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民間攝影團體"録影力量"成立于1989年。最初的動因是"有一群人希望在主流媒體之外做一些事"；
相對于"大眾傳媒"，將自己的定位在于"小眾傳媒".其領軍人物鄭智雄自八十年代中期便和不同的社會團體合作，拍過一些工運、社會運動，也拍過底層人們的環(huán)境、工作等。他說自己的父親從小把他送到"做廣播操的學校"，這就等于點出了他"源遠流長"的"左派"背景。89年初他在《電影雙周刊》上看到一則蔡甘銓的廣告，大意是香港社會至1997年回歸之前有急劇的轉(zhuǎn)變，欲尋找志同道合者紀錄這個轉(zhuǎn)變。由個人拍東西在當時香港也是比較新鮮的概念，眾人一起做事可以分享資源。第一次開會人很多，場面很熱鬧，參加者有大學生、報刊雜志編輯及從事電視錄像制作人員，正趕上當時特殊的社會氛圍，大家興致很高，拍了一些東西，但到了七、八月份之后，發(fā)現(xiàn)不知道怎么去用所拍的東西，熱情逐漸淡了下來，當然也做成了幾部作品，鄭智雄的《少數(shù)人的民主》就是一個，內(nèi)容關于反省從事民主活動人們內(nèi)部的權力關系。當時還租了一個地方用作后期制作，但用的人實際上很少，并沒有起到聯(lián)絡成員的作用。由此也可見出這是一個非常松散的民間組織，一群情投意合的朋友之間的互動而已。

　　運動之后，日常生活的背景再度浮現(xiàn)，人們繼續(xù)忙他們的生計，各奔東西，最后只剩下四五個人；
一年之后，只剩下三個人，鄭智雄的工作又回到了從前，幫一些社會運動組織拍攝他們的活動。92年，有一個歐洲人給錢在香港辦雜志，是關于香港工人組織的雜志，他給的錢比較多，鄭智雄和他的朋友于是就有可能擁有一個地方做剪接，也在人家雜志社開Party，一晚上弄得滿地煙頭招致抱怨。從91年到95年是他們產(chǎn)量最多的時期，兩個人一年要忙十來個完整的作品，從這些題目大致就知道他們所拍東西的內(nèi)容：《籠民系列》（1992）、《一個工會的誕生》（1992）、《她們的天空》（1993）、《玩具安全約章》（（1994）、《我是工人》（1995）《學校與人權》（1994）、、《《九五全面直選》，與之合作的有關民間團體、社運組織有：香港工會教育中心、新婦女協(xié)進會、基督教工業(yè)委員會、"九五直選陣線"等。但后來鄭智雄對這批作品不滿意，認為看它們的開頭就知道結尾了。

　　1995年對録影力量來說是重要的一年。這年六月制作完成的《大禍臨頭》（56分鐘），極大地釋放了録影力量的能量，在拍攝過程中所形塑的一系列理念（不僅是最初的"小眾傳媒"），該片在拍攝過程中所產(chǎn)成的影響，以及完成之后所獲的獎項，帶來了這個松散的民間攝影組織從內(nèi)部到外部的種種改變。

