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女性人才的數量與質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衡量一個國家的社會發(fā)展水平。按照人口性別比例來看，女性人才占據人才總量一半左右才是“理想狀態(tài)”，但實際上，女性人才所占比例很小，女性在社會生活中的地位與其自身的數量極不對稱。本文對女性在經濟、政治、科學研究等社會生活主要層面的參與程度進行了分析，通過研究女性參與程度來探尋兩性平等的社會文化根源和社會制度根源，并著重分析社會保障為女性成才可能提供的制度保證。

　　「關鍵詞」女性/參與程度/社會保障

　　一、在科學研究領域女性的參與程度

　　不論在自然科學還是在社會科學研究領域，女性在科研領域的總體參與程度遠遠低于男性。

　　（一）自然科學領域女性的參與程度

　　根據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統(tǒng)計，1972年以前，女性在物理學的各個專業(yè)中所占比例低于10％，在數學專業(yè)中所占比例低于20％，1973年，獲得博士學位的自然科學家和工程師中只有8.7％是女性。在1973—1983年的10年里，獲得自然科學和工程學學士的女性人數增加了一倍以上。從1973—1994年，科學和工程學各個學科中的女博士比例從18％增加到37.4％，在生命科學領域，女學士和女碩士的比例從29.6％增加到51.2％。雖然自從1970年代以后女性科學工作者的數量有了較大幅度的增長，但是，女性遠未達到與男性分庭抗禮的程度。1996年，占美國人口總數51％、勞動力總數46％的美國女性，只占自然科學家和工程師的22％（黃育馥，2001：92）。

　�。ǘ┙洕鷮W和社會學領域女性的參與程度

　　1.經濟學界女性的參與程度

　　在經濟學科研究群體中，女性研究者十分稀少，在世界各國經濟學類高等院校和科研機構當中，女性研究者的數量與男性相比，在每一個研究層次上都呈現出相對短缺的狀態(tài)，研究的層次越高，女性的相對比例就越低。比如，在美國大學經濟學系當中，女性教授約占全日制教授的6％，女性助理教授（相當于英國高級講師）占助理教授的28％（Blank ，2000）。杰出的女性經濟學家數量很少，這種狀況在英國、美國和世界上許多國家都是普遍存在（Freeman ，2000）。

　　2.社會學界女性的參與程度

　　與在其他研究領域不同，女性在社會學界取得了一定成績，其主要標志是女性社會學家數量顯著增長。以美國為例，1970年，美國社會學界只有18％的博士學位是授予女性的，1988年這個比例達到53％。與此同時，女性獲得終身教職的教師人數也有所增加，到1991年，女性占社會學終身教授的比例為20％、副教授30％、助理教授46％，在美國社會學學會的理論部也有28％的成員是女性（吳小英，2002：126）。

　　雖然女性在學術界取得了一席之地，但是從總體上來看，女性仍然屬于學術群體中的弱勢群體，對學術界主流的研究范式和價值取向均未構成重大影響。

　　二、女性在社會管理方面的參與程度

　�。ㄒ唬┡栽谡喂芾矸矫娴膮⑴c程度

　　女性在政治生活中的參與程度可以用女性參政議政比例來表示。據統(tǒng)計，在歷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代表人數中，女性代表的比例一直遠遠低于男性，其中第一屆和第二屆為12％左右，第三屆以后上升幅度較大，第四屆達到歷史上的最高峰（22.6％），此后連續(xù)20余年一直保持在21％左右（《中國統(tǒng)計年鑒2004》，2004：873）。

