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學系的系慶，我自然高興，我是哲學系77級本科嘛�？赏庹芩菜氖髩哿耍瑳]人問，沒人慶，相比之下真讓人覺得那只是一個空殼兒，有些冷落，不覺有些心寒，自己寫個東西聊以慰心，感恩，感念師恩，也祭先生們在天之靈！

　　說我們學校的外哲所幾起幾伏，合合分分，分分合合，生生死死，死死生生，似有似無，似無似有，有點兒天下大勢的味道，多災多難應該是沒錯的。外哲所全稱“北京大學外國哲學研究所”成立于1964年。當時，我國剛剛從1950年代末到1960年代初的困難時期走出來，毛澤東主席和周恩來總理根據(jù)當時的國際國內形勢，提出要建立幾個研究所，了解并研究世界各地的政治、經(jīng)濟、哲學和國際問題。北大建立了兩個獨立建制的系級研究所，外國哲學研究所就是其中之一。第一任所長是洪謙教授。根據(jù)當時教育部給北大的通知，外國哲學研究所的研究工作，“以現(xiàn)代西方哲學流派（新康德主義、實用主義、邏輯實證主義、新黑格爾主義、新托馬斯主義、存在主義）、西方哲學史、自然哲學等為研究對象”。四十年前，即使是在那種政治意識形態(tài)極其強大的封閉狀態(tài)下，學界的大多數(shù)對外面的情況知之甚少，我們似乎還有那么點兒較為明確的研究目標和方向。

　　但是，好景不長，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了，外哲所還沒能干些它被希望干的事情（至今可見的，唯有洪謙先生主編，商務版《現(xiàn)代西方資產階級哲學資料選輯》了吧），就被卷入了那股勢不可擋的“革命”大潮，隨之浮沉，沒幾天就沉沒在那蕩滌一切的污泥濁水之中。剛剛從哲學系分出來的幾位老師，又回到哲學系，和大家一起去革命和被革命了。外哲所便也不成其為外哲所，幾乎可以說是“消亡”了，學術在政治面前之無力由此可見一般。

　　文化大革命后期，當時的學校當局把幾個研究所合到一起，外哲所便也有幾位老師又從哲學系分出來，到了研究所（可還不是真正的外哲所）。文化大革命結束了，高校恢復了考試招生，外哲所于1978年正式恢復系級建制的研究所。所長仍為洪謙教授，副所長是熊偉教授。

當年，招收了第一屆碩士研究生。外哲所真正的現(xiàn)代外國哲學研究和教學工作從此起步。

　　外哲所從建所到今天已是整整四十年了。四十年，可說的事兒太多了，世事變幻，此一時彼一時也。不說也罷。可其中不能不說的是兩位曾任所長和副所長的老先生，洪謙和熊偉。學術是隨著人走的，外哲所有了這兩位當家人——洪先生，維也納小組早期成員，小組領袖石里克的助手；
熊先生，海德格爾親炙弟子，在華唯一嫡傳——他們清楚當今哲學該干什么，如何去做，又碰上了好時候，沒幾年，學術、學生都大有長進。從那時算來到今天，不過區(qū)區(qū)二十余年，他們所代表的現(xiàn)代西方哲學的兩大主流學派——自邏輯實證主義始的分析哲學，胡塞爾、海德格爾所創(chuàng)現(xiàn)象學解釋學哲學——在我國內的傳播，研究不但遂成風氣蔚為壯觀，且產生了深遠影響，以至影響了許多學科學術思想的發(fā)展進路，其間，外哲所及其后學的成長、發(fā)展、起作用，自不在話下，而當?shù)檬坠Φ臒o可爭議的是二位先生。

　　然而如今，兩位先哲，均已作古，離開我們十年有余了。可對我們這些曾沐浴師恩的學子，會常覺他們雖人已駕鶴仙去，而音容宛在，每每因些須小事，憶起樁樁件件親身所受耳提面命的教誨，心中煩惱，世間瑣事，稍覺釋然，卻也唏噓不已，人走了，不可復生，而今物是人非，不知先生在天之靈，又作何想？也許，他們會有點滴遺憾，因他們不在，不僅不在位，也已不在世，無力回天，否則，外哲所以他們的能力和影響，恐不會受再次撤消實體建制，被并入哲學系的無妄之災（真的，不知為什么，當時的校方就是非把外哲所的系級建制撤消不可，無論怎么說也沒用，確非我輩力所能挽）。也許，依二位的稟性，會默然微笑不語：卻怎見那剛剛撤消不到兩年的外哲所，又因上方須以系級實體研究所方可入選“基地”的要求，忽又復生，真真成也蕭何敗也蕭何，以至今日四十壽辰無人知曉，無人紀念，何至于此？所為何焉？為權？為利？為學？不知道，不可說，可笑總有一點兒，在天之靈不語，世間人又作何感？不可說，不可說。只是學生自覺愧對先師，唏噓而已，沒笑。

