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學(xué)者周錫瑞在《義和團運動的起源》一書的英文版序中說：“在中國歷史上，幾乎沒有什么事件比義和團運動更廣為人知�！x和團之所以重要，不只是因為它不同尋常地吸引了國際間的關(guān)注，更為重要的是，它是普通中國農(nóng)民起來把他們所憎恨的外國人和外國事物趕出中國的一個引人注目的例證。因此，它是中國群眾性的民族主義興起過程中的一個重要事件�！边@位美國學(xué)者的書，我多年前買來并且翻過，并不怎樣吸引我，但“群眾性的民族主義”這一概念卻令我眼睛一亮。民族主義的內(nèi)涵豐富而模糊。從秉有民族主義情緒和精神的主體方面來區(qū)分，大概可以分為三類：知識精英的民族主義、政治家的民族主義、群眾性的民族主義。這三者之間當然沒有截然的區(qū)分，但比較起來，群眾性的民族主義更加沒有理性，更加鮮明地表現(xiàn)出蒙昧和瘋狂的特征，也更加具有“禍國殃民”的效力。

　　“義和團運動”應(yīng)該說是中國“群眾性民族主義”的源頭�！傲x和團”的興起，固然原因并不簡單，但他們對當時的“洋人”的憎恨，也實在不能說事出無因。他們的所作所為之野蠻、愚蠢和殘忍，卻也實在是無須避諱的。例如，他們把殺戮和打擊的人物分為“十毛”。首當其沖的當然是洋人。洋人被稱為老毛子或大毛子，當是格殺勿論。其次是信“洋教”的中國教民，他們被稱為“二毛子”。“二毛子”必須退教，否則亦殺無赦。再往下，用洋貨、行洋禮者,都在殺戮和打擊之列。在“義和團運動”盛行之時，民間甚至有因不知“洋貨”已被“禁”而仍用“洋火”(火柴)、“洋釘”而至于滿門被抄斬者。這里所說的，當然還只是“義和團”的“英雄壯舉”之一部分。而且“義和團運動”中誕生的“群眾性民族主義”，并沒有隨著“義和團運動”的終結(jié)而終結(jié)。作為“義和團運動”的精神遺產(chǎn)，“群眾性民族主義”從此便存留下來，不時以改頭換面的方式表現(xiàn)自己。例如，“文革”中“紅衛(wèi)兵”的某些行為，就不妨視作是以“革命”名義出現(xiàn)的“群眾性民族主義”的宣泄。

　　最近幾年間，我常常想到“群眾性民族主義”這一說法。日本人的“珠海買春”、西北大學(xué)日本留學(xué)生的所謂“辱華事件”，都鬧得沸反盈天，其間民眾的一些言行，都可以用“群眾性民族主義”來概括，尤其是互聯(lián)網(wǎng)上眾多“民族英豪”的言論，真讓人感到像是“義和團運動”的復(fù)活。

　　“見義勇為”者之稀少，已成為一種公認的社會現(xiàn)象。各地以行政手段大力鼓勵、表彰所謂“見義勇為”的行為，諸如設(shè)立“見義勇為獎”、中學(xué)生而有“見義勇為”紀錄者高考時可加分，等等，都說明當下愿意和敢于“見義勇為”者實在不多。流氓凌辱少女而路人袖手、小孩失足落水而眾人作壁上觀、車匪路霸用一柄真刀或一把假槍便令滿車青壯年鉗口結(jié)舌、悉數(shù)奉獻……類似的報道時現(xiàn)報端。凡此種種，都昭示著正義感的普遍淡薄，都意味著人們心靈中“良知指數(shù)”和“義勇指數(shù)”的低落及對邪惡的承受力的過分強大。與此形成對照的是，對外國人在中國的言行則十分敏感、極為計較。只要覺得外國人的言行表示了對中國人的某種不敬，立即便群情激憤，殺聲四起——在“良知指數(shù)”和“義勇指數(shù)”低落的同時，是這種“群眾性民族主義”的高漲。這也告訴我們：“群眾性民族主義”與真正的“良知”和“義勇”無關(guān)，甚至與真正的“良知”和“義勇”是不相容的。因此，對外國人在中國言行的敏感和計較，說到底，是以極度自尊的面目表現(xiàn)出的自卑，是“義和團”之精神遺產(chǎn)的鮮明表現(xiàn)。

