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一個國家的強盛或衰落，起關鍵作用的是國家制度。20世紀以來，中國人民的領袖孫中山、毛澤東、鄧小平都把建成和完善先進的國家制度作為實現(xiàn)民族偉大復興的政治保證。今天中國繼續(xù)推進體制改革，也是基于這一歷史鐵律。正因為世界很不安寧，強勢國家壟斷世界規(guī)則的格局還未完全沖破，慫恿還處在發(fā)展階段的中國選擇“強力崛起”，無疑于“以卵擊石”，為“中國威脅論”提供借口，人為地增加發(fā)展中的阻礙。因此，利用和順應“和平與發(fā)展”的世界潮流，走“和平崛起”的強國之路，消除世界對中國日益強大的顧慮，爭取更多國家的理解和支持，是中國面向21世紀實現(xiàn)民族偉大復興的重大國策。

　　主題詞：大國崛起；
歷史經驗；
中國選擇

　　2003年，中國實現(xiàn)國內生產總值人均1000美元，經濟總量躍居世界第三。這一了不起的成就擊碎了西方人士鼓吹的“中國經濟崩潰論”的預言。隨著體制改革的進一步深化、對外開放的進一步擴大，中國強盛已呈不可阻擋之勢。由此，“中國威脅論”又冒了出來。不錯，對于處在市場經濟起步階段的國家來說，人均1000美元是一個發(fā)展的重大關口。歷史上看，處在1000美元階段的市場經濟國家，是基尼系數突破貧富懸殊警戒線、國內矛盾異常尖銳的時期。歷史上資本主義國家無一例外選擇了對外強力擴張、搶奪世界市場和世界資源、轉移國內矛盾的強國之路。如今一些拉美國家，無力對外強力擴張，沒有翻過這道坎，“看不見的手”演化為“看得見的拳頭”，國內政局動蕩不安，經濟幾乎全線崩潰，被學者稱為“拉美陷阱”。正反兩方面的經驗與教訓都表明了強力擴張的重要性，演繹了“叢林定律”古今通用。中國是一個大國，如何沖過這道關口？“強力崛起”是不是唯一選擇？任何回答都會受到觸動世界的神經。在經濟持續(xù)增長的激勵下，出于對國家強盛、民族復興的強烈愿望，一些“鷹派”學者也推出“強力崛起”思想，并已經形成一大思潮。面對中國這只從“沉睡”中醒來的“雄獅”，既有來自中國的“強力崛起”的呼聲，又有世界對歷史上資本主義國家開拓殖民地那“血痕未干”的記憶，“中國威脅論”能夠在世界上流傳也就理所當然了。在“和平與發(fā)展”已成為世界走勢的新形勢下，“中國威脅論”將給中國的發(fā)展帶來太多的障礙，不利于中國發(fā)展。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政府有必要向世界闡明中國的強國之策，以消除世界對中國的顧慮，爭取更好的發(fā)展環(huán)境。2003年12月10日，溫家寶總理在哈佛大學發(fā)表了題為《把目光投向中國》的演講，首次全面闡述了“中國和平崛起”的思想①。2004年3月十屆人大二次會議記者會上，外交部長李肇星和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分別就這個世界關注的話題闡明了中國政府奉行“和平崛起”的立場。李肇星說：“在當今時代，我們應該提倡一種新的安全觀，那就是互信互利、平等協(xié)商�！�…中國發(fā)展的最大特點就是和平發(fā)展，我們不使用過去殖民主義強國或者帝國主義列強那種掠奪別人、欺負別人、剝削別人的辦法，我們靠的是和平發(fā)展，我們走的路就是維護世界和平、積極參與平等互利合作、促進共同發(fā)展。西方一些有眼光的學者也已經指出，中國的和平發(fā)展給鄰國、給全世界帶來的不是障礙、不是威脅，而是機遇。”②溫家寶重申了中國和平崛起的要義是：“第一，中國的崛起就是要充分利用世界和平的大好時機，努力發(fā)展和壯大自己。同時又以自己的發(fā)展，維護世界和平。第二，中國的崛起應把基點主要放在自己的力量上，獨立自主、自力更生，依靠廣闊的國內市場、充足的勞動力資源和雄厚的資金積累，以及改革帶來的機制創(chuàng)新。第三，中國的崛起離不開世界。中國必須堅持對外開放的政策，在平等互利的基礎上，同世界一切友好國家發(fā)展經貿關系。第四，中國的崛起需要很長的時間，恐怕要多少代人的努力奮斗。第五，中國的崛起不會妨礙任何人，也不會威脅任何人。中國現(xiàn)在不稱霸，將來即使強大了也永遠不會稱霸。”③中國高層領導人的一系列重要講話，講明了中國政府把“和平崛起”正式成為一項帶有根本意義的國家戰(zhàn)略。

