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思想中有一個值得注意的國家主義的階段，他的這一段思想歷程，決定了他后來對維新與立憲的思考，對改良與革命的態(tài)度，對國體和政體的選擇，乃至對孫中山和袁世凱的看法與分合關(guān)系。作為在中國思想界有巨大影響的人物，他的這一選擇甚至也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中國近現(xiàn)代思想界的探索趨向。

　　一

　　梁啟超的這個思想變化過程產(chǎn)生在他流亡日本的這段時間里。這個變化首先來自于他在日本所接觸的現(xiàn)實對他的刺激。他曾在自己的文章里記載了令他感觸很深的一次所見：

　　“冬臘之間，日本兵營士卒，休息瓜代之時，余偶信步游上野，滿街之紅白標幟相接，有題曰歡迎某師團步兵某君，某隊騎兵某君者，……其本人服兵服，昂然行于道，標則先后之，親友宗族從者率數(shù)十人。其為榮耀則雖我中國入學中舉簪花時不是過也。其標上僅書歡迎某君送某君等字樣，無甚贊頌祝禱之語，余于就中見二三標，乃送入營者，題曰祈戰(zhàn)死三字，余見之矍然肅然，流連而不能去。日本國俗與中國國俗有大相異者一端，曰尚武與右文是也。中國歷代詩歌皆言從軍苦，日本詩歌無不言從軍樂�！�1

　　這與中國大不相同的民風民俗引發(fā)著梁啟超的思考。中國為什么缺少這種激昂豪邁的民風和國魂呢？梁啟超認為原因在于中國缺少尚武的“兵魂”——而這種兵魂，這種尚武精神，本應(yīng)來自一種強烈真誠的愛國心和自愛心。國魂和兵魂當然來自民眾對于政府、國家的認同和責任感，來自一種國家主義的精神。梁啟超的國家主義思想的起點處，是對日本人“祈戰(zhàn)死”的兵魂的感觸，是希望喚起中國人的愛國主義精神的思考。

　　其次，除了現(xiàn)實的刺激之外，對梁啟超的國家主義思想的形成起了更大作用的是他在日本期間的大量閱讀和認真思考。梁啟超到日本以后，以流亡兼留學的積極態(tài)度對待自己的新生活環(huán)境。因此，他極為關(guān)注日本這個國度所能夠提供給他的思考材料和信息。張灝指出，“在本世紀的最初十年，梁生活在明治時代的日本。日本的思想和政治環(huán)境對梁思想的發(fā)展必定會產(chǎn)生某些影響�！�2 這種影響，從一般意義上說，是他可以把日本“設(shè)想為一個社會實驗室，在那里可以直接觀察到西化的價值觀以及固有傳統(tǒng)與西方?jīng)_擊之間的各種互相影響�！�3 在具體意義上，這種影響還在于，“日本大規(guī)模吸收西學比中國早數(shù)十年，……積累了大量西方譯著”，大大方便了梁啟超的研究和思考；
同時，日本思想界的“某些具體思想人物或?qū)W派對梁思想的發(fā)展會產(chǎn)生明顯的影響�！�4日本學者狹間直樹也指出，“梁啟超自己曾強調(diào)赴日之后‘思想一變’，那種‘一變’無疑是置身于日本、體驗和攝取了明治時代的文化狀況后的結(jié)果。正是通過對日本所攝取的西洋文明進行吸收，梁啟超才邁出了新的一步。”5 而在受日本思想影響的諸各個方面中，國家主義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內(nèi)容。

　　國家主義是明治維新期間以及其后的很長一段時間里日本學術(shù)界、思想界的一大思潮。在明治思想史中，“國家主義精神”與“進取的精神”和“武士的精神”被并稱為明治精神脊梁的三個支柱。6 這是有其歷史原因的。這種國家主義思潮的產(chǎn)生，起于日本對西方列強入侵壓力的回應(yīng)，并促使日本通過明治維新的變法改革，走上了近代國家的發(fā)展道路。但是，它在此后的迅速膨脹和畸形發(fā)展卻把日本一步步帶上了帝國主義、軍國主義的不歸路。而在這個過程中，甲午戰(zhàn)爭是一個轉(zhuǎn)折點。從明治維新到甲午戰(zhàn)爭是日本國勢迅速發(fā)展的一個重要階段。但是在甲午戰(zhàn)爭之后，經(jīng)過西方國家的三國干涉還遼事件，日本舉國上下經(jīng)歷了從虛驕狂妄到失落悲憤的震撼。這個震撼在日本國家主義迅速膨脹以至于走向帝國主義的過程中起了很大的刺激作用。要而言之，國家主義思潮在此際的日本思想界幾乎成為主流，有這么幾方面的原因：

　　首先是危機意識。日本本來就是個本土資源極為短缺的蕞爾小國，明治維新之前的西方威脅和甲午戰(zhàn)爭之后的三國干涉還遼，更使日本意識到自己的國力還不夠強大，意識到世界格局的東弱西強和西方列強對東方侵略的迅猛勢頭，也意識到自己的國力還不足以對抗西方列強。這些在日本人心中產(chǎn)生了很大的危機感。

　　第二，明治維新又是一個成功的社會變革歷程。改革的成功使日本在亞洲各國之中脫穎而出，迅速從一個封建國家一躍進入了資本主義強國行列。用梁啟超的話來說，日本當時在甲午戰(zhàn)爭之后感覺到自己已經(jīng)是“亞洲之先進國”，“東西文明之總匯流”7，甚至于急切地要“脫亞入歐”。因此在那個整個歷史時期中，日本的民族心態(tài)處在樂觀的激蕩之中，甚至于自負虛驕，強烈地渴求不斷的迅速發(fā)展，并且在其潛意識中，將戰(zhàn)勝對手視為解決所有問題的出路。

