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現(xiàn)代歷史的行程中，“五四運動”打下了她深深的印記。因此，在共和國成立前一天奠基、最終在1958年落成的人民英雄紀念碑的八組浮雕中，有一組就是“五四運動”。這組浮雕表現(xiàn)的是熱血沸騰的青年學生上街游行抗議、在街頭發(fā)表慷慨激昂演講以“喚起民眾”的場景，它以這種群像向人們作出對歷史的詮釋：青年學生是這次運動的主體。在這些憤怒的“新青年”中，北京大學有

　　著舉足輕重的地位。因此，2001年在北京新建成的皇城根遺址公園中段緊挨舊北大“紅樓”的五四大街路口，修建了一座4.5X8.2米、重達4噸的大型不銹鋼雕塑，名為“翻開歷史新的一頁”，紀念五四新文化運動，可謂順理成章，非常恰當。在具有特殊意義之處豎立大型公共藝術作品紀念某個事件、某個人物，灌輸、強化、提醒人們的歷史記憶，也是舉世的慣例。

　　與人民英雄紀念碑的浮雕不同，這座大型新雕塑的浮雕的主體是那些青年學生的精神之父——他們的老師。的確，正是這些新文化運動的先驅，培養(yǎng)、造就了一代新青年。但使人驚訝的是，這座雕塑的浮雕部分鐫刻著李大釗、魯迅、蔡元培和青年毛澤東等人的頭像，而且青年毛澤東頭像位居雕塑中心，卻獨缺五四新文化運動兩位最重要的領袖人物陳獨秀、胡適。

　　眾所周知，五四新文化運動翻開了歷史的新一頁，而這新一頁，卻是從陳獨秀創(chuàng)辦《新青年》雜志開始的。1916年9月， 陳獨秀創(chuàng)辦的《新青年》在上海首次出刊，創(chuàng)刊號的篇首就是陳獨秀本人寫的“敬告青年”，提出了著名的“新青年”六條標準：自主的而非奴隸的、進步的而非保守的、進取的而非退隱的、世界的而非鎖國的、實利的而非虛文的、科學的而非想象的，在一潭死水中突然掀起不小的波瀾。1917年1月《新青年》發(fā)表了當時尚遠在美國的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提出言之有物、不摹仿古人、須講求文法、不作無病之呻吟、務去爛調套語、不用典、不講對仗、不避俗字俗語等新文學的“八事”，明確提出“言文合一”，以“白話文學”為文學之正宗。今日看來是“卑之無甚高論”，但當年卻是駭俗之論，被稱為“發(fā)難的信號”、“首舉義旗”。此后，陳、胡聯(lián)手，共同推進新文化事業(yè)；
陳果決、胡寬容，陳重破、胡重立，可謂相得益彰。1917年1月， 陳獨秀應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之請，從上海遷居北京，任北京大學文科學長（相當于后來的文學院院長），《新青年》雜志也隨之遷京；
同年9月10日，胡適也來到北京大學任教。陳、胡以《新青年》為陣地，集結了李大釗、魯迅、劉半農、錢玄同等一批新文化運動的思想領袖，在貧瘠的中國思想界播下了“民主與科學”的種子。

　　在內憂外患不斷、社會腐敗不堪、政治一團漆黑的情況下，陳獨秀、胡適先后改變了不談政治的初衷，卷入政治的狂瀾。《新青年》初辦時，陳獨秀明確說：“蓋改造青年之思想，輔導青年之修養(yǎng)，為本志之天職，批評時政非其旨也。國人思想倘未有根本之覺悟，直無非難執(zhí)政之理由�！焙�適初回國時也曾發(fā)誓“二十年不談政治”，“要想在思想文藝上替中國政治建筑一個革新的基礎。”但國事如此不堪，他們最終忍無可忍，以“匹夫有責”、“舍我其誰”的精神直接從政。書生從政，實際難免尷尬，結果他們都被政治的大潮裹挾，起伏跌宕，雙雙釀成不能不令人扼腕長嘆的悲劇人生。但在最灰暗的人生歲月中，他們仍執(zhí)著于民主與科學的信念，而幾十年的風雨人生，使他們對此有著更加深刻的思考。陳獨秀反思說：“我認為：民主不僅僅是一個抽象的名詞，有它的具體內容，資產階級的民主和無產階級的民主，其內容大致相同，只是實施的范圍有廣狹而已。”胡適滿含滄桑地寫道：“我自己也有‘年紀越大，越覺得容忍比自由還更重要’的感想。有時我竟覺得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
沒有容忍，就沒有自由�！�

　　無論他們后來“干政”的歷程如何坎坷曲折，歷史的風云際會使陳獨秀、胡適無可否認地成為新文化運動的領軍人物。魯迅坦承自己在新文化陣營同仁中“佩服陳、胡”，而當時的一代青年對他們的敬佩更不在話下。毛澤東曾對斯諾回憶說：“《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運動的雜志，由陳獨秀主編。當我在師范學校做學生的時候，我就開始讀這一本雜志。我特別愛好胡適、陳獨秀的文章。他們代替了梁啟超和康有為，一時成了我的模范�！薄坝泻荛L一段時間，每天除上課、閱報以外，看書，看《新青年》；
談話，談《新青年》；
思考，也思考《新青年》上所提出的問題�！笔聦崳�確實如此。

