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傳》是吳晗的代表作，解放前和解放后的版本毛澤東都看過，并且多次提出意見。平心而論，一部普通的歷史著作，引起毛澤東如此關注，在毛澤東的歷史上并不多見。但是，大約也正因為如此，在新中國成立后，吳晗對《朱元璋傳》的修改傾注大量心血，并抱著十分慎重的態(tài)度，以至于1954年的修改本，在聽了意見之后，也未敢出版。當然，毛澤東所提的意見，絕不會只是枝節(jié)性的具體意見，而吳晗所能虛心接受和理解的也未必是毛澤東的本意。下面想就吳晗寫作《朱元璋傳》的過程，以及毛澤東對《朱元璋傳》的關心，略作論述。

　　吳晗初寫朱元璋

　　明史專家吳晗對于朱元璋研究的重視，是可想而知的。早在1943年，他就寫成了《由僧缽到皇權》一書，并于1944年由重慶在創(chuàng)出版社出版。此書印制期間，又收到潘公展、邸維廉主編的《中國歷代名賢故事集》的征稿，約他寫一部《明太祖》，還要附一個內容相應的年表。吳晗原不肯接受，由于朋友的多方勸說，才決定由夫人袁震寫一部四萬字的《明太祖》。誰知袁震的稿子寄出后，出版商說已登了廣告，作者只能是吳晗。出版商將錯就錯，廢了袁震稿子，重排吳晗《由僧缽到皇權》的稿子，書名改為《明太祖》。

　　至于為什么吳晗要寫《由僧缽到皇權》(又名《明太祖》)這本書，1946年吳晗在《<明太祖>和<由僧缽到皇權>》一文中作了這樣的說明：“在敘永分校來回路費弄得傾家蕩產之后，家鄉(xiāng)淪陷了。老母弱妹衣物蕩然，無以為生。加以物價天天在漲，實在沒有辦法支持下去了。”剛好，被稱為“戰(zhàn)國策派”的林同濟從重慶來到昆明，約吳晗寫《由僧缽到皇權》一書，講定稿酬一萬元，分三期付款，第一期可以預支三千元。吳晗說：“一萬元在那時候是一個大數目，抵得上半年多的薪水，于是不得不欣然同意了�！边@是第一個原因；
第二個原因，是吳晗在1964年寫的《朱元璋傳·序言》中說的：“由于當時對反動統(tǒng)治蔣介石集團的痛恨，以朱元璋影射蔣介石，雖然一方面不得不肯定歷史上朱元璋應有的地位，另一方面卻又指桑罵槐，給歷史上較為突出的封建皇帝朱元璋以過分的斥責，不完全切合實際的評價�！鄙厦媸菂顷蠈�寫《由僧缽到皇權》兩個動機的說法。

　　《由僧缽到皇權》全書分為“流浪青年”、“從士兵到元帥”、“開國皇帝”、“恐怖政治”、“家庭生活”五章。這本書的特點是通俗、易懂、生動。但當時處在戰(zhàn)爭年代，能參考的書籍太少，連過去讀過的《明太祖實錄》、《皇明祖訓》、《大誥》等書也無法找到，甚至像郎瑛《七修類稿》一類的普通書也找不到，在這種史料緊缺的條件下，要寫成一本內容充實的明太祖朱元璋的傳，當然是不可能的。不過，吳晗畢竟是一位學識淵博的學者，他憑著不多的普通書籍，以及自己寫過的有關明史的論文，平時積累的讀書卡片等等，僅用了兩個月的時間就寫成《由僧缽到皇權》一書。由于他文筆生動、善于取材，這本書讀起來還頗能引人入勝，不失為一本好的通俗讀物。

　　毛澤東審讀了《朱元璋傳》

　　《由僧缽到皇權》和《明太祖》由于是二名一書，加上缺乏科學性，有些內容不夠實事求是。這對于嚴謹的史學家吳晗來說，總感到心有愧疚。1946年復員北平以后，便決定著手寫作《朱元璋傳》。他說，“改寫的目的，是為和作廢了的初稿《明太祖》和《由僧缽到皇權》有所區(qū)別。個人感情對前兩本書實在太壞，簡直在痛恨�！眳顷蠌�1947年開始重寫，1948年寫成。這時候的吳晗已經不僅是一位學者，而且是一名革命戰(zhàn)士了，新寫成的《朱元璋傳》，盡管在史料和理論分析方面都比過去加強，但在當時形勢的影響下，影射蔣介石也比過去更為自覺，更為激烈了。在章目上，把“流浪漢”的標題改為“小流氓”；
相應的如“誅殺功臣”、“搞特務統(tǒng)治”、“興文字獄”等寫得更為有聲有色�？傊�，突出一個暴君的形象，從流氓到暴君，這當然是借古諷今的表現手法。