　　衡量女性參政議政水平的另一個指標是女性在政府部門中擔任高級職務的比例。如果用在政府部門中擔任部長級職務的女性比例來衡量，那么在中國，這一比例遠遠低于按照人類發(fā)展指數排序排在我們后面的許多國家。在175個國家和地區(qū)當中，中國女部長的比例僅為5.1％，這一比例比排名最后的塞拉利昂還低3個百分點（《中國人口年鑒2003》，2004：392—394）。除此之外，中國婦聯干部人數從1990年開始一直呈現不斷下降趨勢：從1990年到2003年減少了54％（根據《中國統(tǒng)計年鑒2004》第874頁數據計算得出）。專司女性事務的干部數量的減少，無疑惡化了保護女性利益和培養(yǎng)女性人才的政治機制，這對女性而言，會產生一種負的外部性影響。

　�。ǘ┡栽诮洕钪械膮⑴c程度

　　女性在經濟生活中的參與程度可以用三個指標來衡量：女性就業(yè)比例、職業(yè)構成和職務構成比例，其中，女性就業(yè)比例表示女性在經濟生活中的總體參與程度，職業(yè)構成和職務構成比例則表示女性的參與水平，第一個指標表示女性參與的數量，第二個和第三個指標表示女性參與的質量。

　　根據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資料，在2000年全國就業(yè)人口當中，女性就業(yè)人口占總就業(yè)人口的45.3％，這一數字似乎表明女性的經濟參與水平并不算低，但是這個數字不能反映女性的社會地位，女性的社會地位還必須結合職業(yè)構成和職務構成來分析。據統(tǒng)計，女性在職業(yè)結構分布中處于十分不利地位，按照行業(yè)劃分，女性從業(yè)人員超過或接近男性的行業(yè)分別是：體育、衛(wèi)生和社會福利業(yè)（女性多于男性）；
商業(yè)服務業(yè)和農林牧漁水利業(yè)（男女從業(yè)人員比例接近）。在具有較高社會地位的行業(yè)中，女性從業(yè)人員均少于男性。比如，在國家機關、黨政機關和社會團體就業(yè)者中，女性僅占27.8％；
在科研機構中，女性占37.2％；
在綜合技術服務業(yè)，女性占35.6％；
在公共服務業(yè)，女性占27.95％（根據《中國統(tǒng)計年鑒2004》第874頁數據計算得出）。從女性就業(yè)分布格局來看，在行業(yè)分類之下，越能顯示出社會地位的行業(yè)，男女從業(yè)者的比例差距就越大。不僅如此，即是在同一個行業(yè)中，男女職業(yè)分別也有巨大差異。比如在教育行業(yè)中，人們普遍認為女性適合從事教育工作，認為女性專任教師多于男性，但實際上，這種認識是不全面的。女性教師只有在幼兒園和小學教師當中占有優(yōu)勢（分別為98.4％和52.9％），在中學和大學教師當中，女性只占40％多一點。如果我們再進一步觀察大學教師的性別構成，那么就會發(fā)現，教師結構就像一個金字塔，離塔尖越近，女性數量就越少，例如2002年，普通高校專任教師性別比例如下：在沒有職稱教師中，女性占52.5％，在初級職稱中女性占50.3％，在中級中女性占44.5％，副高級中女性占35.3％，在正高級教師中，女性只占16.6％（根據《中國教育年鑒2003》第86、90頁數據計算得出）。

　　女性在社會事務管理方面的參與程度可用職務分布來顯示。女性的職務大多屬于容易操作、技術含量較低并且不需要擁有廣泛人際關系的工作。比如在同一個行業(yè)中，各個單位負責人大多數是男性，男性扮演管理者、女性扮演被管理者的角色；
即使同為管理者，男性的職務一般要高于女性；
男性從事的一般是附加價值高的復雜工作，女性從事的一般是附加價值低的簡單工作。即使在技術含量較低的批發(fā)零售業(yè)當中，男女分工亦有所不同：男性大多從事需要有較強人際交往能力的批發(fā)業(yè)，女性則較多集中在只需按部就班、不需創(chuàng)新能力的零售業(yè)當中。