　　香港政府于1994年開展一個名為"滾石行動"的清拆天臺屋行動，宣布這些建在樓頂上的民屋是"非法"的。但事實上，它們已經(jīng)存在不只一天兩天了。少則幾年、多則幾十年，天臺屋有獨立的水表電表、其中部分在田土廳登記進入自由買賣，房委會甚至拒絕天臺屋居民申請公屋、認為屋主擁有業(yè)權，這些事實表明，對天臺屋的存在，政府始終是默認的。然而一聲令下要求拆遷，并以1982年6月1日為限，不提供在此日期之后入住的居民妥善安置，天茫茫、地茫茫，這些原來的住戶將去往何方？他們百分之一百是窮人，從事低粗勞動，收入微薄，對他們來說，重新置一套物業(yè)，決不是一天兩天的事情。"大禍臨頭"是位于旺角的金輪大廈天臺屋一位面臨拆遷的居民為自己寫的新年對聯(lián)的橫披，另外兩句是："家居即將被搗毀"、"難道清貧成罪過"，其中心酸、心痛之情溢于言表。1995年1月1日，該區(qū)居民在社工黎婉薇的組織下，舉行記者招待會，表達自己的看法。香港無線電視臺、亞洲電視臺電視臺的記者帶著攝像機問訊前來，當晚做出了他們的報道。和所有諸如此類的事情一樣，按"規(guī)定"要拆除的房屋在全市其他市民面前被描繪成昏暗、混亂、無序、住在這些屋子中的人們身處危險之中又給他人帶來危險。但是這樣的報道卻激起了多年居住與此的人們的憤慨："偏袒政府"、"誣蔑我們"，還對他們的談話做了斷章取義的利用。當然沒有一家電視臺愿意再來聽聽居民們對他們報道的看法，更沒有人愿意修正這樣的錯誤。對大多數(shù)人來說，他們對這些"危房"和居住在這里居民的認識也就到此為止，并不想再前進一步。無怪乎我在香港與一位大陸出去的學者談及此事時，他突然斬釘截鐵地說："香港是個法治社會。"言下之意，這還有什么好說的？

　　這就是發(fā)生在當今世界上嚴重的不平等之一：資訊手段的不平等。天臺屋的居民在掌握媒體、傳播資訊方面，和他們在掌握社會的物質(zhì)財富及權力方面一樣，處于徹底弱勢狀態(tài)。

　　在社會主流媒體的主流表述面前，他們不是被刪減，就是被扭曲。在很大程度上，録影力量深知自己的界限，它并不把自己打扮成居民聲音的代表，而認為自己是從另外一種角度去闡述事情，提供了對于事情的另類表述。居民們被扼殺掉的聲音還有許多："我不明白如何定出82年6月1日前入住者才獲安置？""我們用血汗錢買……""我們天臺屋居民住了這么多年，相安無事，對社會也有一定貢獻。直接納稅也好，間接納稅也好，在住房的問題上也幫了政府一把。""大部分居民都是低收入的，從事小販、地盤（建筑），如果被遷往遠處，那小孩子上學怎樣？要轉(zhuǎn)學也不容易。""有些在酒店工作（凌晨）三時要返工，因時間上交通不配合要做計程車，那昂貴的交通費也是挺不住的，也不能辭職不干。""你說危險，給我們證據(jù)啊。"《大禍臨頭》記錄了這些，包括記錄下了這些人的面孔、他們說話的神情、語氣。原來這些想象中危險的居民一點也不可怕，他們面容真摯、說話誠懇，看上去平靜、謙和。任何人只要見到這樣的面容，尤其是將他們與漂亮、典雅的電視臺主持人相比較（他們以那種標準的、循循善誘的方式說得流利極了），便不難發(fā)現(xiàn)后者不僅虛偽，而且竭盡全力地將事情簡單化，把它們弄得光滑，易于被人們吸收。實際上，所謂的紀錄、報道都不是單純的、純客觀的，都是一種闡述。

