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自由的森林之歌，

　　在當前的摧折中，成為凄涼的絕響。

　　換一個時代，換一批鳥，換一批鳥，換一種歌……

　　——海涅

　　（一）

　　在世界近代歷史中，蒙昧主義有著地域的區(qū)分——東方蒙昧主義和西方蒙昧主義。東西方兩種蒙昧主義是靠極權主義對民眾進行專制統(tǒng)治來實現(xiàn)的，極權主義也表現(xiàn)為兩種——左的極權主義和右的極權主義，左右兩種極權主義分別以斯大林主義和法西斯主義為代表，即強權社會主義和國家社會主義。兩種蒙昧主義之間、兩種極權主義之間甚至還發(fā)生過表面的沖突（如希特勒的“國會縱火案”）。不過這種沖突現(xiàn)象遠不如它們之間的同一性更為顯著，如果認真比較東西方兩種蒙昧主義和左右兩種極權主義就容易發(fā)現(xiàn)，盡管他們彼此之間存在一定的差別甚至斗爭，二者意識形態(tài)的具體表現(xiàn)也有著明顯的差異——種族仇殺論和階級滅絕論，但在“掌握”人民思想這個問題上有著驚人的相似，即它們都有一種把人民變成鸚鵡的傾向，兩種蒙昧主義和兩種極權主義都希望像教授像鸚鵡學舌那樣把自己的意識形態(tài)灌輸給人民。鸚鵡是動物中學舌的好手，但就它學舌的效果看，它發(fā)出的聲音不包含自己的“思想”。在人類近代歷史當中，兩種極權主義和兩種蒙昧主義為了使自己的“思想”迅速傳播，就采取教授鸚鵡的方法把思想盡量播散到廣大人群，人群在不理解或簡單理解此思想的情況下，把“思想”濃縮成幾句簡單的教條進行背誦，這樣在短的時間內，“思想”似乎被廣大人群所“掌握”，我把這種蒙昧主義和極權主義制度下的鸚鵡化“學習”的現(xiàn)象叫做鸚鵡主義。

　　鸚鵡主義傳播者——蒙昧主義者和極權主義者——是懷著十分鮮明的功利目的，這種目的可能被裝點的非常高尚——千年帝國和“無限美好”極樂社會之類，但最終的目的是為了獲得權力——思想壟斷的霸權直至統(tǒng)治世界的政權。壟斷思想是鸚鵡主義的主要目的也可以是階段性手段，因而也是鸚鵡主義的主要特征。只有把人類思想壟斷了才有可能壟斷政權，壟斷政權后又可以把壟斷思想進一步強化，通過強化壟斷思想又可以進一步鞏固政權，這樣二者相輔相成、互為因果，某些人類群體在鸚鵡主義的教化中逐漸地把自己變成了學舌的鸚鵡。本來，人類經過數(shù)百萬年的進化已經把自己從動物群體中脫離出來，人即使在背誦簡單教條過程中也可能有某些自由化思想的產生，但由于鸚鵡主義在壟斷了思想并通過壟斷思想加強了統(tǒng)治后，一切非鸚鵡主義思想都遭到鸚鵡主義的排斥，排斥的手段很殘酷——牢獄和“清洗”、“消滅”之類，認同鸚鵡主義因求生的本能日益成為大眾思維的習慣。當然，人類的頭腦很復雜，要把人類的頭腦改造成簡單的鸚鵡小腦袋無論如何需要花費太大的力量，好在有威權作保證，實現(xiàn)起來也并非太復雜，這種實現(xiàn)過程當然不是醫(yī)學意義的而是意識形態(tài)意義上的——這預示著鸚鵡主義不能太長久地統(tǒng)治世界，因為人腦還是要回歸人腦。

　　裁定某種思想是否有罪當然是依據(jù)鸚鵡主義，由于鸚鵡主義十分簡單，裁定思想也就變得非常簡單，凡屬于鸚鵡主義都是真理，凡不屬于鸚鵡主義的都是荒謬。鸚鵡學舌是她天性決定的，而人要像鸚鵡那樣學舌不犯錯誤一般很難，一個智力很高的人分析復雜數(shù)學難題可能得心應手，但如果讓他背誦鸚鵡所背誦的簡單句子一遍兩遍大概不會出錯，重復遍數(shù)太多就很容易出錯。所以在一個鸚鵡主義統(tǒng)治的社會中，高智商的人群比低智商的人或智力殘缺者更容易“犯罪”，甚至他的智商本身就構成了對鸚鵡主義的威脅，這就是為什么近代許多知識分子更容易因喊錯口號而遭受迫害致死的原因，在一個鸚鵡主義的社會中知識階層極容易被以非鸚鵡主義的罪名處以極刑。其實蒙昧主義與鸚鵡主義二者本來就是合二而一，蒙昧主義在中世紀表現(xiàn)為宗教極端主義，而法西斯主義和斯大林主義是古老蒙昧主義的現(xiàn)代變種，但為了吸引民眾，鸚鵡主義都冠以“科學”的名義，他們極力宣稱自己的鸚鵡主義是“科學”。

　　真正偉大豐富的思想很難被鸚鵡主義化的。在真正科學領域，科學思想的鸚鵡主義化根本不可能，誰能把牛頓力學或愛因斯坦相對論鸚鵡主義化呢？你不能僅僅用背誦的方式就能“掌握”物理學，定理并非是會背誦就算掌握了。學習物理學不能通過喊口號的方式進行，喊口號只能成為妨礙學習的噪音，物理學也根本不需要通過喊口號向人類說明自己的真理性；
同樣，康德哲學、羅素、波普爾的哲學也沒有任何可以通過簡單化能“掌握”的途徑，它們也不是“工具”——借此給某些人帶來權力和榮耀。但法西斯主義不然，它可以把自己的理論化成簡單的口號，它簡直就是一件法寶。此法寶承諾，不必下工夫讀書，也不必你有什么學問，毋寧說，你越是沒有任何學問越說明你受文明毒害越少，你也就越純潔，你掌握納粹主義也就越快。這件法寶是什么呢？這件法寶再簡單不過了——只要在地球上消滅一群人，我們的社會就能迎來人間天堂，這是歷史的必然規(guī)律�！�—這種簡單、鮮明、容易理解的特性的確使廣大民眾所喜聞樂見，當?shù)聡�人被召喚滅殺猶太人這罪惡的人種時，人們因為對千年帝國的渴望就不在乎猶太人的尸骨了。因其簡單、明確、工具性等特點，納粹法西斯主義也就十分容易地鸚鵡主義化。與課堂上教授們羅嗦、費解的言辭相比，希特勒的講演甚至可以濃縮成一句話——消滅猶太人，日耳曼人就將進入人類最美好的社會。這說明，思想本身必須具有被簡化的可能才有鸚鵡主義化的可能。鸚鵡主義具有如此立竿見影的效果，能魔術般地把一個大字不識的農夫“立即”改造成明辨是非的偉大鸚鵡主義者，使他馬上具有了判定真理與謬誤，進步與反動的神通；
相比之下，知識分子被改造成鸚鵡主義者更困難一些，但也并非不可能。

