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當初急劇調整生育行為的后果，中國格外迅速地進入人口的老齡化過程。這一過程要求我們格外迅速地把所謂“過剩”的活勞動轉換為“資本”（即“死勞動”），用以維持未來老齡社會的可接受的生活水平�？上�，我們已經沒有足夠時間來實現這樣一種迅速轉換了

　　人類能夠違反自然本性，對自己實行“計劃生育”政策，歸根結底是馬爾薩斯指出的以個體為存在方式的動物的繁衍規(guī)律——依照幾何級數增長，與以群體為存在方式的植物的繁衍規(guī)律——依照算術級數增長，這兩種生命規(guī)律之間的不相容性。

　　此外，休謨注意到人類不同于一般動物。后者缺乏想像力故欲望有限，前者欲望無限，故相互之間關于稀缺資源發(fā)生了極大的競爭。人與人之間的競爭，于是成為人類社會的基本狀況之一。正因為這一狀況，休謨論證說，能夠帶給我們“幸�！钡娜�類源泉——情感的（即“心理的”）、身體的（即“生理的”）、財富的（即“物理的”），由于只有“財富”可以從一人轉移給另一人，故而，偉大的社會通常需要制定和維持關于財產權利的秩序，以便讓人們享有比較穩(wěn)定的幸福，不至于陷入霍布斯描述的那種“一切人反對一切人”的叢林戰(zhàn)爭。

　　親情是休謨所論的第一類幸福源泉。我們喜歡孩子，喜歡多生孩子，這是人之常情�？墒俏覀兠恳粋�人對這第一類幸福源泉的爭取，可以因“人口爆炸”而導致自然資源的耗竭，讓未來人類幸福的第二類與第三類源泉逐漸枯竭。因此，按照先賢休謨的囑咐，一個偉大的社會，應當對影響未來世代的幸福的當代人類的生育行為加以制約，爭取建立一套有利于未來人類獲取穩(wěn)定幸福的秩序。

　　作為一種柏拉圖式的理想，“計劃生育”的初衷確實是美好的�？墒窃趯嵤┻^程中——絕大多數美好的社會改革方案的致命缺陷都與實施有關——卻出現了很多問題。

　　今天，作為當初急劇調整生育行為的后果，我們格外迅速地進入中國人口的老齡化過程。這一過程要求我們格外迅速地把所謂“過�！钡幕顒趧愚D換為“資本”（即“死勞動”），用以維持未來老齡社會的可接受的生活水平。可惜，我們已經沒有足夠時間來實現這樣一種迅速轉換了。按照我的比較悲觀的估計，2050年以后，中國的人均收入水平至多可以達到日本人均收入水平的三分之一�！　　　　　　　　　　　　　　　　　　　　　　　　　　　　　　　　　　　　　　　　　　　　　　　　　　　　　　∪丝诶淆g化，有嚴格的理論含義，大致而言，是指“人口金字塔”從底寬頂窄的“金字塔”型，向著底部與頂部等寬的“穩(wěn)態(tài)人口”的年齡結構演化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可能出現偶然的災難，減少了某一年齡組的人口，導致金字塔形狀的變異，例如，“腰部”狹窄。也可能出現人為的控制，例如在一代人或兩代人期間內實施過分嚴格的“計劃生育”，導致人口金字塔的“腰部”狹窄。這樣的變異越嚴重，人口老齡化對未來社會經濟所造成的振蕩性的影響也就越嚴重。  

　　例如，假定一個生育高峰導致的年齡組A之后是一個生育低谷的年齡組B，那么，前者人口數量巨大，后者人口數量驟減。  

　　于是，當A組人口進入學校的時候，導致師資與校舍極其匱乏，家庭之間對教育資源的競爭極其激烈。當這一代群從學校畢業(yè)，進入勞動力市場時，就業(yè)機會突然變得稀缺了，雇員之間的關系也容易因升遷機會的稀缺變得更加緊張。此外，對住宅需求總量的激增，導致地產價格暴漲。當然，A代群也造成正面的經濟影響，例如，對住房和汽車需求的激增，導致各相關產業(yè)的擴張，而這些產業(yè)的擴張通常意味著經濟繁榮。

　　可是，當這一切都消沉之后，B組人口緊接著A代群進入了學校，導致教育資源供大于求，老師們紛紛失業(yè)，學�！俺善�虧損”。當這一代群的人口進入勞動年齡時，因為勞動力稀缺，工資迅速上升，住宅和汽車的供給突然過剩，生產能力大量閑置，經濟很容易陷入蕭條�！�

　　然后，如果人口金字塔幸運地沒有出現異常的腰部狹窄，社會就進入了人口老化的階段。西方的人口金字塔，由于兩次世界大戰(zhàn)，出現了兩次腰部狹窄。當代中國的人口金字塔，由于上世紀60年代初期的“三年自然災害”和后來實施的嚴格計劃生育，也出現了兩次腰部狹窄。這些腰部狹窄帶給社會的振蕩以及這些振蕩所造成的“二次振蕩”，有些已經過去了，但大部分還沒有完結。

　　目前，西方社會試圖推行三類政策，以減緩人口老化的振蕩：（1）增加“勞動參與率”（labor participation rate），尤其是女性勞動參與率。但當代中國社會的情況比較特殊，這里，女性勞動參與率始終很高；
（2）提高勞動年齡人口的“退休年齡”（retirement age），根據德魯克（Peter Drucker）的判斷，在“知識社會”里，“知識勞動者”的退休年齡可以提高到80歲以上。不過，人類有貪圖安逸的天性。2004年9月29日公布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經濟展望”報告提供的數據表明，在20世紀下半葉，日本男性人口的期望壽命從64歲提高到78歲，與此同時，日本男性勞動力退出勞動的真實平均年齡，反而從73歲降低到了67歲；
（3）鼓勵移民。不過，這一政策通常只對西方社會有效。因為年輕人口集中在不發(fā)達國家，他們總是被發(fā)達國家的富裕生活所吸引。在中國社會內部，相應的政策是鼓勵人口從鄉(xiāng)村向城市的移動。

　　上述三項政策，雖然未必適用于中國，卻比目前某些城市政府所推行的孤立地旨在鼓勵本地生育行為的地方主義政策顯得更加合理。從經濟學角度看，最合理的應對政策是增加勞動年齡人口的人力資本含量，從而使單位勞動時間等價于更多的簡單勞動時間。換句話說，各地政府應當推行的，不是再次劇烈調整生育行為的政策，而是鼓勵教育投資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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