　　録影力量勿需表明自己是多么地中立。隨著事態(tài)的進一步發(fā)展，它成了事件直接的參與者。在居民們呼吁專家實地勘探拿出危險數(shù)據(jù)的要求遲遲得不到回復的情況下，他們尋求與制定安置政策的官員對話，卻不料該官員避而不見，并引發(fā)了居民和保安之間的沖突，警察也介入進來，事件中五名居民受傷，一名警察鼻子出血，抓走了兩名居民和那位女性社工。鄭智雄把這些當場拍攝下來，將未完成的録影帶拿到居住在天臺屋的和不是居住在天臺屋的人們中間放映，造成了沖擊性的效果，更多的人們加入到聲援這場抗爭中來。一位聲援者坦言："之前自己對這件事也不太關注。但在3月17日有保安打人、警察鎮(zhèn)壓居民和社工之后，看過當日有人所拍下録影帶之后，覺得無理和憤怒。"當居民們把這卷錄像帶帶到香港中文大學，立即在同學們中間造成反響，中大許多同學立即義無返顧地站在居民們這一邊，及至居民們被"清除出"天臺屋以及后來"睡街"的兩個多月之內(nèi)，有同學幾乎天天和居民們泡在一起，和他們一起分析形勢，在他們那里吃飯和睡覺。在這之前同樣因反對不合理的拆遷計劃起而抗爭的荃灣市民也前來聲援，希望這里的居民和他們一樣得到合理的安置。聲勢越來越大，人們繼續(xù)上街游行，要求撤銷對于被抓人員的指控，要求"先安置，后清拆".這中間還發(fā)生了前來組織居民的社工黎婉薇所服務的那個社協(xié)，先是強行讓黎小姐放假，以此逼她離開抗爭的居民；
繼而做為一個社會機構公開宣布退出該事件，此舉無疑是在全社會面前替居民們抹黑。報媒體方面新一輪的"詆毀"又開始了。有報紙說居民們的抗爭有"多個團體介入，挑起群情沖擊警察".最后的期限終于到了，鏡頭為"1994年、4、24早上六時"，一個陽光明媚的早晨，對居民們來說，卻是黑暗的降臨——"五個小時后屋宇署向金輪天臺居民發(fā)出封閉令"、"十四日后在二百多名機動部隊鎮(zhèn)壓下居民被迫撤離家園"、"其間只有兩戶成功爭取公屋其余九戶居民一直露宿在街頭"、"六月三十日居民已睡街五十四天".該片獲當年香港獨立制作大獎。鄭智雄總結這部片子是"對于大眾傳媒的批判。我和録影力量的朋友都明白，重點不在"這是真的"，而是究竟用什么論述角度".他后來把這種角度進一步表述為"在主流論述周圍制造噪音。"鄭智雄在電視臺上班，以一種他能夠接受的比較松散的方式工作，做録影力量是在業(yè)余時間。録影力量作為一個民間組織，有興趣的人隨時可以加入進來，當然也可以隨時離開，相當于一個俱樂部。由"金輪事件"引發(fā)的諸多朋友的加入，由這些年輕朋友帶來的理念，卻促成了録影力量下一階段的發(fā)展。