　　鑒于自然界和人類社會中問題的復雜性，蘇格拉底需要在大街上和青年們長時間地討論問題，這些問題即使聰明的古希臘民眾也并非能夠完全理解；
大學課堂上師生之間的辯論無論是口頭的還是論文的形式，也不容易吸引公眾注意。但大街上的漫罵往往能吸引人注意，因為漫罵者的是非觀非常鮮明，容易理解，鸚鵡主義發(fā)現(xiàn)了人類的這個弱點，他們發(fā)明了一種便捷的工具——宣傳。人類的個體是十分脆弱的動物，他們之中真正的思想家又非常少，隨波逐流也就成為常態(tài)，他們之接受“宣傳”比之接受煩瑣的學院教育更少困難，所以鸚鵡主義的簡單性使民眾極容易被“鮮明的是非判斷”所蠱惑�！靶麄鳌备拍钜馕吨�什么呢？近代蒙昧主義的鸚鵡主義之“宣傳”是某種同意反復的叫囂，它近似于大街上蠻漢的罵街，他發(fā)誓消滅一群人，用另一群人對人類專政。如納粹主義把尼采的某些思想放大開來——認為權力意志就是真理。蠻橫又不以為恥——法西斯極權主義的鸚鵡主義宣傳大概并沒有意識到自己“哲學”的特征。人類的理性哲學對探索真理表現(xiàn)出謹小慎微的態(tài)度，蘇格拉底說——我惟一確切知道的是我的無知。而鸚鵡主義則不然，他們以終極真理的擁有者自居，他們宣稱鸚鵡主義真理超越了以往任何時代的“庸俗哲學”，他們指責以往哲學的光說不干，而他們要干——實踐，首先是用實踐顛覆人類價值觀。正如漢娜•阿倫特所說，法西斯主義顛覆了“不許殺人”；
而斯大林主義顛覆了“不許作假證誣陷他人”。蒙昧主義把自己的鸚鵡主義稱為“科學”——科學地發(fā)現(xiàn)了人類社會規(guī)律、科學地發(fā)現(xiàn)了經濟規(guī)律和思維規(guī)律、科學地預言了人類歷史的命運，他們說他們幾乎到達了真理的頂點或者他們說自己找到了達到頂點的唯一方式。在人類思想史中我們能找到比近代鸚鵡主義宣傳家自吹自擂到恬不知恥的程度的例子嗎？恐怕很難。這種自吹自擂的非滑稽性在于，一旦你認同了鸚鵡主義就意味著同意了殺人的合理性——消滅罪惡人種和罪惡階級。在一個封閉的環(huán)境，每天都是鸚鵡主義的聒噪，更有恐怖主義對“異端”的殘酷懲罰，民眾心中一點可憐的理性被日益蠶食，取而代之的何止是對鸚鵡主義“哲學”宣傳的認同，而是對鸚鵡主義的歡呼、感激與崇拜，而這種山呼萬歲的結果是——把人為制造的尸橫遍野看成是“歷史規(guī)律”應驗的證據(jù)。

　　想象一百萬只鸚鵡在訓鳥員的教育下同時喊“嗨，希特勒”那可能很有趣，但一百萬武裝士兵在宣傳家的教育下喊此口號就不僅無趣而且恐怖了，這恐怖造成的災難我們至今記憶猶新。鸚鵡主義的盛行一時也許是人類歷史中的“黑色幽默”，但這個幽默是用人類的骷髏堆積起來的，所以只有撒旦因此“幽默”而得意地咧著大嘴嘿嘿地傻笑。鸚鵡主義宣傳家把鸚鵡主義宣傳得如此神奇又出奇地廉價，它幾乎是不花錢就能買到的世界上最美妙的“哲學”。但它的廉價是表面的，當你被廉價誘惑認同了它的“真理”教條，你就像把自己的靈魂抵押給了魔鬼，你不自覺地上了那標明“天堂”終點站的列車，列車在行駛后就不由你做主，原來那終點站是“天堂”標簽的地獄。只可惜地獄里的冤魂已經無法返回陽世傾聽理性法庭對法西斯蒙昧主義的指控和審判了。

　�。ǘ�）

　　 鸚鵡主義的“思想”具有簡單明確，又承諾美妙的品性，我們對于鸚鵡主義的緣起的分析也就從它的這些品性入手。作為一種社會學分析對象的鸚鵡主義現(xiàn)象首先需要解決的問題是，它之起源必有人性中某些成分為根據(jù)。一般看來，人類進化到現(xiàn)在都不愿意把自己退化成鸚鵡，人人都愿意表達自己的思想而不愿意受別人思想的支配——做一個學舌者，但是為什么某些人類集團，他們的思想還是曾經被鸚鵡主義思想所壟斷了呢？他們是自愿的還是被迫的呢？我的分析將說明，他們一定程度是自愿的，一定程度又是被迫的。

