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亮出我年輕的護照”是十多年前“紅孩兒”的一首流行歌曲，頌揚年少不羈的自由精神。那時的孩子今天已經長大，在每一個人生關口，“青春”不是什么通行無阻的護照，而是要“亮出你考級的證書”！你的英語不錯嗎？那么亮出你的“六級證書”或者“中級口譯證書”；
你很會電腦嗎？那么請出示“微軟認證書”或者“IBM認證書”。甚至，說你會彈鋼琴，那一定考過了八級吧？或者能玩圍棋，那你有業(yè)余六段的證書嗎？

　　我們的文化中滋長著一種愈演愈烈的“證書狂熱”。一個年輕人從學校到職場的生涯幾乎是一場證書角逐的漫長競賽，宛如——借用“大學變成養(yǎng)雞場”這個粗暴卻是生動的比喻——從飼養(yǎng)場到屠宰場出品上市的牲口，在身體上加蓋各種資格認證圖章，以便在市場上待價而沽。而就業(yè)培訓與指導中種種“包裝自己”、“推銷自己”的秘訣大多在唆使學生努力加蓋更多、更醒目的圖章。對形形色色資格證書的追逐已經成為我們時代的集體瘋狂。

　　證書主義是一種精神分裂的文化。證書的設立出自理性的效用性標準，但卻導致了荒誕的結果�！拔覀円�注重實際能力而不是證書！”諸如此類的告誡聽起來悅耳，但是對不起，你拿什么來判斷和衡量能力？現代的標準化考試的確提供了一種最為方便、最為可比、最為經濟的衡量尺度，它是理性設計的產物。但是，如果證書成為唯一且獨霸的尺度，整個教育就可能淪為一架巨大的考試機器。在從高考到“考研”的過程中學生被訓練為優(yōu)異的“應試動物”，他們投入極大的精力來發(fā)展一套“高級程序”，用以應對各種標準化考試。但一旦面對復雜多變的非模式化問題，這套高級程序往往失靈，陷入所謂“高分低能”無力應對的困境。最近英語四級與六級考試的泄題事件成為一個導火索，引發(fā)出對英語教育改革的呼吁。英語教學專家劉潤清認為，取消現行的四、六級考試制度是大學英語課程改革的一個關鍵。中科院院士謝克昌更為尖銳地指出，中國英語教育的投入與產出嚴重失衡，造成了驚人的資源浪費。筆者對此深有同感。我曾參加過碩士研究生復試的英語口試，以及中外聯(lián)合培養(yǎng)博士生計劃的招生面試，由此得出的判斷是，八成以上通過六級考試的學生不具備“有效的”英語交流能力，也就是說，這些優(yōu)秀的大學生在用英語表達自己的時候，他們的智力和專業(yè)會立即下跌到與中小學生相仿的水準。

　　證書主義文化正嚴重危及著整個教育的發(fā)展狀況和青年一代的人格成長，而英語教育的失敗不過是其顯著的征兆而已。更為隱蔽的危機在于證書主義文化所造就的人格，這種文化主導下的個人發(fā)展極大地受制于那些可計算的、可認證的指標，而人格的多重維度——創(chuàng)造性、想象力以及“人文精神”等等難以被計量和考核的價值卻被嚴重忽視或舍棄。這種“證書型人格”構成了我們時代的“單面人”，導致了文化精神的匱乏與萎縮。

　　證書的另一個功用是以“確證”來獲得信任。在一個失去誠信的時代，每個人自稱的能力和資格都需要某種“憑據”來佐證。但反諷也恰恰在于，正是由于缺乏誠信，所有的證書都可能作假，都可能涉嫌偽證。幾個月前在英語六級考試的一個考場上，身份核查人員突襲檢查，大約有一半“考生”奪路而逃，因為他們都是受雇代考的“槍手”。于是，這個崇尚證書的時代也是一個偽證泛濫的時代。而且越是崇尚證書，偽證越是泛濫成災。沒有力量能夠輕易打破這個惡性循環(huán)，因為其中的每一個環(huán)節(jié)都出自人們的“理性選擇”。聘用者必須根據可信的憑證與標準的尺度來判斷應聘人的能力，這樣的淘汰選拔才是理性的。在人才市場供求邏輯的壓力下，學生必須獲取更多、更高級的證書來增強自己的資本，這是理性的競爭策略。而就業(yè)市場上還有一大批難以應對標準化考試的“非標準”人群，他們的理性又會做出怎樣的選擇？如果要潔身自好，那么就退出競爭、自甘清貧，主動選擇“另類生活”。但時下標榜的所有另類生活都與金錢捆綁，如果離開了體面的職業(yè)和收入，“另類群體”不過是“弱勢群體”的代名詞而已。雇傭“槍手”、偽造證書當然不是道德的作為，但就成本效益而言卻是一個理性的選擇。何況，有多少從“克萊登大學”留學畢業(yè)的“海龜”？又有多少“老總”和高官輕巧地拿了博士學位？只因為一點道德恐懼就自甘弱勢，是不是有點失去理智？供求關系的邏輯是需求創(chuàng)造供給，考題泄密者、“槍手”供應商和偽證制作者，他們不都是按照市場邏輯做了自己的理性選擇嗎？

　　每個局部環(huán)節(jié)的個體行動都是出自理性的選擇，卻在整體上合成了集體性的瘋狂。每個人都在抱怨卻又都無可奈何，因為我們找不出真正的罪魁禍首，無法在整體上追究任何一個機構或個人的責任。證書主義如同一個無人操作的龐大機器，人人都受到它的壓迫，都是其“犧牲品”，但同時又都是這個機器上的“零件”，都是其“共謀者”。

　　競爭從來都是人類生存的現實狀況，但將競爭納入到一個標準化的、可計算的模式卻是現代社會的工具理性特征，而這種模式的獨霸橫行則是現代性的危機病癥�，F代文化離不開標準化考試和市場理性，但如果所有的人性價值與人才品質都被囚禁在單一的標準化制度之內，如果誠信與正直的道德價值都在市場理性的獨霸之下淪喪，這樣的“現代”是病態(tài)的。從韋伯到哈貝馬斯，對工具理性無限擴張的批判早已對此發(fā)出了警策之聲。但在當下的環(huán)境中，似乎找不出一種有效的力量來抗衡與抑止證書主義的泛濫成災。這可能是所謂“集體行動悖論”的又一個例子：每個單獨個體的努力都太過渺小而無濟于事，但沒有任何個體的行動，“整體”的狀況將永遠無可扭轉。（外灘畫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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