　　第三，這種心態(tài)走向急速膨脹的國家主義，也與日本思想界的素質(zhì)有關(guān)。應(yīng)該說，日本思想、學術(shù)界是比較缺少自身的學術(shù)傳統(tǒng)，民族也缺少思辨素質(zhì)的。因此他們對所引進的西方理論側(cè)重于獲得解決現(xiàn)實問題的參照系，并且經(jīng)常為這些理論所左右。甲午戰(zhàn)爭和三國干涉還遼，使日本在作為亞洲大國的自負感之外，也產(chǎn)生了與歐洲列強相比較時作為弱者和后進者的急躁感。有的日本學者指出，“這種情感的交織”是“日本國家主義的特色。”8 在三國干涉還遼后，配合著明治政府提出的“臥薪嘗膽”的口號，種種新的國家主義思潮產(chǎn)生了。其中有高山樗牛的“日本主義”、德富蘇峰的“大日本膨脹論”、山路愛山的“適者生存”論，以及浮田和民的“倫理帝國主義”等等。

　　作為這些理論迅速涌現(xiàn)的心態(tài)背景的這種急躁感實際上也是一種憂患意識。在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之交，中日兩國思想界似乎都躲不開這種急躁感和憂患意識的宿命。其起因是一樣的，都是出于西方列強的壓力，但是它們的內(nèi)容實質(zhì)上并不一樣。在完成了明治維新的日本人那里，是未能與列強平起平坐的焦慮，而在中國人這兒，是面臨亡國滅種威脅的憂心。這種急躁感的根據(jù)也不一樣，一是尋求完成了變法和社會轉(zhuǎn)型后的新的進境，一是無法實現(xiàn)變法宏圖的失望和失落。這里還有一個重大的不同：日本作為一個島國，資源嚴重不足是其潛在的遠憂。這種國力、國勢、戰(zhàn)略和地緣方面的問題，在那個時代的科技水平和國際政治的運作模式之下，導致對外擴張的欲望和必要，導致窮兵黷武和戰(zhàn)爭掠奪，這基本上是一種時代的必然。而當時中國人的急躁感，更多的政治性的，是在一種民族的存亡危機面前不可遏制的心態(tài)波動。梁啟超此際的思考也明顯帶有這種底色。

　　在日本思想界對自己面臨的現(xiàn)實的思考中，由于種種原因，有些心態(tài)、思維方式和判斷是與中國的思想界大不一樣的。例如，對于西方文明，日本明治維新的著名思想家福澤諭吉，就表現(xiàn)出他一種獨特的理性，把西洋區(qū)分為“現(xiàn)實之西洋”與“理念之西洋”。對于“現(xiàn)實之西洋”，他主張“為了不讓國家蒙受恥辱，日本國中即使一個人不剩，拋棄性命，也不能有損國威。”9 而對于“理念之西洋”，福澤諭吉則以完全開放的心態(tài)，主張學習西洋文明的本質(zhì)和精髓，吸收西洋文明的內(nèi)在的精神，用西方文明的精神和本質(zhì)來提高自己、武裝自己，與西方列強抗衡。他甚至從這個角度批評中國的洋務(wù)運動是只學了西洋文明的“皮毛”。而于此同時，日本思想界的另外一些人則對東西方文明的關(guān)系作出了不同的判斷。如中村正直，其觀點與福澤諭吉迥然不同。他認為學習西方文明必須有東方學說的基礎(chǔ)，“洋學進步之遲疾，全視其漢學得力之深淺”，也就是說，如果對于東方得儒學有深刻的認識，那么對西方文明就能有更深刻的理解。于是他提出“儒學始終是一種通于天人之際的普遍原則”的“漢學不可廢論”。10 中國在洋務(wù)運動期間也有過在言辭上頗為類似的議論，并且彼此之間形成了尖銳的對立。而在日本，這兩種思想看起來相反，實際上卻起著一種相反相成的作用。如果說福澤諭吉“現(xiàn)實之西洋”與“理念之西洋”區(qū)分，和他對這兩個“西洋”的截然分明的迎拒態(tài)度，與魏源的“師夷長技以制夷”的說法還有某種程度的近似的話，那么中村正直“古今東西道德一致”和“漢學不可廢”論則與中國的保守派對于“國粹”的觀點相似。但是在與中國人類似的議論的表面相似之下，福澤和中村的觀點卻體現(xiàn)了一種漢人所沒有的開放和自信的心態(tài)。中國人之論中西相同，目的在于證明“萬物皆被于我”，至多學學西洋人的“技”則足矣——文物典章制度方面，精神文明方面，則仍以中華為優(yōu)。這是一種價值排拒。而在中村正直的議論當中，側(cè)重點卻是在于價值認同和接受。但是由于他強調(diào)則東西方文明的共同點，就“減少了異質(zhì)文化相接觸時所引起的緊張感”，11 回避了自己民族內(nèi)部因不同意識形態(tài)和利益的沖突而產(chǎn)生的內(nèi)耗。以這種觀念和心態(tài)，明治時期的日本思想界既可以坦然迎入西學又回避了激烈的思想沖突。于是中村正直和福澤諭吉的思想則可以在變法維新和文化轉(zhuǎn)型中構(gòu)成同一價值向度上的互補，使得日本人在面對現(xiàn)代化轉(zhuǎn)型時的思想、心態(tài)大致平衡，緩和了緊張感和危機感。這使得日本的近代化轉(zhuǎn)型過程避免了緊張和內(nèi)耗，也避免了太大的沖突和動蕩，“在相對安定的環(huán)境中，在很短的時間內(nèi)達到‘富國強兵’而躋身于西方列強行列。”12 而在中國的思想界，主張“師夷長技”的洋務(wù)派和國粹派之間卻一直形成對立和緊張。這也是中國的改革實踐和改革思考都面對更大的困難的原因之一。

