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本文著重于50年代初期社會變遷的大背景下，以史實敘述的方式，分析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大學改革的指導思想和方針政策的演變，并在具體考察院系調整政策從形成到實踐的過程中，試圖解答幾個問題。

　　一、問題的提出

　　卡扎米亞斯是美國的一位有遠見的教育學家，他曾經(jīng)說過這樣一段話：“所有社會，在民族危機和重大事變時期之后都有過重大教育改組的嘗試�！盵1]以此來審視上世紀50年代的中國，大概也不例外。當時的院系調整，即對大學進行跨省、跨地區(qū)的改組、撤銷或合并，涉及面之寬、程度之徹底，可稱為我國現(xiàn)代教育史之最，對我國半個世紀以來的高等教育產(chǎn)生了廣泛而深刻的影響。

　　主流觀點一向認為：中國的院系調整是一項具有歷史意義的高等教育改革工作，它不僅奠定了我國社會主義高教事業(yè)的基礎；
改變了舊中國不能培養(yǎng)學科配套工程技術人員的落后狀況，保證了為建立國家獨立的工業(yè)體系和經(jīng)濟發(fā)展對專門人才的需求；
但也同時削弱了一些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的基礎。[2]在淡化其宏大敘事話語的背后，我們不難發(fā)現(xiàn)，除以上這些定論外，院系調整[3]政策從形成到實踐的整個歷史過程中，始終與國家意識形態(tài)密切相關，其政治內容和意義十分凸顯，甚至超越了大學改革本身，大致出現(xiàn)以下幾個問題：

　　首先，這次大規(guī)模院系調整具有行政主導型之特征，即在中央人民政府的指導下，從上至下，自始至終由最高教育行政部門通過制定有關的改革方針與政策而統(tǒng)制改革的全過程。在所謂“破舊立新”的思維模式中，大學的“自治”和“學術自由”被有意或無意地忽略，大學的地位和內涵發(fā)生了深刻的變化，成為“人民民主專政的一種斗爭工具”，大學被置于統(tǒng)一的行政管理體制之下。

　　其次，在尚未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包括法規(guī)）前提下，以政治運動方式強行改造思想文化，必然對思想文化產(chǎn)生巨大的破壞力。院系調整過程中的大學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為今后社會主義的文化建設初創(chuàng)了一套充滿風雨的實踐模式。

　　再次，院系調整政策是“學習蘇聯(lián)”這個基本國策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國家的強制力量下，通過院系調整建立起一套“蘇聯(lián)模式”的社會主義大學制度，改革時間之短，程度之深，范圍之廣，為世界教育改革史所罕見。“全盤蘇化”是中國現(xiàn)代化過程中，以外來文化為導向的最為深刻和最全面的一次改制。

　　最后，院系調整政策的實踐并非孤立而行，它伴隨著黨的新民主主義路線向社會主義路線急促轉變，循序漸進式的新民主主義教育思想轉變?yōu)椤捌啤弊之旑^、“興無滅資”的社會主義教育思想。

　　本文著重于50年代初期社會變遷的大背景下，以史實敘述的方式，分析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大學改革的指導思想和方針政策的演變，并在具體考察院系調整政策從形成到實踐的歷史過程中，試圖對以上問題加以論述。

　　二、和風細雨的前奏曲

　　大凡教育改革，均受制于其政權性質和國家意識形態(tài)，并與國家的教育方針、政策、法規(guī)等密切關聯(lián)。1949年后我國教育改革指導方針的基本法令依據(jù)來自于建國大法《中國人民協(xié)商會議共同綱領》，其中第四十一條規(guī)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文化教育為新民主主義的，即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教育”，“人民政府應有計劃有步驟地改革舊的教育制度、教育內容和教育法。”[4]這是建國后第一個關于教育改革的指導方針。

　　這一指導方針，在第一次全國教育工作會議上得到貫徹。會議所確定的改革舊教育的指導思想、步驟以及如何發(fā)展新教育，主要采取“循序漸進”策略。這次會議承認“改革舊教育是一項艱巨的任務，是一個比較長期的過程，必須經(jīng)過各級教育的不斷改革，積累比較成熟的經(jīng)驗之后，才能進行比較全面的改革，”并強調“不能性急”。會議還明確規(guī)定，“對中國人辦的私立學校，采取保護維持，加強領導，逐步改造的方針”，[5]這種務實的態(tài)度反映出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領導層對當時教育改革的一種基本認知。

　　盡管首次提出了徹底改造舊式大學的政治原則和改革指導思想，但會議只是作原則性的表態(tài)，對于如何“徹底地”改革舊式教育，并沒有提出具體的日程表。[6]新中國成立之初，整個教育事業(yè)處于一個新舊交替的敏感階段，教育戰(zhàn)線內部頭緒紛繁，百端待理，今后的高等教育將朝著什么方向改進，尚未形成一套完善的發(fā)展規(guī)劃。

　　但是，我們仍然可以看到，這次會議具有濃重的政治色彩。如同“新中國”概念一樣，1949年成為20世紀中國教育史上的一道政治分水嶺：之前的是舊教育，其性質“是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統(tǒng)治下的產(chǎn)物，是舊政治舊經(jīng)濟的一種反映，和舊政治舊經(jīng)濟借以持續(xù)的一種工具”；
之后的是新教育，具有新民主主義的性質，“主要任務是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養(yǎng)國家建設人才，肅清封建的、買辦的、法西斯的思想，發(fā)展為人民服務的思想”。[7]而“新教育和舊教育是性質上完全相反的東西，是勢不兩立的。因此，我們對于舊教育不能不作根本的改革�！北恢泄差I導人高度贊揚為“緊跟革命潮流前進”的“中國共產(chǎn)黨的親密戰(zhàn)友”、[8]首任教育部部長馬敘倫在會上強調：“新中國的教育應該是反映新中國的政治經(jīng)濟，作為鞏固與發(fā)展人民民主專政的一種斗爭工具的新教育”。[9]教育被視為“人民民主專政的工具”首次公開提出，成為新的意識形態(tài)開始滲入教育改革理念的一個重要表征。中國革命本身是國際共產(chǎn)主義運動的一個組成部分，1949年后的國家政體更是趨同于“蘇聯(lián)模式”的政治制度。當舊的國家機器和意識形態(tài)被推翻之后，首先要考慮和處理的無疑是政權鞏固和發(fā)展問題。無產(chǎn)階級革命斗爭原則，成為這次會議高度政治化的內在邏輯。這種二元對立的意識形態(tài)，為今后大規(guī)模大學改革埋下伏筆。

