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前，讀過山東大學陳炎先生寫的一本《反理性思潮的反思》（山東大學出版社1993年）。這本不算太厚的著作剖析了叔本華、尼采、弗洛伊德、柏格森、海德格爾、薩特等人的思想。這些大名鼎鼎的近現(xiàn)代人物之所以被陳炎先生歸為一類，是因為他們都有一個共同的傾向：反理性。

　　為什么要反理性？在17、18世紀的啟蒙思想家那里，比如在笛卡爾、霍布斯、洛克、萊布尼茲、孟德斯鳩、康德等人的眼中，理性幾乎被奉為“大寫的真理”。為什么才過一二百年，一股強大的反理性思潮就洶涌而出，并且形成了與理性思潮相互競爭的態(tài)勢？理性與反理性，到底孰優(yōu)孰劣、孰是孰非？到底哪一種思潮更能解釋這個世界，并進而改造這個世界？

　　在法律思想史上，我們總是被告知，法律的本質是理性，不僅自然法的本質是理性，實在法也是人類理性的結晶。在法律實踐領域，我們確實也能夠真切地體會到法律的理性特征：立法者總是在反復權衡各種利益的基礎上寫成法律條文；
司法者總是在認真考慮法律規(guī)范與法律事實的前提下形成經得起二審甚至再審的判決意見；
律師們的理性精神更不可能受到質疑，因為他們總是要理性地動用所有的技術與資源，竭盡全力地追求一個對于他所代理的當事人、對于他自己最為有利的訴訟結果。在人們的印象中，包括立法者、法官、檢察官、律師甚至法學學者在內的法律共同體，都是一群典型的理性人，一般不會采取非理性的方式思考或行為。

　　然而，法律共同體也許是理性的，并不意味著其他法律主體都是理性的。比如，有的訴訟當事人，愿意花費巨大的人力、財力、時間、心理折磨等多方面的代價，僅僅就是為了五毛錢或一塊錢的民事賠償。從經濟效率上看，這樣的官司，即使打贏了，也是得不償失。還有一些當事人，為了他們已經認定的某個目標，經年累月地投身于某個官司，堅持了十多年、數十年的也不乏其人。在理性的旁觀者看來，他們的這種選擇令人同情、令人感慨，有時還令人欽佩，甚至還被輿論家們贊賞地評價為“權利意識的覺醒”。然而，就一般人看來，某些“五毛錢官司”，某些“傾家蕩產也要打下去”的官司，卻很難說是一種理性的行為選舉。

　　某些當事人為什么會選擇這種“不理性”甚至“反理性”的行為？如果你向他們詢問，他們會告訴你，只是因為“咽不下這口氣”，只是為了“爭一口氣”，等等。然而，他們要“爭”的這“一口氣”到底是什么？旁觀者雖然可以理解、可以體會，但它畢竟還是一個看不見也摸不著的“東西”。當事人為了這樣“一口”神秘的“氣”，即使付出一切身家性命也再所不惜。站在理性的角度上看，這似乎是一種荒謬的行為。但是，這種反理性的行為本身，恰恰滿足了人們“爭一口氣”的強烈愿望。

　　法律本身是理性的，法律能夠滿足人們對于理性的需要。然而，當人們試圖通過法律的方式來滿足“爭一口氣”的需要的時候，這就意味著，人們是在通過一種理性的方式來滿足一種反理性的需要。這種需要，可以理解為人類對于激情或情感的需要，但從本質上看，其實就是人類對于藝術的需要。

　　與法律的理性特征相反，大部分藝術的主題都是反理性的。畢加索的繪畫，怪誕而離奇，距離正常的人類理性是遙遠的；
在莎士比亞的《哈姆雷特》中，活人與鬼魂可以相互交流，實在難稱理性；
古典小說《西游記》講述的“猴子奇遇”，更是荒誕不經；
書法大師們創(chuàng)作的“狂草”，難以辨識，甚至不能充當普通公眾之間相互交流的媒介；
巴別爾筆下的騎兵軍，英勇得近乎殘忍，完全失去了對于生命的敬重，但卻受到了廣泛的歡迎，并引起了“讀書界”的高度關注；
宗教教義中的上帝或天堂，虛無飄渺，人們卻趨之若鶩，很多信徒甚至深信不疑；
就連理性哲學本身也只是少數人的游戲，與大多數人的日常灑掃幾乎毫無關聯(lián)，在蕓蕓從生看來，這些研究理性或反理性的哲學家，本身就是一些荒謬而可笑的怪異之人……。

　　藝術創(chuàng)作與藝術探索的過程無疑是理性的，但藝術所表達的人類情感，常常都是反理性的。

　　在日常生活中，人們不僅需要理性的法律，還需要各種反理性的宗教信仰、志怪傳奇、神話故事、狂歡活動。在我們身邊，反理性的暴力、吸毒、強奸、嫖娼等等之類的人類行為總是禁而不絕，其根源就在于，人類對于反理性永遠都保留著一種強烈的渴望。

　　雖然反理性與理性都能夠分別滿足人類的不同需要，但是，反理性與理性之間又存在著本質上的沖突。因此，人類的理性既要容忍一定限度內的反理性，要承認某些反理性的行為，但同時，又必須對另一些反理性的行為進行限制甚至禁止。不過，對于反理性的行為，人類的理性無論是予以承認還是進行限制，都離不開法律這種基本的方式。

