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高興跟你們分享這么一個節(jié)日。我這個人最沒有口才，不會講話，狀態(tài)也不好，大軍約了幾次都推了。事情總是有偶然性，這次大軍打電話，我就鬼使神差地答應了來這兒獻丑。題目是臨時想到的，或者說是我明年想做的事。因為一個月內我已經講了兩次了，一次是關于中國的知識狀況，一次是關于社會的轉型。我這次不想重復，就只好把明年的想法拿到今年來說了。這對我是個很大的挑戰(zhàn)。因為我過去的言路、思路跟今天想表達的內容有很大的距離。我今天想談的其實是我們時代的喜劇，但這個問題更大，所以換了一個說法兒。當然，任何界定我都不會說得太周密，為了不至于太離題，我寫了一個講稿。在我辭不達意的時候，希望你們能原諒。我希望在我的表達跟你們的精神能力之間構筑一種積極的關系，這樣我們能分享漢語的某種可能性。我寫詩，算是一個詩人，喜歡感懷，今天來到這里，看到你們來到這里，我想到的只是宋人的一句詞：有情風萬里卷潮來。

　　關于精英衰敗問題。我想在座的每個人都可以舉出例子、現象來。因為精英們整天都在我們眼前晃著，我們每個人都熟悉他們，他們的言談舉止、音容笑貌、成功光環(huán)是我們生活中重要的參照系。他們跟我們構成了兩個世界。自從鄧小平先生說：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我們跟他們的世界就越來越遠了。假若說我們的世界是“有待救濟有待解放”的世界，我們面臨的是生活機遇的問題，我們面臨的是有沒有飯吃，有沒有房子住的問題，我們關心的是減少或消滅剝削、不平等和壓迫；
精英的世界是“選擇的、生活的”世界，他們面臨的是琢磨如何生活、選擇什么樣的生活方式問題，比如說，春節(jié)是到澳洲過還是到泰國過？追尋人生意義時是選擇變性還是選擇變臉？在行政力量市場力量知識的力量主導了精英與平民的二元分裂后，要不要立法來維持、保證他們的萬年或說百年永久？等等，都可以看出他們的世界與我們世界的分別。

　　那為什么我要說精英衰敗呢？是我嫉妒他們嗎？是我沒本事去過精英們的生活嗎？不是的，我跟你們中大多數人的感受一樣，看到了精英世界的不義、墮落，看到精英血統衰敗了。就像耶穌、孔子這些人一樣，對當時所有的君王、貴族、王公大人、學者之流都失望了、絕望了，這些人意識到血統衰敗后要重建道統，要回到民間田野，重溫人性的豐富美好，要建立自己精神上的絕對超越性，而不是像我們的很多準精英那樣，排隊等著去做精英。雖然他們也失敗了，他們沒有建立起一個不再有精英的世界，而是一個人人都有自由和機會的社會，但他們的平民精神卻傳了下來。

　　精英世界與平民世界似乎是一個社會永恒的東西，但實際上精英有自己的命運有自己的終結。精英衰敗而不終結是相當可怕的。我今天也是非常遺憾地發(fā)現，我們的社會正處于這一時期。我們社會的精英異質同構，就像這次有人看了《無極》后，覺得錯怪了張藝謀一樣，我發(fā)現陳凱歌其實等于張藝謀等于吳敬連張維迎等于甘陽蔣慶等于中國的房地產商人等于中國的部委比如中宣部。

　　其實，精英血統衰敗不是我先提的。每一個文明在遇到危機或挑戰(zhàn)時，首先考驗的就是該文明共同體的精英集團，歷史或命運之手的推動甚至要讓精英們扮演既優(yōu)秀而又高尚的角色，他們充滿理想主義、進取精神、悲劇意識，致力于重建自己的文明。我們看英國革命、法國革命、美國革命，他們社會的精英們都很不了起，德國、日本這些后發(fā)國家的精英集團，其作為也足以稱道，日本人甚至提出過變種圖存的說法兒。我們也有過不錯的精英團隊，比如五四前后的一兩代人，但他們的努力沒有大得把我們的文明帶入到一個好的制度中去，而且他們的風采已經是陳年的隔世的皇歷了。