　　大學改革方向在政治意識形態(tài)的框架內被明確下來。1950年6月第一次全國高等教育會議上，教育部明確提出了要在全國范圍內、有計劃統(tǒng)一地進行院系調整。馬敘倫強調：“我們要在統(tǒng)一的方針下，按照必要和可能，初步地調整全國公私立高等學校和某些系科，以便更好地配合國家建設的需要。”[10]這次會議提出三項基本方針：1、高等教育必須為國家建設、尤其是經(jīng)濟建設服務；
2、高等教育為工人農民開放（國立免收學費）；
3、必須向計劃經(jīng)濟過渡。會議明確大學體制改革是新中國高等教育改革中最重要的一個內容，具體來說，就是要把過去“抽象”、“廣博”的模式改為“具體”、“專業(yè)”的模式，“一切以經(jīng)濟建設為中心服務”。

　　為了大張旗鼓地推行教育改革，首先在制度上確立新的行政權威。這次會議頒布的《關于高等學校領導關系的決定》條例中，特別強調了教育部負有領導全國大學的責任，“凡中央教育部所頒布的關于全國高等教育方針、政策和制度，高等學校法規(guī)，關于教育原則方面的指示，以及對于高等學校的設置變更或停辦，大學校長、專門學院院長及�？茖W校校長的任免，教師學生的待遇，經(jīng)費開支的標準等決定，全國高等學校均應執(zhí)行�！盵11]這個《決定》體現(xiàn)了高等教育行政管理的“中央集權”特征。會議同時還制定出新中國最早一批高等教育法令法規(guī)，如《關于實施高等學校課程改革的決定》、《高等學校暫行規(guī)程》、《專科學校暫行規(guī)程》等等，均為日后跨省跨地區(qū)的院系調整提供了一種行政指導基礎。教育改革要學習蘇聯(lián)的思路也在這次會議上被確定下來。

　　隨著大學改革方向的確立，行政主導的改革架構開始逐步建立，但大規(guī)模的大學改革并沒有隨之而來。這次會議同時推出的《私立高等學校管理暫行辦法》，其內核是大致維護現(xiàn)狀。會議雖然提出大學體制改革是新中國高等教育改革的重要任務，卻沒有相應定出改革時間表，更沒有改革的具體措施。總的來說，建國初年的大學改革是小心而謹慎。

　　大學改革之所以謹慎，主要受經(jīng)濟因素制約。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國家經(jīng)濟基礎十分薄弱，全國工業(yè)總產(chǎn)值同歷史上最高水平相比下降了一半，人均國民收入只有亞洲國家平均值的三分之二。[12]在1949年底的財政預算中，文化、教育、衛(wèi)生三大項加起來也只占總開支預算的4.1%（實際并未兌現(xiàn)），軍費開支則占近38.8%.及至50年春夏之間，開始出現(xiàn)全國性市場蕭條，光是上海就有一千家的企業(yè)倒閉，全國失業(yè)人數(shù)猛然超過百萬人。[13]這個剛剛誕生的新政權，此時正面臨著國民經(jīng)濟全面萎縮的嚴峻考驗，新政權當務之急自然是考慮如何發(fā)展和恢復整個國民經(jīng)濟，國家并沒有力量同時推進對文化教育領域的改革。

　　關于這一點，中共高層領導人顯然是有預見的。早在1949年6月，劉少奇就提到，“對于帝國主義國家在中國辦的學校和醫(yī)院等，暫時讓其在遵守我們的法令的條件下繼續(xù)辦下去。但不許再設新的，待將來國家有力量接收這些學校和醫(yī)院時，將加以接收�！盵14]1950年5月，毛澤東也強調“恢復和發(fā)展人民教育是當前重要任務之一。”[15]這都反映出當時中共高層對待中國社會現(xiàn)實問題抱有的務實態(tài)度。

　　更重要的是，建國初年大學改革采取“溫和漸進”方式，是符合新民主主義的教育思想，黨領導人對此有共識。1950年6月中共七屆三中全會上，毛澤東指出：“有步驟地謹慎地進行舊有學校教育事業(yè)和舊有社會文化事業(yè)的改革工作，爭取一切愛國的知識分子為人民服務。在這個問題上，拖延時間不愿改革的思想是不對的，過于性急企圖用粗暴方法進行改革的思想也是不對的�！盵16]這大概就是教育改革“不能性急”這一說法的由來。這次會上，毛澤東還有過一段對中國教育文化事業(yè)來說相當重要的講話：企圖用粗暴方法進行文化教育改造的思想是不對的；
觀念形態(tài)的東西，不是用大炮打得進去的，要緩和，要用十年到十五年的時間來做這個工作。[17]中共領導人已初步設定教育改革時間表，毛澤東還特別強調，全國二十八所教會學校，不要在里頭硬性教授“猴子變人”的唯物主義原理，要有靈活性。[18]

　　毛的這番講話，是基于新民主主義理論基礎上對中國革命形勢作出的判斷，是符合客觀現(xiàn)實的。毛澤東包括其他中國領導人的設想是：共和國成立后，首要任務是“迅速地恢復和發(fā)展國民經(jīng)濟，開始大規(guī)模的國家工業(yè)化建設，使新民主主義的政治、經(jīng)濟、文化形態(tài)有相當程度的發(fā)展，為中國穩(wěn)步地由農業(yè)國轉變?yōu)楣�業(yè)國，由新民主主義國家轉變?yōu)樯鐣�主義國家奠定基礎�！边@個過程大約需要十年至十五年的時間。[19]在這個前提下，這一時期所推行新民主主義教育方針的改革路線是溫和的、漸進的和審慎的。大致說來，直至1952年底，在歷史進程急促加快向社會主義轉向之前，中國社會改革（包括教育領域）的程度遠沒有后來激烈。

　　自1949年下半年至1950年，雖然大學小范圍的調整幾乎沒有停止過，但整個改革進程緩和推進，沒有形成全國性規(guī)模。具有全國規(guī)模的只有“掃除文盲識字”運動。當時黨內大多數(shù)黨員文化程度之低，難以適應共和國成立后驟然面對的政權鞏固和經(jīng)濟建設新局面。在中共領導人員當中（區(qū)委以上），將近50%是文盲或文化不高，華北地區(qū)150萬黨員中，竟有130萬是文盲或半文盲。[20]因此，毛澤東深知掃盲運動之急迫性，他親筆為掃除文盲而創(chuàng)辦的《學文化》半月刊題字，以示對該運動的高度重視。其次，教育界改革的另一重點就是大力培養(yǎng)工農知識分子，這一舉措的背后反映著執(zhí)政者對政治道德理想的一種追求。共和國成立后，教育部兩次重大會議都有著一個共同任務：加快培養(yǎng)工農干部。中共干部絕大部分來自農村，文化水平的提高乃當務之急。毛澤東說過：新中國的教育“應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農勞苦民眾服務�！盵21]打破舊世界，在道德理想中創(chuàng)造出一個新秩序，逐漸成為日后愈演愈烈的社會革命的一個通則。如果把教育改革分為高、中、低三個層面，新政權最先給予關注的顯然是低層，這是符合中國共產(chǎn)黨的政治訴求。