　　1948年《朱元璋傳》完稿后，吳晗將稿本帶到石家莊解放區(qū)，并呈送毛澤東。毛澤東精通文史，對朱元璋這個人物的評價尤寄予特別關注。他在百忙中，認真地審讀了吳晗的《朱元璋傳》，不僅在會見吳晗時，說了一些具體的意見，而且在史學方法論上也提出了分量很重的意見。

　　毛澤東當面談的具體意見中，突出的一例是關于對農民起義領袖彭瑩玉(人稱彭和尚)的描述。吳晗在《朱元璋傳》中說：“彭瑩玉可以說是典型的職業(yè)革命家，革命是一生志氣，勤勤懇懇播種、施肥、澆水、拔草。失敗了，研究失敗的教訓，從頭做起，決不居功，決不肯占有新播種的果實。第一次起義稱王的是周子旺，第二次作皇帝的是徐壽輝，雖然誰都知道西系紅軍是彭和尚搞的，彭祖師的名字會嚇破元朝官吏的膽，但是起義成功以后，就煙一樣消散了，回到人民中間去了。任何場所，以至記載上，再找不到這個人的名字了。”吳晗贊揚彭瑩玉是“功成不居”，不是為做官而革命的。這反映了吳晗本人的思想，他本人就是想在革命成功之后，回到平靜的書齋生活中去。

　　毛澤東讀到上述有關彭瑩玉功成不居的文字，大不以為然，他當面向吳晗指出：

　　像彭和尚這樣堅強有毅力的革命者，不應有逃避行為，不是他自己犯了錯誤，就是史料有問題。

　　毛澤東在退還《朱元璋傳》稿本時，還特地給吳晗寫了一信。信中未再涉及任何具體意見，而是著重談到了史學研究中的方法論問題。全文如下：

　　辰伯先生：

　　兩次晤談，甚快。大著閱畢，茲奉還。此書用力甚勤，掘發(fā)甚廣，給我啟發(fā)不少，深為感謝。有些不成熟的意見，僅供參考，業(yè)已面告，此外尚有一點，即在方法問題上，先生似尚未完全接受歷史唯物主義作為觀察歷史的方法論。倘若先生于這方面加力用一番功夫，將來成就不可限量。謹致

　　革命的敬禮!

　　毛澤東

　　十一月二十四日

　　這封信對《朱元璋傳》是贊揚多些，還是批評多些，多年來不少讀者，包括吳晗本人在內都以為是對《朱元璋傳》作了很高的評價。其實未必。細細研讀這封信，我們可以看出，毛澤東信中主要談了兩點：一是贊揚作者“用力甚勤，發(fā)掘甚廣；
”二是批評吳晗“似尚未完全接受歷史唯物主義作為觀察歷史的方法論”。前面的贊揚是指作者的功力，未涉及到觀點；
而后面的批評是從宏觀角度上提出問題的，毛澤東雖然沒有舉出具體例子，但卻可以從許多方面進行理解，例如，對朱元璋的總體評價、對以朱元璋影射蔣介石、對朱元璋為鞏固政權搞特務統(tǒng)治、搞誅殺功臣、搞文字獄的指責等等。

　　只是因為吳晗當時是毛澤東的客人，座上賓，是被邀請來參加新政協(xié)的，有些意見不便提得過于直接、過于尖銳罷了。

　　可惜吳晗對于毛澤東的意見，始終沒有理解好，或者說始終有個錯覺，以為彭和尚問題和歷史觀問題是一回事。他回到北平，便發(fā)憤重新讀書，果然發(fā)現了過去所沒有注意的史料，彭瑩玉是戰(zhàn)斗到底，被元軍殺害的。發(fā)現這條史料，吳晗很高興。1950年他發(fā)表了一篇題為《我克服了“超階級”觀點》的文章，其中談到在石家莊毛澤東約他談了一個晚上，“特別指出彭和尚這一條，給了我極深刻的階級教育，挖出我思想中的毒瘤，建立了我為人民服務的觀點。”到1965年版的《朱元璋傳·序言》中還談到毛澤東批評過的彭瑩玉“功成身退”的問題，并說“這個錯誤觀點，在理論上得到啟發(fā)，我承認了錯誤”。