　　三、女性人才短缺的社會學分析

　　女性人才短缺和女性地位相對較低密切相關。女性的社會地位是由女性的政治地位、經濟地位、家庭地位以及社會文化地位等多種因素共同決定的。

　�。ㄒ唬┡匀瞬哦倘钡恼螌W分析

　　從政治學角度來看，中國女性從1949年開始就獲得了選舉權和被選舉權，但是半個多世紀以來，中國婦女參與政治生活的熱情和能力并未隨著經濟社會的發(fā)展而提高，中國婦女參政議政現狀可以概括為“三多三少”：在職務結構中，副職多，正職少；
在決策機制中，虛職多，實職少；
在工作部門中，黨務部門多，經濟部門少（楊根喬，2004）。根據聯合國有關研究，任何一個群體，只有其代表在決策層達到30％以上才可能對決策產生實際影響力，而中國女性在權力結構中的比例不到10％，其中正職的比例不到1％（李慧英，2002：268—269）。

　�。ǘ┡匀瞬哦倘钡慕洕鷮W分析

　　從經濟學角度來看，隨著經濟體制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生產要素配置主要以效率準則為主，在勞動力市場上，用人單位主要根據勞動力的人力資本存量決定錄用與否。人力資本存量可以用勞動力受教育程度來表示。而中國女性接受教育的程度在每一個年齡段上都少于男性。女學生占學生總數的比例變化趨勢是：年齡越低從而學歷越低，男女比例差距越小，年齡越大從而學歷越高差距則越大。

　　接受教育程度較低會降低一個人在勞動力市場上的競爭能力，使其遭受就業(yè)歧視。我們可以把就業(yè)歧視按照就業(yè)過程分為就業(yè)前、就業(yè)中和就業(yè)后歧視。就業(yè)前歧視是指用人單位在招聘雇員過程中專門為具有某些特征的人而設置的進入壁壘；
就業(yè)中歧視是指對付出同樣勞動的雇員給予不同的待遇；
就業(yè)后歧視是指對退出勞動力市場之后的同樣雇員給予不同待遇�？v觀女性就業(yè)可以發(fā)現，女性在整個就業(yè)過程中都會不同程度地遭到這三種歧視。比如在就業(yè)前，假如一個城市企事業(yè)單位需要招聘大學畢業(yè)生，那么該單位的錄用原則通常是：首先考慮本市男大學生，其次考慮外地男大學生；
再次考慮本市女大學生，最后考慮外地女大學生。所以外地女大學生戲稱自己是“四等公民”。女性在就業(yè)過程中遭受的歧視主要表現為與男性雇員相比，同工不同酬以及在解雇和晉升方面遭受的不平等待遇等等。在就業(yè)之后女性所遭受的歧視主要表現為女性退休年齡較小、工資替代率較低。由于女性的平均壽命高于男性，因此較早地退出勞動力市場、領取較低的退休金生活的女性，在疾病發(fā)病率較高的晚年很容易陷入貧困。目前，貧困女性化是世界范圍內的一個普遍現象，老年人，尤其是80歲以上的高齡女性老年人陷入貧困的比率就更高。

　　社會分工限制了女性高級人才的成長和發(fā)展，研究證明，已婚女性在家務勞動中扮演主要角色，無論在發(fā)展中國家還是在發(fā)達國家，女性花費在培育孩子和洗衣做飯等家務勞動上的時間都遠遠大于男性。研究表明，已婚女性承擔家務勞動與學歷高低無關，即使在夫妻兩人同為受過高等教育的家庭當中，養(yǎng)育孩子和家務勞動也主要是由女性承擔的（徐延輝，2002）。這項研究從社會傳統(tǒng)角度對在職女碩士和女博士的比例如此之低作出了合理解釋：正是社會分工限制了女性為成為一名高級人才所必需的人力資本積累過程，使女性與男性進行事業(yè)競爭時處于先天不足的不利地位。