　　綜上所述，由于新民主主義教育思想以及現(xiàn)實中政治、經(jīng)濟等多種因素的相互作用，在這一階段（1949年10月—1950年10月），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關于大學改革指導思想和政策雖然已成型，但大規(guī)模的改革步驟尚未在日程表出現(xiàn)，從全國來看，基本是以恢復和維持原有大學狀況為主要任務。但這不過是一個短暫的“和風細雨”序幕，隨著國內外形勢的急速發(fā)展，潛伏的暗流很快波濤洶涌。

　　三、山雨欲來風滿樓

　　歷史的發(fā)展，總是出乎人的意料，往往因一突發(fā)事件而改變原來進程。

　　1950年6月朝鮮戰(zhàn)爭爆發(fā)，10月中國人民志愿軍秘密入朝，由此掀起的抗美援朝運動加劇了國內社會各階層的緊張局面，(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中共領導層逐漸淡化建國前后對國情所作的客觀分析，以及對歷史進程所作的謹慎預期，態(tài)度上有了一個根本轉變。如參戰(zhàn)前（9月），毛澤東曾指出“即便是特務，一個不殺也是絕對必要的”，[22]但志愿軍入朝不久，毛澤東則強調，“就是要堅決地殺掉一切應殺的反動分子。”[23]又如，1949年，中共領導人對知識分子采取“包下來”政策。1951年4月，毛澤東突然轉調：“從來沒有說過可以把有‘嚴重的反動行為或嚴重的劣跡’的人們包下來”，[24]并強調，要“采用整風方式，對留用人員和新吸收的知識分子普遍地初步地清查一次�！盵25]這種一百八十度大轉彎，突顯領導者在政治上的一種考慮和策略，即反美“文化侵略論”意義在知識分子尤其在教育界，遠比其他階層來得重要。這不僅意味著要在大部分受過英美教育的知識分子中確立新的意識形態(tài)和政治認同感，即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同時，也導致加快清理教育界英美文化之影響的步伐。具體地說，這是日后“全盤蘇化”的院系調整必須先行一步的重要原因。

　　1950年1月，在批判美國國務卿艾奇遜《中國白皮書》時，毛澤東在艾奇遜提及的“民主個人主義”后面加上了“擁護者”或“分子”等復數(shù)字樣，這意味著在艾奇遜心目中在中國有一批人是美國的希望所在。被毛澤東稱為“社會基礎”的這批人，[26]指的正是那些受過西方文化熏陶的知識分子。所以，當上層建筑發(fā)生變化后，毛澤東看到的文化領域，依然是“資產(chǎn)階級知識分子”的天下。毛澤東對此大發(fā)感慨：我們在文化界的進步力量還小，文化隊伍中的“人民解放軍”太少了。[27]不久，高校中開始逐漸增加大批黨團員干部，所有行政單位和生產(chǎn)單位都由黨團員擔任正職、副職或秘書助理，整個學校形成一個上下貫通的組織系統(tǒng)，使得政令易于推行，情況便于掌握。

　　接受美援的教會大學自然成為批判“文化侵略”的重點，其中最有代表性的燕京大學被定性為“美帝國主義文化侵略中國的陣地”。[28]學校奉命舉辦“美帝國主義文化侵略罪行展覽會”，最終達到的表面結果是，“大多數(shù)教師沉重地檢討了嚴重的資產(chǎn)階級思想和崇拜美國的思想”，并表示“要徹底肅清美帝國主義的影響，把燕京真正改造成中國人民的教育陣地”。[29]反美運動開始沖擊教會大學的辦學主權。1950年12月29日，政務院終于發(fā)出《關于處理接受美國津貼的文化教育救濟機關及宗教團體的方針的決定》的通知，第一次提出將接收教會大學改為公立；
或改組董事會與學校行政，行政權屬中國校長；
或改為完全由中國人自辦的私立學校。新的《決定》頒發(fā)后，全國接受外國津貼的20所教會大學中，有11所被改為公辦，另外9所改為中國人自辦，仍維持私立，由政府予以補助。原有的美籍校董及他們在校的行政職務均被解除，個別美籍教師被辭退。在這種政治高壓氛圍下，教會大學外籍教員自行回國的人數(shù)不斷增加，到1952年，大多數(shù)外籍教師和行政管理員已離開中國。

　　由于國內外形勢急促發(fā)展，一些政策的出臺帶有很大的跳躍性和不穩(wěn)定性。之前教育部頒布的《私立高等學校的管理辦法》中并未提及敏感的教育主權問題，校長仍由該校董事會自行任免。然而，事隔四個月，“對于帝國主義國家在中國辦的學校和醫(yī)院等，暫時讓其在遵守我們的法令的條件下繼續(xù)辦下去”的黨領導人的教育思想發(fā)生變化。文化教育委員會副主任陸定一當時就說，“這是反對帝國主義的政治斗爭”，教育部副部長兼黨組書記錢俊瑞說得更為直截了當，就是要“集中火力，肅清美帝文化侵略的影響，奪取美帝在中國的文化侵略陣地�！盵30]

　　實際上，導致對教會大學政策急劇變化還有另一層內因，這就是朝鮮戰(zhàn)爭爆發(fā)后中美關系中斷，美國政府首先凍結在美中國資產(chǎn)并禁止向中國匯款（1950年12月16日），中國政府也毫不讓步地凍結了在華美國資產(chǎn)（1950年12月28日），這一對峙使得依賴于美國援助的教會大學之薄弱財政基礎受到無情打擊，中國政府對教會大學的接收政策遂進入具體的實施階段。

　　為配合反美文化侵略，教育部機關刊物《人民教育》隨即發(fā)表署名曹孚的“杜威批判引論”一文。文章提出，要批判舊的教育思想，首先應批判杜威。[31]杜威（John Dewey，1859-1952）的教育思想對美國以至整個西方的教育制度有著極其重要的影響，他的《教育哲學》自20年代以來一直對中國教育界影響極大。批判杜威，透露出一個重要信息：1949年前大陸的英美教育思想將被清算。作為對杜威教育思想的糾偏與反駁，蘇聯(lián)凱洛夫所著的一本強調教育之歷史性和階級性的《教育學》幾乎同時出版，這本書對我國今后的教育理論和教育實踐有著深遠影響。

　　在清算杜威思想的同時，開始批判陶行知教育思想。1946年陶行知逝世時，被中共領導人稱為“偉大的人民教育家”，但現(xiàn)在的陶行知則被作為“美國反動學者”杜威的忠實信徒而遭到批判，其教育思想被斥為“完全是美國杜威的實用主義教育思想在中國的翻版，是反科學的、反馬克思主義的”。[32]“對陶行知的批判，在很大程度上是為了清除五四之后在文教界和知識分子中占主流地位的西方文化、美國文化的影響，為建立蘇式的官方意識形態(tài)掃清道路”。[33]