　　兩位先生，學有分疏，各領風騷，性情亦迥然不同，大異其趣。然而，在學生眼中，不僅同尊為師，且竊以為，為師也有一二相似處。

　　其一，二人同由大師指點，自年輕時，便去西方學習，在歐洲，又各受不同大師點撥。洪先生自幼聰穎，又因與梁家世交，早年曾受任公指點，后任公薦先生赴東瀛留學，不期導師過世，遂歸。任公又力主先生去德國，到耶拿。學成后，在邏輯實證論創(chuàng)始人石里克身邊工作。熊先生自小家境有變，由黔來京求學，在北平四中未畢業(yè)，便“混入”（先生自語）北大預科，不多日，轉入哲學系，后由當時系主任張頤推薦得識適之先生，胡適以允先生譯康德《純粹理性批判》方式助其赴德留學，后雖未果，卻也是無價的勉勵了。臨行，張頤先生贈古硯以資鼓勵，還念念不忘，赴德訪問期間，又親赴弗萊堡探望先生。先生在弗萊堡時曾親聆當時有“秘密哲學王國的國王”之謂的海德格爾如吟詩般的思緒言語的引領。大師也是從學生過來的，也曾受恩于師，而舊日師生之誼，我輩心向往之，自非我輩可親身體會的，可有先生們學問、為人垂范佐之，我等后生可親領受惠。人不可不以自強不息自勉，卻也不可須臾有忘師恩。站在巨人肩上的，自然有智愚、勤惰之分，巨人、小人之別，人品學問自可證。生有幸遇良師，勝自己強努百倍！師，傳道、受業(yè)、解惑矣，或受其指點一二，豁然開朗，受用無窮！

　　其二，二人雖均終其一生唯學與問，一生執(zhí)著于自己所追求的思想與哲學，用情用思不可謂不專一，二人在當今我國內學術地位亦無出其右者，都是我國現(xiàn)代西方哲學研究的開路人。后學們都把他們看作一代大師，不僅是因為他們的學問與智慧，也因了他們的勤奮與為人。而如今，很多年輕人，并不很清楚他們究竟何許人？卻是因他們給后來人留下讀的東西不多，自然不象眼下的一些教授，動不動方為壯年已著作等身，他們只留下了一些與他們學問有關的編譯資料，自己寫的大概只是各一本文集，并沒有什么令人敬畏的大部頭著作�？伤麄兊臇|西少而精，重要而又耐讀，經(jīng)得起鑿磨，后人把這些看成學術血脈起步的基石。熊先生曾和我說，老子留下的不就是五千字嘛，孔夫子也只是整理些資料，論語還是后人集的。他們大概都屬于孔老夫子示范出來的那類典型的中國傳統(tǒng)文人——述而不作。他們知道，為學為文的重要和艱難，把能說的說清楚，已屬不易，遇不可說的，不保持沉默，即是妄言與僭越；
更曉得節(jié)省文字，才能讓語言把意義顯現(xiàn)出來。一次去看洪先生，送他幾本我們幾個學生編的《現(xiàn)代西方學術文庫》他邊翻邊笑說，好，好，你們年輕，多做些事，好。有問題，問王太慶王老師。有鼓勵，也有提醒。可說起寫書，先生笑笑，別誤人子弟哦。我有點灌頂?shù)母杏X，謹慎，不僅是為自己，為文時，更是為別人，至今不敢忘。后來辦風入松，看著那么多——汗牛充棟的，心想又有幾本能留下？更覺寫的小心，節(jié)約文字的必要，不誤己，更別誤人，還環(huán)保。先生們留下的文字不多，可誰也得面對，繞不過去的。先生們給我們留下的治學的精神和態(tài)度，更讓人難忘。當然，先生們留下的還有外哲所。那種自由、寬松而又熱烈，認真、嚴謹而又刻苦的學術空氣，那是學術生命的空氣，不會死，也不會沒有的，不管什么人讓她生讓她死，也不管有沒有人去想著她，紀念她。