　�。ㄈ┡匀瞬哦倘钡纳鐣䦟W分析

　　在本項研究中，我們按照女性社會地位的凸顯程度采取由表及里的分析方法，首先分析了女性政治地位較低的原因。從表面上看，女性政治地位較低是由于其經濟地位較低造成的，而經濟地位較低是由于其人力資本存量較低造成的，那么，女性人力資本存量較低又是由于什么原因造成的呢？這就需要采用社會學的分析方法，從社會性別角度入手，分析女性在教育資源分配過程中被家庭歧視的社會原因。

　　雖然中國女性早已獲得了與男性相同的就學權和就業(yè)權，雖然國家規(guī)定的義務教育是面向所有學齡兒童開放，但是，除了小學畢業(yè)時，男女生比例大致持平，在余下的就學階段——在初中、高中、中專、大專、大學和研究生所有階段，在校女生都少于男生，而且學歷越高男女差距就越大（《中國2000年人口普查資料》，2002：838—839）。從社會學角度來看，女性在教育資源的攫取和利用方面所處的不利地位是由父權制文化造成的。父權制文化由兩個核心制度構成：一是男權家庭制度，即以父系為中心的家庭權力結構，表現為父親、兒子在經濟資源和教育資源分配中擁有優(yōu)先權；
二是性別分工制度，這種制度將社會分為公共領域和私人領域兩部分，其中公共部分——涉及到對外交往、公共決策等事關國計民生的“大事”部分，主要由男性來主管，而私人領域——主要包含內務管理和執(zhí)行決策等“小事”部分，則由女性來承擔。性別分工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在相當長時期內，由文化傳承、經由世世代代的社會變遷不斷演化而形成的，它具有相對穩(wěn)定性和與社會快速變化相對而言的滯后性。這種社會文化一旦形成就會通過兒童社會化而滲透到每一個社會成員的意識當中。

　　以性別分工為主要表現形態(tài)的社會性別意識是造成男女兩性社會地位差距的主要根源。性別分工通過家庭和社會雙重機制強化了社會對男性的偏好，使男性在就學、就業(yè)和公共管理等各個領域比較容易地獲取各種稀缺資源。在就學方面，中國城市家庭中因為計劃生育國策的影響，一個家庭一般只有一個孩子，所以城市家庭的孩子無論男女只要他或她愿意學習，父母都會提供資金支持。而在農村家庭中，形勢就截然不同了。農村家庭一般都有兩個或兩個以上孩子，(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在經濟發(fā)展水平比較落后、人均收入水平較低的地區(qū)，在家庭進行投資決策和教育資源分配時，社會性別意識就會發(fā)生決定性作用：在家庭資源有限的條件下，絕大多數家庭都會將有限的資源向男孩傾斜。同時，性別意識是一種社會建構，一旦社會對女性“能做什么”、“應該做什么”和“適合做什么”達成一種默契，那么這種默契就會通過女性與社會的長期互動而內化為女性的行為準則，使女性自覺地做出符合社會規(guī)范的決策。

　　性別分工對女性就業(yè)的影響主要表現為就業(yè)隔離。所謂就業(yè)隔離是指由于性別分工而造成的男女從事不同行業(yè)，主要表現為行業(yè)隔離和職業(yè)隔離兩個方面。行業(yè)隔離主要表現為男女從事不同行業(yè)，比如男性主要從事重工業(yè)、采掘業(yè)、運輸業(yè)等行業(yè)，女性主要從事輕工業(yè)和服務業(yè)等行業(yè)；
職業(yè)隔離主要表現為在同一個行業(yè)中，男女從事的職業(yè)和職務不同，比如，即使都在輕工業(yè)，男性主要從事服裝設計和裁剪等技術工作，女性則主要負責縫紉、熨燙等技術性不強的工作，男性從事的多為附加價值高的工作，女性從事的多為附加價值低的簡單勞動，社會分工造成兩性收入差距始終保持在一個本不合理、但男女雙方卻都認同的差距上。