　　從批判杜威和陶行知事件來看，國家意識形態(tài)始終控制著對“當下教育思想”的解釋權，這種決策的非制度化，基本棄置開國基本法體系所規(guī)范的責任政治模式。這是一個變幻多端，政治實用主義主宰價值理性的年代。

　　反美和全面學習蘇聯(lián)同步進行。顯然，清理高校英美文化的影響，是日后全面推行蘇聯(lián)教育模式之院系調整的最重要一步。借助蘇聯(lián)的教育經(jīng)驗，已成為這時中國教育工作的既定方針。1950年初，教育部聘請的蘇聯(lián)總顧問阿爾辛杰夫已經(jīng)到任，至1952年底，最早一批的蘇聯(lián)專家187人來到中國，其中有98人被聘為大學顧問。從時間上看，1949年—1952年上半年為學習“蘇聯(lián)模式”的第一階段。雖然只限于少數(shù)學�！�—最典型的是中國人民大學的成立和哈爾濱工業(yè)大學的改革——但它們的辦學經(jīng)驗將對日后的院系調整起到一種重要的示范作用。[34]蘇聯(lián)教育模式的特點是，大學是國家事業(yè)的一個組成部分，培養(yǎng)工農出身的專業(yè)人才是大學的根本任務。這十分符合中共高層領導人尤其是毛澤東在政治上的需要。

　　對于這一點，中外學者的一致看法是：1949年前的中國高等教育是受美國模式“博雅教育”的影響，在50年代則被蘇聯(lián)模式取而代之，冷戰(zhàn)時期的中國高等教育匆忙走上一條“全盤照搬”的道路。當時全國約有10萬名高級知識分子，大部分集中在高校。那些曾經(jīng)接受過西學教育，思想傾向于英美自由主義教育的知識分子，在政治斗爭高壓下，不僅要否定舊有的教育經(jīng)驗，還要人人面對“整風方式”地被“清查一次”，這對于剛剛以萬分熱忱擁抱新政權的大多數(shù)師生來說，顯然有點猝不及防，思想難免混亂。

　　就在反美運動開展不久，各種反彈情緒隨之而來。有資料顯示，上海的“大中學校學生仇美觀念尚未完全樹立”；
[35]南京大學教師對文教委員會副主任陸定一的“美國沒文化”這一說法發(fā)出質疑甚至反感，認為“何必整天罵美國，亡給美國總比亡給蘇聯(lián)好”，[36]有的則不贊同中國在外交和意識形態(tài)方面實行“一邊倒”政策，最典型的說法是，“毛澤東說中國人民站起來了，可惜剛站起來又倒下了”，“過去有日本顧問、德國顧問、美國顧問，現(xiàn)在又來了蘇聯(lián)專家”；
[37]曾留學德國并擔任過嶺南大學校長的陳序經(jīng)私下對朋友說，“我們學習蘇聯(lián)，蘇聯(lián)學德國，蘇聯(lián)那一套教育體系，完全是抄德國的，那一套我們都知道。”[38]“一些人坐井觀天”，“以為蘇聯(lián)是世界上最先進的社會主義國家，什么都比資本主義好。他們又怎么知道那些先進的東西會來自資本主義國家呢？”[39]燕京大學教授張東蓀則認為“中國今后要工業(yè)化，必須在更大程度上依靠美國而不是蘇聯(lián)�！盵40]就連那些積極擁護中共的人也認為，“擁護中共的執(zhí)政黨地位”，并不意味著“無條件擁護中共的各項政策方針”和必須“信仰馬克思主義”。[41]種種說法，不一而足。

　　針對兩種不同價值觀所引發(fā)的思想沖突，教育部副部長兼黨組書記錢俊瑞一語破的：這些人“服膺著英美資產(chǎn)階級的反動思想，還是固執(zhí)著自己的個人主義，客觀主義和宗派觀點，而不肯確實改造。那么一切高等教育的改革工作，諸如院系、調整，課程，改革，教學法的改進等等，難以實行貫徹，一切關于高等教育的決定和規(guī)章就遂成‘具文’”。[42]周恩來也認為，這些人的極大多數(shù)，都有程度不同的資產(chǎn)階級唯心主義和個人主義，都是思想改造的對象。[43]其實，在革命勝利到來之時，知識分子的思想顯然要比普通民眾復雜得多，他們大多數(shù)人帶著固有的思想意識、價值觀念和文化積淀投入到一個嶄新的社會之中，當與新的價值理念發(fā)生沖突時，一種以革命化約方式推行的改革自然受到種種阻力。這實際上也是自1950年全國第一次高教會議后，大學改革一直未能提到議事日程上來的另一內在原因，這種思想上的抵觸無疑引起了中國共產(chǎn)黨高層領導人的警覺。

　　于是，隨著抗美援朝反西方侵略文化浪潮的興起，“整個教育系統(tǒng)都成為革命改造的領域”。[44]在運動中所激起的愛國主義情緒，不僅被高層領導人視為社會動員的最好資源，同時也成為共和國成立后第一次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產(chǎn)生的原因之一。

　　四、暴風驟雨式的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

　　在中國社會強調“階級斗爭”的宏大敘事框架里，知識分子自然地被打上階級的烙印，在工農干部眼里，“他們都是出身于小資產(chǎn)階級，資產(chǎn)階級或地主階級。他們受過帝國主義的，買辦資產(chǎn)階級的和封建主義的教養(yǎng)。他們的思想充滿著毒素，他們的靈魂是不健康的，有些甚至是反動的……用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去教育他們，改造他們”，“是今天急不容緩的重要工作之一”[45].于是“靈魂不健康”的知識分子“天然地”要接受思想改造。建國初年對知識分子采取的“團結、教育、改造”政策，隨著政治斗爭的需要，演變成只剩下強調“改造”二字。

　　長期從事黨的宣傳理論工作，49年后擔任山東省委書記處書記的夏征農有一段講話極具代表性：小資產(chǎn)階級知識分子“滿身滿臉都是齷齪”，所以“在革命的進程中，小資產(chǎn)階級的知識分子，只能是從屬，只能是工農兵的服務員，而且只有這樣，革命隊伍中才有他們的地位”。他甚至提出，小資產(chǎn)階級知識分子“應該時時洗臉抹身，自己洗，讓群眾幫助洗，讓黨幫助洗。只有這樣經(jīng)過不斷的改造，才能希望改變成為一個合格的服務員”。[46]教育部的領導人也認為，要完成教育界“破舊立新”的改革任務，首要任務是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這所有的一切說法，都是在遵從毛澤東的指示。早在1950年6月，毛澤東就提出，要在知識界開展自我改造的教育運動。[47]追根索源，這也是各地蘇區(qū)特別是延安時期改造知識分子的延續(xù)。