　　與此同時，研究歷史與國際政治的專家張文木先生發(fā)表了全面闡述“強力崛起”思想的長篇論文《大國崛起的歷史經驗與中國的選擇》④。該文發(fā)表后國內各大網站紛紛轉貼，民間影響很大。4月10日，《中國改革論壇》來信推薦該文，讀后已是深夜，匆匆寫了幾筆就回貼在中國改革論壇上了。由于這是一篇熱點文章，所論及的問題關系到國家如何強大、民族如何復興及中國的路徑選擇，所以，有必要把自己與文木先生完全不同的觀點說完。

　　一、大國的衰落、弱國的崛起，真正原因是什么？

　　在我看來是制度。制度是一個國家抑或崛起抑或衰敗的關鍵性因素。歷史上，偏西中原并無文化、資源等優(yōu)勢的秦國，能夠吞并“連橫”的六國，一統(tǒng)天下，是因為率先進行了制度改革——“商鞅變法”，實現(xiàn)了國家強盛；
曾經長期仰視中國文化的日本，“明治維新”之后建立了遠比大清帝國先進的社會制度，國力倍增，一度侵占去我大半河山，中華民族承受的屈辱至今仍是心頭之痛。一個國家，有了先進的制度，可以迅速由弱變強，創(chuàng)造人間奇跡；
相反，如果制度落后，可能由強變弱，外強中干，不堪一擊。世界各國發(fā)展的歷史和各國之間的起伏消長，都充分表明了這一鐵律。國家之間的競爭，歸根到底是國家制度的競爭。而文木先生完全回避制度這個決定國家前途命運的根本性因素，把讀者的視線引向軍事實力，引向帝國主義時代堅船利炮下開拓殖民地所慣用的“叢林定律”。

　　當然，幾千年的人類歷史，演繹著“叢林定律”的歷史。而且，“叢林定律”在今天仍然在起作用——經濟發(fā)展往往需要有強大的軍事實力為之“護航”（“護航”具有開拓國家經濟領域、保護國家經濟利益這兩層意思）。但是，盡管如此，這并沒有觸及到國家強盛與衰敗的深層次原因。因為在國家的制度、經濟、軍事三大板塊的關系上，經濟、軍事是同一層面的東西，是制度的派生物。制度是第一性的。制度是個綱，綱舉目張。國家制度的先進與否影響經濟、軍事的強弱。當今世界的軍事強國，都是制度比較先進的國家。沒有任何一個制度落后的國家，具有可以在世界上橫沖直闖的軍事實力。這些都是只要我們睜眼看一看世界就清楚的事實。

　　為什么說國家制度才是決定國家強盛與否的關鍵因素呢？這是因為，人的因素第一。我們現(xiàn)在說國家之間的競爭是人才競爭。你拿什么去爭取人才、留住人才、用好人才，起凝聚作用的不是制度嗎？人是社會關系的總和。什么樣的社會制度決定著什么樣的社會關系。人的潛力能不能充分發(fā)揮，涉及到他所處的社會有沒有他充分發(fā)揮才能的制度保證，有沒有他所創(chuàng)造的財富得以保障的社會制度，有沒有激勵他創(chuàng)造財富的社會制度。國家制度的先進與否，就看它在為每一個人的創(chuàng)造財富方面、保護利益方面、激勵創(chuàng)造方面提供了多少保證。社會制度是歷史的產物。作為歷史產物的社會制度，總是處在運動的狀態(tài)。因而只有與時俱進才能保持其先進性。一個社會制度，即使曾經先進，曾經有輝煌的經濟、強大的軍事，如果固步自封，比如中國封建制度，“朕即國家”，無視人民的權利，幾千年如一日，自以為老子天下第一、固若金湯，結果不堪一擊，在20世紀前后的100年里使中華民族留下最屈辱的記憶。所以，任何一位有作為的政治家、思想家，總是把人的解放與社會制度聯(lián)系起來加以分析、研究，把制度更新作為解決國家強大的首要問題。