　　人類的天性具有追求效益最大化的傾向，這個傾向用于改善生產工具的方面時，是推動技術進步的動力；
用在處理人與人關系方面，則可能產生好的結果（如企業(yè)的合理化管理）和壞的方面（如通過賭博致富），在人類的潛在心理方面，可以說存在著一個“占便宜情結”，例如希望以最少的錢（最好是不花錢）買到最便宜的物品。在我們這個世界上，欺騙的伎倆很多，其中一個伎倆是利用人們普遍地希望占便宜的心理。騙子利用他人占便宜的心理欺騙時，肯定會給被欺騙者造成這樣的認識——你幾乎不需要投入什么就能取得豐厚的回報，或者你投入很少而回報巨大。被欺騙者之能被欺騙顯然是想獲得騙子承諾的回報，他之甘心被欺騙在他當初自己并不自覺，或者說他愿意按騙子要求去做。路德宗教改革前，教會要信眾購買免罪符也是利用人們的這個心理，既然只要購買免罪符就能贖罪使死后進天堂免受懲罰，這不是一件太便宜的事情嗎。張角的黃巾軍之能強大一時也是靠了張角的巫術的欺騙。對于民眾來說，尤其他們的生命因貧困而遭遇危險時，他們即使并不真心相信某種靈丹妙藥的解救，但一般不會拒絕如這樣的承諾——信了就能活命。信什么呢？只要一個“殺”字就能立即使乾坤清澈，何況歷史上的“殺富濟貧”也的確能解決燃眉之急，我們甚至不能否定在歷史的某些情況下這種“殺”的必要性。不過簡單的“殺”字衍生出一種“普遍”的哲學來則是近代的事，這種哲學認為：徹底地殺滅人類中的一批就能使人類一勞永逸地過上好日子。而且要人們傳播這種簡單哲學的“福音”，這個哲學非常簡單明確，幾乎是一般鸚鵡主義哲學的常規(guī)內容�！暗厣蠘穲@”、“無限美好社會”的許諾是鸚鵡主義的另一個核心內容，這個內容與殺人哲學又構成因果關系，即“殺”是“地上樂園”建立的充分必要條件。對于底層的民眾來說，仇恨是隨時可以被召喚起來的，先去殺人，然后兌現(xiàn)“無限美好”的許諾。如果想理解鸚鵡主義在短時間內俘獲大量人群的原因，分析這個許諾是關鍵。對于民眾來說，承認這種許諾是期待著一本萬利，占便宜情結使他們忘記或不愿意相信一本萬利不能兌現(xiàn)，如果不能很快兌現(xiàn)他們也容易接受這樣的暗示——殺人還不夠多。耶酥的天國許諾是讓人們克制憤怒、學會忍耐，但鸚鵡主義的地上樂園的許諾是鼓動仇恨、發(fā)揚暴力。耶酥的許諾是否能兌現(xiàn)我們不得而知，因為沒有一個從天國返回的人告訴我們；
但地上樂園的許諾每一個活人都可以見證。但問題在于，通過殺人而兌現(xiàn)一本萬利是絕對不可能的，為了彌補虧空，鸚鵡主義采取夸張的手段，把鸚鵡主義社會的一切都宣傳為“無限美好”，謊言重復千遍不會變成真理，但容易使傾聽重復千遍謊言的大眾把謊言誤以為真理。對于掛在同一片樹林里籠子里的鸚鵡，如果有幾只籠子的鸚鵡反復重復一句“真理”，“真理”就容易迅速地被更多的鸚鵡“掌握”。

　　一個有理智的人，就其積極的方面來說，是永遠不滿足現(xiàn)狀的，這也是人類文明不斷進步的推動力。在一個理性的社會，人們提出對于社會各個方面的改進意見，這些意見的不斷出現(xiàn)說明，所謂“無限美好”之類是不可能達到的。(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但在鸚鵡主義的社會中，為什么人們總是夸耀自己的滿足呢，他們洋溢在臉上的笑容都是假裝的嗎？不是假裝的，他們的確非常滿足，為什么在理性的人看來是困難艱辛的日子而在鸚鵡主義社會的人們卻看起來無比幸福呢？

　　哈耶克說：“如果在極權制國家人們所感到的壓迫，一般說來，遠不如自由主義國家所想象的那樣厲害的話，這是因為極權主義政府在使人民照著它所要求的那樣去思想這方面取得了高度成功。[1]”哈耶克分析了宣傳的作用，宣傳者一方面把鸚鵡主義的教條宣傳為——是人類歷史真理的終結，此后和之前沒有這樣的真理；
另一方面鸚鵡主義“塑造人”，塑造什么人呢？鸚鵡主義的人。那么，這種鸚鵡主義對于人的靈魂塑造為什么是可能的？人為什么可以像鸚鵡一樣被塑造的很“乖”，而且似乎是甘心情愿地被塑造的越來越“乖”。

　　紀德在他的名篇《蘇聯(lián)歸來》描述了他的觀感，在參觀的每一個地方，無論是商店里粗糙的大路貨，還是千篇一律的家庭擺設、千篇一律的裝束、粗制濫造的文藝節(jié)目——所有一切，人們不停地向紀德炫耀：看，難道這一切不值得我們自豪嗎！難道我們的一切不都是你所見所未見、聞所未聞的嗎？在紀德看來，這種自豪似乎有些過分，更有幾分好笑，但紀德沒有發(fā)笑，因為他看到人們的自我滿足很真實，所以不忍心。紀德也不愿意告訴他們，法國的商品更好、法國的服裝千姿百態(tài)、法國的藝術璀璨絢爛，可他實在不愿意看到一個衷心企望被夸獎、被贊美的人因自己的話遭受打擊；
并且?guī)状渭o德委婉地表達自己的看法后發(fā)現(xiàn)，人們的原來友好的笑臉立即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壓抑著的憤怒。原來他們只準備著被贊美，從來沒想過被批評，哪怕批評多么委婉；
他們從未想過有什么社會能超過自己的社會，從來沒有想過有比自己目前的生活更好的生活。紀德問，為什么在不了解外部世界的情況下，人們固執(zhí)地認為自己的一切都是世界上最好的，恨不得讓全世界的人都夸耀他們創(chuàng)造了奇跡。紀德思考并且疑問：人們的自豪感都是真誠的，看不出半點假裝，似乎也并沒有什么人在背后指使——這是為什么。而且正因為太真誠，真誠到為保衛(wèi)自己的自豪感而去拼命——蘇聯(lián)人好像人人（哪怕是學校里的小學生）都在表達自己的自豪感時，時刻準備著對“不懷好意的批評”、誹謗蘇維埃社會主義成果的人進行最堅決的反擊，在熱情友好的背后是對批評者的翻臉不認人——這似乎是集體的臆癥，“真誠”到了偏執(zhí)。紀德發(fā)現(xiàn)蘇聯(lián)人對“敵人”滿腔仇恨，對革命意識形態(tài)表現(xiàn)出出奇的溫順、服從和信任，自覺地按照統(tǒng)一的思想而思想。每當遇到對一個大的事件需要評價，在《真理報》表態(tài)之前他們都保持沉默，一旦《真理報》表態(tài)，他們立即洋溢出贊美的熱情——《真理報》思想太偉大了、太英明了，說到了我們心坎上。他們只知道贊美，為了表達對贊美的發(fā)自內心，他們對“敵人”仇恨到碎尸萬段的心情和行動也就不難理解了。寫《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奧斯托洛夫斯基當知道紀德發(fā)表了“反動”的《蘇聯(lián)歸來》立即聲明對紀德資產階級文人反動本質的仇恨，并為紀德好心看望他時他對紀德的好感而惱怒。除了被關進集中營里的“人民的敵人”，斯大林時代的蘇聯(lián)人的思維模式完全被訓練成在思想感情的兩極同一性——對領袖和社會制度的歌頌與對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制度的仇恨。