　　在日本的種種國家主義理論中還應(yīng)當一提的是浮田和民的“倫理帝國主義”說。他的理論很大程度上受高田早苗所翻譯的《十九世紀末世界之政治》一書的影響。這部書的觀點是將帝國主義的出現(xiàn)解釋為歷史發(fā)展的必然，認為從民族主義發(fā)展到民族帝國主義，是一股不可抗拒的時代潮流。這種觀點對于浮田和民起了很大的啟發(fā)作用。他認為“現(xiàn)今之帝國主義是民族膨脹的自然結(jié)果”，這個帝國主義有兩個層面，其一是帶有侵略性質(zhì)的側(cè)面，“其經(jīng)營原則帶有政府和軍事的性質(zhì)；
其二是帶有自然性質(zhì)膨脹的側(cè)面，其原則是帶有人民及經(jīng)濟的性質(zhì)�！倍�與此相對應(yīng)，“帝國主義有兩種，其一為侵略之帝國主義，其二為倫理之帝國主義”——“過去的帝國主義，專屬于前者，而當今的帝國主義則專屬于后者”。13 他進而提出：“在今日，日本欲行具有侵略性質(zhì)的帝國主義，無論朝著何種方向，都甚為不可，唯有始終保持倫理帝國主義之一途。吾人于此再欲重申，日本今日應(yīng)當提倡的唯一之帝國主義，是在國際法范圍之內(nèi)，向歐美各國充分擴張自國人民的權(quán)利，同時扶植亞洲各國之獨立，為扶植其獨立，開發(fā)和誘導亞洲各國的改革，而唯在使日本人民在世界各國享有產(chǎn)業(yè)上的利益。”14 在這里，浮田和民似乎是在用著一種理論性的語言，試圖思考并表達在當時國際格局中日本興起的方針和謀略。他上述那段話后半部分所說的意思，今天看來似乎有點象是一種亞洲的地區(qū)聯(lián)盟。但是，不管這種“在國際法范圍之內(nèi)”的“倫理帝國主義”的初衷是否真誠，它在后來的歷史實踐中，給日本“自國人民”和亞洲人民帶來的結(jié)果，卻是在“國際法范圍之外”的深重災難。

　　將國家主義、帝國主義解釋為歷史的必然，解釋為不可抗拒的潮流，是當時歐洲的一種理論。論者主要著眼于當時經(jīng)濟發(fā)展的大趨勢以推測其后果，算不上什么高論，但卻也比較實在。這些理論到了日本人那兒，就有了一種更為露骨的表達，諸如“民族膨脹”說或者所謂“倫理帝國主義”。梁啟超能夠自然而然地接受它并且借此理論申說自己的觀點，希望中國就此盡快走上“民族主義—民族帝國主義”（他這里所說的民族帝國主義也還只是民族主義而已）的發(fā)展道路，其原因恰如前述，很大程度上出于一種危機感，正與中國人易于接受進化論一樣，接受的是它那“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震撼和警告。在這種理論的影響下，梁啟超用社會達爾文主義的觀點來看世界大勢和中國命運，不得不承認“弱肉強食”已成為當代世界的“天經(jīng)地義之公德”15。這對于中國人來說提示的恐怕不是象日本人那樣虛驕的自信，而是沉重的心憂。因為很明顯，我們這個“大漢民族”從來就不擅于對外族弱肉強食——即使是在它最為強大的時候，它對外也是“修文德以來之”。至于民族膨脹所形成的壓力，它已在自己數(shù)千年的農(nóng)業(yè)社會的進化中，形成一種自我消釋的“動蕩－調(diào)整”機制。這樣一個民族怎能指望在梁啟超的一番大聲疾呼之下幡然醒悟，學得“大和民族”的危機意識、形成“祈戰(zhàn)死”的兵魂與民風？更何況偌大的疆土和習于常態(tài)的國民，如何調(diào)動、激勵都不易為之所動，要把他們動員起來，從意識上到技術(shù)上都是極為困難的，所以梁啟超在指出效法日本人之“倫理帝國主義”“民族帝國主義”為出路之際，實際上隱約之中，似乎已經(jīng)預示了做不到這一點時的結(jié)局和悲哀了。這從梁啟超的一段話當中就可以感受到。他說“今日欲救中國無他術(shù)焉，(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亦先建設(shè)一民族主義之國家而已。以地球上最大之民族，而能建設(shè)適于天演之國家，則天下第一帝國之徽號誰能篡之。而特不知我民族有此能力焉否也，有之則強，無之則竟亡，間不容發(fā)，而悉聽由我輩之自擇”16.在這“間不容發(fā)”的關(guān)節(jié)點上，中國人是怎樣“自擇”的呢？近代中國民族主義思潮之勃興，以及這種思潮之洶涌澎湃于政治思想領(lǐng)域，而終究未能實現(xiàn)國內(nèi)統(tǒng)一市場的建立，未能實現(xiàn)代表各種利益訴求的民主制度的形成，未能達到民族凝聚力的提高，恐怕就是梁啟超這種悲哀預感的明證。

　　二

　　1903年梁啟超出訪北美，對美洲大陸進行了為時7個月的漫游。但是這次對北美民主國家的游歷，非但沒有加強梁啟超對民主制度的信念，反而引發(fā)了他對民主制度一系列嚴厲的批評。正如張顥所指出的，這次出訪，使梁啟超的思想中“開始出現(xiàn)了明顯的國家主義傾向”17。這是一件耐人尋味的事。梁啟超對美國民主的考察中看到的許多民主共和制度的弊端使他對民主制度感到失望。比如美國民主中的庸眾政治色彩、政黨分贓制，等等。在他看來，政黨分贓制是政治社會的一大退化；
而且，美國的經(jīng)常性的選舉和競選活動，是對社會財力的巨大浪費。在考察美國選舉的過程當中，梁啟超思考著這麼一個問題，“一個通常尋求公眾喝彩而不是尋求解決真正問題的民主制度，是否比專制制度要優(yōu)越”。18 顯然，梁啟超在這里把美國的民主政治運作，與他在日本所深入了解的明治維新以后日本明治政府的中央集權(quán)、權(quán)威主義的強烈傾向做了一個比較。通過考察他也認識到，北美的民主有它產(chǎn)生和發(fā)展的特定的自然和歷史條件，沒有北美殖民地的特殊歷史條件的國家，比如法國和拉美，它們的自由主義制度是脆弱的。而且即便如此，在當時，在20世紀初的美國政治中，實際上也出現(xiàn)了一個中央政府權(quán)力增長的趨勢，因此他預見中央集權(quán)也將是20世紀美國政治的一個趨勢，自由主義在北美大陸也在消退。另外他在北美考察的海外華人社團時所看到的狀況，如家族主義和政治冷漠等等，又使他對華人在民主社會當中所可能的作為感到失望。這種種因素的綜合結(jié)果，使梁啟超很快傾向于權(quán)威主義、國家主義。張灝指出：“梁對民主制度的憂慮和對政治權(quán)威主義的強調(diào)，決不能只看作由于他對民主制度在美國的運作特別是在海外華人社團中的運作進行考察之后的一個突然的思想變化。與明治日本國家顯著增長同時出現(xiàn)的明治寡頭政府中央集權(quán)和權(quán)威主義的強烈傾向，不能不給梁留下深刻印象。因為他生活在本世紀轉(zhuǎn)折時期的日本，必然要受日本思想界這一總的趨勢影響，即從盎格魯－撒克遜政治思想總的自由主義立場轉(zhuǎn)到突出十九世紀德國國家主義的權(quán)威主義�！�19