　　100多年來，世界發(fā)生的最深刻變化就是制度革新。我堅持認為，這些制度革新與經典馬克思主義的影響有關。比如，由“古典自由主義”發(fā)展而來的“新自由主義”思想，吸納了經典馬克思主義制度理論的思想。19世紀末20世紀初，“新自由主義”極力倡導的“正義二原則”和“優(yōu)先原則”，保障每一個人的權益和為每一個人的發(fā)展提供平等機會，與馬克思主義關于“人的解放”、“解決無產階級日益貧困化問題”等思想既有時間先后上的聯(lián)系，又有內容上的聯(lián)系，使接受“新自由主義”思想的資本主義國家制度煥然一新，緩解了階級矛盾；
比如，羅斯福實施新政，一方面行使國家對經濟發(fā)展的宏觀調控職能，一方面反壟斷，扭轉了長期經濟無序競爭而周期性爆發(fā)的經濟危機，這依稀可見馬克思計劃經濟思想的影響。由于這些國家針對新問題、新矛盾，不斷進行制度革新，才在經濟上、軍事上繼續(xù)領先世界。由于過去長期因意識形態(tài)的壁壘和偏見，把實現(xiàn)馬克思的社會理想鎖定在“暴力革命”途徑里，認為在任何歷史條件下放棄“暴力革命”進行社會制度改造的努力都是對馬克思主義的“修正”和“背叛”，看不到繼馬克思之后的“西方馬克思主義”以“和平革命”的方式繼續(xù)對資本主義社會制度進行有力地批判，促進了社會制度變革（其實，馬克思晚年已經敏銳地感覺到“和平革命”不失為一條有效的途徑）；
看不到在一些發(fā)達國家，作為統(tǒng)治工具的國家性質（階級壓迫、階級矛盾）出現(xiàn)淡化（與馬克思所處的時代相比較而言）的跡兆，新的國家理論認為國家是全體公民的服務機構和組織機構，接近馬克思的“聯(lián)合體”思想，優(yōu)秀的政治家們、思想家們，甚至經濟學家（有一派經濟學理論叫制度經濟學）都在為建立更加完善的社會制度而做不懈地努力。

　　但是，20世紀發(fā)生在中國的巨大的歷史變遷卻是中國人能夠看到的，應該看到的。身處積弱積貧、帝國主義列強國家正在瓜分中國的時代，革命先行者孫中山堅持把改造國家政治制度作為實現(xiàn)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前提，拒絕一切形形色色的妥協(xié)或折中。為了實現(xiàn)國家制度與封建體制徹底決裂，他堅決反對走保留封建皇權的“君主立憲”的改良道路；
為了顧全徹底更新社會制度這個大局，他甚至讓出“總統(tǒng)”職位，之后又發(fā)動二次革命�？梢�，孫中山先生深知國家制度是民族復興的根本保證。辛亥革命并未完全成功，新的國家制度代表地主、官僚、買辦資產階級等少數人的利益，廣大人民依然處在“三座大山”的壓迫之下。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歷經 28年的浴血奮斗，其間既反左，又反右，終于推翻了“蔣家王朝”，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根本點依然是解決建設先進的國家制度問題。由于在中國這么一個人口眾多、生產力落后的國家，建立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是一次偉大的探索；
由于歷史的原因、理論的原因，中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建設主要是學習斯大林創(chuàng)造的“蘇聯(lián)模式”；
由于這個模式依然保留了國家是階級統(tǒng)治的工具的性質，階級斗爭為綱自然成為社會制度建設的根本，在階級斗爭天天講、月月講、年年講的國家制度理論的影響下，人為地制造兩個階級、兩條路線的斗爭，黨無寧日、國無寧日、民無寧日，社會主義國家制度的優(yōu)越性、先進性被扭曲、被窒息了。鄧小平以發(fā)展馬克思主義的巨大勇氣，毅然放棄“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思想，立足于中國國情的實際，開啟了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的國家制度建設的改革�？梢姡�改革依然是解決制度問題。20多年的改革，使中國強盛、民族復興的曙光初露，十六大報告的評述是，“我們黨和我國人民作出的艱苦努力和取得的偉大成就舉世矚目，必將載入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光輝史冊”⑤。而在改革發(fā)展中出現(xiàn)一系列重大社會問題，主要是傳統(tǒng)體制性弊端在新的實踐里深層次矛盾的反映和新體制還不完善的反映，也只有通過制度建設才能從根本上解決。所以，十六大報告向全黨提出了建成更加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任務。

