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一良先生是我素所敬仰的前輩史學家。七十年代的中期，已經讀了他和吳于廑先生主編的《世界通史》。1980年京都大學的島田虔次先生在北京講演，我往趨聽講，當時周先生在主席臺上陪坐，間或指出翻譯的差錯，使在座者莫不羨服。后來我在哈佛，楊聯升先生又跟我說起過他與周先生四十年代在哈佛讀書教書的一些趣事，故爾后對于周先生，更是懷了一種親切的敬意，只是我的專業(yè)不是史學，也就沒有什么機會向周先生請益；
有時想去拜望他，連帶著索書什么的，卻因他年高有病，終難下決心去打擾他。就是因為難下決心去打擾他，所以當友人送給我這本心求多日的《畢竟是書生》時，心情的快慰，可想而知。

　　這一本《畢竟是書生》集周先生文章共九篇，其中有幾篇我曾讀過，特別是其中《紀念楊聯升教授》一文，中有一段，說某年周先生與楊先生在分別二十多年后在北京飯店晤面，在飯店門口告別時，楊先生突然說：“咱們行個洋禮兒！”兩人緊緊擁抱。多年前我讀到此處時，便產生了一種莫名的激動，而且常�；叵氩灰�。這是他們深厚的友誼、淳正的人格對我發(fā)生的感動。這本《畢竟是書生》的九篇文章中，不論從篇幅上、從內容上，以首篇自傳《畢竟是書生》為最重要，所以僅就這一點來說，以這一篇的篇名作為書名，也是很自然的。然而，“畢竟是書生”不僅是自傳的篇名，也是另外幾篇回憶文章的主題，而這五個字之用，在周先生來說，決非泛泛文學之詞。他曾以這五個字刻了一方圖章，并說“‘畢竟是書生’五個字深深觸動了我”，“實際上也可用以概括我的一生”。明乎此，才能理解這五個字的意義對于周先生確非尋常。

　　我細細讀完這本周先生的自傳，慨然良久。周先生的文筆，“端雅整飭，收放有致”，令人佩服是不用說的了。他戲稱此大半生為“這一趟”尚未到達終點的車。我合卷以思，觀想其旅程之曲折變化，不由得生出許多的感嘆。周先生的家世是所謂世家大族，而尤有意味的是，其曾祖以下，至其尊人，乃呈現出晚清封建大吏舊家到近代民族資產階級家族的演變，而他自己，又是20世紀中期以來中國文化教育界波瀾起伏的一個見證，這周家本身便是研究20世紀中國歷史的一個難得的個案。周先生1944年在哈佛以《中國的密教》博士論文取得學位，而后在哈佛受聘講授日文兩年。在哈佛七年間，周先生不僅日、英文已達精熟，梵文閱讀也達到“享受從容研討的樂趣”，通過了法語、德語的考試，選修了拉丁文和希臘文，七年中共學了七門語言。正如普林斯頓大學的余英時教授所說，“周先生當年是大家公認的傳陳寅恪先生之學的后起健者”，以周先生的國學根柢，魏晉南北朝史研究的成績、他所受的史學訓練、和他在哈佛所學的多種語言，在抗戰(zhàn)后的當時，恐怕也只有周先生才當得起“公認可以傳陳寅恪之學”的學人。周先生從36年到46年的努力，也是以此為目標而求其實現的。所以1946年，當他懷著“漫卷詩書喜欲狂”的心情，偕妻挈子剛剛返國，傅斯年就約周先生到史語所任歷史組組長，并寫信給胡適，說“周一良恐怕要給他教授，給教授也值得”。為了追隨陳寅恪，周先生還是應聘任了清華大學的教授。在清華所作的研究，主要地仍是寫了關于魏晉南北朝和翻譯佛典方面的論文。由此來看周先生的發(fā)展方向，毫無疑問，如果沒有環(huán)境的大變化，相比于已經失明的陳寅恪來說，這位“公認可傳陳寅恪之學”的書生史家，其大展鴻圖的發(fā)展前景，已經是指日可待的了。然而，應了那句老話：“形勢比人強”。雖然以周先生的心志才力、史學訓練、語言能力和已有成績，步陳寅恪的后塵，甚至作出超邁陳寅老的研究成績，是可以期望的；
可誰又料得到后來三十年中的大折騰、大變化給這位本來學術前景無限光明的學者帶來的影響！遭受那“許多污辱與坎坷”就且不說，只“浪費那么多有用的光陰”這一條，留給我們作旁觀者的，又豈止感嘆！晚近十余年來，北大的幾位前輩都有自傳類的著述出版，引起學界和社會的頗大興趣。因為北大是“文化革命”的重災區(qū)，故這些自傳中提及的文革事跡，往往引人注目。這本屬自然，不值得驚怪。但論著的反應中也有個別現象，在我看來不僅十分費解，而且頗覺不能通情達理，故每每有憾于心。我指的是，有些論者對這些老先生經受的坎坷痛苦毫無同情，卻根據不實的道聽途說橫加質疑與苛責，這在我看來即使不是不負責任，也至少是缺乏同情了解的�！拔幕�革命”中北大有些老先生如馮友蘭先生、周一良先生等，在飽受迫害折磨之后，緊跟毛主席的戰(zhàn)略部署，參加批林批孔，又曾由上級黨委決定，參加清華北大兩校大批判組，作歷史典故方面的顧問。站在今天來看，此事說開，亦屬平常，但在四人幫被打倒以后很受到一些論者的不諒解，這些不諒解一方面是出于反對四人幫的激情和正義感，另一方面又是起于對具體事實的不了解，而盲目聽信流行的謠傳。周一良先生曾說：“事情放在較長一段流光中來考察，就能較為超然，就能較為公正，就能實事求是，就能通情達理得多。”