　　其實，彭瑩玉功成身退的問題，是個具體問題，即主要是史料問題，彭瑩玉在杭州被元軍所殺的史料一發(fā)現，便迎刃而解了。問題是吳晗自己也有“功成身退”的思想，所以對彭瑩玉的“功成身退”大加贊賞。而1948年冬，革命戰(zhàn)爭形勢有了很大發(fā)展，新政權的建立已經提到日程上來了。革命正在用人之際，從政治角度看，毛澤東當然不會贊成吳晗稱許“功成身退”的思想。從這點說，毛澤東有關彭瑩玉“功成身退”說法的批評，確實是對吳晗的教育，吳晗檢查了自己的“超階級”觀點，也是從這個角度講的。

　　吳晗對于毛澤東關于歷史觀的宏觀批評，或則不知所指，或則以為只是指彭瑩玉的問題。這可以從他由石家莊回到北平，直到在對《朱元璋傳》進行第三稿、第四稿的修改中，他都很少談到毛澤東關于歷史觀的批評，得到證明。特別值得提出的是，1954年毛澤東看了《朱元璋傳》的第三次修改稿后，毛澤東明確提出：“朱元璋是農民起義領袖，是應該肯定的，應該寫的好點，不要寫的那么壞。”(見《北京盟訊》1981年第三期袁溥之《憶吳晗同志二三事》)在這里，毛澤東明明關注的是對朱元璋的總體評價問題，而不是其他一些什么具體問題。若由此及彼，回想毛澤東在石家莊時提出的意見，所謂唯物史觀問題，實則是對朱元璋的評價問題。

　　如果這個推論是正確的，解讀毛澤東在石家莊讀《朱元璋傳》后的意見，乃至推想毛澤東讀《朱元璋傳》時的心態(tài)，就不會太困難了。

　　顯然，毛澤東讀《朱元璋傳》，更多的只能是從學術的角度看，不可能把它當成政治著作看，對《朱元璋傳》激烈地影射攻擊蔣介石他未必有興趣，特別是把朱元璋說成小流氓，看了也未必舒服。況且，毛澤東多次說過，奪取政權和民族解放戰(zhàn)爭，實際上是一場農民的戰(zhàn)爭。朱元璋是通過農民起義奪取政權的，在歷史上開創(chuàng)了“洪武之治”的局面，可稱為一代名君。而從某種意義上說，毛澤東也是農民軍領袖，即將建立的政權，也要開創(chuàng)一個新的時代。盡管時代不同了，革命的性質也不一樣，但對朱元璋這樣一個人物，過多的貶斥，從毛澤東的感情上總有點過不去。然而，當時反對蔣家王朝正以排山倒海之勢進行著，反蔣聯(lián)合戰(zhàn)線的隊伍越大越好，所以，毛澤東當然不好直接批評拿朱元璋影射蔣介石不妥。只好以曲筆提出自己的意見。

　　為何吳晗不修改對朱元璋的貶評

　　吳晗得知毛澤東關于《朱元璋傳》第三次修改稿的意見后，又看到其他學術界的朋友提出的關于“階級關系、階級矛盾、階級分析不夠，對朱元璋這個歷史人物評價也不夠全面”。吳晗把這一修改稿壓了下來，沒有再交付出版。但他也沒有按照毛澤東兩次提出的意見對書稿大改的意思，特別是對朱元璋的貶評，并沒有想過多地改動它。這大約有兩個方面的原因：一是當時史學界正在糾正40年代出現的一種風氣，即一些馬克思主義史學家，為了打破被禁錮的言論，把歷史研究當做對敵斗爭的一種手段，這是當時革命斗爭的一種需要，本無可非議，但這種指桑罵槐的史學，畢竟是不科學的。這些嚴肅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家，總感到欠妥。于是，在50年代郭沫若、范文瀾、翦伯贊、吳晗等人，都檢討了他們在40年代以寫歷史作為影射、批評蔣介石的做法是不科學的。其中范文瀾檢討了他在寫《中國通史簡編》時，“借吳蜀聯(lián)合拒魏來類比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借孫權來類比國民黨反動派破壞統(tǒng)一戰(zhàn)線，把孫權描寫成幾乎是全部黑暗的人物。這是不符合當時的歷史事實的�！眳顷袭敃r也檢討了借寫朱元璋影射蔣介石，給朱元璋以“過分的斥責”。盡管當時那樣寫是在特殊的歷史條件下發(fā)生的，但從學術研究的角度看是不可取的；
二是吳晗畢竟是個正直的史學家，秉筆直書在他思想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我和王宏志合著的《吳晗傳》中，曾經寫了這樣一段話：“要說吳晗寫《朱元璋傳》有什么悲劇，那么，悲劇恰恰是由于它的題材早已被一種超凡的力量拑制著，而吳晗并不知覺，仍然按照一位正直學者的思路來修改《朱元璋傳》，他沒有真正領會毛澤東的批評，更沒有認真貫徹。”

