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于軾先生提出“知識分子要力戒情緒化批評”，立意不能說不好，但把一切不悅耳的不同意見都貼上“情緒化”標簽，且將政改陷入僵局的責任推到知識分子身上，責備他們的議論“牢騷多，發(fā)泄多，冷靜分析的少”，好像是把錯了脈。茅于軾先生是有為之人，亦是有德之士，而且是我所尊敬的同道，相信不會把我的言詞看作對他的冒犯。

　　批評的目的，除“一棍打死”者另當別論，往小處說，是改過補缺；
往大處說，是治病救人；
上綱上線，就是“指點江山”，關(guān)乎治國安邦了。批評是求進不是求退，要改好不要改壞，從根本上說批評者和被批評者目標是一致的，但因為立場不同，角度不同，二者又經(jīng)常發(fā)生沖突，魯迅說：“創(chuàng)作家大抵憎惡批評家的七嘴八舌�！笨梢娕�評者和被批評者都存在“情緒化”問題，僅僅要求批評者端正態(tài)度，注意方法，也就等于要他放棄批評。對一個“老虎屁股摸不得”的人，無論你態(tài)度怎樣溫和，也會引起他的“情緒化”。你提醒他衣服脫了一個扣子，他也會勃然大怒，斥責你“攻其一點，不及其余”，分不清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為什么不看沒掉的扣子，只看掉了的扣子，專挑缺點，是何居心？這種事生活中并不少見。茅于軾先生似乎“好了瘡疤忘了疼”。

　　魯迅用了一個限制詞，只說“大抵”如此，喜歡批評家七嘴八舌的創(chuàng)作家還是有的。史書記載，東晉時有一對名人父子，都是藝術(shù)家，父名戴逵，據(jù)說“人物山水，妙絕當時”，他雕刻一尊無量壽佛木像，高一丈六，自覺雕刻技法簡陋，雕像不能令人崇敬，但又苦無對策。戴逵便藏在帳中，潛聽觀眾談?wù)�，一褒一貶，悉心研究，終于修成新像，一改舊貌，眾人嘆服。（這是個會聽意見的例子）。其子戴颙既是創(chuàng)作家又是批評家，他被宋太子派到瓦棺寺塑造釋迦牟尼像。像成，泥工覺得佛像頭部太小了，顯得不莊嚴。但又不好修改，十分為難。戴颙看了，說：不必改頭部，把肩胛削去一點就行了。泥工照著他的辦法去做，塑像果然改觀。他不僅會聽意見，還會提意見。從全局考量，頭小是肩膀?qū)捔�，肩胛小了，頭也就大了。如果他要“以頭為綱”，在頭上狠下功夫，勢必要牽動耳目口鼻，重新安排，這個釋迦牟尼就要重新投胎了。削一削肩胛，輕而易舉，一件藝術(shù)珍品，也得以保全。但如果他剛愎自用，以為自己真的是前無古人后無來者的畫本畫源，畫祖畫宗，比釋迦牟尼更偉大，做出過激反應(yīng)：“你一個小小泥工竟敢惡毒攻擊釋迦牟尼，該當何罪？”又到哪里講理去？可見批評的效用，并不取決于批評者，而取決于被批評者。所以要知識分子不用鄙視的態(tài)度說話，只說“負責任的、有禮貌的、符合民主精神和有協(xié)商余地的話”，必須有一個前提，就是被批評者也是有教養(yǎng)的。而且被批評者的態(tài)度更重要，如果他有好話壞話、正話反話都聽得進去的雅量，即使批評者態(tài)度不那么溫和，也能造成一個有禮貌的，有民主精神的，可以協(xié)商的環(huán)境。廣開言路，并不一定得到多少真知灼見，但它能營造一種生動活潑的氣氛，保持昂揚的士氣，一個意氣消沉的隊伍，是不會跟著指揮員沖鋒陷陣的。舉一個簡單的例子，香港官員傳出丑聞，遭到非議，在查明真相之前，都要去職回避，因為他已失去公信力，沒有臉面再在人前招搖。回避了，群眾情緒也就冷靜下來，恢復(fù)了對政府的信心，不會亂動。黑格爾認為：公共輿論對于社會能起一種調(diào)節(jié)作用，如果一個人發(fā)表了意見，就是盡了他的職責。他的主觀愿望得到了滿足，從而他會盡量容忍。所以言論自由比默不作聲危險性要少得多。言論自由，聽起來很玄，其實不過是要有說真話的權(quán)利。反觀內(nèi)地，許多貪官、昏官、黑官，民怨沸騰，哪怕成了過街老鼠，人人喊打，還要在公眾面前裝模作樣，指手畫腳，不僅無人查處，反而步步高升，“笑罵由他笑罵，好官我自為之。”要別人尊重你，不鄙視你，其可得乎？如果他再“情緒化”起來，給個小鞋穿，輕者傾家蕩產(chǎn)，重者家破人亡，像孫志剛那樣，你又到哪里去找協(xié)商的“余地”呢？