　　關于我們的精英衰敗話題，我能想到的有錢玄同先生的名言，遺憾的是我的《非常道》沒有收錄這句名言。錢先生在文明危機面前對中國人恨鐵不成鋼，他說，人到四十該砍頭，意思是中國人過了四十歲就虛無了、保守了、反動了、墮落了。我覺得錢先生的話在今天也未過時，雖然我離四十也只有幾年的時間了，我也很快要被自己或社會PASS了。

　　精英衰敗還往前推，我們可以推到程朱理學那里，推到秦皇漢武那里，但我們今天沒有必要把賬算得太清楚了，我們只談現代史。為什么上個世紀下半葉我們民族精英的人格成就總體上不如上半世紀的人？為什么一代不如一代？我們常說五四一代人，那些青年男女，也就是我們曾祖父曾祖母們，要比我們更開放，活得更有精氣神，那為什么孫女重孫們還不如爺爺一代？隨著趙紫陽趙老、費孝通費老、啟功啟功老、巴金巴老、劉賓雁劉老等等大佬在今年的去世，精英隊伍可以說更為萎瑣不堪了。

　　我在一些文章里談過這類話題，我的意思是說，五四新文化運動一代人的出身很好，有一種富家子的從容大氣；
80年代參與啟蒙熱的一代人出身就貧寒得多，他們沒有富家子那種天然的根性或說從容，他們之成為精英他們之富有是鄧小平讓他們富貴的，他們的名利心重，一不小心就要露出他的暴發(fā)嘴臉。所以從80年代到現在，精英們的言行越來越往后退，從激進趨向保守，從保守趨向反動專制。順便一說，蔣慶等人代表的不是文化保守主義思潮而是文化專制主義，今天的文化保守主義是以謝泳、傅國涌等人為代表的，可惜的是今天已經沒有了文化激進主義的代言人。

　　說到文化激進主義，我又想做一次檢討。我在五年前《關于九十年代的漢語思想》中不僅對精英們進行贊揚，而且做出了今天看來已經失敗了的預言。在文章中我說80年代的中國人是以人道主義消解極權主義，90年代的中國人是以自由主義消解專制主義，新的千年世紀的第一個十年，將會是以個性主義消解集體倫理的十年。但這個十年已經過了五年，我們社會里沒有出現人文主義思潮，沒有出現浪漫主義的狂飆突進的個性運動，反而越來多的精英擠進體制里面，依附體制，并日益消滅思想，兼并真正的精神個性和獨立人格。我們社會里沒有幾個人可以稱得上是個體意義上的精英。這次國際作家協會的中國分舵給吳思頒發(fā)自由寫作獎，我寫的頒獎詞就提到吳思是少有的個人寫作。中國人的宿命在于他的人格一直受到持久的挑戰(zhàn)。這種宿命甚至能把那些最具有個人性的作家學者收編進體制，征用為政教合一的黨文化或體制文化的裝飾品，比如巴金先生、費孝通先生、馮友蘭先生這些人都是。