　　從理論上看，美洲之行把梁啟超推向國家主義的因素有兩個。一是對美國式的民主政治的失望和批評。從根本上說，美國式的民主是以北美殖民地的歷史為基礎(chǔ)，以其工商業(yè)都市為主要舞臺的一種民主制度。具有貴族傾向和精英傾向的知識分子對它沒有好感是正常的。而且在那個發(fā)展階段上，北美民主的輝煌還不足以克服和掩飾它的粗鄙，對這種政治運作的現(xiàn)狀的觀感，把梁啟超推向了精英文化和威權(quán)政治。二是與此同時梁啟超看到了北美經(jīng)濟所表現(xiàn)出來的巨大活力和發(fā)展，包括托拉斯的出現(xiàn)，這種經(jīng)濟和國力上的急速膨脹，乃至于它對外擴張的不可遏制的勢頭，給他的震撼似乎更遠勝過美國的民主政治。面對“這二十世紀的巨靈托辣斯”，落后民族免于滅頂之災的唯一辦法，就是盡快亦步亦趨地趕上世界潮流。而要做到這一點，根據(jù)中國的現(xiàn)狀，參照日本的經(jīng)驗，梁啟超很明白，不能指望通過民主政治來達到，而只能是乞靈于集權(quán)政治，只能寄希望于一個強有力領(lǐng)袖人物所領(lǐng)導的強有力的中央政權(quán)，以及這一中央政權(quán)卓有成效的設(shè)計、動員和指導。為此他甚至不贊成在中國建立自由民主的政治制度。他說，“恃千萬人中之一二人，以實行干涉主義以強其國，則可也，以千萬人中之一二人為例，而遂曰全國人民可以自由，不可也�！�20 這個思路不但是梁啟超的結(jié)論，而且可以說是當時中國思想界的共識，甚至這種觀點也在后來的中國歷史中一直延續(xù)，包括后來不同的政黨和領(lǐng)袖，都力圖以中央集權(quán)進行這種動員和指導，以期在短期內(nèi)達到一個預期的成效。因此，梁啟超在當時所看到的現(xiàn)實決定了了他的思路，他的這個思路又在很長的時間內(nèi)影響了中國的歷史進程。

　　但是如何為這個思路做理論論證呢？梁啟超轉(zhuǎn)向了社會達爾文主義，而這也在日本思想理論界的思考進程中也不是沒有先例，如在日本以提倡平民主義而著名的德富蘇峰，就在甲午戰(zhàn)爭以后轉(zhuǎn)向了優(yōu)勝劣汰的社會達爾文主義觀點。還有早先信奉盧梭的自由主義的加藤弘之，在后期也轉(zhuǎn)向了社會達爾文主義。而且他轉(zhuǎn)向后對于自己早先的思想觀點批判的嚴厲程度幾乎不下于“以今日之我與昨日之我作戰(zhàn)”的梁啟超——他甚至對自己以前以自由主義的觀點而寫下的著作提出了絕版要求。他后來這樣解釋他自己的觀點轉(zhuǎn)變：他原來信奉的是盧梭的天賦人權(quán)說，“等到讀了著名的伯倫知理和其他溫和學者之書，則以盧梭等過劇之學說為真理的想法消失了�！�…其后，隨著逐漸讀到歐洲新學者之書，于此，始悟天賦人權(quán)乃無根據(jù)之說，及讀了達爾文和斯賓塞等進化主義之書，越來越清楚地認識到吾人類本來并非特殊之生物，只是由于進化才成為今日之人類，無有僅吾人類有天賦人權(quán)之道理，故于此始悟吾舊著甚屬謬見，更欲著書公示舊著之謬見與新著之真理也�！�21

　　看來加藤弘之的這些觀點對梁啟超不是沒有影響的，甚至于，梁啟超很快也經(jīng)歷了同樣的思想轉(zhuǎn)折。但是總體上看，在日本思想界被如此認真地對待和思考的對于“保守與漸進”的重要意義的認識，中國思想界似乎始終沒有感悟，而一直只是從“守舊與進步”的角度來了解它、對待它，漸進對于歷史進程的意義歷來不被認真對待，梁啟超等人自激進到漸進的轉(zhuǎn)化也并未引起人們的深思，甚至于把這視為他個人思想的倒退。這其中的原因似乎耐人尋味。或許是中國王朝周期更迭的“鐵則”對人的意識的潛在影響，中國人幾乎從不把“漸進”、“改良”的希望寄托于一個處于周期末端的腐敗王朝；
反之，他們總是習慣于把一種徹底的更迭（革命）視為改良和變革的必要前提。這種牢固的思維定勢使中國的思想家常常對新的生產(chǎn)、生活方式下的社會變革反應(yīng)遲鈍，而在思考上不能跳出王朝更迭的套路。以此觀之，加藤弘之的思想轉(zhuǎn)變是一種敏銳。