　　這里不妨舉一個例子：關于誅殺功臣，吳晗在寫了朱元璋炮制胡惟庸、藍玉兩案，株連殺害達幾萬人之后，又寫了這樣一段話：“不但列將依次被殺，甚至堅守南昌七十五日，力拒陳友諒的義子親侄朱文正也以親近儒生、心懷怨望被鞭死。義子親甥李文忠立下大功，也因左右多儒生，禮賢下士，被毒死。徐達為開國功臣第一，洪武十八年生背疽，據說這病最忌吃蒸鵝。病重時朱元璋卻特賜蒸鵝。徐達流淚當著使臣吃下了，不多日就死�！弊掷镄虚g對朱元璋誅殺功臣報以極大不滿，而對被殺功臣卻寄予極大的同情。吳晗寫到殺胡惟庸廢棄相位時說：“從中書省綜掌政權一變而為皇帝親自管理庶政，……皇帝變成總攬一切的獨/裁者了�！眳顷线�是忍不住指責朱元璋搞“獨/裁”。

　　吳晗是個史學家，最尊重的是史實。新中國建立前，他曾經因為“紅軍”和“民軍”一字之爭，寧可放棄一部史著的出版機會。他研究明史多年，對朱元璋早有個基本看法，在30年代，他寫過《胡惟庸黨案考》，這篇文章當是沒有受政治氣候左右時寫的，文中他指責朱元璋是“一個十足的自私慘刻的怪杰�！闭f朱元璋“賦性猜嫌，深恐遭知識分子譏刺”。(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說他禮賢下士是“裝”出來，直至大局已定便大興文字獄。朱元璋“設學興教”，“進用宋納一流刻薄寡恩的教師”，“造就出一批聽命唯諾的知識分子出來，作皇帝個人的馴仆”。如今，要吳晗完全放棄這些史實和原有的觀點，塑造一個光輝形象的朱元璋是不可能的。

　　吳晗在50年代初期著手修改《朱元璋傳》，比較側重于史料運用的準確性和分析問題的科學性，是可以理解的。況且，毛澤東當時還未進入個人迷信的座艙，他的話還沒有“一句頂一萬句”。關于中國古代史分期問題的討論，毛澤東的周秦封建論只作為一種意見，允許討論。因此，毛澤東對《朱元璋傳》1954年稿本的批評，吳晗大約也只當做一種“意見”加以考慮而已，并沒有認真貫徹。這一點從1954年到1965年兩個版本對照，可以清楚地說明：1954年稿本，全書分七章二十四節(jié)；
1965年版全書分八章二十三節(jié)。內容和基本框架大體上沒有變，基調大體相似，看不出是由把朱元璋“寫得那么壞”，改變成對朱元璋“寫得好點”。至于對農民戰(zhàn)爭，從解放前的第二個版本到第三、第四個版本都是肯定的，特別是第三、第四個版本，如果說對農民戰(zhàn)爭評價高了一些，恐怕也只能反映了那個時代的特點而已，在這方面，《朱元璋傳》絕不是評價不當的典型。