　　四、社會保障：女性成才的一種制度支持

　　本文的分析表明，女性在社會管理和勞動就業(yè)等方面所處的不利地位主要是由于，同男性相比，女性在成長過程中更缺乏政治資本、經濟資本、社會資本和文化資本等社會力量的支持。本文認為，社會保障作為以政府為主體的、體現主流社會對弱勢群體的一種制度化的社會責任，可以通過以下三條途徑來改善女性群體的社會地位，提高女性的成才率。

　　（一）政府提供經濟和政治資源，緩解女性群體的經濟貧困狀態(tài)

　　在本文分析中，我們對女性的社會定位總是與男性相比，即把男性當作參照點，比較女性的社會地位并得出女性地位低于男性的結論，這是異性相比的結果。另一方面，我們必須看到，在女性群體內部，女性的發(fā)展也是極不平衡的，女性的受教育程度和女性就業(yè)機會的分布在城鄉(xiāng)之間、在不同的階層之間都存在巨大差異。本文認為，中國女性按照社會地位可以分為三個層次：位于最上層的是由具有較高學歷的知識女性、商業(yè)精英和政治精英構成的少數女性，她們是女性中的佼佼者；
位于中間層次的是由擁有一份非正規(guī)工作的城市女性以及富裕地區(qū)的農村婦女構成；
位于最底層的是城市無職業(yè)婦女和貧困地區(qū)的農村婦女。社會保障對三個層次的女性都可以提供政策保護，但是針對不同層次的女性，提供的政策重點應該有所不同。

　　對于第一層次的女性，社會保障主要提供政治資源，保護女性免受就業(yè)歧視。在當今社會，各國的勞動力市場都是由正規(guī)的勞動力市場和非正規(guī)的勞動力市場構成的，由于多數女性通常具有的生育需求而導致女性階段性就業(yè)，使得大多數女性就業(yè)集中在非正規(guī)勞動力市場上。正規(guī)與非正規(guī)勞動力市場的主要區(qū)別是前者主要由國家提供社會保障，包括較高的工資和社會保險等福利待遇，而后者的保障屬于私人保障，由私人市場根據單位效益提供。在中國，社會保障重點覆蓋的是正規(guī)勞動力市場上的就業(yè)者。雖然第一層次女性屬于擁有一份正規(guī)工作即全日制工作、其中少數屬于事業(yè)有成的精英群體，但這并不意味著這些女性就不會遭受就業(yè)歧視。此外，在單位改制或重組過程中，與男性相比，擁有正規(guī)職業(yè)的女性遭受辭退或勸退的可能性更大，女性非常容易從正規(guī)就業(yè)滑向非正規(guī)就業(yè)。其他研究還發(fā)現，女性學歷與生育率呈反方向變動：學歷越低生育率越高，越是學歷較高、事業(yè)有成的女性，其生育率就越低。從優(yōu)生學角度看，這種現象對一個民族的長期發(fā)展是非常不利的。為此，社會保障應該在滿足高學歷女性的生育需求方面提供某些政策支持，以便保證生育率在不同學歷的女性之間保持平衡。

　　第二層次的女性屬于生活不穩(wěn)定群體。非正規(guī)就業(yè)多數屬于彈性就業(yè)，在該領域，社會保障覆蓋的范圍極其有限，保障水平較低，女性職工極易遭受失業(yè)威脅。就整體而言，城鄉(xiāng)用人單位為其員工提供的社會保障水平都未達到現代社會保障制度所要求達到的水平，但是，相對而言，城市單位提供的社會保障水平高于農村單位，單位內部為男性提供的保障水平高于為女性員工提供的水平，女性職工除了在女性特有的生育保險項目之外，在每一個社會保障項目上所得到的社會保障水平都低于男性。在此，社會保障的價值理念即社會保障的提供原則再一次受到質疑：社會保障是為所有勞動者提供保障還是重點為男性提供保障？如果女性職工的物質生活缺少保障，那么她們如何實現精神獨立？因此筆者建議，必須通過立法形式將社會保障在勞動力市場上的作用制度化和法制化，社會保障政策當中針對女性勞動者的保護政策必須具有操作性。