　　以加藤弘之的理論為鋪墊和引導，梁啟超很快轉(zhuǎn)向了伯倫知理的國家理論和國家有機體說。加藤弘之是把伯倫知理的觀點介紹到日本的一個重要日本思想家。明治時期，伯倫知理這位“溫和學者”的重要著作《國家論》就已經(jīng)通過幾個不同版本的翻譯被介紹到日本。從1901年開始，梁啟超也開始陸續(xù)在《清議報》上刊登介紹伯倫知理的《國家論》，而他所刊載的這個譯本，實際上是當時日本的“善鄰譯書館”專門為中國人翻譯出版的，梁啟超做的是編譯的工作。這是梁啟超介紹伯倫知理的開始。兩年以后，經(jīng)過認真的思考和研究，梁啟超于1903年動筆寫了一篇系統(tǒng)介紹伯氏理論的長文：《政治學大家伯倫知理之學說》，這篇文章不但介紹了伯倫知理的學說，而且涉及了梁啟超思想轉(zhuǎn)變中的一些重要問題。

　　首先，梁啟超非常明確地陳述了自己思想轉(zhuǎn)變的原因和相關(guān)的思考。在介紹了伯倫知理對共和制弊端的分析和批評后，他又介紹了美國的波倫哈克對法國和南美洲的共和革命及其后果的研究和評論，得出了革命和動蕩只能帶來形式共和而實質(zhì)是專制的暴政，人民從中所能夠得到的民主和自由其實遠不及立憲君主政體所能給予的。于是他從歷史、現(xiàn)實和理論上作了反�。骸拔嶙硇墓埠驼�體也有年。國中愛國之士之一部分，其與吾相印契而心醉共和政體者亦既有年。吾今讀伯、波兩博士之所論，不禁冷水澆背，一旦盡失其所據(jù)，惶惶然不知何途之從而可也。如兩博士所述，共和國民應(yīng)有之資格，我同胞雖一不具，且歷史上遺傳性習，適與彼成反比例，此吾黨所不能為諱者也。今吾強欲行之，無論其行而不至也，即至矣，吾將學法蘭西乎，吾將學南美諸國乎？彼歷史之告我者，亦何其森嚴而可畏也。豈惟歷史，即理論吾其能逃難耶？吾黨之醉共和、夢共和、歌舞共和、尸祝共和，豈有它哉，為幸福耳，為自由耳，而孰意稽之歷史，乃將不得幸福而得亂亡；
征諸理論，乃將不得自由而得專制。然則吾于共和何求哉、何樂哉？吾乃自解曰，犧牲現(xiàn)在以利方來，社會進化之大經(jīng)也，吾盡吾子孫之義務(wù)，吾今之苦痛能無忍焉？”22 真正的共和憲政，不可能在貧困、落后、不文明的國度里實現(xiàn)。這種國度里的社會動蕩的結(jié)果不但產(chǎn)生現(xiàn)實的專制，而且?guī)�來歷史的反復，對未來更不能保證。這使人連“犧牲現(xiàn)在以利方來”的豪情都沒了著落，不免悲從中來。在這里，梁啟超坦承了自己因此而產(chǎn)生的思想斗爭和痛苦，以及從歷史和理論兩方面得到的對革命、共和的新認識。這說明梁的思想轉(zhuǎn)變是有其遠較人們所評斷的深刻原因的。他對于法國革命和拉美革命后果的認識是充分的，遠較五四前后人們對法國、俄國革命的認識為詳盡和深刻。奇怪的是梁的這些認識后來竟然沒有成為中國思想界的共識。它始終只在少數(shù)清醒睿智者中傳播，卻一直為時潮主流所拒絕。后來竟至于連梁自己都對由此產(chǎn)生的“思想退步”感到不可思議，以至于說出了“今日之我向昨日之我挑戰(zhàn)”的話。

　　其次，這個轉(zhuǎn)向就帶來了一個問題：接受了國家主義理論的梁啟超，現(xiàn)在怎樣評價盧梭和伯倫知理的理論。梁啟超的觀點也很明確：“盧梭學說于百年前政界變動最有力者也，而伯倫知理則盧梭學說之反對也。二者孰切真理？曰：盧氏之言藥也，伯氏之言粟也。痼疾既深，固非恃粟之所得療；
然藥能已病，亦能生病，且使藥癥相反，則舊病未得豁，而新病且滋生，故用藥不可不慎也。五年以來，盧氏學說，稍輸入我祖國，彼達識之士，其孜孜盡粹以期輸入之者，非不知其說在歐洲之已成陳言也。以為是或足以起今日中國之廢疾，而欲假之以作過渡也。顧其說之大受歡迎于我一部分者，亦既有年，而所謂達識之士，其希望之目的，未睹其因此而得達于萬一，而因緣相生之病，則以漸萌芽漸彌漫于一國中。現(xiàn)在未來不可思議之險象，已隱現(xiàn)出沒。致識微者慨焉憂之。噫！豈此藥果不適于此病耶？抑徒藥不足以善其后耶？”23 梁啟超認為盧梭與伯倫知理學說之異，乃藥與粟之異，說明他已很明白，是社會弊端和社會痼疾，導致盧梭的學說所能激發(fā)的社會革命，但那不是、也不應(yīng)是社會常態(tài)：常態(tài)社會的建立和維系需要伯倫知理式的學說。它的道德感召力可能遜于盧梭的學說，但是后者所能激蕩起的社會風潮、或者說一個由于自身原因易于被這種學說不斷激蕩起風潮的社會，那將是險象環(huán)生的。梁清晰地用了“險象”，證明他有一種預感和預見，他對于中國實行盧梭的自由主義學說所可能帶來的后果也有著深深的認識和擔憂。用他自己的話來說，象中國這樣“久經(jīng)腐敗之社會遂非文明學說所遽能移植”24 這種對“已隱現(xiàn)出沒”的“險象”的“慨焉憂之”，實際上也正是梁啟超轉(zhuǎn)向和“倒退”的原因。但是沒有人理解他，他的警告更是被忽略了大半個世紀，直到“險象”成了“險境”，成了“險運”。