　　分析鸚鵡主義之緣起，也即分析鸚鵡主義社會的人們對鸚鵡主義塑造自我心靈的真誠渴望之產生的原因。蒙昧主義與極權主義的鸚鵡主義宣傳固然是一個因素，但這個因素若沒有“人民”的配合之內因——無條件的接受——是不會產生“萬眾一心”的效果的。那種使大眾甘心受“無限美好”的欺騙的原因不應僅僅歸結為鸚鵡主義宣傳成功的“奇跡”，除了占便宜情結外，還有其他社會心理作為基礎。我認為鸚鵡主義反復宣傳單調的“無限美好”之所以能夠深入人心，還在于人類心靈深處的白日夢情結。

　　那種認為蒙昧主義與極權主義有遙控人類心靈的魔法恐怕把它想得太過神秘了，它不過“恰當”利用了人的白日夢情結。我們注意到，一些知識分子盡管曾經遭受了蒙昧主義對自己肉體和心靈的雙重折磨，然而哪怕他遠在異國他鄉(xiāng)也不改初衷，依然對當初自己的鸚鵡主義“信仰”抱有無怨無悔的信心，而且對于理性主義者對他作為蒙昧主義受害者的揭露報以敵意，他的敵意又以民族主義作掩護。在他看來鸚鵡主義社會即使存在一些失誤——如錯殺了數(shù)千萬人，那也不過是“家族的丑事”，并不需要外人說三道四。為什么他固執(zhí)地把自己的被折磨想象為一個慈祥的父親對自己的“教育”，即使教育的過于嚴厲產生了誤會，慈父初衷的為民眾謀幸福依然值得信賴呢？妻離子散、家破人亡的痛苦反使他更加堅定鸚鵡主義信念——如同享受自己的傷疤在熱水的浸泡中產生的痛苦的“快感”呢？恐怕是因為他當初的白日夢的確給了他“無限美好”的深刻體驗。

　　無限美好——作為一種嚴格意義的客觀描述幾乎是不可能的，如果有人說黃山是無限美好的景色，正在尼加拉瓜瀑布的旅行家可能不會同意；
如果有人說南亞熱帶雨林無限美好，非洲草原的旅行家也可能有不同意見；
甚至對于世界選美比賽選出的美人也不是“無限美好”，即使評委絕對公正，他們也不能阻攔在世界某個家庭誕生了一個更加美好的人物。顯然，在作為被觀看的世界本身之中，沒有絕對的“無限美好”，一切美好都是相對的�！盁o限美好”只能訴諸于體驗，一個戀愛的青年說自己的情人是“無限美好”，即使天下人都不同意，他也絕不相信�！�—這就是愛情的白日夢，他把自己的所有美好的夢想賦予了自己的情人。愛情的白日夢是美好的，也是無害的，如果他因此受害（因失戀自殺）也是個別的現(xiàn)象，世界不會因為愛情的白日夢而遭受破壞，相反人類因愛情的白日夢而繁衍。但政治的白日夢則不然，它會給人類造成可怕的瘋狂，其瘋狂程度超越了中世紀宗教極端主義的上帝白日夢。

　　中國紅衛(wèi)兵的政治白日夢是個典型的例子。我不認為他們眾多的回憶錄中抄錄的日記在說謊——在某年某月某天某分某秒是他一生最幸福的時刻，在世界最大的廣場他看見了世界上最偉大的領袖，這是他人生最幸福最美好最歡樂最難忘••••••的時刻，當時一些女孩子因極度幸福感而發(fā)生暈厥在我看來也不是故作姿態(tài)，他（她）們是真實的，他們的白日夢對于他們有如戀愛的青年的愛情白日夢那樣是真實的境界。當時毛澤東只是一個出生中國湖南鄉(xiāng)村的老人，盡管他有過不平凡的經歷并顯示出英明和才干，但他畢竟不是神，可在紅衛(wèi)兵的記憶中他曾作為神出現(xiàn)在自己的白日夢中，如佛光重照，如耶酥再臨。巨大的崇拜所產生的巨大的力量便是在理智的人所見的瘋狂，按照“歷史必然性”的召喚——殘酷地虐殺該死的“牛鬼蛇神”（地富反壞右）——在白日夢里的紅衛(wèi)兵來說是再自然不過的事情了。有什么比推動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滾滾向前的歷史車輪更偉大的事情呢，難道對罪惡階級的某些可憐的同情心不是對自己偉大信仰的褻瀆嗎！你可以說當年紅衛(wèi)兵的人性扭曲，喪失了起碼的同情心；
也可以說他們的同情心沒有喪失而只不過被自己的政治白日夢壓抑到了心靈中黑暗的角落。我認為后一種說法跟接近真實，因為極權主義正是以他們年輕的生命作為“歷史工具”。