　　吳晗對朱元璋的總體評價

　　朱元璋在鞏固朱明王朝的過程中，所采取的種種手段，有其建樹的一面，也有其殘暴的一面。他用了無數的無辜的功臣、文人、官吏、百姓的血來鞏固他的政權。吳晗對這段歷史作了畫龍點睛的描述：“朱元璋用嚴刑重罰，殺了十幾萬人，殺的主要是國公、列侯、大將；
宰相、部院大臣、諸司官吏、州縣胥役；
進士、監(jiān)生、經生、儒士、文人、學者；
僧、道；
富人、地主等等�？傊�，都是統(tǒng)治階級的內部成員，他心目中的敵人。他用流血的手段進行長期的內部清洗工作，貫徹‘以猛治國’的方針，鞏固了朱家王朝的統(tǒng)治。”在1965年版的最后，即“辛勤的一生”之后加上了這樣一大段，大約有兩千多字，對朱元璋進行總體評價。就文章結構而言，頗有畫蛇添足之嫌。但無疑作者是費了心機的，因為把總體評價放在最后，等于為讀者作個小結，可以加深人們的記憶。問題是這個總體評價，是否就符合毛澤東提出的“應該寫得好點”，“不要寫得那么壞”呢?最后這個總評或許就是吳晗認真酌定的呢!

　　吳晗對朱元璋的總體評價是這樣寫的：朱元璋在我國歷史上的封建皇帝中，是一個比較卓越的人物。其功勞在于統(tǒng)一全國，結束了元末二十多年戰(zhàn)亂的局面；
在立國之后，能夠吸取歷史教訓，對農民作了一些讓步，大力鼓勵農業(yè)生產，興修水利，允許農民盡力開墾荒地，大大增加了自耕農的數量；
解放了奴隸，改變了元王朝官僚大量擁有奴隸的落后局面，增加了農業(yè)生產的勞動力。朱元璋還保護商業(yè)，取消書籍和田器征稅，繁榮了市場。他還改變了元朝的匠戶制度，推進了民間手工業(yè)的發(fā)展。在嚴懲貪官污吏方面，大大改變了元末惡劣的政治風氣。這些措施都是有利于農業(yè)生產發(fā)展的，有利于社會前進的，是為明朝的前期的繁榮安定局面打了基礎的，是應該肯定的。

　　對于朱元璋的不足和過失，吳晗歸納了這樣四條，即：一，他“以猛治國”的方針，過分地運用特務組織，制造了許多血案，野蠻殘酷的刑罰，大量的屠殺，弄到“賢否不分，善惡不辨”的地步。許多勛勞卓著的大將和文人，毫無理由地被野蠻殺害，錦衣衛(wèi)和廷杖兩樁弊政，在明朝整個統(tǒng)治時期發(fā)生了極其惡劣的作用，都是他開的頭，立的制度。二，政治上的措施是必須隨社會、時代的變化而改變的。朱元璋卻定下皇明祖訓，替他一二百年后的子孫統(tǒng)治定下了許多辦法，并且不許改變，這就束縛了限制了此后政治上的任何革新，阻礙了時代的前進。三，他所規(guī)定的八股文制度，只許鸚鵡學舌，今人說古人的話，卻不許知識分子有自己的思想、看法，嚴重地起了壓制新思想、摧殘科學、文化和進步的有害作用。四，他自己雖然不信神仙、報應，卻為了使臣民信服，大肆宣揚許多荒誕的神跡，欺騙毒害人民，這種方法也是很惡劣的。吳晗的結論是：“朱元璋有許多功績，也有許多缺點，就他的功績和缺點來看，還是功大于過的”。

　　從這個總體評價看，如果不抱偏見，應當說對朱元璋的評價是客觀的、實事求是的。但是，如果把對朱元璋的評價和1957年后中國的現實聯(lián)系起來，如誅殺功臣、定下皇明祖訓、壓制知識分子言論等等，使人讀起來，很容易產生某種聯(lián)想和不快。至于像江青這樣的人，讀了朱元璋不許后妃干政，后妃不許出宮門，后妃不得和宮外通信，違者處死……等等，她的心態(tài)是可想而知的。難怪她一見到此書的稿本，便暴跳如雷，揚言要批判它。而毛澤東本來對吳晗是很關心的，先后兩次閱讀了《朱元璋傳》的稿本，鄭重提出了意見；
《毛澤東選集》出版后，還親自簽字要吳晗“指正”。但是，吳晗寫了《海瑞罷官》后，毛澤東親自點名批判吳晗，說吳晗“是國民黨”，“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并且以他“開刀”，揭開“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吳晗在什么地方觸怒了毛澤東，僅僅是《海瑞罷官》這一劇本呢，還是包括《朱元璋傳》中對朱元璋的貶評呢?人們不得而知。但《朱元璋傳》成為吳晗“文革”中的一大罪證，是史學界的人們都知道的。（來源：《炎黃春秋》1999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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