　　但是梁啟超終究不能忘情于自己所曾“醉心”的自由和“共和政體”。他經(jīng)常在伯倫知理和盧梭之間表現(xiàn)出矛盾和動搖：一方面認定世界已進入民族帝國主義時代，各國均需集權(quán)，“以與外競”，因此人民當犧牲各自的利益以為國家的利益與強大；
另一方面又堅決主張中國現(xiàn)在需要的是《民約論》，是自由、人權(quán)：“故因今日之中國宜先使人人之有權(quán)、人人之有自由，然后可，民約論正中國獨一無二之良藥也�！�25 他依然不愿意舍棄世界主義、共和主義的理想，但又很清楚，在現(xiàn)階段只能追求國家主義：“世界主義，屬于理想，國家主義，屬于事實；
世界主義，屬于將來，國家主義，屬于現(xiàn)在。今中國岌岌不可終日，非我輩談將來、道理想之時矣。故坐吾前此以清談?wù)`國之罪，所不敢辭也；
謂吾今日思想退步，亦不敢辭也�！�26 不管說這是矛盾也好，說它統(tǒng)一也好，看來梁啟超實際上始終在希望同時追求這兩者，只是由于時間、地點、情勢、問題的變化，而交替強調(diào)不同的側(cè)面而已。大體上他把這兩者視為國家、國族進化途中的兩個不同階段，和兩個不同的但毫無疑問都應(yīng)當完成的歷史使命、歷史任務(wù)。但是面對現(xiàn)實，“吾黨今日欲救吾國”，急需做的就是“逕向于國家之正鵠而進行”。27 因為“盧氏之說其有功于天下者固多，其誤天下者亦不少。今吾中國采之，將利于弊乎？還是弊欲利乎？能以藥已病而為立國之過渡乎？抑以藥生病而反噬立國之目的乎？此又一大問題也。深察祖國之大患，莫痛乎有部民資格，(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而無國民資格。以視歐洲各國，承希臘羅馬政治之團結(jié)，經(jīng)中古近古政家之干涉者，其受病根源，大有所異。故我今日中國所最缺乏而最急需者，在有機之統(tǒng)一與有力之秩序，而自由平等直其次耳。何也？必先鑄部民使成國民，然后國民之幸福乃可得言也。”28 梁所認為的“國家之正鵠”，他視為中國所“最急需”的，乃“有機之統(tǒng)一與有力之秩序”，而自由、平等、共和，都退居其次了。此說一出，則梁之“國家主義”已經(jīng)完成，他在政治目標和中國社會改造上將做什么選擇，也都不難判斷。

　　還值得一提的是，伯倫知理的國家有機體理論對梁啟超有著很大的影響。伯倫知理認為，“國家既為有機體，就應(yīng)該能夠生長發(fā)育，并且有自己的意志和目的”。29 梁啟超接受了這種觀點，批評過去的國家理論“誤視國家為一物，而不知國家實為一人”，30 作為“一人”，國家是有其意志和目的的：“其第一目的，則其本身（即國家全體——原注）之利益是也，其第二目的，則其構(gòu)成分子（即國民個人——原注）之利益是也。”31 這種理論當時擁有不少信奉者，其后則為各種更為“科學”的說法所取代�，F(xiàn)在看來，恐怕它應(yīng)當比“科學”更有深意在。應(yīng)該說，一個民族國家的歷史進程，就是一個自然而然成長、成熟的進程。從一種長時段、大歷史的角度看，確實如同一個個體生命的生長過程：其意志所向、性格所定、人格所在、目標所指、能力所體現(xiàn)等等，這些因素，都在這個生長過程當中表現(xiàn)出來并且決定了這個國家和民族的歷史走向及其命運。而且與個人的生命歷程相似，這個“有機體”的命運是一個幾乎可以稱為宿命的定數(shù)：它在其起點就被決定，以后幾乎無法擺脫。另外，在這個有機體的成長和成熟過程當中，人為的巨大突變基本上只能造成災難。而唯有順其自然的漸進，才能使這個有機體的生命臻于完善。與人的個體生命不同的是，巨大的突變會結(jié)束個體生命的存在，而民族、國家這“一人”的有機體則能夠歷劫永存——但是歷劫之余，其災難性的后果也許就萬劫不復。因此我們看到，有的民族能夠順利經(jīng)歷了一次次轉(zhuǎn)折和變革而趨于完善和成熟，有的則一次次地失措、失落，始終凄凄惶惶而不得歸宿和正果。在運過劫余的“沉哀奇痛”中反顧和回視，常�？梢园l(fā)現(xiàn)他們就是在某個關(guān)節(jié)點上閃失、頓挫，而后就步步坎坷、步步劫難——這個民族國家有機體要從由此造成的后果中恢復，就極為艱難，極其類似于一個個體生命在其有限地一生中地某些失誤，人們通常以所謂“一失足成千古恨”來形容這樣的關(guān)鍵處的失誤。在這方面，中國是一個太典型地事例、太沉痛的經(jīng)歷，它不斷地試圖打破其命運的循環(huán)和自然漸進的生命歷程，以便完成一種飛躍，然而它打破那個自然進程后的惡果卻一次次扯著它重重地摔落。而這個時候想要恢復那個自然過程已經(jīng)來不及了、不可能了，要重新建立新過程又無法擺脫既有的失序所造成地一系列嚴重后果。這是一個相當悲劇性的連環(huán)套。

　　三

　　梁啟超的《國家思想變遷異同論》，寫作的時間是1901年，是他于1899年在《清議報》上以“飲冰室主人譯”的名義連續(xù)刊載伯倫知理的《國家論》之后，1903年撰寫長文《政治學大家伯倫知理之學說》系統(tǒng)介紹伯倫知理的國家理論之前。此文作為梁本人的國家主義思想發(fā)展的一個中間階段，有其獨特的意義。文章中，他為了簡明扼要地概述其時他所了解的種種國家理論，特地列了兩個表格，以比較中世紀和近代以及中外的不同國家觀。第一個表格，主要是知識背景，梳理從歐洲中世紀的國家觀，到近代的較為合理、進步的國家觀的發(fā)展脈絡(luò)。第二個表格，則將歐洲、中國“舊思想”和“歐洲新思想”列表作了比較，其間，批判與肯定的不同態(tài)度亦在表中一目了然。

