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學術欲發(fā)展，就必須建構起中國學術自己的自主性。而關于中國學術自主性的問題，我認為，我們必須強調中國學術研究場域依照其運行邏輯，而必須與經(jīng)濟場域、社會場域和政治場域做出明確的界分，這可以說是學術自主性的國內向度，因而也是每個國家的學術在發(fā)展過程中都會遭遇到的問題。

　　但是，中國學術自主性的問題，除了存在上述一般性的一面，在當下這個復雜的世界結構中，還存在著本土性的一面。從理論上講，這意味著學術自主性在一定意義上乃是以特定時空為限的，因而在根本上它會涉及中國學術研究場域在當下世界結構下，如何自主于西方社會科學場域“文化霸權”的問題。這是學術自主性的國際向度，因此也是包括中國在內的發(fā)展中國家所特有的問題。

　　在中國學術當下的發(fā)展過程中，存在著一種非常普遍的現(xiàn)象，即論者們在研究中往往未經(jīng)批判性的審視，就把西方的一些概念或理論框架套用于中國社會的分析。

　　但是，首先，中國知識分子毫無反思和批判地接受西方的概念或理論框架，實際上給西方對中國知識分子的“理論示范”注入了某種合法的“暴力”意義。也正是在這種暴力性的示范下，中國知識分子毫無批判地向西方舶取經(jīng)驗和引進理論的做法，便被視為合理的甚或正當?shù)摹?

　　這種實踐的展開，還會迫使中國知識分子所做的有關中國發(fā)展的研究及其成果，都必須經(jīng)過西方知識框架的過濾，亦即依著西方的既有概念或理論對這些研究做“語境化”或“路徑化”的“裁剪”或“切割”，進而使得這些研究成果都不得不帶上西方知識示范的烙印。更糟糕的是，上述情勢還導致了一種在中國學術界頗為盛行的、我所謂的中國知識分子對西方知識的“消費主義”傾向。

　　其次，中國知識分子對一些與學術相關的西方制度的移植，也從另一個角度扼殺了中國學術建構自身自主性的可能性，因為這些學術制度在中國的移植，只會引發(fā)與這些制度原本旨在達到的目的相違背的結果。一如我們所知，西方國家的大學和研究機構，一般都規(guī)定有一種旨在提高學術研究水平的要求，即相關人員必須在年度內發(fā)表一定數(shù)量的論文和論著的制度，而且這種制度的設置甚至是與聘用制度緊密勾連在一起的。晚近以來，中國的一些大學和研究機構也將這種制度移植了進來，但他們在引進這種制度之前，卻并沒有對這種制度安排做認真的分析和研究，甚至不意識這種制度的有效實施，還必須仰賴于其他學術制度的支援或配合。

　　比如說，第一，一些學術項目的立項乃至獲得，通常情況下乃是為某些重點高�；蛑攸c院系所壟斷的，因為批準項目的人員主要來自這些重點高�；蛑攸c院系；
第二，項目的獲得意味著項目承擔者肯定能獲得一定的出版經(jīng)費或補貼。因此，第三，面對當今中國出版社因企業(yè)化而出現(xiàn)的一種重賺錢而輕質量的取向，那些能獲得項目資助的知識分子，與那些因所在單位的地位低下或不善人際關系，而得不到項目資助的知識分子相比，在很大程度上講就更容易發(fā)表或出版他們的論著。在這種情況下，不僅許多知識分子，而且一些院校，也為了獲得每年的研究項目經(jīng)費而大搞社會“公關”。結果，一方面，知識分子用以這種“公關”的精力和時間，大大超出了他們可以用來研究的精力和時間；
而另一方面，獲得項目的研究者也往往因為時間和精力不夠，只得“對付”這些項目，進而致使研究水平下降。

　　可見，那種原本旨在提高學術研究水平的制度，在相當?shù)某潭壬辖?jīng)由在中國未加批判的移植，而變成了一種激勵知識分子去“爭奪”項目經(jīng)費的制度。更糟糕的是，這種制度在中國實施的過程中，一方面與知識分子職稱評定相勾連，而另一方面則與強調數(shù)量甚于質量的傾向緊密相關，所以在一定程度上還導致了一些知識分子采取剽竊、抄襲和拼湊的手段來滿足這種制度所規(guī)定的要求，有的做法甚至到了觸目驚心的地步。