　　批評是一個追求完美的過程，能否形成良性互動，當權(quán)者起著主導(dǎo)作用。一般情況下，當權(quán)者都不喜歡聽逆耳之言，對否定性批評，往往火冒三丈。要使自己的意見被采納，批評者講究一點方式方法是必要的，但這個“必要”里也未嘗不隱含著鄙視的成份：“這家伙不是東西，說話要小心一點�！彼�以，對知識分子來說，最重要的還不是說話的方式，而是能不能說真話，有沒有說真話的地方，當權(quán)者是否愿意聽真話。媒體天天都在說好話，一片歌德聲，并無知識分子發(fā)牢騷的一席之地，對政改可曾起到一點推動作用？茅先生不爭取知識分子講真話的權(quán)利，只苦口婆心地勸導(dǎo)知識分子謙恭有禮，不久恐怕只能聽到“今天天氣哈哈”了。

　　茅先生認為一個新時代開始了，“已見曙光，待見朝陽”。我相信這不是廉價的叫賣，但它畢竟還是一個良好的愿望。在政府和民間的互動上，政府確有不俗的表現(xiàn)。因?qū)O志剛案件導(dǎo)致“收容遣送制度”的廢除，對“沙斯“疫情所作的正面回應(yīng)，開國以來第一次撤換了撒謊的部長，將縱容部屬為惡、打擊報復(fù)舉報人的省委書記開除出黨，都顯示出政治家們應(yīng)變的成熟性，但這種良性互動，是政治家感悟的結(jié)果，而不是知識分子冷靜分析的結(jié)果。對于知識分子來說，暴露、批判，是一種社會責任，即使有些出格，也應(yīng)看作積極因素，因為他還相信你會傾聽他的意見，如果連這一點信任也沒有了，他會采取“事不關(guān)己，高高掛起”的態(tài)度，選擇沉默。前人遺留的一大弊端，就是在和平時期對各種信息實行戰(zhàn)時管制，怕人家說話，它已成為社會發(fā)展的阻力。嚴防死守，只能奏效一時，超過限度，不滿就沖決而出，正像馬克思說的，過去“人們沉默地加以忍受的一切，現(xiàn)在都被大聲疾呼地宣布為不能忍受的事情了�！边@說明人們公民意識提高了，懂得自己的權(quán)利和義務(wù)，參與意識也增強了，對他們的領(lǐng)袖有更高的期望，更強的信心。當民心可用之際，不向腐朽的東西挑戰(zhàn)，反而要求人們低眉順眼地去遷就那種早已過時、有傷國格的“特色”，難道不讓人失望嗎？

　　民間存在著無法遏制的自發(fā)性，只有他們才知道自己的利益所在。而且只有他們的切身利益得到維護，才能提高他們的自覺性，把個人利益和整體利益、長遠利益結(jié)合起來。過去我們當作資本主義自發(fā)勢力加以打擊的東西，其實是社會發(fā)展的原動力，消滅了自發(fā)性也就消滅了一切首倡精神。有些地方精英已經(jīng)成為法治秩序的破壞者，橫征暴斂，稱霸一方，漸行漸遠，蛻化變質(zhì)，即以“好心辦了壞事”而論，為獲得政績合法性，去圈人家的地，鏟人家的青苗，扒人家的房子，剝奪人家的財產(chǎn)乃至生命，實際上已走到民眾的對立面，破壞政令法令的統(tǒng)一，最具有顛覆性。而農(nóng)民的反抗斗爭，卻是以政策法令為武器，維護中央的權(quán)威。他們是對“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大小精英們實行監(jiān)督的最有效的力量。因此，當政者只有超越傳統(tǒng)思維方法，打破歷史形成的僵局，順應(yīng)自發(fā)要求，緊緊依靠民間力量，才能保持自由秩序的擴展，在動態(tài)中獲得穩(wěn)定，這是“立黨為公，執(zhí)政為民”的必然邏輯。魯迅說：“暴露只在有為的人們中有益，在無聊的人們中便要滅亡。”讓知識分子閉嘴，是無聊的人們求之不得的，真正有為的人們會從不平鳴聲中尋求支持。

　　湖南《湘聲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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