　　有人說精英的生活是他個人的選擇，你何苦要作踐他們？這話不對，我沒有作踐他們，是他們自己犯賤，有他們自己的言行為證。我只是描述他們、觀察他們、搜集他們。我自己也不免被別人當作精英，這是沒有辦法的事。更重要的，精英的世界跟我們的世界緊密相關。他們跟我們本應該是相互督促相互激勵相互生成的關系，而不是相互歧視相互損害的關系。但事實上，我們的精英衰敗已經使我們付出了極為沉重的代價。因為他們能夠決定我們或說幾代人的生活質量。比如90年代初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三分天下有其一的時候，鄧小平先生都稱贊農民辦工廠的價值，但精英們發(fā)明了一句話：進廠不進城，離土不離鄉(xiāng)，并且論證這是中國農民偉大的制度創(chuàng)新，這就使得90年代的中國城市化進程大大落后于社會發(fā)展，大大落后于民眾的現代精神意識的培育成熟過程，很多農民失去了國家制度安排下有序地成為市民的機會，他們的生存質量和生活水準自然也大打折扣。這樣的例子非常多。一句話，我們在精英們的掌握之中。所以說，觀察精英，不僅有趣，而且意義是極為重大的。

　　我觀察到的精英衰敗有哪些表現呢？我個人的眼光有限，總結了一些，諸位可以幫我補充。

　　首先，精英衰敗的表現在于他有了認知障礙。這跟一般人不一樣，一般人是先有認知障礙，在生活學習中不斷地克服認知障礙。精英們相反，當他初懷理想的時候，當他還很純真的時候，他是沒有認知障礙的。不幸的是，認知障礙是精英衰敗最重要的標志，它分兩類：自我認知障礙，他不知道自己是誰了。用一句俗話，他不知天高地厚地以為自己是一人物了。我們克服自我認知障礙的辦法是讓自己去照照鏡子，但衰敗的精英們從來不這么想，他們不認為自己在情感、認知、人倫等問題上有局限，反而認為自己很聰明，很了不起。比如楊振寧教授說上帝的禮物的時候，他不知道自己早已被上帝拋棄了，他本能地要到沒有上帝的中國來表演。比如薩達姆、金正日這些精英不認為自己是獨裁者，反而認為自己是人中龍鳳。就是說，我們用漢語來罵楊振寧，罵金正日已經沒有意義。

　　認知障礙還有一類表現，就是常識感的喪失。精英最初是有做人的常識的，但在血統衰敗的時候，他就失掉了平常心。我們中國人常說他們是人闊變臉、小康即墮。今天，先富起來了的精英們開始全面建設小康，但他們墮落而不自知，反而以為自己升上天了，以為楊利偉就是他們的象征和代表了。比如有人閉著眼睛說要為萬世開太平，比如朱成虎說西安以東的中國可以放棄，比如蔣慶說要征儒家遺產使用稅。這種常識感的喪失是可笑的，我就遇到過不少失去常識感的人。我編《戰(zhàn)略與管理》時，就遇到自由派的大學者問我，我們的生活是很專制，但這幾年經濟發(fā)展是很好啊。當我解釋一番時他們就會嘆一口氣，唉，只要經濟上好就可以了。還有人說，胡錦濤不錯，清正、廉明，是當代的好人，相信他是沒錯的。我后來一想起這些朋友，就想到動物莊園里的那頭驢，當他想不通問題時，就會說，拿破侖同志是對的，聽他的沒錯。

　　常識感喪失后，取而代之的就是精英優(yōu)越性或榮譽感，是精英們自以為是的高峰體驗，高峰體驗是借王小波的話，跟宗教團體講究的上層次修行不太一樣。比如有的精英就不僅鼓動打臺灣，還要打美國日本，有的精英無所事事就要去攀珠穆朗瑪峰。這種精英心態(tài)扭曲后衰敗后近乎弱智。他們的言談舉止充滿了做秀、炫耀，他的全部用心在于表白，他是有錢的，有權的，有知識的，他是闊過的，這種用心是一種依附的人格，一種合群的用心。他要依附到家族、朋友中，合群到資源權威一邊。他表白的是，我們家才牛，我家真是牛啊，我父親牛，我父親的朋友們牛，我爺爺牛，我爺爺領導的中國也牛。這種弱智自然還要表現出對他人的輕蔑，這種精英心理認為天底下只有自己和自己的哥們兒可與言，只有他們幾個人懂得真理，其他人不配談論真理。比如他們算來算去真理只能秘傳到很少的人，中國只有28個半布爾什維克，比如他們認為我不是純粹的自由派，比如他們認為蔣介石先生不是百分之百的基督徒，比如他們斷言某個學者是大師，某個學者是我們時代的先知。這種認知障礙導致了很多有趣或無趣的爭執(zhí)。比如有一個NGO去農村搞鄉(xiāng)村建設，他們學富五車，但農民訴苦說，從他們到的那一天起，他們就不干農活兒，但他們每天要為農民們聽懂的話吵來吵去。