　　據(jù)此，我們必須在我們的知識實踐活動中，對中國學術場域在當下世界結構下，如何自主于西方社會科學場域“文化霸權”這個問題，做出我們自己的回應。

　　或許我們的回應不會很有效，但只要我們開始對這個問題做出回應，我們的這種努力便能夠標示出我們對中國學術自主性的意識，已然確立起來了。

　　爭鳴：薛涌: 學術就是學術

　　鄧正來先生在2月26日《新京報》上發(fā)表文章，強調“中國學術欲發(fā)展，就必須建構起中國學術自己的自主性”，自主于西方社會科學場域“文化霸權”。他批評“中國知識分子毫無反思和批判地接受西方的概念或理論框架，實際上給西方對中國知識分子的‘理論示范’注入了某種合法的‘暴力’意義。”并稱“中國知識分子對一些與學術相關的西方制度的移植，也從另一個角度扼殺了中國學術建構自身自主性的可能性。”

　　這樣的解釋，未免避重就輕，轉移話題。中國學術的問題，主要是我們自己的知識傳統(tǒng)和制度問題，并不是什么西方“文化霸權”的結果。目前中國思想文化界，有一股狹隘的“本土主義”思潮。從甘陽的“華人大學的理念”，蔣慶的讀經(jīng)，到鄧先生反對西方“文化霸權”的呼聲，都從不同的側面反映了中國思想界在全球化的沖擊下陣腳大亂的現(xiàn)實。什么叫西方的“文化霸權”呢？“文化霸權”這個詞本身就是個舶來品。鄧先生文章本身，就充滿了諸如“語境化”等艱澀的西方詞匯。用這樣的語言來反對西方的“文化霸權”，本身就是對這種“本土主義”的一個嘲諷。

　　學術就是學術。我們沒有自己的學術框架，借用一下人家的，這就像國產(chǎn)車的引擎不過關，引進一個國外的引擎一樣，是起步時之必須。中國的學者現(xiàn)在有個不好的風氣：看到一個理論，不討論這個理論本身是否有價值，是否對我們認識世界有幫助，而首先要看這個理論是從哪里來的，是不是一種“文化霸權”。這樣的習氣，筆者在國外讀了十年書，還從來沒有見過。美國一些大學，許多學者是外國人，許多討論會都是國際性的，你很難用“西方”來定義。在人家那里，大家注意的，是如果擺脫自己文化中的思想習慣，看看“外來人”是怎么思維的，能不能借用。我們中國學者如果有令人信服的理論框架，那些西方人會馬上搬過去。事實上，所謂反對西方的“文化霸權”的思潮，大都是在西方的大學校園里開始的。中國學者的問題是自己拿不出東西來，所以才一天到晚在那里談保這個反那個。

　　鄧先生提出的移植西方學術制度的失敗例證，也似是而非。西方國家的大學和研究機構要求相關人員發(fā)表一定數(shù)量的論文和論著的制度，當然要學。據(jù)鄧先生說，我們學歪了，那些善于搞“公關”的人常常拿到科研經(jīng)費，發(fā)表更多的論文；
那些有真才實學但不會交際的學者反而被淘汰。如果真是這樣的話，又說明什么呢？如果我們科研經(jīng)費的審批程序、出版社的經(jīng)營等制度都按西方的模式改革了，是不是我們的學術制度也能會更公平一點呢？如果鄧先生認為不該向西方學習，大學和研究機構是否應該不硬性要求有關人員發(fā)表論文呢？如此一來，學術評審的標準又該是什么呢？

　　“本土主義”者們一會兒發(fā)表個文化宣言，一會兒又要反對人家的“文化霸權”。但自己卻提不出任何解決的辦法來。其實你到學術文化發(fā)達的地方看看就知道，人家那里，是絕沒有我們這樣熱鬧的。學術就是學術，關鍵是拿出成果來。嚷嚷得兇，干得少，只能說明創(chuàng)造性的匱乏，學術文化的衰落。(新京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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