　　從目前的史料看，建國后第一次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的啟動，與兩個人有關。一是周恩來，一是馬寅初。1951年8月22日，周恩來在《目前形勢和任務》的報告中指出：“從舊社會過來的知識分子，在過去不是受著封建思想的束縛，就是受著帝國主義奴化思想的侵蝕；
現(xiàn)在，要為新中國服務，思想改造是不可避免的。”[48]這個講話立即得到剛上任三個月的北京大學校長馬寅初的呼應，他欲在北大搞一場“有計劃有系統(tǒng)的學習運動”。9月3日，周恩來和私交甚篤的馬寅初作過一次重要談話，馬專門“介紹北大湯用彤、張景鉞、楊晦、張龍翔等十二位教授響應周總理八月關于進行思想改造的號召，發(fā)起北大教師政治學習運動的情況”，周恩來隨即提出擬邀請中央負責人為北大教師學習會作報告一事。[49]馬寅初深表贊同，便以口頭和書面形式正式邀請中共中央領導人為北大教師學習會作報告，以期推動一場思想改造運動的開展。馬寅初的書面意見這樣寫道：“敦請毛主席、劉副主席、周總理、朱總司令、董必老、陳云主任、彭真市長、錢俊瑞副部長、陸定一副主任和胡喬木先生為教師。囑代函請先生轉達以上十位教師�！�9月9日，周恩來將此信轉呈毛澤東。9月11日，毛批示道：“這種學習很好，可請幾個同志去講演�！盵50]9月24日，周恩來在如何開展思想改造運動座談會上進一步強調：“學習運動要有領導有計劃地進行。應從政治學習入手，逐步發(fā)展到組織清理”。于是，思想改造+組織清理被適時地提了出來，逐漸成為日后群眾運動的一種模式。

　　11月30日，(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中共中央發(fā)出《關于在學校中進行思想改造和組織清理工作的指示》，[51]明確了思想改造運動的目的、作用、步驟。至此，第一次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在中共中央的部署下，廣泛地開展起來。這場運動，是以唯意志的群眾動員形式進行的，從國際共產(chǎn)主義運動史看，群眾性動員的形式來自于列寧政黨組織的傳統(tǒng)，但與之相比，毛澤東的群眾動員不僅更為主動深入，而且更為有效，時間也更長。[52]政治動員、道德激勵、思想檢查、組織清理，這些來源于革命根據(jù)地的經(jīng)驗，使黨的領導人相信，在這次思想改造運動中，政治權威同樣可以在最短的時間內，以最低的社會成本達至預期目標。

　　知識分子對新的政治權威的承認，有積極擁護，有道德上認同，或出于利益上的算計，更多的是隨大流。他們的思想狀況極其復雜。西奧·陳（Theodore chen ）將當時中國知識分子分為四類：第一類是新中國成立之前就信仰共產(chǎn)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對這些人來說，適應新的形勢、或至少適應建國初期的形勢不是件難事。第二類是有政治抱負的知識分子，是積極參加政治活動或運動、領頭喊口號的人，第三類是樸素的愛國主義者，他們厭惡國民黨腐敗政權下的生活，希望落后的祖國獲得新生。大多數(shù)屬于此類。第四類是除了協(xié)助新政權之外別無選擇、因而對自己不可能改變的現(xiàn)狀不得不接受的一批知識分子。[53]然而，不管哪一類，所有大學教員都要面對這場“思想蛻變”運動。當時黨的一位理論干部對此有形象地描述：“當前正是由半封建半殖民地向新民主主義社會蛻變的過程，在這塊土地上呼吸濡染著的一切人，都非跟著蛻變不可。蛻變，是新生，但需經(jīng)過一段苦痛的過程。教育者的蛻變，應該是自覺的，……一言以蔽之，就是學習如何在自己的思想行動上服膺馬列主義與毛澤東思想�！盵54]事實上，這些“教育者的蛻變”遠說不上“自覺”：他們在運動中被迫“排隊洗澡”，教育部領導人的指示是，“盡量用熱水燙這些人，只要燙不死就成。他們在大會、小會上一次又一次地作檢討，一面用廣播、大字報揭露他們的劣跡，一面發(fā)動許多青年黨團員（助教、學生）給這些人‘搓背’。在檢討會上通不過，再跟到老教師的家里去，觀察他們的言行，只要有一言半語不合，第二天在檢討會中再加上新的罪名�！盵55]詩人聶紺駑有兩句名詩：“文章信口雌黃易，思想錐心坦白難”，說的就是這種檢討時內心巨大的痛楚。

　　文化觀念是一種綿延久遠的強大力量，但就階段性效果來看，政治因素的宰制力量有時比文化觀念強大。當年在清華大學的楊絳回憶道：“我們閉塞頑固，以為‘江山好改，本性難移’，人不能改造。可是我們驚愕地發(fā)現(xiàn)，‘發(fā)動起來的群眾’，就像通了電的機器人，都隨著按鈕統(tǒng)一行動，都不是個人了�！盵56]

　　在政治高壓下，痛苦“蛻變”后的思想“轉變”當在情理之中：北大化工系主任傅鷹不得不違心地說自己“是一個多么可卑可恨的人�！�…我的崇美思想不但使我變成敵我不分的肉喇叭，不斷向同仁同學散布毒素，也使我在學校行政工作上犯了嚴重的錯誤……（我）骨頭里卻充滿了歐美資本主義的腐朽思想和對美帝國主義的感情，我就是這樣一個人�！盵57]北京師范大學校長陳垣更是全面自我否定：“我為了個人利益……二三十年來，做了帝國主義的俘虜，忠實地替帝國主義者奴役和麻醉青年，帝國主義就通過我，穩(wěn)扎穩(wěn)打來在學校里做著\"太上皇\"……而拿著武器，在最前線沖鋒陷陣的人，卻是自以為‘清高’的我�！盵58]

　　當然，也有堅持不肯認錯的，但在強大政治權威下，其命運可想而知。如公開反對“一邊倒”國策的燕京大學教授張東蓀就受到毛澤東毫不留情地批判：“看來除了像張東蓀那樣個別的人極嚴重的敵特分子外，像周炳琳那樣的人還是幫助他們過關為宜，時間可以放寬些�！卑褟垨|蓀與敵特分子并提，而不在“可以過關”之列，“……從此我再不要見他，他再不能和我們一起開會了�！泵�一錘定音，曾在建國初被任命為中央人民政府委員的張東蓀完全墜入了黑暗的深淵……[59]運動中，北京大學有7個人自殺身亡，著名作家、北京大學教授沈從文被解聘，到故宮博物院當講解員。