　　一批來自香港中文大學的"學生娃娃"在參與居民抗爭之后，對出現(xiàn)在抗爭人群之間的權力關系以及自己的行為及身份進行了嚴肅反省，并匯集成冊《金輪抗爭——從天臺到八樓》。"八樓"是香港學生組織"學聯(lián)社會運動資源中心"所在地，恰恰就在要拆除其天臺屋的"金輪大廈"的八樓。不久前從"中大"畢業(yè)已經(jīng)在"八樓"工作的阮勛是最早加入到居民抗爭中去的人們之一，擺在他面前的是——領導抗爭的社會運動組織如何不成為壓抑被領導之外的其他居民聲音的一種工具？當組織者及知識分子聲稱要有"居民們自己的聲音"時，這個聲音很可能成為他們要求的"一個必要對應"，除了這個對應之外的其他聲音便不被聽見。比如一個金輪故事就只能是"一個爭取安置的故事"，其他"任何聲稱是金輪故事的版本都自動會失去他們的合法性和合理性。"（《社會運動作為一種生活方式》）。實際上，某種權力關系無所不在：相對房屋署來說，社工組織是弱勢的一方，相對于社工組織來說，居民們是弱勢的一方，相對于男街坊，女街坊是弱勢的一方，相對于多數(shù)街坊，經(jīng)常被眾人排斥的叫劉培的街坊是弱勢的一方。而為了"需要效率"、"有更重要的目標要達致"，這些來自不同成分的弱勢聲音往往被掩蓋了，阮勛質(zhì)問"為什么在這些團體"內(nèi)部"卻最不容許不同聲音的存在？"（《居民的聲音在哪里》）與此相匹配，鄭智雄反省自己是否正好站到抗爭中的強勢者/組織者立場上，"在處理"組織"和"領導"之間的關系時，我是否為這種"自上而下""我來打救你"粉飾，選擇性地讓某部分既和平又合理又（最重要的）接受領導居民聲音發(fā)生？而促成又一部眾志成城、合理抗爭、自強不息的社運紀錄片呢？"（《再上天臺》）維怡、翔則檢討了自己學生身份可能帶來的迷誤。盡管意識到了"我是學生"、"我是來幫助居民的"是一種不自然的關系，但是為"顛覆"這種身份而做的努力也不一定恰當。"有時會做得很刻意/做作/低能：如故意多說一些壞的紀錄（小學時開始賭錢、中學時開始吸煙等等），希望減輕我害怕自己的身份可能賦予了的正義、純潔、高大的形象。"（翔《兩個不同世界的人》）面對同樣的問題，維怡漸漸發(fā)現(xiàn)"作踐地勞役自己或貶低自己以期形象上似必街坊更"低"的做法是無意思的。如果我們覺得大家是平等的，有何必要大大貶低自己，企圖讓對方感到"舒服"？況且對方也未必會因此感到舒服，反之，這種做法只是令自己舒服而已。"同時想要擺脫自己的身份，忽視"自己不是街坊"這個事實反倒會給人一種錯覺，好像自己非常了解街坊的情況，于是"越來越有資格"講吔"."隨著事件的進展，維怡越來越懷疑"我這個"支援者"，到底在干些什么？到底是幫了誰？是誰與誰去面對了什么？""……如果說香港政府以惡之名向街坊施行壓迫，那我這類以愛之名施行的壓迫難道不是幫兇？難道可以脫罪嗎？"（《因愛之名》）當時還是大一女生的維怡由此而步入"録影力量"，成為該民間團體目前的主要骨干。譚萬基同學則回憶了這樣一件事情：在一次冒雨游行時，他們不僅遇到了警察，還遇到了手持攝像機、對著人群拍攝的警方的攝影人員。誰都知道，警方的拍攝是為了記錄在案，碰到這樣的情況，多少有點令人發(fā)怵。但譚萬基和他的伙伴們沒有退縮。他事后分析道："阿爾杜塞曾以一個有關警察的例子說明召喚的意思：警察對迎面而來的市民說："喂！"市民便自動停下，甚至立刻掏出身份證來。若果我們直行直過，警察－市民的關系將無法成立，"警察"這身份在我們沒有被"市民"所召喚的情景內(nèi)將失去意義……不隨便接受召喚，在天星碼頭內(nèi)跨越警察心目中的示威者身份，否定拍攝－被拍攝的關系。否則，我們只會成為穩(wěn)固國家機器的共謀。"關于參與金輪抗議過程的反省和自我批評，紀錄在一部《怎能沒有您？》作品中，而它的第一版是《我來幫助你》。

