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悉尼，除了聞名世界的悉尼歌劇院外，號稱世界第一單孔拱橋的悉尼海港大橋無疑也是悉尼的另一個標志性建筑，其超前和人性化的建筑理念，給人留下了難忘的印象。

　　悉尼海港大橋于1924年動工興建，歷經8年多時間，到1932年竣工。大橋全長1149米，橋面寬49米，共8個車道（其中2條鐵軌，一條自行車道，一條人行道）。從海面到橋面高58.5米，海面到橋頂更高達134米，萬噸巨輪可以自由地從橋下通過。一座大橋，把悉尼城連成了一體。

　　八十多年前，全世界汽車工業(yè)遠不是今天的狀況，那時的悉尼，同樣也沒有今天城市車水馬龍的繁華喧鬧。也正因如此，當初大橋設計者和城市建設決策者的遠見卓識才真正值得稱道。

　　我無從考究當年這座大橋建設的具體決策過程，但不容置疑的是，正是當年這些先知們的英明，才使得在經歷了八十多載滄桑歲月，悉尼城斗轉星移，而大橋不但沒有過時，反而一躍而成為這個現(xiàn)代化都市的一個閃光標志。

　　由此，我也想起了澳大利亞首都堪培拉的格里芬湖。據(jù)說，美國人格里芬（WALTER BURLEY GRIFIN）在規(guī)劃堪培拉城市時，設計的這個湖岸周長35公里、面積704公頃的人工湖曾引來不少反對意見。反對者的主要理由是太花錢。因為這個人工湖的水源必須得從一百多公里外的一個雪山去引水，這可是個浩大的工程。所以許多人就認為，這樣花費巨資去建一個湖值得嗎？兩種意見爭執(zhí)不下，他們就采取了一個折衷方案，湖的位置先保留著，等將來經濟條件許可了，再視情況實施從雪山引水的工程。在澳大利亞正式遷都堪培拉的最初日子里，沒有一個格里芬湖的弊端馬上就顯出來。原來堪培拉這個地方氣候干燥，許多人無法適應。如何解決這個難題？唯一的辦法就是發(fā)揮格里芬湖的作用了，利用湖水來調節(jié)干燥的氣候。就這樣，設計這個湖的重要性才真正被人們所認識。今天，環(huán)繞著格里芬湖，堪培拉的主要建筑如澳大利亞國會大廈、國立圖書館、國立美術館、戰(zhàn)爭紀念館、高等法院等，就象一顆顆璀璨耀眼的珍珠，鑲嵌在青山綠水之中，構成一幅美麗動人的畫卷�？芭嗬�也因此而被評為世界上最適合人類居住的花園城市之一。

　　因為有遠見，所以就不會過時，不會輕易被淘汰，不會朝令夕改。我想我們的規(guī)劃者和決策者們能否從中學到什么？多年來，我們的馬路一次次拓寬，一次次改建。每一次興師動眾工程過后不到兩、三年最多三、五年，又得重新再來一次，其結果是既勞了民又傷了財。

　　一個規(guī)劃，一項工程，必須立足于長遠，著眼于子孫后代，那才是真正的對人民負責，對國家負責，對歷史負責。日本東京是一個擁有四千多萬人口的超大城市，可當我們置身于這個世界上人口最多的現(xiàn)代化都市時，卻發(fā)現(xiàn)這里井然有序。雖然擁擠，但不零亂，雖然忙碌，卻有規(guī)則。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大概要歸功于政府的先見之明。他們預見，即使地上的馬路修得再多再寬，仍然解決不了現(xiàn)代化的交通需求，要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只能向地下發(fā)展。就這樣，他們除了發(fā)展地上和空中的交通外，東京的地鐵更是修到了地下七層。四通八達、縱橫交錯的地下鐵路網，構成了東京的一大奇觀，也使這座城市始終以一種自信和坦然面對著現(xiàn)代化和未來的挑戰(zhàn)。

　　回想這么多年來我們的城市建設歷史，往往是一任官員一個花樣。在急功近利和追求片面政績等驅動下，拆拆建建，建建拆拆，全憑一些領導的興趣愛好隨意作為，沒有穩(wěn)定性，沒有嚴肅性。

　　過去學習法律時，記得有一個理論說，法律的權威來自于法律的穩(wěn)定。法律是不能經常修改的，法律一經制訂頒布，就必須保持相對的穩(wěn)定，否則法律就會失去權威，而沒有權威的法律就得不到有效的實施。一個國家如果出現(xiàn)有法不依，執(zhí)法不嚴，違法不究，那將是一件非�？膳碌氖虑�。由此看來，對于各類建設工程中出現(xiàn)的短視決策行為，還不能僅僅停留在只是拆和建的層面，它關系到黨和政府的權威問題，更關系到黨和政府的執(zhí)政基礎的問題，這可絕不是什么小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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