　　運動進行到尾聲時，中共中央發(fā)出《關于在高等學校中進行批判資產(chǎn)階級思想運動和準備進行清理中層工作的指示》，明確規(guī)定，可以讓60－70％的教師迅速“過關”；
12－25％的要經(jīng)過適當批評以后再行過關；
13％的要經(jīng)過反復的批評檢討以后始予過關，只有2％左右是不能過關，需要作適當處理。1952年秋運動結束時，全國高校教職員工的91%、大學生的80%被接受“思想洗澡”。[60]毛澤東意味深長地說，“我曾提出了以批評和自我教育的自我改造的運動�，F(xiàn)在，這個建議已逐步地變?yōu)楝F(xiàn)實”。[61]周恩來則表示，“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工作是有成效的，今后仍然應當根據(jù)具體的需要，采取適當?shù)姆绞竭M行�！盵62]

　　這種思想改造+組織清理方式，對消解知識分子的獨立性起了很大作用。在沒有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包括法規(guī)）情形下，以政治批判方式強行改造思想文化，必然對思想文化造成破壞。第一次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開啟了以權力決定知識分子政治地位的機制，而這種權力不是根據(jù)法律行使，而是受意識形態(tài)支配為政治需要服務。這次運動，是毛澤東關于知識分子的思想在共和國初期的一次重要實踐，同時也是規(guī)模最大一次馬列主義普及運動，從此，馬克思主義成為國家的主流意識形態(tài)，從而為以后全面推行蘇聯(lián)大學體制的、高度集中的院系調整打下思想基礎。

　　五、雷厲風行的的院系調整

　　1951年11月，全國工學院院長會議召開，揭開1952年全國院系調整的序幕。會議制定的工學院院系調整方案是全國性院系調整的先聲，但因調整有阻力，調整方案擱置五個月后即1952年4月才公布。這次調整是根據(jù)蘇聯(lián)大學體制，以建設單科性專門學院為主，削減原有的綜合性大學，改為文理科或多科性理工科大學，增加工科和師范的比重，取消大學中的學院建制，改為校系兩級管理。也就是從這時開始，教育界學習蘇聯(lián)模式進入第二階段，從“點”到“面”地廣為推行蘇聯(lián)大學體制。蘇聯(lián)模式對中國大學制度的影響主要有：1、大學必須為國家經(jīng)濟建設服務。2、堅持以培養(yǎng)工農出身的專業(yè)人才的根本方針。3、建立以單科學院為主的大學體制。4、建立培養(yǎng)專業(yè)人才的教學制度。[63]

　　工學院院系調整方案公布后一個月，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隨即推出“全國高等學校院系調整方案”，這與教育部當初提出的“要在全國范圍內、有計劃統(tǒng)一地進行院系調整”決策已時隔兩年。方案遲遲未能推行，在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決策層看來，阻力主要來自大學教師本身。教育部副部長、教育部黨組書記錢俊瑞就說過，服膺英美的大學教師“不肯確實改造”，“諸如院系、調整”，“一切關于高等教育的決定和規(guī)章就遂成‘具文’”。[64]教育部決策層的觀點也反映在黨中央機關報上，1952年9月24日人民日報社論專門提到：“兩年以前，在全國高等教育會議上即曾提出院系調整的問題，但是兩年來這一工作很少進展。這主要是因為許多教師在思想上還嚴重地存在著崇拜英美資產(chǎn)階級、宗派主義、本位主義、個人主義的觀點”，“思想改造運動以后”，“就有條件和可能把院系調整工作做好了”。[65]此時，歷經(jīng)一年的思想改造運動接近尾聲，教育部的高教改革意圖開始付諸實踐。

　　院系調整在1952年下半年之所以能夠迅速推行，除了與整個意識形態(tài)及社會氛圍密切相關之外，還由于在具體步驟上加強了地方配合。全國改革是一項社會系統(tǒng)工程，從上至下的改革要有自下而上的呼應和配合。1952年，各地的院系調整機構先后出現(xiàn)。為配合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的高教改革方針，各大行政區(qū)、各省、市以及大學的院系調整委員會相繼成立。這種“大區(qū)—省、市—院�！�系”的四級垂直行政機構，在組織架構上，為迅速實施院系調整方案確定行政主導框架。[66]隨后，各地的調整方案相繼出臺，例如，1952年上半年，浙江省的院系調整方案出臺，隨后廣州的調整方案也完成并向教育部作了匯報。[67]于是，在高度行政主導下，全國的院系調整行動雷厲風行地展開，以北京大學為例：6月，北大黨政領導開會研究院系調整工作；
7月，請?zhí)K聯(lián)專家在全校介紹蘇聯(lián)高校情況與改革經(jīng)驗；
8月，討論人事調整方案，并編制新北大的系、專業(yè)及專修科設置；
9月，北大從城內沙灘遷往西郊原燕京大學校址；
10月4日，院系調整后的新北大在燕園東操場舉行開學典禮。[68]著名學府“脫胎換骨”之改革如此神速，讓后世的讀史者感嘆不已！

　　各地院系調整如火如荼地展開之背后有著更深一層的原因：中國大陸政治經(jīng)濟形勢出現(xiàn)了大變動。

　　1952年夏秋之交，恢復國民經(jīng)濟任務“奇跡般地提前完成”。工農業(yè)總產(chǎn)值比建國前最高水平的1936年增長了20%.“經(jīng)過三年的經(jīng)濟恢復，我們的收支大體上可接近平衡�！盵69]收支平衡，經(jīng)濟恢復與物價穩(wěn)定，標志著國家的財政經(jīng)濟情況已根本好轉，經(jīng)濟恢復工作勝利完成。[70]其中一項具有時代意義的指標是，國營工商業(yè)和私營工商業(yè)的產(chǎn)值比例發(fā)生了根本性變化，國營經(jīng)濟開始超越私營經(jīng)濟。共和國政權開始控制國家的經(jīng)濟命脈。

　　經(jīng)濟形勢的根本好轉，為進一步推行社會改革提供物質條件。1950-1952年，教育事業(yè)費支出占國家財政總支出的5.49%，教育事業(yè)基建投資完成額占國家基建投資完成總額的5.7%.[71]比較1949年全國文化、教育和衛(wèi)生三項加起來的總預算只占財政總支出的4.1%已有天淵之別。這年，不僅將私立高等院校全部改為公立，連私立小學、中學也開始改為公立。[72]同年，錢俊瑞在向政務院報告《關于修訂一九五二年培養(yǎng)國家建設干部的計劃和追加教育事業(yè)費預算的報告》上作了批示后，還專門寫信給毛澤東、劉少奇等領導人：“我認為從教育的需要上和財政的可能上追加經(jīng)費一萬六百九十四億五千元是應該批準的�！盵73]（后來幣制改革，一萬元換新人民幣一元）