　　可是時過境遷，二十多年過去，周一良先生自傳《畢竟是書生》出版后，我看了一些評論文字，覺得周先生所期望的四個“就能”并不是那么容易“就能”的。我在為馮友蘭先生所作的小傳中曾寫了一段：“60年代后期，先生已年逾古稀，卻遭批判、抄家、勞動乃至隔離之厄，痛苦難堪，后以最高指示得以稍緩，時書籍悉為封存，報紙有口號而無消息，激進思潮裹挾一切，群眾運動風起云涌。尤可嘆者，領袖崇拜靡蓋社會，世人鮮不醉于其中；
影響所及，先生亦不能免，故曾隨順大眾，參加批林批孔運動。外間對此不明而竟有疑之者，全不知其中情勢皆需身置此特殊時代特殊環(huán)境始可了解，豈可以常情而臆議之�！边@幾句的意思，我以為也適用于周先生和其他老先生。需知，馮先生、周先生當時之參加大批判組，并不是先知其不對而參加之，而是信其正確而參加之。我們論及那時的事跡，決不能脫離當時絕大多數人共享的“覺悟”水平�；叵肴�十年前，“毛主席的指示”“組織上的決定”，這些字在人們心中的分量，哪是今天三四十歲以下的青年所能想象。批林批孔是毛主席發(fā)動的，以當時絕大多數人的思想來說，只有緊跟的心情，哪有懷疑的余地，在北京高校這樣正統(tǒng)的地方尤其是如此。那個時代的人，即使有想不通之處，也多認為是自己未能理解主席的高瞻、中央的遠矚，或主流枝節(jié)不同，而盡量使自己努力理解而已。更何況這些世事少知、書生氣十足的老教授呢。1979年春，周揚在小說座談會上見到宗璞，關心地問起馮友蘭先生的情況，宗璞說起馮先生因兩校大批判組事而被審查的事，周揚立即說：“在那種情況下，他怎么看得清�！敝�人論事，貴能通情達理，周揚的話，我看是最能“通情達理”的。試想，這些老教授遠離上層內幕，對社會對政治的了解與我們普通人并無兩樣，他們能了解什么，看清什么？而他們受到如許的侮辱和折磨，浪費了他們最富創(chuàng)造力的學術生命期，以至造成對其個人和中國學術的不可彌補的損失，這倒不見有人為之不平和痛惜，卻有人就其當年服從組織決定和需要所作的歷史典故的事，屢加責疑，這豈止是不通情達理？我看到周先生書中所寫的：“我充分理解起初人們對梁效的同仇敵愾、義憤填膺，又感謝后來這種通情達理、公平正直的溫暖”，頗生慨嘆。周先生的話當然是發(fā)自內心，也是他的書生本色；
但這原是組織決定，服從需要，本不是他的責任，他也為此受了兩年嚴厲的審查，而今他還要對別人對他的傷害去表示“充分理解”和“欽敬”，這種委屈，怎么就沒有人加以充分的理解呢？想想這幾十年運動所帶給這些老先生學術生命的浪費和傷害，我實在難于理解，何以今天還會有人有心情去責難、傷害這些受害的老先生呢？跟著時下的某種風氣隨意指摘過去的人事，是最輕易不過的，也最易流為標榜。而要正確理解歷史和歷史境況中的人，還是那句老話：必須在當時當地的具體情況下具體分析。庶幾才能作到知人論事，通情達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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