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2年9月29日起，北京大學鄉(xiāng)土中國學會的12人考察組赴內蒙古自治區(qū)赤峰的某個村莊（以下簡稱Ａ村）進行了為期四天的實地調查，在整理和分析記錄資料的基礎上，提交出了翔實可信的總結報告。承蒙該學會成員的好意，我閱讀了這個報告的原稿，從而得知在偏僻農村發(fā)生的一個既奇特而又普通的悲涼故事。

　　根據調查報告的記述，在Ａ村，黨支部書記和村民委員會主任等踐踏有關土地承包經營的政府規(guī)定以及村規(guī)民約、任意謀取私利已經是屢見不鮮了。廣大群眾忍無可忍，終于從1999年起開始要求公開村務，使涉及村民公益的決策過程透明化。但是，村干部們卻無視這些合理要求，繼續(xù)我行我素。于是，當?shù)厝罕娋蛧L試通過村民委員會換屆選舉的程序來更迭有關人員。但由于村干部與鄉(xiāng)政府沆瀣一氣，正式的選舉卻怎么也不能順利地進行到底。其間出現(xiàn)了有人利用鄉(xiāng)政府的辦公計算機系統(tǒng)操作戶口底冊和選民名單、撕毀投票日程公告、阻撓選民證發(fā)行以及部分選票遺失等異�，F(xiàn)象，結果導致三次選舉均被宣告無效。

　　既然基層行政權力已經蛻化變質，到處布滿官官相護的關系網，有關基層部門對村民要求重新投票的請示又置若罔聞，村民們只好自發(fā)地另行舉辦選舉。他們相信國家既然已經賦予農民這樣的自治權，公正是可以依法爭取的。Ａ村的群眾按照法定程序在2002年1月初重新登記選民，同月15日進行預選，20日決選。在這個過程中雖然出現(xiàn)了有人爭奪票箱和毆打群眾領袖的一幕，但由于絕大多數(shù)村民的支持和配合，自組織的選舉還是進行得有板有眼，并得以圓滿結束。決選的當天，自發(fā)組織的選舉委員會就趕快把計票結果以平信方式上報鄉(xiāng)政府，以表示守法盡責的誠意。

　　果然不出村民之所料，鄉(xiāng)政府在同月26日通過鄉(xiāng)廣播電視臺的新聞節(jié)目發(fā)布公告，宣稱第四次選舉因違反法律規(guī)定而無效。于是，村里的群眾按照預定計劃，開始進一步加強個別申訴和集體上訪的抵制活動，反復向上級行政機關、各級不同部門的信訪辦公室以及公眾傳播媒體提出申訴和陳情。在上訪的核心人物于3月12日被旗（縣）公安機關逮捕之后，村民們毅然決然第三次進京直訴（越級上訪），強烈要求國家和社會關注《村民委員會組織法》以及有關基層民主選舉、村務公開、村民自治的法規(guī)在安家村無從落實的嚴重問題。

　　從以上故事梗概可以清楚地看到：即使在偏僻的邊疆農村區(qū)域，要求行使知情權以及參與公共事務管理的呼聲正在日益高漲。隨著村民委員會選舉的發(fā)展，獨裁與公議之間的沖突已經愈發(fā)頻繁。在這樣的背景之下，一方面，農民開始自覺地援引有關村民自治的各種法律規(guī)范來捍衛(wèi)自己的正當利益，甚至存在著借助公議輿論的力量來建構某種新型的農民社會公共領域的潛在可能性。另一方面，鑒于科層制尾大不掉的弊端，中國政府也試圖通過制度化的農村自治、鄉(xiāng)規(guī)民約的合意論構成以及群眾性維權活動（包括依法上訪和訴訟）來監(jiān)督下級官吏，以防止他們在“天高皇帝遠”的狀況下濫用行政權力。

　　關于依法抗爭、制度救濟，除了憲法有關條款和《村民委員會組織法》之外，還有許多具體的規(guī)范性文件可資援用，例如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關于在農村普遍實行村務公開和民主管理制度的通知》（1998年6月10日發(fā)布）、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農業(yè)承包合同糾紛案件若干問題的規(guī)定（試行）》（1999年6月5日通過）、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印發(fā)〈全國法院維護農村穩(wěn)定刑事審判工作座談會紀要〉的通知》（1999年10月27日發(fā)布）尤其是紀要的第三節(jié)、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九十三條第二款的解釋》（2000年4月29日通過），等等�？傊�，在這樣的規(guī)范性框架內，通過推動①村規(guī)民約、②基層民主選舉以及③各種形式的“民告官”或“信訪”的制度化三元互動，國家結構的頂端和底座正在通過各種程序規(guī)則遙相呼應、連接、匯合并貫通各種中間環(huán)節(jié)，一個“法律共同體”的雛形在上下夾擊的動態(tài)里隱約浮現(xiàn)。

　　以地域性投票、公共傳媒、非正式的信息傳遞以及上訪等溝通方式為基礎的“法律共同體”以及相應的話語場，與傳統(tǒng)中國的“鄉(xiāng)評清議”以及“過得鄉(xiāng)場、過得官場”（民諺）的評價標準之間究竟有什么不同？又有多少類似點？對于研究憲政改革以及法社會學的人們來說，這些都是饒有趣味的問題。如果說結構產生于話語、制度取決于溝通，那么當然有必要把目前農村的法律話語場與舊式社區(qū)的流言輿論以及哈貝馬斯所描述的現(xiàn)代市民社會的“公共領域”之間的異同進行比較、分析及理論性說明，以便準確把握現(xiàn)代中國社會轉型的本質和發(fā)展趨勢。