　　宗教狂的上帝白日夢是看見異像——獨角獸與火蝎子之類，或聽到啟示——上帝或上帝的使者給自己的吩咐，但這些異像和啟示都是個人化的，眾多的人不可能同時看見同樣的異像、聽到同樣的啟示。可是當希特勒被神化后，主席臺上正在激烈演講中的希特勒是德國人幾乎同時目睹的異像，德國人的政治白日夢使他們相信希特勒的吩咐就是上帝的啟示。如果希特勒號召人們消滅誰，最優(yōu)秀和最革命的人種——由特殊材料構成的黃發(fā)碧眼的日耳曼人難道還有什么可猶豫的嗎。宗教狂盡管也對世界造成一些危害，但由于他們的志向主要在來世，他們遠不及政治狂所造成的危害大，因為政治狂的志向在現(xiàn)世，他們是要改造世界。改造世界——如果我們深入理解這四個字鸚鵡主義含義，那是一種對世界的巨大的破壞性的志向，不僅是尼采的一切價值的重估，而是要把世界顛覆。

　　鸚鵡主義宣傳改造世界，為了把自己的破壞行為染上崇高的色彩就把這種破壞行為說成是在拯救世界，為了說明世界應該被拯救，他們就宣傳世界大多數(shù)人（三分之二）正在遭受奴役，于是熱情的青年就被激發(fā)了大無畏的救世情懷。所以政治白日夢除了表現(xiàn)為領袖崇拜就表現(xiàn)在這種拯救世界的使命感，這當然原自鸚鵡主義宣傳的引導。人們被告知，世界上非鸚鵡主義社會的地區(qū)的人民正在生活于悲慘中，拯救他們是義不容辭的責任。王小波在他的《救世情結與白日夢》中讓我們知道當年知青有一首拯救人類的白日夢詩篇，詩篇中描述，一群中國青年殺向美國，沖進白宮，其中一個青年還沒有來得及把紅旗插進白宮草坪，為了掩護戰(zhàn)友而被罪惡的子彈射中，把自己的熱血灑在“白宮華麗的臺階上”[2]，詩的名字叫《獻給第三次世界大戰(zhàn)的勇士》。不過慶幸的是，第三次世界大戰(zhàn)至今還沒有爆發(fā)，白宮華麗的臺階上也就沒有中國青年的鮮血，星條旗沒有被染成紅色，自由女神像也沒有沉入海底。倒是中國并不華麗的大街上真灑下了許多血污，原因是那時人們被告知中國正在不斷出現(xiàn)階級敵人，必須你死我活的斗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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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鸚鵡主義把“無限美好”的宣傳持續(xù)下去是十分困難的，高音喇叭里的鸚鵡主義“哲學”畢竟不能持續(xù)維持人們的生活體驗。即使能夠維持幾個月吃飯不要錢，但時間太久則很難；
把吃飯的鍋砸爛煉鋼似乎也顛覆了鋼與鍋的關系，即使成年人因為鸚鵡主義的“教育”認同“無限美好”，可不僅安徒生童話里的孩子敢說“可皇帝什么也沒穿呀”，中國的孩子也可以說“媽媽，我餓。”我們的確應該感激這位偉大的老師——饑餓，否則“無限美好”的政治白日夢還不知要持續(xù)多久，不過饑餓所喚醒的理性多少有些殘酷，盡管我們認為中國的人口早已經過剩，但今天的人們每讀到上世紀一些因饑餓而出現(xiàn)的悲慘的統(tǒng)計數(shù)字可能還是感到十分沉痛。從這個意義上，比饑餓更偉大的理性主義老師是——死亡，由于所有那些因饑餓而死亡的人再也不能唱鸚鵡主義贊歌，所以使活著并且唱贊歌的人倍感凄涼，并有所反思。從鸚鵡的腦袋回歸人的腦袋是因為即使愚蠢的農夫當他耕地時如果發(fā)現(xiàn)骷髏便很容易想到此“容器”起碼能裝滿兩碗水，足以使他意識到到人的“腦�！比绻麅H僅填充鳥語的單調信息似乎辜負了上蒼對人的造化。如果沒有這個發(fā)現(xiàn)，安徽鳳陽縣的農民大概就沒有勇氣按手印違逆鸚鵡主義“哲學”，按照鸚鵡主義哲學，他們把歷史車輪倒轉了，他們沒有跑步進入大同主義卻跑步回到自耕農的封建時代，豈不“倒退”。今天看來這種“倒退”是偉大的“倒退”——從政治白日夢的瘋狂回歸理性的真正意義的歷史進步，這當然要感謝那些過早地跑步進入“天堂”的農民遺留在大地上的骷髏的啟示。但是，正如“新裝”的皇帝還要挺著肚子游行下去，鸚鵡主義又豈會甘心停止在歷史舞臺上的聒噪呢，為了維持自己的霸權，蒙昧主義采取的手段是極權與恐怖。并非僅僅是由于對極權與恐怖的恐懼，當白日夢成為人們精神的組成部分，他們中許多人產生了對白日夢的依賴性，他們不愿意立刻清醒過來。他們中甚至因為加入鸚鵡主義的“寫作班子”而成了鸚鵡主義“哲學家”，繼續(xù)一本正經地宣傳自己的夢話。蘇聯(lián)時代的許多鸚鵡主義“哲學家”絕不懺悔，他們愿意把自己的一生信奉的終極“真理”帶到自己的棺材里。

　　盡管“無限美好”無法兌現(xiàn)，但人們在恐怖后環(huán)顧四周“敵人”的尸體，發(fā)現(xiàn)自己并沒有被作為敵人而被消滅，于是一些人就產生感激和幸福之情，此時，由于鸚鵡主義曾經是他恐懼時被重復了多遍的“哲學”，他也就愈發(fā)相信鸚鵡主義的“真理性”。既然鸚鵡主義是最“大眾化”的哲學，那么“無限美好”也就容易維持自己的“真理”性（“真理”需要人多勢眾顯示自己的“真理性”），在尸橫遍野的土地上人們被教授歌唱“鶯歌燕舞”是人們情愿自己像一只聽話的鸚鵡，在政治白日夢日漸消散后，恐怖主義成為維持鸚鵡主義的武器。維護極權必需恐怖，而恐怖是制造意識形態(tài)壟斷的最有效工具，人們的心理越恐怖，對“救星”的期盼拯救自己的渴望就越強烈。當個人生命出現(xiàn)危機時，即使一個崇尚自由主義的孤傲知識分子也可能會接受鸚鵡主義（如張中行的“順生論”），更何況一般知識分子和普通民眾。因為他們處在極度恐怖的狀態(tài)，對某種偶像的崇拜更顯得發(fā)自內心，既然他一相情愿地認為偶像最終能解救他。如果他最終沒有在恐怖中死亡，他就認為是他的崇拜者解救了他。(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就人體本身來說，人體為了自我調節(jié)某種因恐怖帶來的巨大心理壓力會進行分泌物的排泄來緩解恐怖心理，如男性在巨大危險來臨時遺精或大小便，這些都帶來一種快感，從而給他造成終身難忘的印象。羅素曾分析了人們忍受痛苦的現(xiàn)象，指出如果痛苦無法擺脫，人們會“愛”上自己所受的痛苦，這是一種變形的愛，在某種意義上是人類的受虐情結。

