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80年代以來的文化熱中，學界普遍接受了這么一個解釋中國近代史進程的理論框架，即傳統(tǒng)社會在外力沖擊下向現(xiàn)代社會變遷，對應于文化由表及里的器物、制度、價值三層面，洋務運動、戊戌變法和五四運動構成該變遷的三大階段。這種描述最早出自晚清的曾廉：“變夷之議，始于言技，繼之以言政，益之以言教。”后來，殷海光、金耀基、龐樸等當代學人先后在臺灣、香港和大陸三地對此加以闡釋。當然，與曾氏所擔憂的“變于夷”不同，殷、金、龐諸氏均旨在論證，西化乃是出自文化科學本身之內在邏輯。于是，整個近代史就被整合成一個認識越來越深刻、行動越來越正確的現(xiàn)代化過程，潛臺詞則是，當今文化討論的任務仍然是“打倒孔家店”，擁抱“藍色文明”。?

　　盡管立論者的動機應予充分肯定，但不能不指出這種邏輯在理論上是難以成立的，在現(xiàn)實中也會帶來一些消極影響。?

　　首先，這個理論框架所隱含的文化結構說前提不能成立。誠然，文化在外部描述中呈現(xiàn)為物質文化、制度文化與精神文化三個塊板。但三者并非由表及里的同心圓，更不是鐵板一塊，它們只是經(jīng)由人這個文化主體才獲得其統(tǒng)一性或結構關系。物質文化對應于人的物質生活需要；
制度文化對應于人的社會分工與合作的需要；
精神文化對應于人追求理想渴望永恒的需要。因此，三者間并不直接決定，彼此間的互相影響，均需通過人這個中介環(huán)節(jié)才能展開完成。從經(jīng)濟決定論到價值決定論，均因忽略了活生生的人之“軸心”地位，而把復雜的社會存在和歷史運作過分簡單化了。尤其制度一維，某種程度上乃是一種由社會強勢集團支配的對現(xiàn)實利益關系的劃分，又怎么能夠籠統(tǒng)地以（傳統(tǒng)）文化目之并寄望于通過文化的批判或建設即可予以改變或改造呢??

　　其次，對于個體來說，文化塑造其個體人格，對于民族來說，文化反映該民族之氣質，但我們卻不能據(jù)此推出文化宿命主義，得出“借思想文化以解決問題”的結論。佛經(jīng)是佛陀所說之法，先于眾沙門而存在，但作為凈飯王太子的喬答摩•悉達多對于所謂佛法而言顯然又是邏輯在先。道者生于心，法者因于事，器者應于物。如果道、法、器可以對應于前述文化諸要素，那么這應該是作為特定文化主體(如民族、人類)與諸文化符號之間的真實關系。正因每一文化首先只能是“為人的存在”，它就必然內在地包含著自我更新的可能，構成該文化面向未來的生長點。在我看來，關鍵在于受此文化熏染浸潤之人能否挺身而出，承擔起自己的責任和義務，法圣人之所以為法，回應挑戰(zhàn)，繼往開來，而不是從知識的完備性預設出發(fā)對古人求全責備，把現(xiàn)實的困境誤解成傳統(tǒng)的危機。文化的發(fā)展從來就有如接力賽，每一代都須盡其所能跑出自己的最大速度，一代一代的成績就構成一個民族整體的文化景觀。前述以變教為尋求富強之前提的觀點，則正犯了錢穆先生所謂“指生原為病原”的錯誤。?

　　此外，即使該理論框架邏輯上能夠成立，也與歷史事實不盡相符。因為戊戌維新本身并未獲得成功，康、梁他們做出的制度安排并未通過實踐驗證出其效果究竟如何，能否富國強兵或現(xiàn)代化。因此，按照該理論框架，接下來的應該是新一輪制度變革的努力與嘗試，否則，變教的五四運動倉促登場顯然就有點師出無名了�！�—戊戌變法與五四運動之間有一辛亥革命，但總不至于有人把五四運動作為辛亥革命的接班人或后續(xù)手段來加以定位吧?相反，辛亥革命不在其解釋場域之內正是該理論框架存在內在缺陷的明顯標志。?

　　應該說，這個理論框架從曾廉的《與友人書》中脫胎而出，依次席卷臺、港地區(qū)及中國大陸并非偶然。它孕育于知識分子對政治不滿而又無能為力的五四時期，既是由此而來的文化激進主義的產(chǎn)物，又為這種文化激進主義提供了知識上的合法性支持，強化了這種心理定勢。

　　文化熱的思維特征是以文化為綱，不論什么問題，似乎不“上升”到文化層面即不可謂之深刻。實際上離開對人與人的諸種關系的探討，將特定社會結構變遷的問題化約轉換成觀念文化變遷的問題，只會導致對問題之真實性的遮蔽，可能永遠也找不到問題的癥結。當然，茲事體大，這里無法展開，而只能簡單指出該解釋框架導致的某種影響，最直接的一點就是對洋務運動、戊戌變法的整體評價過低，對它們的指導思想與具體措施沒有足夠估價。實際上張之洞、康有為均屬于代表民族文化生命力的“圣之時者”，正是他們，將民族的危機化作了一次重構傳統(tǒng)的機會。半個世紀以來，解釋近代史的理論框架均以科學性相標榜，實際近代史的主題與數(shù)千年來的主題與每一代人的生活主題并無根本的不同，首先應該從存在的人文性角度來把握。即每一代人總是從歷史給定的情境中，從有限的生命存在中，調動自己全部的心智力量，使自己所屬的生命共同體戰(zhàn)勝挑戰(zhàn)，蓬勃生長。和諧，公正，和效率則顯然是以此為出發(fā)點和終極目標的文化所必然追求的。站在某種特別設定的終極立場，給歷史人物的生平與志業(yè)評分排座次，不僅在理智上顯得狂妄，情感上也有些輕佻，因為古圣先賢之名作為文化符號既是一個歷史事件，更是一份精神遺產(chǎn)。捫心自問，我們之于時代，是否也有所作為有所貢獻因而足以傲視古今？?

　　陳寅恪先生認為文化的發(fā)展須一方面接納外來之學說，一方面不忘本民族之地位。而該文化之主體以“日新，又日新，日日新”的精神，立足現(xiàn)實，沉潛以對，則不僅是成功實施這一發(fā)展戰(zhàn)略的前提，我想，也應是陳氏所歸依的張南皮曾湘鄉(xiāng)中體西用說之真諦。?

相關熱詞搜索：反思 觀念 陳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