　　20世紀中國人民的三位領袖都把民族復興、國家強盛的理想寄托在制度建設的基礎上�；氐街贫冉ㄔO是解決人的話題，放眼世界，我們看到，國家制度建設的重點是還權于民，即建立民主制度國家。十六大報告回顧我黨80多的歷史時指出：“我們黨歷來以實現(xiàn)和發(fā)展人民民主為己任”⑥。民主制度就是國家不再把人民（社會公民）分割為理所當然的階級統(tǒng)治和被統(tǒng)治階級。每一個公民的熱情、創(chuàng)造力和正當權利都一視同仁受到保障。同時，民主制度把國家權力置于公民的同意之下，使國家權力不只是在本質上，而且在實際程序上，是一種受托的權力，公民的意志通過法律的意志而變?yōu)閲�家的權力。因而民主制度最能發(fā)揮人的作用，是強國之本。十六大報告明確地把“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民主制度”作為政治體制改革的首要任務。中國選擇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發(fā)展市場經濟，本身就是為了使創(chuàng)造社會財富的源泉充分涌流。當前中國正處在制度建設的關鍵時刻，十六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嚴肅地指出：“建成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對全黨新的重大考驗”⑦�！爸卮罂简灐睕Q不是空穴來風、危言聳聽，(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而是告誡全黨，體制改革依然是一場嚴峻的革命，將接受巨大風險的考驗。在這個時刻，探索國家的強盛、民族的復興與中國的選擇，回避制度建設這個重中之重的問題，環(huán)顧左右而言它，轉移人們的視線，即使出發(fā)點是好的，都有可能產生意外的后果。

　　社會主義制度的本質要求就是抑制乃至消除階級矛盾、階級剝削，就是實現(xiàn)社會公正，保護每一個公民的熱情、創(chuàng)造力和正當權利，以利于創(chuàng)造社會財富的源泉充分涌流。社會主義制度是人類歷史上最先進的制度。所以，我們要堅持社會主義。只有社會主義能夠振興中華。但是，我們必須實事求是，必須看到，盡管有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有蘇聯(lián)80多年的社會主義實踐，有中國50多年的社會主義實踐，什么是社會主義，還是在鄧小平理論形成之后才清楚的。所以，建成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我們才起步不久�，F(xiàn)階段的社會主義制度還是不充分的。這是改革開放以來舉全黨之力、全社會之力進行經濟體制、政治體制改革與建設的邏輯起點。過去26年的歷史已經證明，未來改革發(fā)展的歷史還將證明，只有抓住制度建設這個根本，才是實現(xiàn)國家強盛、民族復興的保證。

　　二、是“和平崛起”？還是“強力崛起”？

　　這其實是第一個問題的延伸。前一個問題著眼于如何處理好內政，后一個問題著眼于如何處理好外交。對此，我與文木先生也存在重大分歧。對世界走勢的正確判斷與準確把握，是選擇國家強盛之路的基點。而走向強盛的路徑選擇正確與否，決定著國家的安全與命運。比如，20世紀30年代—40年代，躍居軍事強國的德國、日本，選擇了以坦克大炮為先驅的“強力崛起”之路，結果無一幸免給國家?guī)�來了“滅頂之災”。僅就近期的事例看，薩達姆不是以占絕對優(yōu)勢的軍事實力一舉拿下科威特了嗎？結局怎樣？從此薩達姆踏上一條“不歸路”，國家受到國際社會長達10年的經濟制裁。雖然基于多種因素日本“軍國主義”思想又死灰復燃，如今越燒越旺，對鄰國、對世界形成新的威脅，但抑制“軍國主義”行為的力量也在增長。如果日本膽敢重演上世紀的一幕，注定重蹈覆轍。雖然天下并不太平，局部戰(zhàn)爭起伏不斷，與以往世紀相比，世界各國對和平與發(fā)展的訴求超過對戰(zhàn)爭的叫囂。

