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界中萬事萬物都呈現(xiàn)出一種非均衡發(fā)展的現(xiàn)象，這種現(xiàn)象不僅存在于物種之間，而且還也見諸于物種之內。如果把人類社會比之于自然界，非均衡發(fā)展同樣是一條鐵律。精英的英文表達是elite，本意指成熟后的葡萄中果實飽滿，質量上層的那一部分。后來好葡萄的意思被借用來比喻社會中擁有權力、知識和高尚品德的那一部分人，剩下的就是大眾。換言之，我們可以說精英是社會結構的塔尖，而大眾則是整個社會結構的塔座，他們的互相結合彼此融會，構成了整個社會形態(tài)。這一點，我們也許能夠從精英與大眾分野的歷史進程中看出來。

　　在史前社會，人際關系處于一種比較平等的狀態(tài)，但是隨著文明程度的不斷提升，特別是當人口出現(xiàn)較大增長，社會分工的出現(xiàn)，社會管理階級與被管理階級的分化日漸明晰，人與人之間的差距不斷擴大的時候，社會中一小部分人與其他大部分人在掌握權力、知識水平、道德情操上出現(xiàn)了明顯的分別，他們雖然生活在同一個國家，但是分明屬于兩個不同世界的人。為了以示區(qū)別，我們用精英和大眾這樣的概念將其區(qū)隔開來。盡管兩個群體之間有如此大的差別，但在相當長一段時間里，階級之間的尖銳對立并沒有出現(xiàn)。精英—大眾的社會結構得到了社會群體的默認。精英與大眾的差別雖然直到今天也沒有拉平，但是對比此前二者之間涇渭分明的狀況相比，精英集團也不再變動不居，其開放性日益擴大。精英和大眾就像同一源頭流出的兩條河流，并行地流淌過大陸后，最終一齊匯集到海洋。這個海洋就是人類的未來，某一個不確定的時空。

　　在中世紀，社會精英的主體由貴族、僧侶構成，精英階層是一個較為封閉的集團；
到了近代，隨著資產階級的經濟實力大增，以及教育的普及，自由民主觀念的傳播，西方國家的社會階層的流動性大為增強，除了出生和血統(tǒng)等先天因素外，大眾還可以通過其他途徑擠身于精英集團，這其中教育起著最為至關重要的作用。通過教育，特別是高等教育，一些大眾普通人的智識得到開發(fā)和鍛煉，同時也結識一些精英階層的后代，為日后進入精英集團做思想上和人際網(wǎng)絡上的準備和鋪墊，由大眾向精英這一過程的轉變可能是意識的，也許是處于無意識的情況下進行的。但是教育的普及對于社會結構的變動確實產生了及為深淵的影響。今天，這種影響仍然存在并且不斷發(fā)揮重要作用。

　　在現(xiàn)代社會中，精英呈現(xiàn)出彌散的分布狀態(tài)，而不再是緊抱一團的獨立集團，他們與大眾夾雜一處，精英的內涵在繼續(xù)擴大，通過一些機制不斷地從大眾中吸收優(yōu)秀者加入。盡管如此，精英仍然屬于人群中的少數(shù)，他們未必全都有權有勢，但是精英獨有的心態(tài)依然足夠可以把他們同大眾區(qū)別開來。精英普遍擁有高于一般大眾的學識，對國家、社會以及生活都抱有一種普遍懷疑的態(tài)度，懷疑精神與獨立思考是緊密聯(lián)系的，而這些特質都是民眾所不具備的。因此，今天精英和大眾之間的界限雖然已經開始模糊，但是這并不意味著二者已經同流合一。精英與大眾的融合只不過是我們對未來趨勢的初步判斷，這一過程將充滿不確定性。有一點可以肯定的是，精英與大眾之間的銅墻鐵壁已經融化，他們之間的交往也不再是冰與火的纏綿。

　　至于大眾與精英的關系，我們可以這樣概括：首先，大眾需要精英，其次，精英離不開大眾。

　　說大眾需要精英，是因為在如何一個社會，大眾都只是“沉默的大多數(shù)”，他們雖然數(shù)量龐大，能量巨大，卻因為所受教育和所處地位的限制，不可能將自己訴求理性完整地表達出來，并獲得社會的重視滿足，從而在社會結構中占有自己應有的地位。而沒有了作為自己精神領袖和文化代言人的大眾，就只能成為馬克思所形容的“口袋里的馬鈴薯”，數(shù)量龐大，卻彼此不相干，大而不眾，沒有壓力，對社會進程，幾乎毫無作用。這一點，我們可以從現(xiàn)代國家廣泛存在的代議制上看清楚。所謂代議制，是指由選舉產生的代表民意的機關來行使國家權力的制度。它是一種間接民主的形式，通常以議會作為代表民意的機關。代議制是資產階級取得革命勝利、奪取政權之后正式確立起來的。它的基本特征是：由通過普選產生的議員組成議會，形式上代表民意行使國家權力；
議會議決事項均由議員共同討論并經多數(shù)通過；
議會享有立法權、財政權和行政監(jiān)督權。我們可以看出，在這種體制下，人民意愿不是直接表達，而是通過他們普選出來的議員——也就是精英——在議會中通過合理合法的程序，理性完整的表達出來，從而化為國家意志和國家行動。