　　除了認知障礙，精英衰敗后的表現還在于他有交流障礙，這種交流障礙在于他不跟你形成對話的關系。他是獨白的、自說自話的、他是命令的。他說話了，你聽不聽無所謂，你接不接受也無所謂，因為他們比你牛。比如他們說：在國際反恐的大好形勢下，我們把員工家屬作為義務安全員，并不是專門把免費作為福利。比如季羨林先生說：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比如很多精英說：20世紀是魯迅的世紀，21世紀是胡適的世紀。比如他們說：我們就是一所人民醫(yī)院……就是一所貧下中農醫(yī)院，從來不用特權去索取自己身外的任何利益……我們不但沒有多收錢還少收了。

　　在這種情況下，你想跟精英交流是難于上青天的。你不能天真地、一臉學問寫道：謹以此與蔣慶先生商榷。因為他不會跟你商量。你也不能一臉愁苦、滿眼熱淚地乞求說：懇請、呼吁蔣慶先生收回成命。因為蔣先生不會理你。你也不能一臉憤怒、慷慨激昂地痛斥：打倒蔣慶。因為蔣先生還活著。如果我們把這幾句話中的蔣慶先生換成張藝謀陳凱歌吳敬璉房地產商人，這些話也能成立，這就是一種精英衰敗后的交流障礙癥。

　　精英跟平民世界的關系是怎樣的呢？墮落的精英認為自己看透了這個世界的把戲，他來到這個世界是撈著了，他的命好，或他聰明地得到了，完成小康式的富貴了。

　　精英不把平民世界當回事，他們眼里沒有人。我們說過，精英世界本來可以高尚而優(yōu)秀，它跟平民世界的關系是相輔相成的依存關系，但血統衰敗的精英可以蔑視平民、槍殺平民，對平民的乞求他們會不屑一顧，他們會說：少跟我來這一套，我見的多了。

　　精英如此歧視平民，在于他們把平民看得太笨，以為平民都是傻子，比如一個叫任正隆的精英說：起征點太高就剝奪了低收入者作為納稅人的榮譽。不知道諸位聽懂了這個精英的話沒有？精英們不愿正視，或者說不以為民眾有創(chuàng)造力，比如20年前，中國最優(yōu)秀的精英們在一起計劃中國的現代化，他們想到要現代化，十億人至少得人人穿一雙牛皮鞋吧，(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結果一算賬，把全國的牛都殺光了也不夠中國人穿牛皮鞋，過現代化的好日子。比如92年的時候，中國的精英制訂政策時，以為到2000年時，中國人的手機擁有量也就是80萬部左右。精英們以為他們看管的是一群豬。今天我們的精英仍不愿承認農民有人權，不愿讓他們進城，想盡辦法把他們堵在城外，他們要農民自己搞農家樂，或者讓農民等著，他們有空時再來幫農民搞農家樂。如果我們有一點記性，我們應該知道，20多年來，我們農民已經搞過幾輪農家樂了。東南沿海地區(qū)的農民，房子都翻蓋過三四次了。