　　因其天下并不太平，因其天下還是強者說了算，所以，幾乎在所有國家，都有“鷹派”與“鴿派”之分。20世紀80年代之后（1988年，聯(lián)合國把這一年定為“世界和平年”），“鷹派”并不是輕視和平，比如沙龍，“鴿派”也不是放棄武力，比如拉賓，彼此僅僅是側重點不同。文木先生屬于“鷹派”，他這篇文章的字里行間彌漫了戰(zhàn)爭的硝煙。他強調“國家間財富的轉移本質上是靠暴力而非交換實現(xiàn)的”⑧，完全否定國際間經濟交往存在“雙贏”（市場交換可以增加財富，經濟學家早已經論證，我不再贅述）。無疑，沒有強大的軍事支撐，國家無安全可言；
沒有強大的軍事做先鋒和后盾，在經濟全球化浪潮里難有優(yōu)先占有或公平合理地分享世界資源、世界市場可言。何況，戰(zhàn)爭的陰云的確有向中國涌來的前兆。釣魚島問題、臺獨問題、南海諸島問題，以及曾經出現(xiàn)的“撞機”事件、美軍轟炸我駐南使館事件等，這些問題與事件都可能成為爆發(fā)戰(zhàn)爭的觸點，都警示中國必須保持強大的國防。今天，中國“鷹派”思想流行，民間民族主義情緒高漲都與這現(xiàn)實威脅出現(xiàn)相關。

　　但是，在這里，我們討論的問題是“中國的選擇”，是涉及中國走向強盛的大政方針的“選擇”。基于中國走向強盛的需要，我們假設兩種情況，1，在和平條件下，我們是選擇歷史上資本主義國家用堅船利炮開辟世界市場和掠奪世界資源的擴張之路？還是選擇“和平”崛起之路？2，在局部戰(zhàn)爭威脅的挑釁面前，我們是選擇“以牙還牙”，或主動“迎頭通擊”？還是選擇化解沖突，把戰(zhàn)爭鎖定在和平對話解決完全無望的最后一刻？

　　20多年的對外開放，中國已經走向世界，中國已經與世界連為一體。正在崛起的中國，面對戰(zhàn)與和的選擇，文木先生的傾向是明顯的。他用激情洋溢的筆墨向讀者講述了歷史上一個又一個國家，特別是歷史上資本主義國家的強國之路。這些國家的強國之路，共同之點就是發(fā)展經濟（開辟世界市場、爭奪世界資源），大炮開路，即“叢林定律”。事實上，今天，以美英兩國為首發(fā)動的伊拉克戰(zhàn)爭，無論理由多么堂皇，結局多么圓滿，都掩飾不了為了自己國家的利益（開辟世界市場、爭奪世界資源）的終極目的。那么，文木先生所傾向的“強力崛起”，能不能夠作為中國強國之路的選擇呢？

　　——我認為中國決不能走“強力崛起”之路。

　　歷史學家的任務，不僅要講清楚歷史是怎樣走過來的，還要講清楚歷史將向何處去。因為歷史學家擁有其他什么家難以企及的專業(yè)知識，有客觀、公正、排斥了政治偏見的科學態(tài)度，他對歷史的走向會有比政治家、軍事家更高瞻遠矚的歷史預見。

　　不錯，人類的歷史就是一部戰(zhàn)爭史。戰(zhàn)爭就是野蠻。同時，我們還必須看到，人類的歷史，也是一部文明史，盡管文明是從戰(zhàn)爭中走來，盡管文明每前進一步都付出慘重代價，盡管今天仍然是文明與野蠻（戰(zhàn)爭）在撕殺。作為一位歷史學家，如果看不到文明的力量在增長，看不到文明力量的增長是歷史趨勢，看不到日益增長的文明力量對野蠻與戰(zhàn)爭已形成有力的制約，肯定是不稱職的歷史學家。

