政府引導城市經濟體制的改革，推動了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軌，使得中國經濟取得了令世人矚目的成就，從而將人們思考中國經濟社會發(fā)展的思維細胞進一步活化。政府引導的改革，給人們巨大的鼓舞。這個時段，中國有著高度一致的改革共識:改革就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就是解決落后的生產力與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之間的矛盾，就是在黨和政府的主導下將中國從“傳統(tǒng)”推進到“現(xiàn)代”。于是，形成于計劃經濟時代的無限、全能政府奇跡般地引導了中國的改革進程。

　　但是，將近15年的急速發(fā)展逐漸暴露出發(fā)展必然具有的各種矛盾。首先是意識形態(tài)上的矛盾。這種矛盾表現(xiàn)為社會主義的自我證明，從改革初期的清晰明白逐漸變得含混不清了。就是我們設定了改革開放就是社會主義的自我完善，但究竟什么是社會主義？于是，鄧小平的驚人棒喝縈繞在我們耳畔:“我們需要補課�！毖a課就有一個從基礎課程到高級研修課程的課程差異了。于是補課的思路活躍了。改革的共識逐漸演變?yōu)椴煌�的主張。其次顯露出來的矛盾就是經濟發(fā)展需要的諸條件，與現(xiàn)實提供的條件之間有著巨大的差距。人們原來一致淳樸地認為，只要經濟發(fā)展了，一切問題就好解決了。令人始料不及的是，現(xiàn)代市場經濟發(fā)展需要與之匹配的政治、經濟、法律、社會各種復雜的條件。這些條件，是此前的改革或者缺乏、或者抵觸、甚至對峙的。中國的改革開放，并不是一個單純由政府引導的線形變化。政府也得與改革互動。改革政府的問題呼之欲出。再者政府意圖、市場欲望與社會渴求之間的矛盾也顯現(xiàn)出來了。以政府的基本建設投資推進的增長模式，逐漸顯露出疲態(tài)。政府究竟如何穩(wěn)定、協(xié)調、持續(xù)地推進經濟的發(fā)展，成了改革政府的直接動力。

　　1992年肇始的改革開放第二次高潮，很快顯示了單純由政府引導的改革的艱難性。改革初期人們就覺察到的單純刺激經濟發(fā)展的政策會落入經濟要么過熱要么停頓的問題，在這個時候以經濟過熱的單一形式暴露在人們的面前。朱镕基總理這一屆政府，充分認識到了一個規(guī)模巨大、職能眾多的政府之難有作為。從糧食統(tǒng)購統(tǒng)銷政策的反思、到公共財政的建構、再到市場競爭性政策的出臺，表明政府自身意識到了改革的必要。從中央政府將機構與人員大規(guī)模精簡、到推動政府公務組織與事業(yè)單位的分流、再到限制權力機構經商，體現(xiàn)了政府自身的明確的有限政府的歸位。從盡力推動加入WTO、到積極介入國際市場、再到引入人大限制政府的制度布局，刻畫出政府自覺邁向現(xiàn)代“有限政府”的施政軌跡。朱镕基總理卸任時自陳的貢獻之一就是建立有限政府，將這一走向作了高屋建瓴的概括。

　　2002－2007:有效政府意欲凸現(xiàn)

　　溫家寶總理這一屆政府則提出了節(jié)約型政府、服務型政府與法治型政府的理念。這三個理念剛好對應有效政府的三個支撐點。

　　2002年是在任的這一屆中央黨政班子換屆上任的一年。黨政班子的換屆，是一個政治周期變化的標志。政治的周期性轉變，不論中外，總是一個啟動反思前一時期發(fā)展思路的契機。其實，中國高速且持續(xù)地發(fā)展了25年左右的時間，確實需要反思發(fā)展的模式問題。雖然此前政府的改革落定到有限政府的定位上來了，但不可否認的是，中國的經濟社會發(fā)展主要的還是依靠政府的推動。當人們受到反思改革的政治鼓勵的時候，這一發(fā)展模式本身的合理性也就開始被人們思量了。

