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讀《陳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心緒竟然有些不能自已。傳記中，固然時有大喜，然而悲憫、憂傷的日子畢竟占去了大多數。一代學人，其命運的多乖，令人嘆惜�？墒�，檢討晚年陳寅恪的命運，又不能不讓人感慨，在那些紛繁的歲月里，學人與老百姓之間關系的惡化和疏離。

　　就社會分工來說，學人與老百姓之間，所事所求不同，隔行隔山，本無所謂可比性。然而，抽象意義中的無可比，并不等于現(xiàn)實中也沒有相互比照。近代以來，純粹的學人產生后，他們與老百姓之間究竟應該怎樣相處，可以說是莫衷一是。大致地看，“五四”之后，一部分學人仍然以書齋為伍，清高自處，著重于文化歷史的傳承，與老百姓保持了相當的距離；
另一部分學人以輿論為手段，表達見解，批評現(xiàn)實，但很難說，他們的見解會為老百姓所了解、接受；
還有一部分學人則傾向于“直接行動”，努力向老百姓靠攏。對這后一部分學人來說，如果是作為對辛亥歷史反省的結果，向老百姓靠攏并無不妥。但是，這樣做，如果沒有應有的自覺與自我提升，其代價便是獨立知識階層形成的可能性的喪失。從20世紀20年代末的一場小規(guī)模的爭論看，知識階層正在受到來自階層內部的激進人士的的懷疑和鄙視。“創(chuàng)造社”的成仿吾就對新文化運動以及之后的知識階層的表現(xiàn)深為不滿，在《文學革命到革命文學》一文中他指出：“但是當時那種有閑階級的‘印貼利更追亞’（intelligentsia＝智識階級）對于時代既沒有十分的認識，對于思想亦沒有澈底的了解，而且大部分還是些文學方面的人物，所以他們的成績只限于一種淺薄的啟蒙，而他們的努力多在于文學一方面，所以后來新文化運動幾乎與新文學運動合一，幾乎被文學運動遮蓋得無影無蹤；
實際上，就可見的成績說，也只有文學留有些微的隱約的光耀�！保ㄒ姟秳�(chuàng)造月刊》第一卷第九期）當時，張奚若的一篇幾乎還談不上是為“理智階級”辯護的文章（參見《張奚若文集》頁344—349）剛剛刊出，便引來一陣批評之聲。在這些聲音中，“打倒智識階級”的口號似乎成了一時之選。而即使是不主張“打倒”的人，也認為：“這些有閑的人應該送到瘋人院去，使他們不至太貧困，不再打擾我們。那些愿意和能夠工作的，我們則應盡力地用他們�！保▍⒁娪钗模骸洞虻怪亲R階級》， 刊《現(xiàn)代評論》 1927年2月）剔除時代的慣用語，這些說法真是令人耳熟能詳。

　　學人們向老百姓靠攏的方向是向下，而不是看齊然后提升對方，這也正是魯迅所批評過的傾向。但是，這種趨勢從20世紀20年代、延安整風一直延續(xù)到1949年以后。解放后的歷次“思想改造”運動，都是以知識分子的下潛、下放作為改造手段的。當時的陳寅恪曾想以偏居一隅來保持其思想的自由與獨立，但是，社會意識形態(tài)的“一體化”是不容許有個人空間存在的。學人向下與老百姓靠攏的結果，是把原本的不可比變成互為攀比，把多層次、多重標準，簡化為一個層次、一種標準。在講“立等可取”的實效標準的衡量下，一名人文學者的價值，當然不如一位農民或者工人。因為后二者生產的產品都是關乎國計民生，而人文學者雖也有自己的產品，卻難有現(xiàn)實的直接效用。就是研制可用產品的科技學人，其本身也不過是處于被“用”的工具地位。一種標準是為了滿足一種需要，在“革命”的需要之下，個人自然微不足道，社會也被壓縮成一個平面，每個人都在一個平面上舞蹈、求生，磕磕碰碰勢所必然。在這種狀況下，像陳寅恪一類堅持“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純學人又有多少安身立命之所呢？肯定地說，把學人與老百姓之間的距離感硬性地刪除，使之一統(tǒng)化，是造成二者關系不協(xié)調的根本原因。老百姓與學人之間的緊張關系，恰恰不是分離而是雜處引起的。

　　把社會分工不同的人混跡一團，其實是無視社會的分工。它充其量造成了表面的平均，但永遠不能實現(xiàn)內在的真正平等。如果說社會分工是人類文明進步的成果的話，它就是反文明的一種表現(xiàn)。雜處的結果，是因利害關系而相互鄙視，各不相讓，獨缺理解。舉個就近的例子，上世紀70年代末，陳景潤以哥德巴赫猜想而聞名全國之時，就有不少百姓大不以為然。甚至幾年后，我還聽見一位駕駛員說過：“1+1=2，小學生都知道，嘻！”接著，他發(fā)揮想象力，又聯(lián)想到我就讀的大學里的一位二級教授，言后者一輩子只搞了一本書（他指的是研究《文心雕龍》），然后又作了一次嗤之以鼻的表示。如果說，不知者，可以不為怪的話，那么又該怪誰呢？