　　精英們很少想到對民眾創(chuàng)造力的扼殺，很少想到資源的浪費。在他們眼里，民眾是背時的，倒霉的，活該的，是注定要做犧牲的。比如會寫三個代表論文的精英就說：誰叫你不幸生在中國了。你們知道這個精英是誰。這些精英總是想當然以為民眾太笨，太劣根，太膽小，即使有了萬州事件、漢源事件，他們還不相信民眾的生存法則，所以又有了定州事件、太石村事件、汕尾事件。

　　這些墮落的精英是那么丑陋，以致他們頭腦里的那一點想象力，那一點想法兒，就夠別人去琢磨、去服從了。這就是唯彼作威作福，唯彼有想象力，有奇幻，有權威，比如陳凱歌就敢拍出無極這樣的電影來，蔣慶就敢代儒家征稅。

　　精英們?yōu)槭裁磿�如此墮落？我的答案是：過于長久的類人孩生存狀態(tài)使得精英們的心智在進化的階梯上不僅停滯不前，而且蛻化了，腐朽了。他們沒見過世面，就像孩子一樣，孩子在很短的時間內就被賦予了生殺予奪的權力，他們還沒弄清生命是怎么一回事，你怎么指望他們尊重生命；
他們很早就把三字經一類的經典背得滾瓜爛熟，你怎么指望他們不賣弄聰明，怎么指望他們去尋求更高的生命智慧；
他們空手套白狼搶劫了千萬億萬財富，你怎么指望他們心態(tài)平常，不虛榮勢利。

　　在座的精英不多，對我說的話，希望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在座的多數可能算是準精英，還沒有進入衰敗的序列。我可以提供的建議是，不要把我們社會的精英生活看作了不得的成功人生。不要把自己看得過于卑賤，不要把自己看成一無所有。你們從全國來到北京來，這個過程本來就是一個競爭的過程，你們來了，證明你們有足夠的判斷力，這里含有兩個意思：一，你們不能墮落的精英面前抬不起頭來；
二，你們有責任有義務連接你們的來處和去處，你們有責任連接中國廣大的城市和鄉(xiāng)村。如果你們不能發(fā)動例如文藝復興、啟蒙運動、現代主義思潮那樣的人文主義運動，你們至少可以像西方人那樣懷疑一切、重估一切價值，或者可以像現象學的方法那樣進行還原，把精英們的嘴臉打回到原形。

　　精英們的衰敗帶來了很多的后果，其中最重要的后果之一是漢語的低能。我們首先在真實狀態(tài)上描述不出我們的生存真相。外人想了解我們，我們是快樂還是悲哀，是自由還是不自由，外人看不出來，但我們也說不出來。你說你很痛苦，但北京上海的中國都市充滿了狂歡喜慶，中國的媒體同樣充滿了喜慶。你把弱勢群體的生存狀態(tài)報道出來了，但人們多在關心在中國經濟增長的快車道里如何占有一席位，不僅中國人自己，就是歐洲人、美國人也都想在這市場里占有一份額。那么這種飛揚的而又沉默的生存是怎樣的，我們的漢語表達過了嗎？魯迅說：要畫出這沉默的國人的魂靈來，是難的。的確是這樣的。精英們都為真相莫衷一是。你說你看到了，他說你能保證你的眼睛沒毛病嗎？你說事實如此，他說你知道背后有陰謀嗎？你說你有講稿，他說為什么他聽到是顛三倒四，不成句子的講演呢？缺乏真相，缺乏共識。所以我曾經說，十幾億人所使用的詞匯，太簡單，太貧乏了；
我們的精英使用漢語來往往是翻譯別人的話，比如民主憲政，總是西方知識譜系里的組合，但他們一講起自己的事來還是在關心海里面的事，就是中南海的主人性格抱負作為一類，跟憲政是兩回事；
我們民眾完全為生活所苦，他們一有超越的想法兒時，要么想到陳勝吳廣，要么想到毛澤東。2000年的時候，我們曾經作過一次統計，我們搜集一年中國創(chuàng)造的新詞，數來數去，也就100出頭，也就是說，十幾億人日常交流的話語都是陳舊的。