　　對“人”的尊嚴很淡漠，身邊每日每時地發(fā)生著種種踐踏“人”的尊嚴的現(xiàn)象，他們習(xí)焉不察；
對有涉“民族尊嚴”之事則感覺異常敏銳，隨時準備捍衛(wèi)“民族尊嚴”——這是“群眾性民族主義”的一種特征。對外國人針對中國的行為尤其對外國人在中國的行為不能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動輒把問題提到“民族尊嚴”的高度，是“群眾性民族主義”的又一種特征。例如，外國人在中國激起“群眾性民族主義”大爆發(fā)的某種言行，或許本不過是一種過分和出格的玩笑。即便要對之提出抗議，國人也應(yīng)該抗議的是其玩笑的過分和出格，不必牽連太廣。但“群眾性民族主義”卻非常善于“見微知著”，立即省去一切中間環(huán)節(jié)，把個人的一種玩笑看成是針對國家和民族的嚴重侮辱和挑釁，并用山海嘯般的行為把一種私人的玩笑變成重大的事件�！皟�(nèi)外有別”也是“群眾性民族主義”的典型特征。英國作家奧威爾說，“不顧現(xiàn)實”是“民族主義”的基本特征之一：”所有的民族主義者都不能看到同樣一組事實之間的共同點。英國的托利黨人會在歐洲捍衛(wèi)自決權(quán)，而在印度，卻反對當?shù)厝说淖詻Q權(quán)，并且一點也不覺得有什么矛盾之處。行為是善是惡，不在于行為本身，而在于是誰做的，所有的暴行——拷打折磨、使用人質(zhì)、強制勞動、大規(guī)模放逐，不經(jīng)審判就監(jiān)禁、偽造、暗殺、轟炸平民——假如是我們的人干的，那就另當別論了。”

　　如果說一般意義上的“民族主義”是如此，那“群眾性民族主義”就更是如此了。同樣一種行為，假如是“同胞”所為，那就是正常的、不值一提的，但若是外國人所為，那就十惡不赦。例如，嫖娼現(xiàn)象，倘若是外國男人在中國的土地上嫖娼，而這娼又是中國女人，那情況可就大為不同了。這時候，不再是一個男人嫖了一個女人，而是一個外國人在中國的土地上嫖了一個中國人。一種簡單的嫖娼行為迅速喪失其固有的生理和道德內(nèi)涵而上升為國家與國家、民族與民族之間的問題。而如果這個外國人來自那種特別令“群眾性民族主義者”仇視的國家和民族，那性質(zhì)就更為嚴重，引發(fā)的“群眾性民族主義”的怒火也就更加熊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已是“�！钡貌荒茉佟俺！钡摹俺ＷR”。從法理上說，嫖娼就是嫖娼，在中國的土地上，嫖娼該當何罪，無關(guān)乎嫖客的種族國籍，但“群眾性民族主義”連人類最基本的理性都喪失了，哪里會理會“法理”。他們不妨剛剛從“洗浴中心”或”洗頭房”里提起褲子，便以“是可忍，孰不可忍”的神情，對外國人在中國的“買春”表現(xiàn)出滿腔怒火。在“群眾性民族主義者”對外國人在中國的“買春”表現(xiàn)出的無比痛恨中，的確可感到他們把女性的身體也視作了“領(lǐng)土”之一種。外國人在中國嫖妓，在他們看來，是一種對中國領(lǐng)土的侵占，它與外國人武裝占領(lǐng)中國的城市鄉(xiāng)村具有同樣的侵略性質(zhì)，甚至是一種更可恨的侵略行為。這里表現(xiàn)出的，其實是一種非常陳腐骯臟的女性觀。