　　首先是這一時期人們對于所謂唯GDP思維進行了全面的反省。改革開放的前20來年，GDP成為調動政府、市場與社會的重要指揮棒。政府將GDP的增長作為衡量自己工作業(yè)績的主要指標。各級政府對于GDP的走勢高度重視。只要是有利于GDP增長的布局、政策與措施，都一路綠燈。市場就更是被GDP思維驅動。只要是有利于市場實現(xiàn)利潤的舉措，都一下子揳入市場。社會大眾對于GDP的高速增長也大都懷抱一種期待，認為這就是國家迅速發(fā)展的標志�？陀^地講，在一個國家現(xiàn)代發(fā)展的早期，GDP思維乃是一個不得不認同的思路。因為沒有“矯枉過正”的GDP思維，就難以顛覆此前的非經濟甚至反經濟的“發(fā)展”思維定式。

　　問題是GDP的高速增長維持一定時期之后，缺乏相關發(fā)展對之的強大支持，GDP的增勢不僅會減弱，而且相關發(fā)展不足的缺陷也必然會暴露出來:為了GDP的增長，人們不惜一切代價，與經濟高度成長不對應的政治發(fā)展、經濟高速發(fā)展中呈現(xiàn)的不均衡、財富迅速增長的同時分配的嚴重不公、經濟發(fā)展付出的環(huán)境代價、為了經濟發(fā)展制定的政策具有的粗放特性等等，都開始對GDP的增長產生阻礙作用。

　　因此，接著GDP思維反思而展開的，就必然是發(fā)展模式的重新選擇問題。理論上的檢討終于在政策的制定層面得到反饋。溫家寶總理這一屆政府則提出了節(jié)約型政府、服務型政府與法治型政府的理念。這三個理念剛好對應有效政府的三個支撐點:政府定位如何既有限又有效、政府政策決策如何不是粗暴的指揮而是有效的協(xié)調、政府行為方式如何不是主觀先導而是按照規(guī)則辦事。

　　說起來，在任的這一屆中央政府也是從限制政府規(guī)模著手政府改革的。溫家寶總理上任之初，就進一步削減政府直接組成部門，強調了精簡機構、優(yōu)化人員的改革思路。這些措施無疑是對于上屆政府有限政府建構的有力支持。但是，面對有限政府來說，有兩個問題需要解決，一個問題是規(guī)模上有限的政府如何在職能上真正有限，兩者不是可以一鍋煮的問題；
另一個問題是有限政府如何在規(guī)模職能上均受限定的情況下，有效地領導整個國家經濟與社會的發(fā)展？節(jié)約型、服務型、法治型政府的定位，就是為了應對這兩個問題。

　　建立節(jié)約型政府，既指政府本身達到節(jié)約的目標，也指政府配置經濟社會發(fā)展資源要達到節(jié)約。政府本身是節(jié)約的，意味著政府組織結構合理、運作流程恰當、人員配置精當。政府組織機構與社會需求一致，是組織機構合理的判斷標準。為此，政府機構既不能太多、也不能太少。太多是浪費公帑，太少不足管理國家。同時，政府機構的運作流程的合理，必須做到程序優(yōu)先、按章辦事、有序推進。假如政府部門辦事拖沓、相互推諉、責任落空，政府組織運作的流程設計就有問題。相關的是，政府組成人員不能太繁雜，也不能太疏漏。冗員太多，必然責任不明，效率太低；
人手不夠，必然疲于應付、效益太差。

　　而服務型、法治型政府的定位是為了規(guī)范節(jié)約型政府的行為。政府“不是掌舵，而是服務”，已經成為今天政府管理領域的共識。服務型政府，就必須改變政府的統(tǒng)治局面，具體到治理格局。政府的主要職責不是直接進入市場，推進經濟發(fā)展，而是提供經濟社會發(fā)展的保障條件。政府不是要占據(jù)社會的空間，而是要與政府二元化的“社會”雙贏。法治型政府，就必須改變政府在主觀意圖引導下，以為自己是在為民謀利就草率作出決策的行為方式，謹遵程序，依法行政。這個時候，政府為人們直接感受的效率似乎有所降低，但穩(wěn)定、協(xié)調、持續(xù)地推進經濟社會發(fā)展的長效功能就會發(fā)揮出來。