　　國民經(jīng)濟形勢好轉，不僅為大規(guī)模的院系調整提供物質基礎，同時也突顯對人才培養(yǎng)需求的緊迫性。當時專業(yè)技術干部緊缺的嚴重性，以政務院副總理兼財經(jīng)委員會主任陳云的話來說，已“嚴重制約著國家的恢復。我們從國民黨手里接收的工程師和專業(yè)技術人員總共才兩萬人，按其政治信仰，大多數(shù)是反動分子和親美分子�！盵74]所以，首先出臺的工學院院系調整方案背后，有明顯的經(jīng)濟建設人才需求之壓力。

　　而新民主主義教育思想發(fā)生改變，則是1952年下半年院系調整被強制性地、迅速地、廣為推行的另一重要因素。直至1952年上半年以前，教育改革指導方針是在新民主主義框架內“和風細雨”地進行。隨著土地改革、抗美援朝、鎮(zhèn)壓反革命、“三反”、“五反”等一系列運動取得勝利之后，尤其是國民經(jīng)濟形勢好轉，毛澤東在對待資本主義問題上發(fā)生了急劇變化。1952年6月6日，他在給李維漢報告的批示中，明確提出：“在打倒地主階級和官僚資產(chǎn)階級以后，中國內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階級與民族資產(chǎn)階級的矛盾，故不應再將民族資產(chǎn)階級視為中間階級�！盵75]這一論斷，實際否定了新中國成立后的新民主主義性質，揭開了終結新民主主義社會發(fā)展的序幕，開始了消滅資產(chǎn)階級的社會主義歷史進程。同年9月24日，毛澤東在中央書記處會議上，第一次改變了由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轉變步驟的提法，毛提出：10年到15年基本上完成社會主義，不是10年以后才開始向社會主義過渡。[76]這次會上，毛澤東還第一次提出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初步構想。[77]這表明，毛澤東關于由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轉變的步驟、方法，同原來的設想發(fā)生了很大變化。從1952年下半年起我國開始了生產(chǎn)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社會性質從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新民主主義時期相對豐富多樣的各種社會政策，逐漸被新的要求和目標所替代。

　　社會主義教育方針與新民主主義的其中一個區(qū)別，即對“舊教育”全面否定，循序漸進式的新民主主義教育思想轉變?yōu)橐浴捌啤弊之旑^的社會主義教育思想。1952年宣布的“全國高等學校院系調整方案”的指導思想十分鮮明反映出這點：“舊中國的高等教育制度基本上是為帝國主義和反動統(tǒng)治服務的，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產(chǎn)物”，“如果不對舊的教育制度、舊的高等教育設置加以徹底的調整和根本的改革，就不能使我們的國家的各種建設事業(yè)順利進行�！盵78]

　　院系調整后，全國高等學校從211所調整為182所。(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所有的私立大學消失，它們全部被并入公立高等學校，民間辦學的傳統(tǒng)至此中斷，民間教育空間不復存在；
工科專業(yè)137種，教育的重心與經(jīng)濟建設緊密結合；
而政治學、社會學、心理學、人類學等學科被取消，財經(jīng)與政法學科被削減；
作為現(xiàn)代教育軸心的綜合性大學被嚴重削弱，全國綜合性大學由調整前的55所減為13所，由占大學、學院總數(shù)的41.4%（1947），下降為8.5%（1953年），在校文科類學生由調整前的33.1%，下降為14.9%.院系調整后，中國成為世界上綜合性大學、文科在校學生和文科教育比重最少的國家。[79]而20世紀50年代，學科的綜合化已成為科學發(fā)展的一大趨勢。這次大規(guī)模的院系調整根本改變了原來的中國大學體制，原有的大學理念和大學內涵被改變，高等教育從此被納入高度集中、統(tǒng)一管理的計劃體制當中，比起1956年才在經(jīng)濟領域全面推行計劃體制提前了好幾年。同時，在社會主義改造方面，高等教育也比農業(yè)、手工業(yè)、工商業(yè)等領域率先通過院系調整于1953年基本完成。

　　教育制度演進的形態(tài)有兩種：一是漸進性積累，二是革命性變革。這次院系調整屬于后者。對制度進行革命性變革是賦予制度以活力的一種手段，但這次院系調整以行政主導方式為主，思想改造運動為輔，在“全盤蘇化”的教育制度建立的短促過程中，匆忙定論，隨意“破舊”，留下不少后遺癥，其中影響最大的是否定大學自身的獨立性，削弱綜合大學的整體學術水平，使我國大學與世界一流大學之間的差距漸行漸遠。

　　“院系調整結束，明明白白地宣告：一個從未有過的教育時代已經(jīng)到來”。[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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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釋：

　　[1][美]卡扎米亞斯：《教育的傳統(tǒng)與變革》，文化教育出版社，1981年。

　　[2]參見邱雁“關于1952年的高等學校院系調整問題”，載于《天津師范學院學報》，1982年第2期；
高奇《新中國教育歷程》，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
何東昌主編《當代中國教育》當代中國出版社，1996；
李國鈞等主編：《中國教育制度通史》（第八卷），山東教育出版社，2000年；
余立主編《中國高等教育史》（下），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94年。另外，近年來的院系調整研究出現(xiàn)一些值得重視的成果，如楊東平提出，院系調整使高等教育納入蘇聯(lián)式的高度集中計劃和專才教育模式，極大地改變了大學的理念和大學的內涵。胡建華也提出，“改革雖然使高等教育與社會發(fā)展達到了新的相互適應，但是卻可能不利于甚至阻礙了高等教育自身的發(fā)展�！边�有[日]大塜豐的《現(xiàn)代中國高等教育的形成》等成果。

　　[3]本文所指的院系調整，其內涵界定為大學的體制改革，不包含以專業(yè)設置為中心的教學制度改革內容。

　　[4]中央教育科學研究所編：《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大事記1949-1982》，教育科學出版社，1983，第3頁。

　　[5]中央教育科學研究所編：《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大事記》，教育科學出版社，1983年版，第8頁。

　　[6]中央教育科學研究所編：《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大事記》，教育科學出版社，1983年版，第8頁。

　　[7]中央教育科學研究所編：《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大事記》，教育科學出版社，1983年版，第7頁。

　　[8]習仲勛：“在馬敘倫先生誕辰一百周年紀念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1985年4月27日。

　　[9]馬敘倫：《第一次全國高等教育會議開幕詞》，上海市高等教育局研究室等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以來高等教育重要文獻選編》（上），第123頁。

　　[10]馬敘倫：《第一次全國高等教育會議開幕詞》，上海市高等教育局研究室等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以來高等教育重要文獻選編》（上），第123頁。

　　[11]《政務院關于高等學校領導關系的決定》，《新民主主義的文化與教育》，新潮書店，1951年，第237頁。

　　[12]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主編逄先知、金沖及：《毛澤東傳》，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第60頁。