　　“群眾性民族主義”正因為是“群眾性”的，所以有著數(shù)量上的巨大優(yōu)勢，它總是以“民意”的名義強烈地表現(xiàn)自己，而這就難免或多或少地影響著政府的內(nèi)政外交政策。各級當政者也許內(nèi)心深處并不認同“群眾性民族主義”的邏輯，甚至意識到如果滿足“群眾性民族主義”的要求，對國家形象和民族利益都造成實際的損害。但是，他們又深知，對一種非理性的民眾性思潮和行為，當政者如果強硬抵制，那是要付出代價的，起碼會被扣上“漢奸”、“媚外”、“賣國”的帽子。這樣，他們就不得不在“必要”的程度上對“群眾性民族主義”讓步，從而使既定的內(nèi)政外交政策在“必要”的程度上被扭曲。這是大堪憂慮的。

　　在衣服上寫上或印上一些文字，在中國早已司空見慣。前些年，在夏天�？梢娔贻p女性的前胸后背都赫然寫著“別惹我，煩著呢”一類字樣。這幾年，此種時髦已經(jīng)傳染給了汽車。人們常可在大小汽車的屁股上看到諸如“別吻我!”“別碰我，我怕痛!”一類請求、提醒、告誡。中國有成語“入鄉(xiāng)隨俗”。假如一個在中國的外國人感到有某種意愿想向中國人表達，便也在衣服上寫上一些字，那只不過是“入鄉(xiāng)隨俗”的表現(xiàn)，理應(yīng)被中國人接受。然而，事乃有大謬不然者。去年，一名白種的外國男子，就因為衣服上的字而在南京一家飲食店消費時遇上了麻煩。這名男子身穿的T恤衫背部，印著十條對中國人的請求、提醒和告誡，諸如“不要盯看外國人”、“不要叫外國人老外”、“對外國人收費與中國同等”、“不要說移民留學(xué)或換錢的事”、“不要問你是否有汽車別墅或掙多少錢”、“不要跟老外講你晚上沒地方睡覺”，等等。這些文字惹怒了也在就餐的幾名中國男子，他們覺得這是對中國人的公然侮辱和挑釁，于是走上前去，憤然要求這名外國男子“道歉”，并要求他立即脫下這件上衣。此事也馬上驚動了警察。警察將這名外國男子帶到派出所，也要求他“認錯”。警察對此事的處理很耐人尋味。這名外國男子并沒有絲毫違反中國的法律條例之處，從法理上說，他并沒有“錯”，因而也無“錯”可認。相反，那幾名中國男子倒頗有“違法亂紀”之嫌。粗暴地干涉他人表達自己意愿的自由，已經(jīng)錯了；
要求他人在公眾場合脫衣服，就更近乎野蠻。作為執(zhí)法者，為了維護中國法律的尊嚴，這名警察應(yīng)該要求這幾名中國男子“認錯”并向那名外國人“道歉”，但他卻毫不猶豫地滿足了中國民眾的要求：在“群眾性民族主義”面前，法律顯得如此蒼白。如果說這名警察并不懂得，從法理上講應(yīng)該“認錯”和“道歉”的是這幾名中國人，那說明他是—個不懂法的執(zhí)法者。但是，即便他懂得這一點，他又能怎樣呢?他如果不要求外國人“認錯”從而平息“民憤”，“民憤”就會轉(zhuǎn)而指向他；
而如果“竟然”要求中國人向外國人“認錯”、“道歉”，那還不被民眾碎死?所以，無論這名警察懂不懂法，在“群眾性民族主義”的怒火面前，他都只能使法律處于被扭曲和屈從的地位。

