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衛(wèi)博士出版新著，盛情約我作序，欣然應承。筆者結識小衛(wèi)君已經(jīng)數(shù)年，對他的研究思路比較熟悉，尤其是獲知他有志于憲政經(jīng)濟學的研究，感到更應該大力支持。

　　憲政經(jīng)濟學，在英文中為“Constitutional Economics”或“Economic Analysis of Constitutions”。從國際上來看，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在1986年諾貝爾經(jīng)濟學獎得主布坎南（James M. Buchanan）等經(jīng)濟學家的推動和倡導下，這個研究領域不斷取得一些理論進展，且在目前保持著不斷深入和發(fā)展的勢頭，越來越技術化。近幾年，一些外文憲政經(jīng)濟學的經(jīng)典著作開始被翻譯到中文中來，引起了國內學界的廣泛關注。然而，就國內學界所撰寫憲政的經(jīng)濟分析方面的專著來說，目前還很少。就筆者管窺所見，如果北京大學法學院的張千帆教授等著的《憲政、法治與經(jīng)濟發(fā)展》（2004年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被視作為中國學者所撰寫的憲政的經(jīng)濟分析方面的專著的話，那么，王小衛(wèi)博士的這部著作將是第二本。

　　從理論上梳理憲政與一個國家長期經(jīng)濟增長和社會繁榮的內在關系，其理論的和實踐的重要性自不待言。在經(jīng)歷了20多年經(jīng)濟改革和高速經(jīng)濟增長的當下中國，研究憲政的經(jīng)濟作用和含蘊，意義更為深遠，且已成為中國學術各界當前一項迫切的理論任務。從某種程度上講，不理清這二者的相互關系，就難能準確把握未來中國社會的走向。進一步的問題是，在經(jīng)歷了20多年經(jīng)濟社會改革后，市場機制已在當今中國社會中初步生成，在這樣一種社會格局中，若未能確當把握未來中國社會應然走向，就有可能逆歷史潮流和世界大勢而動，從而錯失中華民族在21世紀偉大復興的歷史良機。

　　之所以有這樣一種基本判斷，是考慮到，當代中國社會的憲政和法制建設從目前來看還任重道遠。綜觀近現(xiàn)代的法制演變史，就會發(fā)現(xiàn)，中國的憲政和法治建設，曾歷經(jīng)了外族入侵的阻斷、國內戰(zhàn)爭的顛覆、政治運動的沖擊，以及極左意識形態(tài)的干擾，可謂是斷斷續(xù)續(xù)、一再蹉跎。當然，這樣說并不否定這樣一個事實：在近現(xiàn)代歷史上，中國確曾制定過各種版本的憲法——如1908年清朝的《欽定憲法大綱》，1912年辛亥革命后的《臨時約法》，1936年民國的《五五憲草》和1946年的《中華民國憲法》，以及1954、1982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等。盡管我們不乏憲法，但從法學和政治學的基本理論上來說，并不是有了成文的憲法，一個國家得憲政建設就大功畢成了。相反，目前在國內外法學界和其它社會科學界有一個為較多學者所贊同的共識，那就是，到目前為止，我們仍然處于一種有憲法而無憲政的基本社會格局之中。

　　為什么許多學者會得出當這樣一種判斷？只有把這一問題置放到近現(xiàn)代的憲政運動史的長河中來審視，且只有處在中國文化傳統(tǒng)、當今中國社會的獨特格局以及現(xiàn)代漢語語言的語境中，才能對此有所統(tǒng)悟。

　　首先，從中國近現(xiàn)代憲政運動的源流來看，現(xiàn)代漢語中的“憲法”和“憲政”，均是從均質歐洲語（Standard Average European）中的“constitution”一詞轉譯而來的。蕭功秦教授曾認為，“憲政（constitution）一詞在西方的原意，是對政府權力范圍的限制，但是這個譯語到了中國，則演變?yōu)閷崿F(xiàn)‘君民共主，上下相通’的工具”。由于“憲法”和“憲政”均是從英語中的“constitution”一詞翻譯而來的，要把“有憲法而無憲政”這一理念直接翻譯回到英語中，那些不了解中國社會運作實情的外國學者，就可能不知所云。因此，要把“有憲法無憲政”這一判斷翻譯得讓那些老外明白，我們也似乎只能淺白地把它翻譯為“We do have the Constitution but there is not much constitutional democracy”了。

　　當然，英文的“constitution”，并非沒有中文的“憲政”之含意。譬如，盡管在英國有1215年的“大憲章”（Magna Charta）和1689年的《權利法案》等憲法性的法律文件，但英國并沒有成文的憲法文本。然而，這并不影響自13世紀初開始到1835－1838年間的憲章運動（Chartist Movement）的數(shù)百年的時間里，英國基本上漸進性地形成了較完備的現(xiàn)代憲政制度�；谶@一事實，竊以為，像英國學者Walter Bagehot于1867年出版的政治學經(jīng)典著作The English Constitution，其確當?shù)闹形姆g應該是《英國憲政》，而不應該被翻譯為《英國憲法》。