　　文明是我們都能感受而很難做出明確定義的概念。但逆向推理是容易理解的。文明是與野蠻相對立的。任何一個國家的國家史的第一頁都是征服者壓迫被征服者的歷史。文明就是產生在這征服（戰(zhàn)爭、野蠻）之中。文明是被征服者對爭取自己生存與發(fā)展的權利的訴求。征服者對被征服者的每一次讓步，就是文明的進步。文明之所以能夠在強大的征服者壓迫下由弱漸強、由小漸大，是基于人的善的本質和對善的本質的發(fā)現(xiàn)與認同。即使是以“惡”的形象出現(xiàn)的個人、團體，也存在“善”的基因和對“善”的認同，因而文明具有普世價值，具有世界各國共同追求的終極價值。何謂“啟蒙”？啟蒙就是對人的善的本質的發(fā)現(xiàn)與認同，就是對一切弱勢群體、弱勢民族、弱勢國家爭取生存權、發(fā)展權的認同。所以，起源于歐洲，綿延數百年，影響全世界，包括20世紀中國在內的啟蒙主義思潮，所取得的成果都是人類文明的飛躍。啟蒙主義思想提出的“人權”以及“自由、平等、博愛”，已經在人類世界深深扎根，逐漸成為國家各社會群體之間、各民族之間以及各國之間交往的基本準則。當然，盡管與中世紀封建宗法制相比較，由啟蒙主義思想里孕育出來的資本主義國家制度在處理人與人之間、民族與民族之間、國家與國家之間的關系上朝著文明的方向進了一大步，但資本主義國家在原始積累、自由競爭、帝國主義時期，依然帶著血腥、野蠻、戰(zhàn)爭。資本主義國家的強國史，仍然是一部戰(zhàn)爭的歷史。資本主義國家之所以沒有依照啟蒙主義思想家們所描繪的藍圖去發(fā)展，是基于它自身發(fā)展中難以克服的矛盾。啟蒙主義設計的自由競爭必然帶來發(fā)展過程中生產的社會化與生產資料的個人所有之間的矛盾，必然帶來開拓世界市場和爭奪世界資源的國家與國家之間的矛盾。無論是轉移國內的經濟矛盾、社會矛盾，還是滿足國家發(fā)展的欲望，都需要對外強力擴張。在這個時期，市場與資源是國家的生命。所以，我們看到，自由競爭的思想傳播到哪里，戰(zhàn)爭就打到那里。作為文明進步一大標志的啟蒙主義思想，真是“播下龍種，收獲跳蚤”，受到了自己“播下”的更加血腥、更加野蠻的戰(zhàn)爭后果的嚴峻挑戰(zhàn)，乃至于發(fā)生了為了搶奪世界市場、瓜分世界資源的兩次世界大戰(zhàn)。戰(zhàn)勝國從戰(zhàn)爭中獲得最大收益。正是這些資本主義國家的強國史，為文木先生的“強力崛起”觀點提供了豐富的素材和佐證。

　　我無意否定那些以劍與火鑄成的歷史經驗。問題是我們探討今天中國選擇何條路徑必須基于今天的世界局勢與走向。今天的世界局勢已經發(fā)生深刻變化。聯(lián)合國的出現(xiàn)（1945年）是一個偉大的轉折點。盡管自聯(lián)合國組成以來的近60年的歷史表明，聯(lián)合國的作用極其有限，戰(zhàn)爭并沒有終結，但聯(lián)合國的產生本身就是大國之間對和平訴求的起點，之后世界各國紛紛加入聯(lián)合國就意味著世界各國有通過和平對話解決利益沖突的訴求。何況，聯(lián)合國并非沒有發(fā)揮一點作用。它的《憲章》、一系列國際公約、下屬機構、維和部隊等，以及一系列類似國際組織，都在牽制戰(zhàn)爭的惡化、牽制強國肆意征戰(zhàn)南北的行徑等方面發(fā)揮了自己的作用。所以，在聯(lián)合國等國際組織的影響下，世界各國訴求文明的力量匯集起來了，文明又向前邁了一大步，形成對強勢國家更加有力地牽制。如果沒有文明的進步和文明力量的增長，強勢國家能夠如聯(lián)合國出現(xiàn)之前那樣向世界各國肆意擴張，能夠隨意扔原子彈，很難想象，今日世界會成起其什么樣子。

　　近60年來，還有一些新的跡象。比如，以坦克戰(zhàn)艦開拓殖民地的帝國主義時代漸行漸遠；
軍事行為不再是解決各國之間利益沖突的唯一方式；
區(qū)域間的合作組織（結盟）層出不窮，形成了一股新的抵御強國的軍事威脅和經濟侵略、文化侵略的力量�？傊�，制衡強國的軍事威脅、大的戰(zhàn)爭爆發(fā)的力量在與日俱增。所以，作為國家領袖，鄧小平對世界局勢走向的判斷是：和平與發(fā)展。雖然世界很不安寧，戰(zhàn)爭摩擦也在沖擊中國，但是，這，已經遠不是20世紀中葉之前的幾百年那樣嚴重了。雖然作為軍事強國的八國聯(lián)軍火燒圓明園是我們民族永遠的心痛，但這樣的悲劇很難再在中國、乃至世界發(fā)生了。比如，即使有推行“單邊主義”的實力和行為的美英兩國，僅因為兩國軍人虐待伊拉克戰(zhàn)俘，兩國領導人也被迫代表國家向世界、向受害國、受害人道歉。這些都是世界文明力量制約野蠻、強盜行徑的體現(xiàn)，是文明力量改變軍事強國戰(zhàn)爭游戲規(guī)則的體現(xiàn)。