　　為第三層次的女性提供制度支持是社會保障目前工作的重點。對這部分底層群體給予經濟支持和政治支持并不是為了提高現有的女性成才率，而是為了滿足其當前的生存需求、緩解其當前的生活困境，并防止貧困向下一代傳遞。在轉型期中國，由于工業(yè)化、城市化、信息化和市場化等對個人生活具有較大影響的社會變遷同時進行，農村地區(qū)人口和低學歷無技術城市人口最容易成為社會的脆弱群體，而低學歷、40歲以上的貧困地區(qū)的農村婦女和城市失業(yè)婦女成為社會最底層群體。對于這一層次女性，社會保障作為社會政策最主要、最直接的干預貧困人口社會生活的行政手段之一，必須充分發(fā)揮它的顯性功能，即為貧困人口提供各種有形資源和無形資源，前者包括現金實物等，后者包括法律援助和就業(yè)機會等等。

　�。ǘ┱峁┙逃Y源，改善女性的知識貧困狀態(tài)

　　本文的分析表明，女性的經濟地位和政治地位較低是由于女性的教育資源短缺造成的，與此相對應，女性的貧困可以分為兩種類型：收入貧困和知識貧困。收入貧困是指收入水平極其低下，不能滿足基本需求。知識貧困屬于能力貧困，如果不考慮代際決策的影響而只考慮同一代人貧困的成因，那么，知識貧困是收入貧困的根源；
如果考慮代際影響因素，那么這一代人的知識貧困是上一代人知識貧困或收入貧困的結果，如果一個成年女性同時遭受收入貧困和知識貧困的雙重貧困，那么可以肯定地預期，她的女兒也會遭受同樣的貧困。

　　知識貧困是指人們獲取、吸收和交流知識能力的匱乏或途徑的缺乏，主要表現為人們無法獲得本應享有的獲取、吸收和交流知識的能力、機會和選擇權，知識貧困包括獲取知識能力的貧困、吸收知識能力的貧困和交流知識能力的貧困。胡鞍鋼等人的研究表明，中國的知識貧困存在嚴重的地區(qū)差異、城鄉(xiāng)差異和性別差異，中國女性處于更為嚴重的知識貧困之中（胡鞍鋼、李春波，2001：74-75）。

　　女性收入貧困源于女性知識貧困，女性經濟和政治地位較低源于女性教育資源的匱乏，男女兩性收入上的差距主要源于兩性在獲取知識、吸收知識和交流知識能力方面存在的差距，如果女性在占有知識方面不能獲得真正平等，那么不僅兩性之間的收入差距會繼續(xù)擴大，而且同性（女性）之間的收入差距也會呈現繼續(xù)擴大趨勢——目前最顯著的群體差距出現在中國西北部和西南部地區(qū)的農村女性與中國東部沿海城市的職業(yè)女性之間，由于先賦性資本和后致性資本在東西部地區(qū)不同女性之間的不均衡分布，兩者之間的收入差距必將維持并將繼續(xù)擴大下去。在此，社會保障作為一種公共政策應該發(fā)揮它的隱性功能，即通過向女性群體提供教育資源而提高女性占有知識的能力。雖然與短期即能顯示功效的、以提供資金和實物為主要形式的社會保障政策相比，向女性提供義務教育和免費培訓的社會保障政策要在較長時期內才會顯示它的功效，但筆者認為，社會保障的顯性功能和隱性功能分別對應著社會保障的政策目標——治標還是治本這一根本問題。毫無疑問，要想徹底改變女性的弱勢群體地位，消除女性的知識貧困，提高女性在各個領域里的成才率，社會保障制度應該通過立法形式，將女性受教育權落實到實處。由于當今社會已經是一個知識社會，一個僅有初中學歷的人已經成為一個不折不扣的低學歷者，因此筆者建議，中國的公共政策應該再向前邁進一步——延長義務教育年限，將免費教育從9年延長到12年，使廣大青少年真正擁有走向社會的基本知識。研究表明，文化程度對女性收入的影響要大于對男性收入的影響，女性教育收益率大于男性教育收益率，城市女性教育收益率大于農村女性的收益率（李春玲，2003：69）。如果這一建議能被政府采納，那么受益最大的將是偏遠地區(qū)的農村女孩，她們可能從此走出愚昧、走出歧視，作為一個知識的所有者而走向文明、走向平等的世界舞臺。

