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中日民間對立情緒加劇、中日關系相當緊張之際，日本外務大臣町村信孝于17日訪問中國。雙方都不愿意看到事態(tài)進一步擴大。雙方同意從“長遠戰(zhàn)略高度”認識和把握兩國關系，通過對話解決分歧，積極尋求和擴大共同利益，繼續(xù)加強各個層次和各個領域的交流與合作。

　　這此訪問本身其實就顯示了扭轉雙方關系惡化的意愿。不過，僅此是不夠的。中日兩國政府似乎向來都不乏良好的愿望，但雙方關系演進歷程中，卻總是出現這樣那樣的麻煩。這其中，有現實的利益沖突。但若只有這些利益沖突，倒也毋須過多擔心，因為，利益沖突是有可能通過理性的計算予以處理的。真正的麻煩在于雙方民眾因為歷史積怨而形成的更深層次的感情、情緒上的對立。

　　此次中日關系緊張，仍是情感促動的。日本政府欲成為政治大國，卻又批準美化侵略的教科書，中國民眾不可能不憤慨。zgzf已在聯合國改革問題上逐漸表明不歡迎日本入常的態(tài)度，北京及等地民眾更自發(fā)舉行游行活動。

　　總體而言，這些游行示威活動是和平的、有秩序的。即使出現若干過激行為，也不能抹殺此次示威在程序上的合法性和訴求上的正當性。政府對民眾也采取了較為恰當的政策，民眾行使了表達意見的權利，政府也約束民眾按照法律程序和平地表達自己的意見。比較真實的民意由此較為有效地融入外交政策，給政府的外交活動增添了力量。

　　町村此時訪華，或者可以緩解中國民眾的憤怒情緒。町村對于日本歷史上的侵華活動“再次表示深刻反省和道歉”。這種表態(tài)，有利于雙方化解目前的危機。不過，這二十多年來，日本官方不斷作出這樣的反省與道歉姿態(tài)，但中日民眾因歷史問題而形成的心結，沒有弱化，反而不斷惡化。

　　因為，中國民眾對日本政府的姿態(tài)已不信任。中國民眾看到，盡管日本官方在表示反省和道歉，但對于本國國內那些為軍國主義招魂、美化侵略戰(zhàn)爭的言論和團體，政府卻不加約束，或者說缺乏約束的手段。二戰(zhàn)結束之后，包括中國在內的盟國沒有肅清軍國主義，尤其是沒有將這一點落實于日本戰(zhàn)后的憲政制度安排上，實乃一大歷史錯誤。今日之日本，可能需要在這方面補課。

　　德國之所以獲得歐洲原諒，緣由也許不在全于德國民族的反省精神強于日本。實際上，在德國，納粹思潮始終沒有絕跡，但歐洲對此并未恐慌。因為，歐洲人大體相信，德國憲政體制能夠約束這些極端分子。德國法律規(guī)定，任何為納粹翻案、宣揚納粹的言論和行動，都屬違憲和違法。聯邦憲法法院甚至為此而在1952年裁決解散了一個右翼政黨。

　　反觀日本，盡管已有福岡地方法院判決小泉首相參拜靖國神社系違憲行為，但小泉仍可置之不理。因此，日本缺乏反省精神、右翼思潮與行動未受有效約束，與日本國內憲政制度安排上的缺陷存在很大關系。不過，話說回來，福岡地方法院能夠判決小泉祭鬼違憲，也表明了，日本約束軍國主義復活的前景未必一片黑暗。

　　認識到右翼勢力并非一點都不受約束，對于zgzf和民眾是非常重要的。對于日本國內政治走向與民意的理性評估，有助于我們保持冷靜，思考更為理性的對策。

　　從這個角度看，日本醞釀已久的修憲活動，才是最可憂慮者。因為這將拆除約束右翼勢力的主要柵欄。作為鄰國，中國當然只能主要寄希望于日本民眾之理性與和平憲法的自我保護能力。

　　不過，中國方面也不是一點都無所作為。最要緊者在于，阻止兩國民眾情緒陷入互相激蕩的惡性循環(huán)。基于道義原則，中國民眾和政府完全有權采取多種途徑，促使日本民眾、學者、政客反思自己的歷史責任。但同時，我們也應注意，促使日本反思，并不是為了清算歷史舊帳——誰能算得這筆帳？也不是為了滿足復仇心理，而是為了解開兩國的心結，面向未來，實現和解。

　　在這方面，國人看待歷史的心態(tài)似乎也有值得反思之處。我們的記憶中更多地突出往日的不幸、屈辱和苦難。也許，更多地記起我們作為戰(zhàn)勝國的榮耀，有助于我們以一個大國的寬容精神，理解另一個大國、鄰國的心靈和行動。

　　一如歐洲的和平取決于德法之間的和解，東亞的未來取決于中國和日本之歷史性和解。為此，需要雙方共同努力。日本方面當然應承擔主要責任。除了需要在道德、精神層面上對自己的歷史有更深反省之外，更需要在制度層面上，有效壓制右翼勢力影響之擴大。

　　但歸根到底，防止日本右翼擴大影響，乃是中日兩國共同的福祉所系。兩國走向對立，正是日本右翼勢力所期望的。兩國政府與民眾應當避開這一民族情感互相激蕩的陷阱，直面困境，逐漸超越民族主義，規(guī)劃歷史性和解的千秋大計。當務之急，是阻止目前兩國關系大環(huán)境惡化的趨勢，否則，后果難以逆料。

　　中國新聞周刊，2005，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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