　　從理論上說，精神產品是在物質產品的基礎上生發(fā)的產物，當然高于物質產品，社會分工中簡單勞動和復雜勞動正是由此分野，因為說到底，簡單勞動是人可為之的，而復雜勞動卻需要“一流的腦袋”，換句話說，它不是一經努力或訓練就可以達成的。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看，學人的勞動較老百姓為高。但是在學人與老百姓處于同一平面時，這個理論上的結論，與另一些理論揉和在一起，從而被稀釋、消解。20世紀20年代末主張“打倒智識階級”的人關于知識階級“是最浮動最不安定的。因為這個特殊的環(huán)境就養(yǎng)成了一種特殊的社會心理：投機性。但是因為在經濟上的無力，這種投機性專趨向的名譽的一方面。他們要的第一是名譽，第二名譽，第三還是名譽。首領的名譽，指導者的名譽，先驅者的名譽，……許多許多美好的名譽是他們的一切復雜行動的動機。”（何大白：《文壇的五月》，刊《創(chuàng)造月刊》第二卷第一期）以及他們“不盡所能，取過所需”（前揭《打倒智識階級》）的說法，今天的人們聽上去也不會太陌生的�！八奶悴磺�，五谷不分”其實不過是一種老百姓的標準。但既然學人已降而為百姓，不達標，當然會為人所恥笑。這樣的看法依據的是一個樸素的理論：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不可分離。但也許更有力的作法，是在比較學人與老百姓時，把人與人之間的抽象關系放進去。它的理論更具說服力，因為“人生來平等”。在一個只有生存標準的平面里，為生存而競爭，實際上對學人與老百姓都無太多的益處。學人在“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后，不過像楊絳先生所說，一如“洗澡”。在老百姓眼里他們依舊“清高”。就一般質樸的老百姓而言，改造學人也并非他們的特長。

　　時至今日，知識階層與老百姓之間似乎在“工人階級”的層面上達成了一致，他們之間的關系也顯示出一定的張力。但這個政策性的權宜之計本身帶有著實用主義的成份和功利的色彩，并沒有超越“一統(tǒng)化”的舊模式。因為以勞動論，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具有不可比性，就產品論，精神產品與物質產品也無法用一個標準衡量。而作為工人階級“一部分”的知識階層仍然是一個準階層，并且以附屬的方式存在�，F(xiàn)實地看，這樣的劃分也沒能使工人階級和知識階層各自在心理上滿意和相處方面和諧一致。當代中國，老百姓在對待學人的態(tài)度、行為、愿望上呈現(xiàn)出的傾向，還是矛盾的、悖論式的。老百姓把學人看成“書呆子”，于是引申義便是“百無一用是書生”�？墒牵�即使沒有知識經濟的催生，每位家長都在想方設法、節(jié)衣縮食地為孩子謀求一個升學，或者深造的機會，這是一個悖論；
另一個悖論是，比較而言，不少老百姓視學人為道德的楷模和知識的載體，以前進行的多次民意調查的結果，都表明了這一點，但盡管如此，他們自己卻不愿成為學人中的一分子；
還有一種悖論的狀況，是不少老百姓于心靈的深處還是對有知識的人敬重、推崇有加的，但是，在利益沖突時，卻又逆轉為一種特殊的鄙夷，這時，他們的話語與“文革”反文化話語竟也沒有多少差異。毫無疑問，老百姓的態(tài)度中含有功利的因素，但這不能完全怪罪于老百姓，因為從中可以看出，在當今的社會里，知識階層本身是不穩(wěn)定的。他們沒有相當的地位、力量和影響，沒能形成相對一致的價值取向，并且可能更多地表現(xiàn)著依附權力或金錢的奴性。老百姓的不屑為之，自然也情有可原。想當年，一個個個體的學人被打倒在地，連陳寅恪這樣的超一流學人也不能例外，這就使今天的人們不能不意識到形成獨立的知識階層的必要。

　　當然，獨立知識階層的形成需要以良好的外部條件為依據，需要充分地厘清各階層之間的相互關系，但它更需要每位個體學人的自覺和自省。因為這一獨立的知識階層的形成，不是誰命令，也無需誰領導，它是靠每位獨立的知識個體累積而成的。形成獨立知識階層并不意味著，知識階層要重新歸為“一統(tǒng)”，也不意味著知識階層要高高在上，對社會、對其他階層、對老百姓取俯視的姿態(tài)或者超凡入圣，不食人間煙火，而是為了于社會中各就各位，各得其所，各盡所能。因為也只有這樣，社會才可能正常地運轉、進步，每位個體才可以健康而自由地成長、完善。

　　(原刊于河北《社會科學論壇》2001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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