　　從這個列表和后面梁啟超對“國家思想”發(fā)展階段的概括來看，這時的梁啟超在治學方法和思想觀念上的舊學影響的痕跡還在，盡管他已經(jīng)完全不囿于公羊三世說，甚至也不作任何比附，但是他那從家族主義、酋長主義、帝國主義、民族主義、民族帝國主義到萬國大同這些時代的階段劃分，還看得出體現(xiàn)的是某種線性發(fā)展的歷史進化觀點。然而他以此來分析歐亞各國的情勢并做的時代定性，則甚為不確�！懊褡逯髁x和民族帝國主義相嬗之時代”，實際上指的是歐洲在近代的民族國家興起、資本主義發(fā)展、并且逐步走上殖民擴張道路的時代；
而亞洲的所謂“帝國主義與民族主義相嬗之時代”，指的則相當于我們通常所說的封建社會向近代的立憲、民主和共和制度發(fā)展的時代。

　　對于亞洲國家來說，在這個時代轉(zhuǎn)折中究竟應(yīng)當確立什么樣的方向，無疑事關(guān)重大。梁啟超此時根據(jù)他在日本期間的研究和思考，已經(jīng)明確地把它劃分為兩種取向：平權(quán)派與強權(quán)派：“于現(xiàn)今學界，有割據(jù)稱雄之二大學派，凡百理論皆由茲出焉，而國家思想其一端也。

　　一曰平權(quán)派，盧梭之徒為民約論者代表之；
二曰強權(quán)派，斯賓塞之徒為進化論者代表之。平權(quán)派之言曰：人權(quán)者出于天授者也，故人人皆有自主之權(quán)，人人皆平等。國家者，由人民之合意結(jié)契約而成立者也，故人民當有無限之權(quán)，而政府不可不順從民意。是即民族主義之原動力也。其為效也，能增個人強立之氣，以助人群之進步；
及其弊也，陷于無政府黨，以壞國家之秩序。強權(quán)派之言曰：天下無天授之權(quán)利，惟有強者之權(quán)利而已，故眾生有天然之不平等，自主之權(quán)當以血汗而獲得之；
國家者，由競爭淘汰不得已而合群以對外敵者也，故政府當有無限之權(quán)，而人民不可不服從其義務(wù)。是即新帝國主義之原動力也。其為效也，能確立法治（以法治國謂之法治）之主格，以保團體之利益；
及其弊也，陷于侵略主義，蹂躪世界之和平�！�32 對于平權(quán)派和強權(quán)派兩者的基本觀點、作用及其利弊，梁啟超這里看來也說得很清楚，但是在取舍之間，他不能沒有猶豫和矛盾。作為生活在專制制度羈扼下的國民，他不能不要求民主和自由；
而作為面臨西方列強的侵略、面臨亡國危險的落后民族和國家的國民，則不能不急切地要求國家的強大。梁啟超及其所代表的知識界、思想界先進分子，受感召于法國革命的崇高理想，其理論初衷，是不能接受置于“正義”之上的“秩序”的，以其性格和情感，似乎是不能認同于托克維爾、伯倫知理等貴族思想家所表現(xiàn)出來的“大度雍容”和“冷靜睿智”的；
但是作為對中國的興衰治亂的周期及其惡果有著太清楚的了解的清醒理智的思想家，他對中國所經(jīng)歷的改朝換代的動蕩對于民族生機的摧殘更具戒心，也更明白在列強環(huán)伺的國際格局中，中國經(jīng)不起這樣的動蕩。因此，從保護民族元氣和生機，努力促其強大地根本利益出發(fā)，他更原意選擇改良和漸進。應(yīng)該說，他做出了理性地選擇，也付出了艱難地思考。但其后的歷史卻與他開了個大玩笑，遠遠離開了他殫精竭慮所認定的合理健康的道路——這是他的不幸還是民族的不幸？

　　梁啟超借助日本學者的介紹得以了解伯倫知理、波侖哈克等人的國家主義，并且經(jīng)過自己認真嚴肅的獨立思考認同了國家主義。他甚至從社會達爾文的角度來理解、解釋帝國主義時代的弱肉強食和對外擴張：“自有天演以來，即有競爭，有競爭則有優(yōu)劣，有優(yōu)劣則有勝敗，于是強權(quán)之義，雖非公理而不得不成為公理。民族主義發(fā)達之既極，其所以求增進本族之幸福者，無有厭足，內(nèi)力既充，而不得不思伸之于外。故曰：兩平等者相遇，無所謂權(quán)力，道理即權(quán)力也；
兩不平等者相遇，無所謂道理，權(quán)力即道理也。由前之說，民族主義之所以行也，歐洲諸國之相交則然也；
由后之說，帝國主義之所以行也，歐洲諸國與歐外諸國之相交則然也。于是乎厚集國力擴張屬地之政策，不知不覺遂蔓延于十九世紀之下半。雖然，其所以自解也則亦有詞矣。彼之言曰：世界之大部分，被掌握下無智無能之民族，此等民族，不能發(fā)達其天然力（如礦地、山林等）以供人類之用，徒令其廢棄；
而他處文明民族，人口日稠，供用缺乏，無從挹注，故勢不可不使此劣等民族，受優(yōu)等民族之指揮監(jiān)督，務(wù)令適宜之政治，普遍于全世界，然后可以隨地投資本，以圖事業(yè)之發(fā)達，以增天下之公益。此其口實之大端也。不寧惟是，彼等敢明目張膽，謂世界者有力人種世襲之財產(chǎn)也，有力之民族，攘斥微力之民族，而據(jù)有其地，實天授之權(quán)利也。不寧惟是，彼等謂優(yōu)等國民以強力而開化劣等國民，為當盡之義務(wù)，茍不爾，則為放棄責任也。此等主義既盛行，于是種種無道之外交手段，隨之而起�！�33 這里，顯然既可見日本思想界的影響，使梁啟超把這種弱肉強食看作一種常態(tài)，又可以看出他對這種“無道”也是不無批判的。