　　這當然并非說整個鸚鵡主義盛行的國家的人民都是受虐狂，而是說人類的受虐情結客觀上為極權主義維持鸚鵡主義提供了條件，盡管每個人的受虐情結的具體表現(xiàn)都會也所差異。一般說來，人的支配欲往往掩蓋了個人的受虐情結，可當外在環(huán)境不僅使支配他人變得不可能，而且他必須被強者支配時，受虐情結才會有表現(xiàn)的機會，在施虐者支配被施虐者到達使被施虐者的生命岌岌可危的程度，要維持受虐者不自殺，要么通過偉大的信仰，要么通過愛上自己的被虐待——受虐情結來平衡。偉大的信仰——我指的是基督教或佛教信仰，但在鸚鵡主義社會，鸚鵡主義已經作為最高的信仰，所以基督教和佛教信仰幾乎不可能，受虐情結變得重要。也就是說鸚鵡主義信仰是造成受虐情結表現(xiàn)出來的充分條件，對于猶太人來說，他們是希特勒鸚鵡主義的對立者，他們每個人被虐殺前對法西斯主義充滿了仇恨，因為他們心中存在上帝。這說明在法西斯德國，希特勒的鸚鵡主義宣傳并沒有到達德國猶太人的心靈，上帝信仰使他們足以戰(zhàn)勝自身的奴隸性——受虐情結的表現(xiàn)，盡管他們被虐殺，但靈魂沒有屈服。但是在斯大林主義的蘇聯(lián)卻恰恰相反，除了少數(shù)例外，在上世紀三十年代被清洗的蘇聯(lián)知識分子在虐殺前無論對于斯大林本人還是對斯大林的強權社會主義都不僅沒有仇恨，有的甚至是充滿崇敬和感激——在臨刑前呼喊或默念鸚鵡主義口號，他們充分展現(xiàn)了自己的受虐情結，鸚鵡主義已經使他們的靈魂屈服了。為什么鸚鵡主義能夠使人的靈魂屈服呢？他們?yōu)槭裁此坪跏歉市那樵傅馗屑づ按�自己的人呢？我們有必要分析鸚鵡主義如何激活了人的受虐情結。

　　為了使人成為鸚鵡主義的人而不是獨立思想的人，斯大林主義采取了比黑社會的幫派體系更惡毒的所謂“黨性原則”。一旦某人在鐮刀斧頭旗幟下加入了黨組織，也就等于把自己的一切——當然包括生命奉獻給了斯大林主義的祭壇，既然你愿意“把一切獻給黨”，那么黨對你個人的處罰就可以是任意的。連你的靈魂都屬于黨，那么你的舌頭傳播鸚鵡主義難道有什么不妥的嗎。所謂“黨性原則”似乎是比奴隸時代的賣身契更具有約束力，古代奴隸們怎么思想完全是自己的事，而斯大林主義的鸚鵡主義的“黨性人”是不允許有超越鸚鵡主義范圍以外的任何個人思想的。于是我們看到在斯大林主義血腥專制極權的犧牲者至死也解不開的死結：既然自己相信大同主義社會一定在全人類實現(xiàn)這個最高真理，而黨是實現(xiàn)這個真理的最先進組織，那么我加入這個組織當然是在推動歷史進步，所以自己的選擇是完全正確的。既然完全正確那就應該無條件地服從黨性原則——對黨絕對忠誠，現(xiàn)在黨懷疑我是“人民的敵人”，如果我懷疑黨的判斷——對黨對我的懷疑表現(xiàn)出懷疑，那么顯然我對黨不是絕對忠誠，既然我不是絕對忠誠，難道不是正說明黨對我的懷疑是正確的嗎？看來我有必要挖掘自己的靈魂，檢討自己哪一點對黨不忠誠�？蓪�黨我是完全忠誠的，我不是人民的敵人，那么是黨對我判斷錯了？不會，絕對不會，因為黨既然掌握人類有史以來最偉大的真理，是人類有史以來最先進的革命組織，是人民最忠實的代表，她的判斷當然都是最正確的，因此黨說我是“人民的敵人”一定正確，我一定是人民的公敵，為了表示我對黨的忠誠，我絕對不懷疑黨對我的決定——我的確是人民的敵人。既然我的生命屬于黨，還有什么可猶豫的，赴湯蹈火都在所不辭，為了黨的光榮偉大和正確，承認自己反革命的勇氣都沒有嗎！有，好吧，我有罪，我是反革命，我是人民的敵人，我要通過我的認罪表達一個黨員對偉大的黨的忠心……于是他的受虐情結被“崇高”的情結掩蓋了，為了自己對黨的忠誠而承認自己是人民的敵人、是反革命的“崇高感”把受虐又轉化成自虐，自虐心理被一種忍辱負重的責任心激發(fā)出足以感動自我的高尚情懷——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犧牲精神。

　　接下來，既然你承認自己是人民的敵人、是反革命，那么黨決定對你處以極刑也就完全正確。所以，我們在斯大林主義的蘇聯(lián)看到了人類歷史上罕有的場面，沒有——老子化厲鬼去討還血債——的漫罵，而是對劊子手的愛——為了黨的利益我情愿接受黨對我的極刑，斯大林萬歲！無限美好的社會制度萬歲！布爾什維克萬歲！