　　我所謀生的南京大學(xué)，有不少韓國留學(xué)生。其中，我也帶著一個韓國研究生。他此前曾有留學(xué)日本的經(jīng)歷，日語說得極流利，相形之下，漢語的口頭表達則不十分順暢。一次，他與也留學(xué)南大的一名日本女生在一家餐館吃飯，兩人用日語交談。突然，一名喝得有些醉意的中國男子走上前來，打了他一耳光，轉(zhuǎn)身悠然地回到自己的座位，繼續(xù)吃喝起來。這名韓國學(xué)生和那名日本女生也立即明白了他挨打的原因：他被當成了日本人。于是，那名日本女生便不絕聲地向他道歉。這名韓國學(xué)生把這件事告訴我后，我半天沉默無語。在中國，隨便打人是犯法的。按理，這名韓國學(xué)生可以報警。而警察對此事的處理也可以想象：即便他認為打人者應(yīng)受到應(yīng)有的處罰，他也決不會真依法對其進行處罰的。在這種時候，“群眾性民族主義”明顯左右著一個派出所警察的執(zhí)法。那么，在一些更重大的問題上，“群眾性民族主義”無疑也會左右著更高層人士、甚至是國家決策層的方針策略，這不是大堪憂慮的么?

　　在面對日本和日本人時，“群眾性民族主義”更容易發(fā)作并且發(fā)作得更為猛烈。這當然并非不可理喻。坦率地說，對日本某些政客的言行，對日本民間那類“右翼分子”的表演，我也深為痛惡。不過，我總提醒自己，不要因此而對日本民族的一切徹底否定，不要因此而不分青紅皂白地仇視每一個日本人。我總記得魯迅在日本侵華時表現(xiàn)出的冷靜理智和對國人所做的提醒�！熬拧ひ话恕敝螅瑖鴥�(nèi)掀起了一股“日本研究”熱。魯迅于1931年11月30日發(fā)表了《“日本研究”之外》一文，其中說：“怎么會突然生出這許多研究日本的專家來的?看罷，除了《申報》、《自由談》上的什么‘日本應(yīng)稱為賊邦’、‘日本古名倭奴’、‘聞之友人，日本乃施行征兵之制’一流的低能的談?wù)撘酝猓草^有內(nèi)容的，哪一篇不和從上海的日本書店買來的日本書沒有關(guān)系的?這不是中國人的日本研究，是日本人的日本研究，是中國人大偷其日本人的研究日本的文章了�！辈⑶艺f：“在這排日聲中，我敢堅決的向中國的青年進一個忠告，就是：日本人是很有值得我們效法之處的。譬如關(guān)于他的本國和東三省，他們平時就有很多的書……關(guān)于外國的，那自然更不消說。我們自己有什么?除了墨子為飛機鼻祖，中國是四千年的古國這些沒出息的夢話而外，所有的是什么呢?”

　　在“排日聲中”，魯迅指出日本人的認真研究自己和認真研究別人的精神，是值得中國人學(xué)習(xí)的。在對待日本的態(tài)度上，胡適也有著與魯迅一樣相同的冷靜和理智。1932年12月6日，胡適在接受北平《晨報》采訪時說：“大凡一個國家的興亡強弱，都不是偶然的，就是日本蕞爾三島，一躍而為世界強國，再一躍而為世界五強之一，更進而為世界三大海軍國之一。所以能夠如此，也有他的道理。我們不可認為偶然的。我們要抵抗日本，也應(yīng)該研究日本，知已知彼，百戰(zhàn)百勝。”1935年，一位名叫陳英斌的青年留學(xué)日本前寫信給胡適，向他請教留日期間應(yīng)注意些什么。胡適于7月24日復(fù)信給這名青年時首先就說：“中國文化現(xiàn)在還是事事不如人，青年人應(yīng)該努力學(xué)外國的長處�！捅緡幕x開’也無大害處，因為本國的文化的環(huán)境實在太壞了，可以坑死不少的有用的青年。青年人能脫離這種空氣，是福不是禍�！弊詈�，(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胡適告誡說：“最要緊的是不要存輕視日本文化之心理。日本人是我們最應(yīng)該研究的。他們有許多特別長處，為世界各民族所沒有的：第一是愛潔凈，遍于上下各階級；
第二是愛美，偏(遍)于上下各階級；
第三是輕死，肯為一個女人死，也肯為一個主義死；
第四是肯低頭學(xué)人好處，肯拼命模仿人家�！�

　　在“最要緊的是不要存輕視日本文化之心理”這句話下面，胡適每個字都加上了重點號。在日本正對中國進行武力侵略時，魯迅和胡適能有如此清醒的頭腦，實在值得我們學(xué)習(xí)；
而他們在舉國洶涌的排日和仇日浪潮中，能如此明確地表達自己的觀點，其勇氣也實在令人敬佩。

　　在中國，“群眾性民族主義”’“義和團”式的社會情緒、心理、精神，每每被一些別有用心的政客奸商所利用。當年，慈禧太后大大地利用過一回“義和團”，但結(jié)果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正應(yīng)了“民氣可用，匪氣不可用”。今日，也總有人想利用這種“群眾性民族主義”來實現(xiàn)自己的目的。雜文家鄢烈山先生曾寫過《“愛國賊”》一文，聲討的就是這類人。鄢先生這樣給“愛國賊”下定義：“所謂‘愛國賊’，主要指那些打著愛國主義的幌子，煽動極端的民族主義情緒，以作愛國秀撈取名和利的家伙。”此種“愛國賊”，這些年在文化界屢有所見。正如鄢烈山先生指出的，有資格“賣國”從而稱得上“賣國賊”者，“非大人老爺莫屬”，但“愛國賊”則上至達官貴人下至引車賣漿者流皆可充當。雖說“國家興亡，匹夫有責”，但匹夫匹婦若宣稱自己要“賣國”，那一定會被目為精神有毛病。但若有丐幫“幫主”一類角色，在“群眾性民族主義”猛烈發(fā)作的時候，打出“乞丐救國團”的旗號，喊出最激烈的口號，那一定會有可觀的收獲。所以，“愛國賊”是雖乞兒亦可勝任的。鄢先生文中說：“小的‘愛國賊’這些年我們見得多了。君記否：1996年幾個混混拼湊了一本《可以說不》的書，借‘愛國’的商標大撈了一把；
自己趕著又來了一本《還是說不》。他們的暴發(fā)惹得不少人眼紅，一時間仿制品紛紛涌上書報攤，都想給中國人灌‘愛國’的迷魂湯，趁機掏人們的口袋�！薄皭蹏\”可分出多種類型，鄢先生文中舉了幾種，在此不一一轉(zhuǎn)述。讀鄢文，我也想到了較遠和較近的兩個例子。較遠的例子是，數(shù)年前中國駐南使館遭炸時，一位著名作家發(fā)表了一封致美國總統(tǒng)克林頓的公開信，其言辭之拙劣、見識之粗陋和常識之醫(yī)乏以及心態(tài)之卑微，都足以令稍有頭腦的中國人臉紅。較近的例子是，去年蘇州一家新開張的古董店，在門前豎起了“日本人禁止入內(nèi)”的牌子。當我在報上得知此事時，實在很佩服店主的“精明”。這牌子與其說是針對日本人的禁令，毋寧說是拋向那些極端排日和仇日者的誘餌。有可能進這家小小古董店的日本人能有幾個?而可能見到和知曉這塊牌子的極端排日和仇日的同胞則多出無數(shù)倍。這些人，一定引這名店主為同志，即便本對古董無興趣或許也會趕來購買一二，他們自以為這是對店主“愛國熱情”的支持，又哪里知道，他們支持的不過是一種“愛國賊情”。

　　大學(xué)校園往往成為“群眾性民族主義”的大本營，大學(xué)生們往往成為“群眾性民族主義”最激烈最典型的體現(xiàn)者從而也成為大大小小的“愛國賊”們最主要的利用對象，這是分外讓人悲哀的。1935年12月，上海學(xué)生為聲援北京的“一二·九運動”而跪在市府前請愿，此事今魯迅十分痛心。在12月21日致臺靜農(nóng)的信中，魯迅說：“上海學(xué)生，則長跪于府前，此真教育之效，可羞甚于隕亡�！濒斞刚J為大學(xué)生的“長跪于府前”，比國土隕亡還令人羞恥。這當然多少是私人通信中的憤激之辭，但看到今日大學(xué)生中的那種激烈的“群眾性民族主義”，我也真想說：“此真教育之效，可羞甚于隕亡�！�

　　來源：書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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