　　實際上，梁啟超在國家主義的名義下所追求的，基本上只是民族主義而已：“民族主義者，世界最光明、正大、公平之主義也，不使他族侵我之自由，我亦毋侵他族之自由。其在于本國也，人之獨立；
其在于世界也，國之獨立。使能率由此主義，各明其界限以及于未來永劫，豈非天地間一大快事！”34 只是，從這種角度來思考國家理論時，他不得不修正（一如加藤弘之等人）自己原先所信奉的民權(quán)論、平權(quán)論思想，并套用孟子的話將其概括為“社稷為貴、民次之、君為輕”35 的說法——這種“社稷為貴”的理論，在他這時看來就是國家主義。他急切地渴求這么一種強大有力的“國家”，甚至到了不惜稱頌沙俄專制的地步：“新帝國主義之既行，不惟對外之方略一變而已，即對內(nèi)之思想，亦隨之而大變。蓋民族主義者，謂國家恃人民而存立者也，故寧犧牲凡百之利益以為人民；
帝國主義者，言人民恃國家而存立者也。故寧犧牲凡百之利益以為國家，強干而弱枝，重團體而輕個人。于是前者以政府為調(diào)人、為贅疣者，一反響間，而政府萬能之語，遂遍于大地。甚者，如俄羅期之專制政體，反得以機敏活潑，為萬國之所歆羨，而人權(quán)、民約之舊論，幾于蕭條門巷無人問矣�；攸S轉(zhuǎn)綠，循環(huán)無端，其現(xiàn)狀之奇有如此者�！�36

　　這些話似乎說得有點過頭了，但他又沒有忘記自己所獻身的啟蒙維新事業(yè)，所尊奉的基本原則，又劃出了一條底線：“凡國而未經(jīng)過民族主義之階級者，不得謂之為國。譬諸人然，民族主義者，自胚胎以至成童所必不可缺之材料也；
由民族主義而變?yōu)槊褡宓蹏�主義，則成人以后謀生建業(yè)所當有事也。今歐美列強皆挾其方剛之膂力，以與我競爭，而吾國于所謂民族主義者，猶未胚胎焉。頑固者流，墨守十八世紀以前之思想，欲以與公理相抗衡，卵石之勢，不足道矣�！�37 這實際上又是說，他所提倡的國家主義是對外的，是迫于“歐美列強”的競爭勢頭而不得不然的抗衡需要。因此，梁啟超這里也沒有忘記強調(diào)，不管中國怎樣急于實現(xiàn)民族主義、國家主義，也要抵制專制主義：“吾尤恐乎他日之所謂政治學者，耳食新說，不審地位，貿(mào)然以十九世紀末之思想為措治之極則，謂歐洲各國既行之而效矣，而遂欲以政府萬能之說，移殖于中國，則吾國將永無成國之日矣。知他人以帝國主義來侵之可畏，而速養(yǎng)成我所固有之民族主義以抵制之，斯今日我國民所當汲汲者也！”38 ——不實現(xiàn)我國民自己“固有之民族主義”，則無以抵制他人的帝國主義；
但是，若無人之獨立自由的前提，而欲實行“政府萬能”的國家主義，那就是專制主義了，那將使民主自由的思想離我們越來越遠，“吾國將永無成國之日矣”！在短短的一篇論述中，他的思考和議論體現(xiàn)著一次又一次的轉(zhuǎn)折，這看來很有點自相矛盾，但這，卻也正體現(xiàn)著歷史的尷尬和矛盾。

　　注釋：

　　1梁啟超：《祈戰(zhàn)死》，《清議報》光緒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2 張灝：《梁啟超與中國思想的過渡》第101頁

　　3 同上

　　4 同上，第102頁

　　5 狹間直樹《<新民說>略論》見《梁啟超?明治日本?西方》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第69頁

　　6 松本三之介：《明治精神的構(gòu)造》

　　7 梁啟超《新民說》

　　8 鹿野政直《國家主義的抬頭》，見《近代日本政治思想史》第一冊

　　9 福澤諭吉語，轉(zhuǎn)引自鄭匡民：《梁啟超啟蒙思想的東學背景》第173頁

　　10 轉(zhuǎn)引自 鄭匡民：《梁啟超啟蒙思想的東學背景》第174頁

　　11 石田雄：《近代日本的政治文化與語言象征》

　　12鄭匡民：《梁啟超啟蒙思想的東學背景》第175頁

　　13 浮田和民《帝國主義與教育》

　　14浮田和民《國民教育論》

　　15梁啟超《論民族競爭之大勢》

　　16 梁啟超《論民族競爭之大勢》

　　17 張灝《梁啟超于中國思想的過渡》江蘇人民出版社，1993,第169頁

　　18 同上，第170頁

　　19張灝《梁啟超與中國思想的過渡》江蘇人民出版社，1993,第173頁

　　20 梁啟超《飲冰室文集?叢著》

　　21加藤弘之：《經(jīng)歷談》，第488頁

　　22梁啟超：《政治學大家伯倫知理之學說》，《飲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三》，第85頁

　　23梁啟超：《政治學大家伯倫知理之學說》，《飲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三》

　　24梁啟超：《新民說》

　　25 梁啟超：《答某君問法國禁止民權(quán)自由之說》，《飲冰室合集?文集之十四》

　　26 梁啟超《答客難》

　　27梁啟超：《政治學大家伯倫知理之學說》，《飲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三》

　　28 梁啟超：《政治學大家伯倫知理之學說》，《飲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三》

　　29 同上

　　30 梁啟超《憲政淺說》，《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三》

　　31 同上

　　32 梁啟超《國家思想變遷異同論》《飲冰室文集之六》第19頁

　　33梁啟超《國家思想變遷異同論》《飲冰室文集之六》第21頁

　　34梁啟超《國家思想變遷異同論》《飲冰室文集之六》第20頁

　　35梁啟超《國家思想變遷異同論》《飲冰室文集之六》第22頁

　　36梁啟超《國家思想變遷異同論》《飲冰室文集之六》第21頁

　　37梁啟超《國家思想變遷異同論》《飲冰室文集之六》第22頁

　　38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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