所以采用代議制，而不采用直接民主，是因為：第一，不是所有的民眾都能正確理性表達自己意愿；
其次，縱使都能，也沒有那樣的場合跟機構來成分容納所有民眾的意見。著名思想家顧準說過：“直接民主是復古，事實證明直接民主行不通。……直接民主只能行使于‘城邦’，盧梭也懂這條道理。他的《社會契約論》直截了當?shù)刂赋鲞^這一點，可惜當時的歐洲，能夠做這樣實驗的，只有也是城邦的‘日內瓦共和國’之類罕見的例子，像瑞士這么大的國家已經嫌太大了。一句話，廣土眾民的國家無法實行直接民主。在這樣的大國里，直接民主，到頭來只能成為實施‘儀仗壯麗、深宮隱居和神秘莫測’的君王權術的偽善借口�！�…現(xiàn)在沒有城邦國家，都是民族國家，而且，國家還在超越民族的界限，變得愈來愈大了 (注意西歐共同市場向西歐邦聯(lián)發(fā)展的趨勢) 。你想一下，勢必得出這樣的結論，這樣的國家，若不是蘇聯(lián)、中國型的，只能是議會與行政權并存，有政黨輪流執(zhí)政的民主國家。在這樣區(qū)域遼闊的國家里，若‘利用’直接民主的口號，搞蘇維埃式、代表大會式的，一黨制的民主的招牌來掩蓋‘時代的智慧、榮譽和忠心’對全國人民實行領導的國家，說干脆一點，獨裁國家，別的國家是不可能的�！笨傊�，在現(xiàn)代社會，代議制是必須的，因而，精英也是必須的。

　　再說精英離不開大眾。首先是因為精英所以有發(fā)言權，有影響力，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他們是代表社會最基層最廣泛民眾的意愿心聲，是社會底座的代言人。而他們一旦失去了這個基礎或底座，其影響力自然大打折扣甚至不復存在。其次，還因為精英都來自于大眾，成為精英后能否保持精英身份鏌铘取決于大眾。魯迅在《未有天才之前》一文中這么說到：“天才并不是自生自長在深林荒野里的怪物，是由可以使天才生長的民眾產生、長育出來的，所以沒有這種民眾，就沒有天才�！�…所以我想，在要求天才之前，應該先要求可以使天才生長的民眾。——譬如想有喬木，想看好花，一定要有好土；
沒有土，便沒有花木了；
所以土實在較花木還重要�；�木非有土不可，正如同拿破侖非有好兵不可一樣”。很好地說明了精英（天才）與大眾之間的關系。

　　在面臨“千年未遇的大變局”轉型期的今天中國，不用說，大眾需要精英。但，問題是：今天的精英能不能擔負起其作為大眾代言人和利益維護者的角色？

　　在今天的中國，我們看到，精英和大眾之間的裂痕進一步加深：民眾對精英越來越反感，而精英本身似乎變得越來越專橫和霸道。當房地產商說，我們是給富人蓋房子而不是給窮人蓋房子的時候；
當北京的出租車公司所有者說，換什么樣的車型是我們公司的事情，與消費者有什么關系的時候；
當有知識精英說普通老百姓反對我的觀點恰好說明我正確的時候，我們既可以體會到精英的霸道與專橫，也可以體會到精英與大眾的裂痕在加深。大眾和精英裂痕的加深會導致什么情況的出現(xiàn)？在結構層面上，可能是上層階級化、下層碎片化；
在行動層面上，則是上層寡頭化，下層民粹化�？梢哉f，精英寡頭化，民眾民粹化，是我們同時要面對的挑戰(zhàn)。而目前的許多爭論，就是在這種背景下發(fā)生的。

　　我們應該看到這一點，沒有精英的大眾，只是一堆龐大而沉默的“馬鈴薯”；
而離開大眾的精英，也只會是一群沒有聽眾的“囈語者”——此所謂“合之則雙美，離之則兩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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