　　漢語的危機還表現在當代漢語是無主的。我們可以說，漢語曾經有主體，漢語是孔子、司馬遷、李杜、魯迅、胡適們的語言。即使不久前，漢語還是毛澤東、顧準、林昭們的語言，但現在的漢語似乎失去了主體資格，它呈現為世界文化下面一個亞文化或子文化的方言狀態(tài)，它成了一種工具性語言，從中言說產生不了獨立的人格和精神個性，我們想到人性的自由追求、博愛愿望、民主可能，都是由其他的語言來表達的，甚至是宗教性語言來表達的，漢語很少表現這些人類的精神意識。

　　如果說漢語仍有自己的追求，仍有自己的時代精神，這種時代精神可以說一直在往下走。從精英那里走向平民，70年代末中國人的精神突進之路在理論務虛會那里，80年代初則在黨內改革派那里，從理論務虛會、黨內改革派到知識分子，到學校，再到90年代末的網絡，到大眾廣場，到今天的高智晟、姚立法、陳光誠、郭飛熊、王克勤等人那里。漢語一直在往下走，如果你看來精英們也在研討網絡文化、手機短信文學，你最好不要聽他們的，因為他們已經不能代表已經不能表達今天中國人的精神進展。即使那種對現體制進行批判的學院文字，你也不要看，你可以看看蔣彥永先生的漢語，看一看高智晟先生的漢語，那才是明心見性的，才是硬朗的，才是男兒的，才是人類說的話。但這種下行現象還沒有產生足夠的精神主體。

　　我們的精神也就因此很可憐地站在社會斷裂的各個碎片上，彼此傷害、相互歧視。在我們這個時代最敏銳的人那里，精神的要素主要停留在描繪斷裂混亂的狀態(tài)，超越這一狀態(tài)以達到某種智慧是非常少見的，換句話說，我們的精神太貧乏了，以至于在今天，血緣、地緣、信仰團體、文字緣成了我們維系善的形式，至于能否實現正義公平和諧自然成了未知數。我就問過不少人，什么是今天的中國人生正義和社會正義？他們答不上來，頂多把羅爾斯的正義原則背給我聽一遍。但我們生活在這里，是沒有正義可言的，甚至可以說，人性之善也處于風雨飄搖中。甚至可以肯定地說，讀經的倡導，信仰的倡導，都只是在這個不幸的時代維系善的一種形式。

　　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怎么建立胡錦濤先生提出的和諧社會呢？我不知道諸位找到答案沒有。我自己倒是從漢語的危機中看到通向和諧社會的必由道路。當然我今天說出來，可能又要像我五年前的預言一樣落空。

　　在我看來，要實現和諧必要經過詼諧，不知諸位還記得漢語里的這個詞不？詼諧是通向和諧的手段。在這方面，我們的漢語里雖然有詼諧一詞，但我們實在太缺乏幽默感，太缺乏喜劇精神，太缺乏怪誕思維，太缺乏反諷意識了。甚至可以說，程朱理學之后的漢語，魯迅、胡適之后的漢語，要尋找精神的高度，要尋找精神性的突破，詼諧是必不可少的中間環(huán)節(jié)。

　　詼諧對于精神的解放是極為重要的，它證明并賜予我們精神的成熟，它打破了拘泥于事物常態(tài)的單調邏輯，建立了一種自由奔放、充滿意外和歡樂的想象力。它是一種真正的創(chuàng)造性智慧。我以前不曾注意到這一點，我跟大多數人一樣，過于相信真理或價值的優(yōu)先性，過于相信悲劇的美感，沒有想到悲劇也會把人壓垮，沒有想到對于無價值的人物應該也可以撕破。因為在精英衰敗的時候，我們已經不能痛哭流涕，我們不能乞求，我們也不能忍受，我們唯一的權利就是喜劇。