　　[13]同上書，第70頁。

　　[14]沈志華：《毛澤東、斯大林與朝鮮戰(zhàn)爭》，廣東人民出版社，2003年。

　　[15]中央教育科學研究所編：《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大事記1949-1982》，教育科學出版社，1983，第17頁。

　　[16]中央教育科學研究所編：《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大事記1949-1982》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1983，第20頁。

　　[17]陸鍵東：《陳寅恪的最后20年》，三聯(lián)書店，1995年，第52頁。

　　[18]吳建國等：《當代中國意識形態(tài)風云錄》，警官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21頁。

　　[19]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主編逄先知、金沖及：《毛澤東傳》，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第240、244頁。

　　[20]引自沈志華：《毛澤東、斯大林與朝鮮戰(zhàn)爭》一書中羅申與陳云談話備忘錄，廣東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30頁。

　　[21]吳畏主編：《教育方針的理論與實踐》，河北教育出版社，1990年，第13-14頁。

　　[22]《論鎮(zhèn)壓和肅清反革命分子的工作》（1950-1951），《雜錄》第1卷，第6頁。

　　[23]毛澤東：“關于鎮(zhèn)壓反革命”，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17頁。

　　[24]毛澤東：“正確解釋對舊人員‘包下來’的政策”，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56頁。

　　[25]毛澤東：“鎮(zhèn)壓反革命必須實行黨的群眾路線”，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60頁。

　　[26]資中筠：《百年思想的沖擊與撞擊》，來源于學術批評網(wǎng)（www.acriticism.com）發(fā)布2003年2月3日。

　　[27]陳晉：“毛澤東與文化的社會主義轉變”，《中共黨史研究》，2002年第2期。

　　[28]《新華月報》，1951年第1號，人民出版社。

　　[29]《新華月報》，1951年第1號，人民出版社。

　　[30]中央教育科學研究所編：《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大事記1949-1982》，教育科學出版社，1983年，第35頁。

　　[31]《人民教育》，1950年10月第1卷，第6期。

　　[32]天馬：“‘民族魂’陶行知在新中國的不幸遭際”，《炎黃春秋》，1999年第1期。

　　[33]楊東平主撰：《艱難的日出——中國現(xiàn)代教育的20世紀》，文匯出版社，上海，2003年，第144頁。

　　[34]胡建華：《現(xiàn)代中國大學制度的原點：50年代初期的大學改革》，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1年，第73頁。

　　[35]《內部參考》，1950年11月28日第280號。

　　[36]《內部參考》，1950年11月24日第277號。

　　[37]《內部參考》，1951年12月18日第233號。

　　[38]陳其津：《我的父親陳序經(jīng)》，廣東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95頁。

　　[39]陳其津：《我的父親陳序經(jīng)》，廣東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95頁。

　　[40]何炳棣：《讀書治史六十年》，商務印書館，2003年。

　　[41]于風政：《改造》，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

　　[42]錢俊瑞：“高等教育改革的關鍵”，《人民教育》第4卷，第2期，1951年12月1日，第6-7頁。

　　[43]《人民日報》，1956年1月30日第1版。

　　[44]費正清著、劉尊棋譯：《偉大的中國革命》，世界知識出版社，2000年。

　　[45]林煥平：《新民主主義教育的創(chuàng)造》，智源書局，1949年。

　　[46]夏征農：《新形勢下的文藝與文藝工作》，光華書店，1949年，第44頁。

　　[47]何東昌主編：《當代中國教育》，當代中國出版社，北京，1996年，第44頁。

　　[48]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上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第175頁。

　　[49]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上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第178頁。

　　[50]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上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第179頁。

　　[51]《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二冊，第526頁，中央文獻出版社，1988年。

　　[52]華爾德著、龔小夏譯：《共產(chǎn)黨社會的新傳統(tǒng)主義》，牛津大學出版社，1996，第122頁。

　　[53]引自《現(xiàn)代中國高等教育的形成》，北京師范大學，1998年。

　　[54]董渭川：《新中國的新教育》，中華書局出版，1951年，第98頁。

　　[55]董渭川：“談高等學校中的黨群關系”，原載《九三學社師大區(qū)支社整風資料〈七〉》。

　　[56]楊絳：《我們仨》，三聯(lián)書店，2003年。

　　[57]傅鷹：《我認識了自己的錯誤》，《人民日報》1952年4月5日。

　　[58]陳垣：《我的檢討》，《光明日報》1952年3月6日。

　　[59]笑蜀：“回憶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載于《文史精華》（石家莊），2003年。

　　[60]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主編逄先知、金沖及：《毛澤東傳》，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第106頁。

　　[61]《人民日報》，1951年10月24日第1版。

　　[62]《周恩來教育文選》，教育科學出版社，1984年，第19頁。

　　[63]胡建華：《現(xiàn)代中國大學制度的原點：50年代初期的大學改革》，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1年，第75-76頁。

　　[64]錢俊瑞：“高等教育改革的關鍵”，《人民教育》，第四卷，第二期，1951年12月1日，第6-7頁。

　　[65]《新華月報》1952年第10號，人民出版社，第197頁。

　　[66]胡建華：《現(xiàn)代中國大學制度的原點：50年代初期的大學改革》，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1年，第86頁。

　　[67]大塜豐：《現(xiàn)代中國高等教育的形成》，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98年，第98頁。

　　[68]參見陳平原：“1952年，院系調整與北大遷�！币晃模�引自浙江在線新聞網(wǎng)站：http://www.zjol.com.cn2003年7月17日。

　　[69]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第246頁。

　　[70]馬齊彬、陳文斌主編：《中國共產(chǎn)黨執(zhí)政四十年》，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9，第53頁。

　　[71]中央教育科學研究所編：《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大事記1949-1982》，教育科學出版社，1983，第71頁。

　　[72]馬齊彬、陳文斌主編：《中國共產(chǎn)黨執(zhí)政四十年》，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9年，第53頁。

　　[73]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第245頁。

　　[74]引自沈志華：《毛澤東斯大林與朝鮮戰(zhàn)爭》一書中羅申與陳云談話備忘錄，第130頁。

　　[75]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主編逄先知、金沖及：《毛澤東傳》，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第235頁。

　　[76]馬齊彬、陳文斌主編：《中國共產(chǎn)黨執(zhí)政四十年》，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9，第54頁。

　　[77]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主編逄先知、金沖及：《毛澤東傳》，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第273頁。

　　[78]《人民日報》社論，1952年9月4日。

　　[79]楊東平：“精神重建與制度創(chuàng)新”，原載于《東方》1995年第1期。

　　[80]陸鍵東：《陳寅恪的最后20年》，三聯(lián)書店，1995年，第54頁。

　　（本文的完成，首先感謝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和熊景明女士的大力支持，感謝陳方正、范泓、袁偉時、楊念群、章深、陳少明、許蘇民、賀照田等師長和朋友，他們的鼓勵和建議使我受惠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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