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中國文化書院的慣例，我們的導(dǎo)師八十歲、八十五歲、八十八歲（即米壽）和九十歲以上時，總要為他們開一個盛大的祝壽會。今年正好是周一良先生的"米壽"，中國文化書院于九月十六日在友誼賓館的聚福園舉辦周先生的祝壽宴。周先生患帕金森氏病已多年，不大能起床，我們原估計他不一定能來參加宴會，先期給他送去了蛋糕和鮮花，表示我們大家對他的衷心祝賀。想不到那天周先生竟坐在輪椅上，由他的女兒和女婿陪同，艱難地前來了，足見他對相處十?dāng)?shù)年的書院老友的眷念和對書院的情誼之深。

　　周先生的不期而至，使我們的宴會廳頓時歡騰起來�？上麆倓偘窝�，什么也不能吃，我們特別讓廚師為他做了一些稀飯，由他女兒一口一口喂他。書院各位導(dǎo)師和來賓都前來向周先生祝壽，愿他早日康復(fù)。宴會長達(dá)兩小時，周先生一直等到宴會結(jié)束才離去。

　　九月十八日，我離開北京前往美國斯坦福大學(xué)，本想臨行前再去看看周先生，但諸事叢集，終于未能成行。十月二十三日，突然接到范達(dá)人同志從洛杉磯打來的電話，說一良先生已于當(dāng)日凌晨與世長辭。第二天，又接到我女兒從新澤西來電，告訴我周先生病逝。這對我來說確實十分意外。記得今年七月我去看周先生時，他還坐在椅子上，一邊從電視中看清華校慶盛況，一邊吃著炸土豆片，并讓我也吃。看來他精神很不錯，還神采奕奕地談起他的寫作計劃。現(xiàn)在，周先生離開了我們，想起來，我沒有在臨行前去看他，已成為我一生中難于彌補(bǔ)的一大憾事。

　　我和周先生的交往并不太多。作為中國文化書院的院長，我往往在每年春節(jié)前后會去看看他，只能說是一種禮節(jié)性的拜訪。但有時也會去向他請教一些學(xué)術(shù)上的問題，他總是細(xì)心地加以指導(dǎo)或者讓我去查看什么書。我雖然沒有上過周先生的課，但他的著作我是用心讀的。他對我所提的問題的指導(dǎo)，我也一向十分重視。因此，就這個意義上說，周先生可以說是我的老師。

　　在我和周先生的交往中，有幾件事對我的影響非常大。第一件事是他寫了那本自傳性的《畢竟是書生》。這本書他先給我看了初稿，征求我的意見。我曾提到"梁效"那一部分也許會引起不同的議論，他說："我也只能這樣寫了。事實上，我沒有什么要求于江青，而是江青有求于我呀！"他又說: "這段歷史是我們這樣的書生搞不清的。"后來，《畢竟是書生》出版，雖然有一些好評，但也有一些惡評，他都泰然處之。有一次，又談到這本書，他說："有些話是我沒有說出的"，我問他是什么話，他說："這本書題為"畢竟是書生"沒有說全，似乎應(yīng)題為"畢竟是書生，書生上了毛主席的當(dāng)"，我們自責(zé)是應(yīng)該的，但歷史還是歷史。"到底周先生是一位杰出的歷史學(xué)家。

　　第二件事是在一良夫人去世之后，我去看他，表示慰問。周先生對我說，他已和鄧懿一起生活了幾十年，相依為命，現(xiàn)在鄧懿先走了，形單影只，心靈的寂寞只好是"如人飲水，冷暖自知"了！我聽了，心里也十分慘然。他還告訴我，他正在寫他和鄧懿一起生活的回憶錄。他又說: "這幾十年我們能這樣地相互支持和了解也是人生中的一大欣慰了"。再一次我去時，他告訴我那本回憶錄已經(jīng)完成，但要再加加工，因此也沒有給我看。后來，為要出季羨林先生九十華誕論文集，我請他為論文集寫個序，在序中他又一次提到幾十年來他和鄧懿生活在一起是他一生最大的幸運(yùn)。周先生無疑是一位難得的、有真情的老學(xué)者，在這方面亦可成為后人的楷模罷。在那痛苦的二十世紀(jì)后半葉的非常時期，得一始終相互理解而相愛的生活伴侶，在人生道路上，也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呵。

　　第三件事是我寫了一篇題為《"和而不同"的價值資源》的文章，曾在慶祝北京大學(xué)一百周年校慶的學(xué)術(shù)討論會上宣讀。該文是要說明不同文化之間的交流是文化發(fā)展的動力。文章除引用了《左傳》中晏嬰對齊侯的一段話和《國語·鄭語》史伯答桓公的一段話外，還引用了孔子說的"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周先生看了這篇文章后對我說："你的那篇文章立意很好，引用《左傳》、《國語》兩段很切題。但孔子的話是否解釋得合乎原意，可以再研究，我看多作一點說明更好"。后來我查了各種對孔子"和而不同"的解釋，覺得周先生提得很有道理，我應(yīng)該多作點說明，并且強(qiáng)調(diào)這是借用而作的一種新解。就此，我深深體會到周先生做學(xué)問之嚴(yán)謹(jǐn)，是我應(yīng)該好好學(xué)習(xí)的。

　　說到周一良先生的學(xué)問，無論他的同輩或我們這些晚輩都是十分佩服的。讀他的書文，甚至札記，都會感到他學(xué)問的淵博和嚴(yán)謹(jǐn)。他關(guān)于魏晉南北朝的研究幾乎可以說每一論斷都可成為定論或給人們指出了可以繼續(xù)研究的方面。我讀他的第一篇文章《能仁與仁祠》就被他的精細(xì)考證與合理說明所折服，再讀他的《讀十一史札記》，條條都有啟發(fā)。無怪乎學(xué)界都認(rèn)為一良先生是研究魏晉南北朝歷史的大師，寅恪先生的最有成就的后繼者。

　　周一良先生的去世是中國學(xué)術(shù)界的一大損失，中國文化書院又失去了一位極可尊敬的導(dǎo)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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