　�。ㄋ模�

　　海涅在他的名詩《德國，一個冬天的神話》中有這樣的詩句：“一首新的歌，更好的歌，啊朋友，我要為你們制作！我們已經要在大地上，建立起天上的王國。”海涅的一段話為自己的詩“在地上建立天國”作了注解：“消滅對（基督教）天堂的信仰……人民群眾不再忍受他們塵世的苦難，而是渴望地上的幸福。共產主義是這轉變了的世界觀的自然的結果，并且遍及全德國�！辈贿^海涅畢竟是敏感的詩人，他感到那種普遍的世界觀——摧毀既往價值觀的粗暴性可能對自己個人喜愛事物的摧殘，詩人的月桂樹、詩人的夜鶯、傷感的情調、朦朧的月光下的漣漪……可能都不再被允許；
但他或許沒有預感到，他所期盼的——“換一個時代，換一批鳥，換一批鳥，換一種歌”[3]——之結果是：一只扮演成夜鶯的烏鴉將整天歌頌“地上的天堂”的美好，盡管它的糞便把大地搞的一片狼籍。

　　在中國天下大亂的1967年，毛澤東在接見外賓的時候表達了他對“亂”沒有什么不好的看法，他以無產階級革命家的雄偉氣魄說：“第一，天掉不下來；
第二，山上的草木照樣生長，你們不信到山上去看看；
第三，河里的魚照樣游泳；
第四，女人照樣生孩子。[4]”如果天掉下來、草木停止生長、河里的魚停止游泳、女人不再生孩子，可能意味著世界末日來臨了，就是說天下大亂還沒有達到世界末日所達到的程度。不過大亂的天下已經使一些人感到了世界末日的景象，否則就不會有那么多人自殺，由于北京的知識分子比較多，使北京火葬場的鍋爐成倍地增加了工作量。

　　作為法西斯主義的贊同者，海德格爾則把世界的亂像看作是久已開始的世界被驅逐進入荒蕪的歷史必然，他說：“在存在能夠在其原初真理中出現(xiàn)之前，那種作為意志的存在必須被打破，世界必須被強行打碎，地球必須被驅入荒蕪……只有在衰敗之后，源頭那險峻的居所才會在很長時間跨度中出現(xiàn)……這意味著衰敗早已經發(fā)生了，這一發(fā)生的后果就是本世紀（廿世紀）世界歷史中各種事件。[5]”——這恐怕是“從大亂到大治”的德國存在主義版本。當然這種預言也的確發(fā)生在德國，如果沒有法西斯發(fā)動的試圖把世界打碎的世界大戰(zhàn)怎么會有戰(zhàn)后歐洲的和平呢？同樣，如果沒有上世紀六十年代中國的天下大亂怎么會有今天的開放社會呢。不過，作為不相信歷史宿命的人來說，他們不希望——世界被強行打碎，地球被驅入荒蕪，除非那是太陽系發(fā)生不可預測的災難——例如那種使恐龍滅絕的外在力量。大規(guī)模的歷史性犯罪應該能夠避免，例如在美國社會，歷史的線性進步不是通過社會的大動蕩作鋪墊的。需要反思的是，在人類知識結構到達廿世紀空前豐富和復雜的時代，單調的鸚鵡主義為什么在歐亞大陸盛行一時？除了對受眾的社會心理分析，我們是否能找出鸚鵡主義產生的思想史中的脈絡呢？如果說科學的目的是為了造福人類，那么科學本身并不能保證科學實現(xiàn)反科學目的的行為；
同樣，如果說哲學的目的是發(fā)掘人類智慧，那么哲學本身也并不能保證哲學實現(xiàn)反哲學目的的行為發(fā)生。鸚鵡主義就是對人類智慧的反動。

　　愛默生在1837年8月的一次講演中提到學者應該避免成為鸚鵡，他說：“在各種職位的分配中，學者是智力的代表。在正確的狀態(tài)時，他是用心深思的人；
在退化的狀態(tài)時，當他成為社會的犧牲品時，他常常變成一個單純的思想者，甚至更糟的是，變成一只復述別人見解的鸚鵡。[6]”愛默生諷刺某些學者缺乏創(chuàng)造性，但這還不是我所謂的鸚鵡主義，對于一個教員來說（如一個物理系的教授），如果他的天資并不十分高，他可能一輩子復述別人的思想，但這種復述是必要的。愛默生是諷刺那些人文學者，因為在人文領域沒有終極正確的真理（物理學也不是終極正確，但它的基本方面具有相對人文學的穩(wěn)定性），人文學家不應該以復述他人見解為能事，他總應該在某些問題上有所自己獨立的見解�？墒侨绻�社會有太多的愿意復述他人思想的知識分子也就必然給鸚鵡主義提供了方便。在近代，知識分子的創(chuàng)造力并不低，可他們?yōu)槭裁茨茉诙虝r間內被鸚鵡主義“統(tǒng)一思想”了呢？

　　在十八世紀以后，在社會學（哲學、歷史學、倫理學、經濟學、政治學、心理學等）領域存在一種使學科本身“科學化”的思潮。許多人相信，那種嚴格科學化的社會學一定存在，只是沒有被發(fā)現(xiàn)而已。在他們看來，正像牛頓發(fā)現(xiàn)了天體運動的規(guī)律一樣，在社會中、在人的思維中、在人的行為方式乃至人類歷史中也一定存在著那種決定論的“科學定律”，人類之所以生活的不夠完美是因為沒有找到當然也就不可能按照那種“科學定律”進行生活的緣故。于是，在社會學領域，尋找普遍適用的“社會發(fā)展的科學定律”成為許多人的雄心。他們幻想，正像工業(yè)革命的蒸汽動力原理一旦被廣泛運用，即使并不理解此原理的人照樣可以駕駛輪船、火車，如果一旦有人發(fā)現(xiàn)了“社會科學定律”，那么人類也就可以像駕駛內燃動力機車一樣熟練使用該定律，從而大大加速人類文明的進程。這個想法很天真，但一開始就包藏著危險。