　　為此，首先應考慮和解答兩組問題：第一、在建構或重構市民社會和民族國家的現(xiàn)代化過程中，固有的議論方式是否真的可資利用？法的話語場在結構和功能上發(fā)生了何種變化？能夠適應時代需求的對話或公論是什么，具有哪些基本特征？第二、在農民社會公共領域發(fā)生變遷之際，脈絡性意義究竟是采取怎樣的方式進行處理的？在儒家式公論中已經確立的“處士橫議”與“庶人不議”的發(fā)言規(guī)則受到哪些修改和更新？規(guī)定語境的價值體系能不能實現(xiàn)某種解釋性轉折？

　　與前一組問題相聯(lián)系，值得重視的是黃宗智教授近年來對清末州縣自理案件中的民事訴訟檔案資料進行的實證性考察。他依據這些素材，認為審判實踐中的交涉、調解以及與正式的法律表達有所不同的其他各種溝通行為合在一起構成了國家與社會互動的“第三領域”——雖然不同于市民社會的公共領域，但卻作為雙向反饋的機制發(fā)揮著媒介功能。

　　黃教授的研究成果揭示了司法者的角色沖突以及介于判定和私了之間的某種基于實踐理性的溝通方式，對此應給予高度評價。但從國家與社會互動的制度性條件以及公論的理想狀況的角度來看，中國舊式衙門未曾區(qū)分審判和行政的功能，也缺乏司法獨立觀念，因而與西歐法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被理解為市民社會組成部分的前提條件完全不同；
在肅殺之氣甚濃的“公堂”，缺乏真正的對等性議論的機會，當事人和關系人的意思表達能否達到自由而充分的程度也還得打個問號。

　　我認為，如果要探究相對獨立于國家權力的公共性“第三領域”，比較而言更典型的事例是在科層制外部的民間社會中由農民和地方士紳自主進行的“集眾立約”活動，這種通過議論達成規(guī)范性共識——“鄉(xiāng)規(guī)民約”、“結社定盟”——的過程正是以“公法”與“私德”之間的自主性互動關系為基本構成因素的。特別是1980年代以來中國的村民自治和基層民主選舉，也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對這種合約式規(guī)范秩序的繼承性，有利于我們發(fā)現(xiàn)和理解從農民社會到市民社會的公共性結構轉換的線索。

　　關于后一組問題，應該追蹤在現(xiàn)代化過程中言論權力以及象征性符號的演化軌跡，分析社會革命的輿論和公論的形成、發(fā)展及其核心內容。概而言之，在二十世紀的中國，先鋒黨為了動員人民參加政治運動，撤除了所謂“庶人不議”的傳統(tǒng)限制，政府和民間都開拓出來一些類似“群眾性公共領域”——哈貝馬斯的溝通和公共性理論對于這種市民社會公論的變種并未給予什么關注——那樣的話語場。

　　在這里，國家與社會的互動表現(xiàn)為兩個不同的方面：一方面是個人的堅持不懈的呼吁和訴求、自發(fā)性議論政治的聚會以及為了達成意見統(tǒng)一而進行相互說服，另一方面是國家的動員、破私立公的思想教育、各種不同的讀書會和學習班以及文藝宣傳。由此形成“人民公論”和“人民公約”的溝通行動具體表現(xiàn)為反饋式的決策、反省性的議論以及多樣化的話語策略，并通過對抗性議論（其中當然也不乏基于斗爭哲學和階級分析法的言論暴力等弊端）和協(xié)調性議論交替進行的方式來實現(xiàn)社會矛盾的轉化。正是在這樣的話語場中，某種基于合約以及公約的內發(fā)秩序不斷地生成、擴展并與國家法律體系（包括政策規(guī)范以及社會控制的手段在內）之間不斷進行著互動和協(xié)調。

　　從哈貝馬斯的基本觀點來看，在重新發(fā)掘和利用直接參與式民主政治資源以克服代議制、科層制的弊端的意義上，應該到部落集會、公民大會、民會式審判（moot）及其他各種面對面的溝通場所和過程中尋找公共領域的原型和翻版；
而在通過自由討論而達成合意或共識的意義上，也不妨說公共領域的本質就在于社會契約觀念。問題是中國的“集眾立約”活動能不能與社會契約的觀念相通？我認為中國傳統(tǒng)的制度設計原理基本上是以二者關系、二者契約的徹底化為出發(fā)點，缺乏社會契約論里的那種公共人格和普遍意志的契機。這樣的思路最終能否超越“小憲法”的局限性而達到在全國范圍內建立統(tǒng)一的民主憲政的目標，頗令人懷疑�，F(xiàn)代民主憲政既要求合意論構成，同時又要求必須超越具體的契約關系，這樣的交涉和議論與互惠性討價還價的泛化完全是兩回事。盡管如此，我們還是有理由對中國的憲政改革的前景持樂觀態(tài)度，因為強調互動關系以及合意的社會環(huán)境畢竟是有利于克服片面從強制的角度來理解法治的觀念、有利于接受憲政的契約主義安排的。

　�。ㄝd《法律人》２００４年9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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