　　其三，二人都是大家，卻都特別愛學生，對學生從不擺架子。我并非洪先生的親炙弟子，卻更早認識洪先生。本科時，我以為自己要繼續(xù)求學，自認以學問為生的，便邀同學貿然去洪先生家造訪，先生不但不怪，還耐心讓我們多學些基礎學科——數(shù)學、物理，還介紹我們去聽宴先生的初階邏輯。豎子不可教，學生終是未能入其堂奧，先生讓聽的課是聽了，研究生卻考了自己更喜歡的現(xiàn)象學一支。先生也從不以為怪，更不生分對待。仍要我去聽普特南等人的講座，還邀我去家里聊天。說到海德格爾，先生就說不懂，不知道他在說什么。卻又說，胡塞爾的書應該好好看看，胡其實和海不一樣，他說的東西清楚，讓我去看他的《邏輯研究》。大師大概都是如此點撥的，要隨你學生的心性去領會了。先生的性格人都說有些急暴，其實我也看到先生為工作與別人爭得臉色大變，更多的時候，卻是見到他翩翩的英國紳士風度，甚是可敬可愛，以至有時有些頑童的天真。有一次，先生叫我去他家，到了他家，他又讓我陪他出去散步。我陪著先生邊走邊聊，只見先生偷笑著從衣袋里掏初一包中華煙，遞給我一支，說，他們送的，在家里不讓我抽，我們在外面抽。我至今不知道那“他們”是誰，我只知道，先生知道我抽煙，先生其實不大吸煙的，大概不是高興就是郁悶時偶爾吸一支，那天先生很高興。不像有一個肅殺的冬日，我去他家，他說喬木來看他，可也不說喬木說了什么，只是跟我要了支煙，師生二人悶在屋里抽，鬧得何先生來看，眼只瞧著我，也未做聲，屋里的氣氛有點兒像當時校園內外的氛圍。我最后見到先生，是他已因病久住友誼醫(yī)院了，那些日子我常去看他。有幾天，我因要去海南開會，連續(xù)忙。臨行前一天，心里有些不踏實，想一定要去看看先生。一到醫(yī)院，元頤說，他爸正念叨我。我走到先生病床前，先生瘦得只剩皮包骨的手握著我的手，口舌在動，可說什么已不大能聽得清楚了，聲音輕而含混，手卻一直不放開。那一幕，至今縈繞在我腦海，揮之不去，我一直到現(xiàn)在還在想，先生在想什么，先生到底要說什么？臨走，心中有些忐忑，又想，多日來先生一直如此，好好壞壞，總還不至于……不想，那竟是我與先生的最后一面。我剛到海南，就傳來先生走了的噩耗，趕緊趕回來，送先生上路。后來，何先生讓我轉交幾張發(fā)黃的老明信片給奧地利的哈勒教授，那是洪先生珍藏多年的，他在維也納時，石里克或小組的其他人約他去咖啡館聊天或聚會，師生間當時唯一可能的聯(lián)絡方式，先生顛沛一生，卻一直珍藏著。在他心底沉淀下，血脈中流動著的，也許是更寶貴的記憶，可先生帶走了。我登時有些明白，先生愛學生，師生間的情誼是有些遺傳的。

　　熊先生那幾年的學生不少，可我前后的師兄弟大都出國了，我一直在先生身邊，覺得受益更多。先生一直讓我自己去做，可幾乎我的每一篇譯的或寫的東西，先生都看了，改了，有的譯文還逐字逐句改。有一次，我寫了一篇《海德格爾與馬克思主義》，因為當時的氛圍，文章用的排比句多，有些“氣”不可不發(fā)。先生看了，叫我去，劈頭就說，文章怎么那么像大字報。我有些辯解，可先生一句話，“這是學術”，把我喚醒。自此，文章不敢再有情緒和雜念，無論什么原因。先生時時和我在一起，有時也問是不是想出去，可機緣不巧，很晚才有機會。回來后，先生就患了不治之癥，動了兩次手術。可每次手術剛完，先生只要有些力氣，就又會給學生上課。我擔心先生身體，總要勸阻，先生就自己通知學生到他家去上課，擋也擋不住。師母說，先生愿意和學生在一起，讓他去吧。第二次手術前，馬列學院的謝龍先生又要請先生去為上百人的大課作講座，我真有些擔心，先生卻不讓我管，去了一講就是三個小時。那是先生的最后一課。后來先生身體每況愈下。最后有一天，先生特意叫我去，當面讓師母把他們多年來出國省吃儉用攢下的美金、馬克、港幣統(tǒng)統(tǒng)交給我，說，拿去，年輕人作學問不容易，不多，你們用得著，有聊勝于無嘛。那就是現(xiàn)在《熊偉青年學術基金》的底金。先生最后說，我一直沒有作博導，你也沒讀博士。我頓時眼睛有點濕，學生不才，先生到這時還在惦記。

　　洪謙、熊偉二位恩師離開我們后，我都曾分別撰文紀念，這樣憶在一起，還是第一次。也算是對他們創(chuàng)立的外哲所四十大壽的祝賀。只是學生還有個心愿未了，有機會一定設法再籌點兒錢建一個《洪謙學術基金》，讓先生香火能更好地續(xù)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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