　　從有限到有效:小政府回歸大政府？

　　國家、尤其是配置國家日常資源的政府，必須是在規(guī)范的狀態(tài)中，才最具有行為能力。我們絕對不能為改革中的中國政府設計一個重回大政府的路徑。

　　僅僅15年的時間，中國政府改革就在大布局上跨越了有限政府與有效政府兩個門檻。在“現(xiàn)代”的視野中，只有真正坐實在有限有效政府雙重定位上的政府，才具有堅實的合法性保障。

　　但是，這一轉變的艱難性是可想而知的。有限政府的建構已經是知易行難，有效政府就更是知行皆難了。真正的有限政府，一定是在立法、行政、司法的權力結構合理安頓，國家權力與公民權利分流表述的基礎上才能形成。從中國政府的改革上來看，建立有限政府還有漫長的路要走。有限政府，絕對不僅僅簡單地指政府從市場退出、從社會引退。政府如何既不粗暴地干預市場，又不簡單地支配社會，又能夠與市場、社會合理互動，是一個有限政府面臨的重大考驗。有效政府，絕對不是指政府直接進入市場領域與社會空間，將主觀善良的愿望化為強力推動的政策措施，瞬間顯示鼓舞人心的繁榮。有效政府是一個依法行政、程序至上、維護公平、超然協(xié)調的權力結構。就此而言，中國政府的相關改革就更是剛剛找到起點而已。

　　有限有效政府定位的明確，可以說是15年中國政府改革最為重大的收獲。假如我們同意建立起有限有效政府還需要假以時日的話，那我們目前的任務就是一步一步、扎實地予以推進。這種推進，首先建立在我們對有限有效政府的共識上面。同時建立在控制國家規(guī)范其行為的漸進過程之中。

　　建立有限有效政府的共識不是那么容易達成的。因為在歷史上有限與有效政府的建構顯現(xiàn)為兩個過程，在中國已經合并為一個歷史進程的兩個并舉要求。這就意味著我們要在有限與有效的兩個端點上認識“現(xiàn)代”政府的定位。這就未免會給我們造成認知上的誤區(qū)。

　　對于現(xiàn)代政府有限有效認知的誤區(qū)之一，就是有效政府是對有限政府的超越，因此有效政府必然不是有限政府。有效政府之有效，就是因為它既保證了經濟與社會的發(fā)展，也保證了財富增長的同時公平地分配。政府承擔的兩種相關責任，促使政府的規(guī)模與職能重新擴大。人們辯護說，既然政府既要管發(fā)展，又要管分配，那么政府規(guī)模就絕對不能像有限政府理論所限定的那樣。表面看上去這一說法挺有道理。因為就政府規(guī)模上來講，要管分配，就得增加相關政府部門設置，政府規(guī)模就此小不下來。政府不能不管分配，因此就政府職能上講，就不得不擴大政府權限。似乎政府的重新做大是一個必然趨勢。其實此言差也！一個既管生產又管分配的政府，首先必須是一個權力分割與制衡架構中的政府，否則政府就會濫用權力。這時的政府必定是有限政府。其次必須是與市場和社會互動的政府才能有效治理國家，這個時候的政府還是有限政府。我們絕對不能為改革中的中國政府設計一個無限但有效的政府架構！

　　對于現(xiàn)代政府有限有效認知的誤區(qū)之二，就是降低了政府威信、弱化了政府能力。改革開放以來，就一直有增強國家能力的呼聲。如果說這種呼聲是注意到國家應當掌握的權力能力的下降的話，那是有道理的。如果說在一般意義上呼吁加強國家能力，那就是與現(xiàn)代政府的定位反其道而行之。國家、尤其是配置國家日常資源的政府，必須是在規(guī)范的狀態(tài)中，才最具有行為能力。一個具有無限權力、兼具無限功能的政府，恰恰對于國家的維續(xù)、經濟的發(fā)展和社會的成長是最為有害的。國家能力與健全市場和合理社會是一個共在的關系。我們絕對不能為改革中的中國政府設計一個重回大政府的路徑。一個無限全能的政府與一個長期持續(xù)發(fā)展的國家，必定是一個南轅北轍的關系。

　　中國政府改革的15年歷程，表明中國人已經從此前的政府理論刻畫落定到政府的實際改革。透過15年看150年，兩次急遽的蛻變必將產生深遠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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