　　法律嚴厲禁止的反理性行為主要是殺人、強奸等等之類的所謂違法犯罪行為，因為這些行為對人類的理性秩序構成了明顯而嚴重的威脅。站在強奸者的立場上，雖然強奸之類的犯罪行為也確實滿足了他們的某種反理性的需要，但是，由于這種行為對于人類社會的理性秩序已經構成了直接的損害，因而受到了理性法律的堅決反擊。但是，另一些反理性的行為，比如藝術家們的臆想與構虛、普通公眾的酗酒與狂歡等等，雖然同樣滿足了人類對于反理性的需要，但由于這些行為對于人類社會的理性秩序所構成的傷害是微弱的、間接的，因而得到了法律與理性的承認。不過，法律在承認這一類反理性行為的過程中，也經常處于猶豫不決的態(tài)度。比如，在春節(jié)期間，人們都喜歡燃放煙花爆竹，這樣的傳統(tǒng)活動表達了人們的某種激情，寄托了人們的某種希望，滿足了人們對于某些欲望、某種情感的需要，但從另一個方面來看，這樣的行為在客觀上又會損害人身安全、公共安全和公共秩序。正是因為燃放煙花爆竹行為的這種兩面性，理性的法律要不要嚴禁這種“不夠理性”的行為，至今尚處于爭論之中。這樣的現(xiàn)象實際上意味著，哪些反理性的行為應當受到法律的限制，還有待于長期的權衡與反復的考慮。因為，法律要限制甚至禁止的反理性行為，同樣可以滿足某些人類群體的內在需要。因此，如果法律以理性的名義粗暴地禁止了所有的反理性行為，那么，這種禁止態(tài)度的本身很可能也是遠離理性的，它可能導致的結果就是：絕對地“存天理”（保存理性），絕對地“滅人欲”（杜絕反理性的“人欲”）。在這種情況下，人不再是目的，而是異化成為了保證“天理”的工具——對于此種現(xiàn)象，《莊子》一書曾經給予了入木三分的鞭笞和諷刺。

　　如果理性的行為是法律認可的行為，那么，反理性的行為則可以分為兩類：法律不認可的違法行為與法律認可的藝術行為。在人們的思想定式中，違法行為與藝術行為“風馬牛不相及”，但是，在反理性這一點上，兩者又是相通的，只不過，前者是法律禁止的反理性行為，后者是法律允許的反理性行為。如果說，法律懲罰違法行為，可以體現(xiàn)理性對于某些反理性行為的堅決抵制立場，那么，法律保護藝術行為，則表達了理性對于反理性的無可奈何的妥協(xié)態(tài)度。正是在這種妥協(xié)的態(tài)度中，我們可以體會到法律與藝術之間的對峙。這種對峙，就像法律與違法之間的對立一樣，本質上就是理性與反理性之間的對立。不是嗎？如果我們把法律的理性精神形象地描繪成整齊劃一、說一不二、方正穩(wěn)重、循規(guī)蹈矩，那么，藝術的反理性精神則恰好相反，它對應的圖景是多姿多彩、汪洋恣意、打破陳規(guī)、不拘形跡。換言之，如果說理性的法律具有保守的品格，那么反理性的藝術則以新鮮為追求；
如果法律表征的是秩序，那么藝術則是自由的象征——正如高爾泰先生的名言，“美是自由的象征”。

　　記得念小學的時候，教室的黑板上方總是寫著一句偉人的教導：“嚴肅活潑”。這句話恰好可以分開來解釋：理性的法律是“嚴肅”的，反理性的藝術是“活潑”的；
“嚴肅”與“活潑”代表了人的兩重需要。

　　的確，人類的需要永遠是雙重的，他們需要這個世界井井有條，嚴謹有序。以此為基礎，可以建立起一個基本的社會秩序和穩(wěn)定的生活預期，為了實現(xiàn)這個愿望，人類離不開理性的法律與法律的理性。但是，人類也有一種強烈的渴望去突破常規(guī)、打破秩序、獲得刺激、體驗新奇，這種埋藏在人們內心深處的渴望，既使他們做出各種各樣的違法犯罪行為，也使他們投入到各種各樣的藝術活動中去。一言以蔽之，不僅違法行為處在法律的對立面，藝術創(chuàng)造也處在法律的對立面。就像一條流淌的河流，此岸是法律所代表的理性，彼岸則是違法和藝術所代表的反理性。

　　法律以理性的方式，滿足了人們對于秩序或穩(wěn)定的需要；
藝術則以反理性的方式，滿足了人們對于自由或新奇的需要。

　　馬克思早年勤于研習法律學。在學生時代給他父親的信中，馬克思還在雄心勃勃地建構一個法學體系。但是沒過幾年，這位天才人物就把興趣轉向了哲學、歷史學、社會學、經濟學等領域。終其一身，馬克思雖然著述宏富，但并沒有給世人留下一本純粹的法律學著作。從法律學開始起步的馬克思，最終還是走向了一個比法律更加廣泛的世界。馬克思思想志趣的這種轉向，同樣也發(fā)生在很多偉大人物的人生軌跡中。這種現(xiàn)象，正好可以從另一個維度詮釋本文的主題：人類生活離不開理性法律的約束和規(guī)范，但法律的理性并不能滿足人類對于自由自在地行動、無拘無束地探索的內在沖動。這種沖動，既是藝術精神的起源，也是一切創(chuàng)造活動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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