　　笑是我們的權利。我們都知道一句諺語，窮人是笑著生活的。一個自主的窮人當然是笑對生活的。在我們民間有大量的笑話、小品、諷刺語言，就是一個證明。據說今天的中國人不太會笑，統計數據百分之四十以上的美國人覺得自己是快樂的，只有百分之九的中國覺得自己是快樂的。前不久《中國青年》的編輯問我，社會責任有快樂可言嗎？似乎在一般人眼里，現在有社會責任感的人太少了，因為大家都去追求快樂去了。但統計數據卻說明中國人并不快樂。這說明相當多的窮人受了精英們的污染、侮辱和損害，所以失去了笑的能力。

　　我今天這么說，其實對我自己也很難的。我自己并不習慣幽默。我們太愿意遵從事物固有的經驗，無能發(fā)現其超驗的聯系。在我們中間還缺少莎士比亞式的、拉伯雷式的、卜伽丘式的漢語人格和漢語思想。

　　笑不一定出于歡樂，比如它可能是對痛苦的反擊。一個人存在得愈徹底、愈實際，就愈會發(fā)現更多的喜劇因素。這不是我的話，這是克爾凱郭爾的話。在我們人類已經發(fā)明創(chuàng)造的喜劇大超市里，已經有了詼諧、悖論、怪誕、幽默、黑色幽默、諷刺、反諷等多種產品形式。如何生產出我們自己的當代喜劇，如何讓人們笑起來，這不僅是一個勇氣問題，也是一個道德問題。當我們看到好萊塢的卡通片里面，那些動物木偶們都說出了極富人性的話時，再看看我們那些道貌岸然的精英嘴里，卻吐出了利維坦式的怪物語言，我們有什么理由不笑起來呢？他們以為他們演悲劇或正劇，為什么我們不能用笑聲或用我們的漢語告訴他們：我們恭逢盛世，看到了我們時代盛大的喜劇演出？

　　喜劇精神是一種堅定的理性主義，一種絕對的個性主義，一種實在的歷史時間觀念，它在漢語語境里能向我們揭示許多悲劇都無法表現的生存處境。今天的漢語，相當多的是在自說自話，自我導演作秀，它沒打算和你說話；
還有一類漢語充當教育、宣揚、宗教訓命式的工具，或者承載民生疾苦、為民請命的容器，它的意識形態(tài)色彩過重了。漢語缺乏一幅整體性的中國風景，缺乏有關中國人生社會的總體性描述。這就需要個體精神向喜劇的高端前進，去拓展喜劇的空間，哪怕是黑色喜劇的空間，去發(fā)現幽默，哪怕是黑色幽默。我們生活中有太多的一本正經的東西，有太多的恐怖、清規(guī)戒律，有太多片面而愚蠢的嚴肅性，我們需要把他們撕破，找回我們固有的自由，恢復我們的趣味、愛、幽默和笑的能力。

　　我昨天中午見到了李楊導演，就是拍《盲井》的導演，我問他，能不能為我們拍一部真正的喜劇，李楊導演說只要有條件，他肯定會拍。結果到了晚上就見到了王小峰等人，他們今天要拍《小強歷險記》，有人可能知道，王小峰是個報人，有個網名叫按摩乳，他和幾個朋友自費拍電影，不是地下電影，業(yè)余電影，完全是業(yè)余人做專業(yè)事。我看到他們的拍攝道具就覺得有意思。在精英們一臉嚴肅的時候，我們已經在DIY，我們已經在打拚，創(chuàng)造我們生活所需要的一切。這就是我們漢語新生的基礎。我們的悲劇已經太多，我們流過的淚水已經太多，現在需要我們找回自己人格的一種知覺，或者說我們人格上的良心。我們現在需要笑起來。只有笑，我們才能很好地度過今天，度過我們的平安夜晚。

　　祝諸位在中國生活平安。

　　2005年12月24日在北京三味書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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