　　盡管笛卡兒早就認識到在心與物之間、社會和自然之間存在著嚴格的區(qū)分，可斯賓諾莎還是試圖用幾何學的方法來解釋笛卡兒的哲學；
康德提出形而上學具有被改造成一門科學的可能性；
而黑格爾的浪漫主義哲學則給他的后繼者以啟示：正像自然界中存在著絕對精神所賦予的必然律一樣，絕對精神在人類歷史中同樣賦予了不以個人意志為轉移的普遍必然律；
馬克思主義者則認為馬克思對于人類社會的分析已經把社會發(fā)展的必然律變成了可讀的文本。馬克思主義者的任務就是盡快讓這種人類歷史社會的科學定律在民眾之中普及和傳播，從而被他們像掌握一門技術一樣應用于自己的生活中，由必然王國進入自由王國。在這個形而上學科學化的過程中，古老的命運的信仰不知不覺地被帶入了所謂“社會科學”中，或者說，那種古代的巫術——對人類前途的準確預測以科學的名義復活在所謂“必然規(guī)律”中了。巫術的“科學”化成為鸚鵡主義所產生的必要條件，而且蒙昧主義者掌握巫術比掌握真正意義的科學要容易的多，巫術的“科學定律”就成為蒙昧主義者所傳播的鸚鵡主義的日常語言。

　　為什么在自然科學中存在可以被自然科學家發(fā)現(xiàn)的必然律而在人類社會中就不存在可以被社會學家所發(fā)現(xiàn)的必然律呢？對這個問題的肯定性回答在二十世紀初甚至被正直的哲學家做出。胡塞爾首先肯定哲學的科學化是可能的，盡管他死前承認自己的現(xiàn)象學并沒有使哲學成為嚴格的科學�？墒窃谡麄�二十世紀人們終于逐漸地達成了一個共識，在不同的社會中存在同一個普適性“定律”的問題超出了科學所允許的范圍。對于那些自稱自己發(fā)現(xiàn)了社會運動規(guī)律的理論的驗證也不是科學問題，歷史實踐的檢驗不是實證科學意義的檢驗。在實證科學中，驗證理論本身的正確性可以通過實驗來實現(xiàn)；
在社會歷史中，我們是否也有類似的實驗呢？可否把希特勒通過屠殺猶太人實現(xiàn)千年帝國的“科學理論”或者斯大林通過屠殺“人民的敵人”實現(xiàn)無限美好共產主義的“科學理論”叫做科學實驗呢？一般認為，納粹德國的焚尸爐和斯大林原蘇聯(lián)的集中營都不是科學實驗的場所。易言之，有關“社會發(fā)展”必然規(guī)律的“科學預言”都必須通過大規(guī)模的社會實踐行動來檢驗，這種檢驗是在社會的內部整體地進行，其實也就不同于任何意義的科學實驗，而必然成為歷史本身的行動。而歷史的行動是不可逆的，即使社會歷史實踐說明“科學理論”完全是荒謬但“社會實驗”已經構成了歷史本身，例如死亡的猶太人和原蘇聯(lián)知識分子已不能從墳墓里復活。而且由于社會歷史的復雜性，“社會必然律”的發(fā)明家的擁護者完全可以有理由說——社會實踐活動的失敗并沒有證明社會預言的不準確。因為他完全可以列出許多理由認為：實踐活動背離了原教旨，例如對于原蘇聯(lián)的共產主義的失敗，原教旨馬克思主義完全可以有理由說失敗本身不是對革命導師革命理論的證偽，而恰恰是沒有完全按革命導師當初的設計即發(fā)生修正主義造成的。由此看來，在有關社會歷史發(fā)展的所謂普遍規(guī)律意義的預言問題上根本不存在科學理論的可證偽性，(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所以任何關于社會發(fā)展的整體性預言都不可能是自然科學意義上的科學。

　�。ㄎ澹�

　　由于二十世紀世界歷史中兩大深重災難——納粹主義和斯大林主義的破產，鸚鵡主義在二十世紀末和二十一世紀初逐漸地在意識形態(tài)領域中邊緣化。在東方，自由主義思想家群的崛起使鸚鵡主義的影響日漸萎靡，但它并未消失�！敖y(tǒng)一思想”作為鸚鵡主義的潛在形式依然是集權主義者的“理想”，他們認為人類的大同理想在二十世紀的破滅并不說明大同理想本身的錯誤，因為他們堅信鸚鵡主義的“科學社會規(guī)律”遲早會在人類社會中應驗，人類必然“統(tǒng)一”到一種“科學”的世界觀（辯證唯物主義？）。新左派認同威權對歷史的“功績”——鸚鵡主義對中國國民思想的“教育”與今天的東方現(xiàn)代工業(yè)化浪潮存在一致性。集權主義主張在有關人們如何思想的問題上不能放任，他們認為民主的提倡者對馬克思主義的批判缺乏思想民主，自由主義對共產主義的批判剝奪了共產主義者的信仰自由。西方馬克思主義的某些派別試圖在經典馬克思主義著作中找到可以與自由主義不沖突的理論資源，然而馬克思主義鮮明的階級斗爭思想使其與自由主義水火難容。法西斯主義與共產主義的歷史實踐——二十世紀的雙重災難——戰(zhàn)爭和社會革命使人們日益看清了二者具有本質的同一性。

　　對鸚鵡主義復制人類靈魂的反思遠遠沒有完結，歷史提出的問題必須依靠歷史性解釋，僅依靠心理主義的解釋是不夠的，但建立在存在論意義上的歷史性解釋還沒有開始。鸚鵡主義何以可能？——有必要像康德像考問——幾何學何以可能？——批判思辨理性那樣考問我們人類的實踐理性。目前此考問即轉化為兩個最迫切的問題：1、為什么以思辨理性發(fā)達著稱的德國發(fā)生最違反思辨邏輯的法西斯主義；
2、為什么在以道德理性著稱的中國發(fā)生最違反道德邏輯的“文化大革命”。這是二十一世紀自由主義思想家不能回避的兩個問題。

　　鸚鵡主義作為鸚鵡世界的現(xiàn)實用來作為人類的“理想”——大同主義即自由與必然合一的社會，看來只能在機器人的社會中作為一個計算機程序來實現(xiàn)，而人類（自然人類而非機器人類）不能被灌輸統(tǒng)一的思想程序。在未來社會，人類的個體只能是更個性化而非個體間的同一化，人類（以及所有地球生命）進化的道路是從單一和簡單到豐富和復雜，而非相反。每個獨立自主的人在世界上都是獨一無二的，即不是先前靈魂的轉世，也不是未來人的摹本——這是世界作為歷史性的世界進化的歷史所決定的。每個人都應該時刻告誡自己：歷史以絕對的不可逆性賦予了我們每個人一次思考宇宙人生的機會，珍惜這次機會的方式之一是——建立在知識上的不盲從、不迷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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