　　如果能從中英文相關詞語的語意上辨析開了憲法與憲政的差別，我們也就能大致理解為什么一些學者堅持認為中國有憲法而無憲政這一點了。所謂憲法，是指界定一個國家基本制度架構和安排的法律文本；
而漢語語境中的憲政，則是指建立在“活的”憲法（馮象語）基礎上的民主政治，即布坎南所言的“constitutional democracy”。憲政的較深一層的含蘊是指政府機構的運作和行政行為，是以憲法所界定的權力為界限的。換句話說，憲政是指一個政府的存在和運作是合憲的，因而其權力是有限的，是被民意所限制的。美國著名政論家潘恩（Thomas Paine, 1737－1809）對憲政曾有一句名言：“憲政不是政府的行為，而是人民建構政府的行為；
無憲法的政府，只是無權利的權力”。潘恩還指出：“憲法是先于政府的事物，政府只是憲法的造物”；
憲法“之于自由，正如語法之于語言”。據(jù)此來判斷，憲政的根本點在于，在政府權力之上，有一套更高的法律即憲法對政府權力及其行政范圍進行規(guī)約。因此，可以認為，只有在法治和民主約束之下的有限政府，才構成為憲政。否則，如果政府和任何政D處在憲法之上，憲法本身就會成為一D一派根據(jù)自身利益而隨意改動的工具，政治家們也隨之會把憲法當作貫徹自己意志的手中玩物。在此情況下，即使有憲法，也不會真正有憲政。

　　理解了憲政的實質，我們就會明白，一個社會的憲政與法治，并不是兩個分立的社會機制和社會過程，而是互為條件，互為因果，互相依存，且共同構成了一枚硬幣的兩面。沒有建立在活的憲法基礎之上的憲政民主，政府官員的行政自由裁量權就會無限膨脹，政府官員的行為和決策就不能被限制在人民群眾的有效監(jiān)督和制衡之下，政府公務員的行為也就很難受到法律制度和規(guī)范的約束，他們甚至會反過來把法律規(guī)則和司法程序掌控在自己手中，因而他們就會實際上高于法律，或者說外在于法律規(guī)則的約束范圍之外。在這種情況下，即使立法機關制定再多地法律法規(guī)，法律也不會有自身的權威。從這種意義上來講，沒有憲政，也就不會有真正的法治。無憲政下的法律，將會如清末法律改革家沈家本說的那樣：“有法而不循法，法雖善，與無法等”。反過來看，如果一個社會還沒有達致真正的法治狀態(tài)，也不可能有憲政。因為，在缺乏實際法治和民主的社會中，即使有憲法，實際情形也會如馮象在“它沒憲法”一文中所言的那樣：“在真實、常態(tài)的政法實踐中，《憲法》卻遠非‘活’著的國家權力制度的基本文本”。

　　若無憲政，憲政經(jīng)濟學研究的意義又何在？這是一個首先會遇到且無法回避的問題。在一個有憲法而無憲政——或者精確地說，在一個憲政和法治建設才剛剛起步——的社會格局中，若像布坎南那樣從社會選擇的可能性、公正性以及決策成本的高低來計算一致同意的邏輯基礎，就會顯得有些超前，甚至可以說有點“奢侈”。這恰如在改革開放前的“計劃經(jīng)濟”時代里引進反映市場運作原理的微觀和宏觀經(jīng)濟學的情形一樣。道理說來簡單：在一種事物還沒有出現(xiàn)之前，就試圖從現(xiàn)代經(jīng)濟學的成本收益計算和最優(yōu)化分析套路來評估其內在結構、優(yōu)長、弊端和運行成本，那豈不是像在還不知道木星上是否存在空氣和水之前，就想用物理、化學甚至環(huán)境科學的基本原理來估量木星上環(huán)境污染的代價及其治理成本一樣？

　　當然，這樣說決非意在否定在當今中國建構憲政經(jīng)濟學的必要性、可能性和迫切性。恰恰相反，在市場經(jīng)濟初成的當下中國，我們亟需憲政的經(jīng)濟分析。然而，我們當下所需要的，可能還不是像布坎南那樣的基于社會選擇理論和交易費用范式對“一致同意”和“決策成本”的邏輯計算，而仍然亟需哈耶克（F. A. von Hayek）式的對憲政的構成、必要、必然及其價值意義理論探究，尤其需要對憲政與市場經(jīng)濟實際運作的關系及其對一個國家長期經(jīng)濟增長與社會繁榮的影響和內在關聯(lián)的理論的、歷史的、邏輯的、實證的、甚至計量的經(jīng)濟分析。

　　在后一個研究“向量”上，張千帆教授和王小衛(wèi)博士的專著已經(jīng)開了一個頭。作為一個教研制度經(jīng)濟學并密切關注著憲政問題的學人，筆者熱切的期盼著在這方面更多的有研究成果出現(xiàn)。

　　是為序。

　　韋森于2006-2-8謹識于復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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