　　1917年春，年僅24歲的青年毛澤東在陳獨秀主編的《新青年》上發(fā)表了《體育之研究》一文，這是毛澤東第一次在全國性雜志上發(fā)表文章。兩年后的“五四”期間，陳獨秀被軍閥逮捕下獄，毛澤東在《湘江評論》發(fā)表《陳獨秀之被捕及營救》一文，認為陳獨秀宣傳的民主與科學兩樣東西為我國所缺，因此盛贊陳為“思想界的明星”，說他的被捕“決不能損及陳君至堅至高精神的毫末”，最后甚至說：“我祝陳君萬歲！我祝陳君至堅至高的精神萬歲！”對陳的崇敬，溢于言表。胡適對毛澤東的影響也是明顯的，如毛澤東參與組織了湖南青年到法國勤工儉學，但自己卻并未出國，與胡適的影響關系不小。他在給友人周世釗的信中說自己覺得出洋求學實在沒有“必要在什么地方”的理，中國出洋的總不下幾萬乃至幾十萬，好的實在少，多數(shù)仍舊是“糊涂”，仍舊是“莫名其妙”。“我曾以此問過胡適之和黎劭西兩位，他們都以我的意見為然，胡適之并且作過一篇《非留學篇》”1919年7月中旬毛澤東在長沙創(chuàng)辦《湘江評論》后寄給胡適，請他指點。胡適同年8月末在《每周評論》上撰寫的“介紹新出版物”中高度評價《湘江評論》，以師長的口吻贊賞說：“《湘江評論》的長處是在議論的一方面。《湘江評論》第二、三、四期的《民眾的大聯(lián)合》一篇大文章，眼光很遠大，議論也很痛快，確是現(xiàn)今的重要文字。還有‘湘江大事述評’一欄，記載湖南的新運動，使我們發(fā)生無限樂觀。武人統(tǒng)治之下，能產生出我們這樣的一個好兄弟，真是我們意外的歡喜�！�

　　因此二十余年后，在中國七大預備會議上，毛澤東明確說陳獨秀是“五四時期的總司令，整個運動實際上是他領導的”，“我們是他那一代人的學生”。他回憶說最早是聽陳獨秀“說世界上有馬克思主義”的。而在50年代出于政治需要聲勢浩大的“批判胡適”運動中，毛澤東仍說：“批判嘛，總沒有什么好話。說實在話，新文化運動他是有功的，不能一筆抹煞，應當實事求是�！薄暗搅硕�十一世紀，那時候，替他恢復名譽吧�！�

　　由于種種原因，主要是由于“左”的偏見，“實事求是”的原則得不到堅持，陳獨秀、胡適在新文化運動中的作用一段時間內在國內未得到應有的評價。但自1978年后（并未等到二十一世紀�。�，隨著思想解放運動的開展和實事求是精神的重新提倡，學術界對陳、胡二人在新文化運動中的作用和貢獻作了客觀研究和公允的評價。近年來，學術界的這些研究成果也被有關部門吸收，并在中國現(xiàn)代史、革命史和中國黨史的著述、文獻影視片中得到一定反映，這些作品對陳、胡這一時期的作用和地位也作了實事求是的評價和恰當?shù)臍v史定位。曾經(jīng)被遮蔽的歷史，重新顯現(xiàn)出來。

　　然而，在“二十一世紀”豎立的這座“翻開歷史新的一頁”，仍然為那種“左”的觀念所囿，罔顧歷史事實，依然不愿“還歷史本來面目”，不愿為陳、胡“恢復名譽”，不能不使人深感遺憾。由于雕塑的作者完全是以后來的“成敗”論英雄、排座次，所以才會把當年歷史事件中的“學生”置于“中心”，把“老師輩”的李大釗、蔡元培等放到“邊緣”，而起指揮、領袖作用的陳獨秀、胡適則干脆被“一筆抹煞”。在這里，“歷史”明顯屈從于“權力”。難怪有人玩笑地說希臘神話中司掌歷史的女神克萊奧（Clio）是位俊俏勢利的時髦女郎，總是歡待成功者，冷落失意人。這說明“新時期”開始以來的思想解放運動還有待深入，要真正做到實事求是確不容易。正是在種種“非歷史”觀念指導下，才會產生這種扭曲歷史的雕塑，其后果非常嚴重，應該重視。因為這種具有公共紀念性質的公共藝術品具有某種宣傳的“強迫性”，使過往者不能不看；
同時對大眾而言，它對所表現(xiàn)、詮釋的事件又具有某種權威性。所以紀念性公共藝術創(chuàng)作、策劃和審批者個人的識見，即他們對歷史的記憶和理解，通過這種作品對“公共記憶”的形成均有極強的影響�，F(xiàn)在時常有人在“翻開歷史新的一頁”前照相留念，但留給他們的，將是沒有陳獨秀、沒有胡適的“新文化運動”。

　　如上所述，一個事件被豎成雕像，其功能在把某種特殊記憶灌入大眾的腦海之中，使之成為集體記憶。德國思想家哈貝馬斯指出，所謂“公共記憶”在本質上帶有規(guī)范性意義，即人為地規(guī)范人們記住什么、忘卻什么，實際上充滿了人為選擇。在這種人為的篩選過程中，紀念性公共藝術起了重要作用。事實證明，紀念性公共藝術品從不是純粹的美學表現(xiàn)，在其建造過程中，從規(guī)則的制定、對藝術家的挑選、藝術家對作品的理解、方方面面對作品的修改審訂直到最后完成，價值、權力、利益等諸種因素可謂貫徹始終，并或明或暗地體現(xiàn)在作品之中。

　　如何恰當?shù)乇憩F(xiàn)某個場所獨特的時空特性，即用藝術的形式來表徵、凝結與此場所相關的事件或人物，形成獨特的歷史性，是這種紀念性公共藝術應當慎重考慮的重要因素。而且，公眾對此更有參與的權利，即有權提出建議、意見和批評。有關方面事前應公布方案，廣泛征求意見�？傊�，公眾應參與“公共記憶”的形成過程，而不能由少數(shù)人來影響、決定我們的“公共記憶”。

　　《粵海風》2004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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