　　"權力無所不在，抵抗也無所不在。"對自身所處權力位置不依不饒的追擊，(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使得録影力量進一步走向民間，走向草根，走向底層人民。某些做法對我們來說是完全陌生的，尤其是對于從電影學院訓練出來、養(yǎng)成那樣一種觀影習慣的人們來說。"我常覺得録影力量對于影像的看法與別人不同，是比較raw （粗糙的），也不會考慮去參加外國的影展等。因為我們的作品很local （本地化），而且目標觀眾亦不會在那些影展中找到。"（鄭智雄）或者說，正是在某種raw 狀態(tài)中，更多尚未磨平的、隱藏的東西才透露出來。在這一點上，録影力量警惕某些專業(yè)化的手法，那種光滑的、令人安適的圖象僅僅是替生活尋找一個圓滿的說法，而不是發(fā)掘生活中未經(jīng)揭示的聲音。循著這樣的思路，盡量把攝影機交到民眾手里，成了他們?nèi)粘９ぷ鞯囊徊糠�。具體來說，就是在民間開辦工作坊（Workshop）。"工作坊"的含義和"培訓班"接近，但其目的不是訓練和輸送專業(yè)人員，而是鼓勵更多的人們拿起攝影機，用他們的眼睛拍自己身邊的世界。筆者于2002年7月的一天，在灣仔一座年代久遠的老屋子里，眼見了一次工作坊的會議。參與者是地地道道的街坊，家庭婦女、退休人員都有，有中學生也有六七十歲的年長者，他們有的是第一次來（如中學生），有的已經(jīng)來了兩三年并拍出了自己的東西，那天開會，是為了討論他們共同參與的一部作品的題目。只可惜完全聽不懂他們各自是怎么發(fā)表個人看法的，但看出人們的神情是那樣認真、專注。灣仔也面臨和金輪大廈類似的拆遷問題，但此番録影力量的到來，并不僅僅關注他們作為"拆遷居民"的身份，而是和他們一道體驗和勘探他們的實際生活，他們的環(huán)境、思想感情及生活智慧。維怡認為自己的工作是"尋找民間有力量的、美麗的東西。"她對我講了一個與她合作的拍攝者的故事。此人是一個做西裝的老裁縫，當他的拍攝興趣被激發(fā)出來之后，他為自己的生平寫了一個劇本。"你怎么對待他設計好的東西呢？"我問。維怡答："不錯啊，（我）要看看他到底想做什么。有時候會和他討論，可不可以換個方式？""你的加入是不是把他的劇本改掉一些？"我又問。維怡答："（也）有多了一些的。生活中有一些偶然的東西比較精彩。有一次他帶我去走，看看以前這兒是什么樣的。看見一個裁縫，是做女裝的，對他們來講是不同的行業(yè)。于是加了一段他們的談話，（這）變成一個重要的部分。"這樣所完成的作品，是這位裁縫和維怡共同合作的結果。聽録影力量的朋友介紹，他們在灣仔這個"點"放了一部剪輯設備，如果"居民們覺得不太麻煩，就由他們自己來剪；
如果他們覺得太麻煩了，就我們和他們一起來做。"我后來看到的在這個工作坊所完成的作品有《數(shù)字灣仔》、《我的家在灣仔重建區(qū)》、《余樵和他的鄰居們》、《灣仔游蹤》、《珊珊間屋》（珊珊的家），它們展示了灣仔作為一片人們生活多年的熱土，它的一條一條街道、在這些街道上豎立的公路交通指示牌。、人們居住的的室內(nèi)室外的環(huán)境等，畫面無不透露著這些居住多年的人們對自己故土深深的熱愛和眷戀，就像是一部"手寫"的或者"手工刺繡"民間歷史，技法雖不高超，但其中散發(fā)的那種質(zhì)樸、原生的氣息，是無法比擬和無可取代的。居民們與他們的環(huán)境關系如此親密，關于拆遷問題的答案也盡在其中了。

　　這樣的工作坊，録影力量每年開辦不超過四次，地點、人員身份常有變化，有時在中學、大學，包括一些民間組織。和新面孔建立聯(lián)系的方法最簡便的是放映録影力量制作的錄像帶，讓人們了解他們不同的影像取向，按鄭智雄的說法，所放映的東西很多是半成品，但正是這種看似不成熟的東西正可以觸動人們對自己周圍環(huán)境的思考，發(fā)現(xiàn)他們那兒原來也有類似的問題，也可以用類似的方式來加以關注。因此每個人在攝像機面前都是主體，都有可能隨時拿起攝像機來拍攝周圍的人和事，錄影力量隨時提供所需要的幫助。這可以說是一種"滾雪球"的做法，以此激發(fā)更多的人們的興趣，發(fā)動更多的人們來參加，是一種影像的"基層民主"行動。而說到底，一般人們參與"民主"的興趣總是有限的，一個新的工作坊開始是可能有二、三十個人，但到了最后，很可能只剩下三、五個人，幾年前開辦的工作坊到最后保持聯(lián)系的可能只有一兩個人。但錄影力量的同仁們并不因此而氣餒，他們認為這是很正常的。這本來就是出于自愿的原則，再好的東西也不好強加于別人。參與人數(shù)的多少并不是衡量他們工作意義的唯一尺度。2002年那個陰雨連綿的秋天，錄影力量一行人來北京和大陸的獨立制作紀錄片的同仁和愛好紀錄片的朋友們交流，他們被反復問及的一個問題是放映渠道、放映范圍，及至后來這些拿機器的年輕人感到非常困惑：為什么放映一定要有很多觀眾？對于他們來說，哪怕是在家里有四、五個、七、八個觀眾觀眾就行了，其中包括被拍攝對象和一兩個朋友。當然，錄影力量之所以能夠堅持到今天，是和香港藝術發(fā)展局每年的資助分不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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