　　基于對世界走勢的判斷，鄧小平作出主動對外開放的重大決策。對外開放、求同存異、不搞對抗、互信互利，是在“和平與發(fā)展”之間成為世界主旋律的形勢下中國選擇的強國之路。

　　世界各國的發(fā)展很不平衡。強勢國家仍在壟斷世界規(guī)則。在這個背景下，選擇“和平崛起”，既是順應世界潮流，也有迫于無奈的一面。對于一個曾經輝煌、很有大國尊嚴的民族來說，不少人的自尊心難以接受。國內不少專家學者提出“地球上從來沒發(fā)生過‘和平崛起’”⑨，甚至有人提出“中國的尊嚴是打出來的”，贏得華人呼聲一片。作為研究歷史和國際關系的專家，文木先生明確提出：“在當今險象叢生、壓力日增的世界政治中，我們不能走《武訓傳》中宣揚的那條路，我們應該做強力崛起的準備。”⑩

　　在我看來，正因為戰(zhàn)爭的硝煙尚未散盡、強勢國家仍在壟斷世界規(guī)則，我們更應該選擇“和平崛起”。強勢國家握有“軍事霸權”，“以暴易暴”正是他的長項，正中下懷。弱勢國家選擇“以暴易暴”、“以牙還牙”，無疑以卵擊石。中國是發(fā)展中國家。這是我們的國情。任何時候，至少在50年之內，都不能忘記這一點。對于一個發(fā)展中國家來說，無論是“熱戰(zhàn)”還是“冷戰(zhàn)”，都沒有足夠的物力、財力來消耗，前蘇聯(lián)一度躍居世界兩霸之一，國力大多用在維持“霸主”地位上，結果金玉其外，敗絮其中，一夜之間“忽喇喇似大廈傾”，盡管原因很多，至少，受“冷戰(zhàn)”和“稱霸”的牽制，耗費了太多的國力，影響了社會各類經濟的均衡發(fā)展，能夠用于人們實際分享的社會主義經濟發(fā)展成果實在太少，是重要原因之一。軍事上有一條鐵律，趁他還不強大，打垮他。我們還不強大，選擇應戰(zhàn)，不是正中圈套嗎？

　　前蘇聯(lián)的教訓值得我們認真吸取。中國曾經步其前蘇聯(lián)之后塵，毅然承擔起“世界革命中心”的重任，既反美帝，又反蘇修，“要準備打仗”。結果呢？結果是國家總是處在戰(zhàn)爭的邊緣，僅僅是“三線建設”（戰(zhàn)略轉移），就滯緩了國家經濟建設和經濟發(fā)展的速度。中國的選擇出現(xiàn)轉彎是在1972年。這個年份，歷史學家必須銘記。因為這一年，毛澤東在他的書房與新中國的頭號敵對國美國的總統(tǒng)尼克松握手，打開了中美關系的堅冰，為其后鄧小平實施“對外開放”的重大國策，力爭相對和平的周邊環(huán)境，以“和平發(fā)展”的路徑處理我國與其他國家的關系和國際關系奠定了政治基礎。這個重大事件的意義和玄妙還有一點，兩年前，正是毛澤東發(fā)表了舉世聞名的“5.20”莊嚴聲明。聲明指出：“新的世界大戰(zhàn)的危險依然存在，各國人民必須有所準備。但是，當前世界的主要傾向是革命”。聲明的主題揚我國威，“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打敗美國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而偉人不同凡響的地方正在這里，就在“5.20”莊嚴聲明傳遍世界各地、亞非拉革命如火如荼的時候，具有世界一流戰(zhàn)略家美譽的毛澤東，與尼克松握手，預示著中國發(fā)展的路徑已經在“世界猝不及防”之間發(fā)生了重大改變。(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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