　　保障女性擺脫知識貧困是社會保障政策取得的第一個收益。為最底層的群體提供社會保障同時還會得到第二個收益——一個更大的、可以促進社會實現良性運行的社會效益。根據社會學家羅爾斯關于正義的兩個著名原則，一個社會必須保證政治自由的公平價值，使所有人都可以面對機會公平；
社會的發(fā)展要最有利于那些最不利的社會成員（羅爾斯，2000：5—6）。

　　如果社會保障政策能從根本上改變最弱勢群體生存的社會環(huán)境，那么它就真正體現了權力的實際平等而不是形式平等，同時它也體現了社會能夠接受的差異原則，也即它要求社會和經濟的不平等要從屬于職位和崗位的調整，以使這些工作機會最有利于那些最不利的社會成員，無論這些不平等的層次如何，也不論這些不平等的程度怎樣。

　　為女性提供教育資源，其收益無論大小都具有社會性，因為無論在城市還是在鄉(xiāng)村，無論在高學歷知識女性家庭還是在文盲半文盲家庭，養(yǎng)育孩子的責任都主要是由女性承擔的，所以為女性提供教育途徑同時也就開啟了下一代的智慧之門。而在嬰幼兒時期所受的啟蒙教育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一個兒童的可教育性和可塑性，并對一個人的終身成長具有重大影響。從這個意義上說，只有女性發(fā)展了，社會才能實現可持續(xù)發(fā)展。

　　五、小結

　　本文運用經濟學和社會學相結合的跨學科研究方法，分析了女性人才短缺以及女性地位較低的經濟社會原因，并從社會保障角度提出了解決這一社會問題的政策措施。筆者認為，社會保障的顯性功能相當于提供“金子”，社會保障的隱性功能相當于提供“點金術”，這些政策的目標無疑都是可取的。但是，如果沒有女性參與社會、實現自我價值的主體意識的覺醒，那么社會保障的功能就會大打折扣，女性的社會地位也就無法從根本上改變。因此，社會保障不僅要為女性提供經濟獨立的物質基礎，而且更重要的是要為女性提供經濟獨立的精神基礎——其中最主要的是提供兩性平等的社會性別價值觀念。社會是由男人和女人構成的，社會福利函數是由男人的福利和女人的福利共同構成的，只有在男女兩性之間建立一種平等的相互合作的信任關系，才能使男女兩性明白，女性福利的提高首先會提高家庭現有的福利水平，其次會提高家庭未來的福利水平，最后會提高整個社會的福利水平。所以，社會保障政策的深層效應，在男人一方，是喚醒“女人是男人的合作者”的關于女性的性別意識；
在女人一方，是喚醒“女性是社會的建設者而不是男人的依附者”的關于兩性關系的性別意識。惟其如此，男女兩性才能在合作的基礎上展開良性競爭，同時才有可能在相互尊重的基礎上進行更高層次的合作。

　　徐延輝，廈門大學公共事務學院社會學系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博士后。

　　來源：《經濟社會體制比較》2005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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