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儲安平與黨天下》，標題為編者所加。

　　四

　　【勉強】①謂力不足心不愿強而行之也�！抖Y·中庸》或～而行之�！稘h書·嚴彭祖?zhèn)鳌罚壕�以不修小禮曲意，云貴人左右之助，經意雖高，不至宰相，愿少自～。按：彭祖性廉直，不事權責，此所云勉強，蓋欲其曲意交結責人也。又日本語謂勤學為勉強，即勉力之義。日本商店稱格外克己亦曰勉強，則為曲意俯就顧客之意。②猶慫恿也�！稘h書·衛(wèi)山王傳》：日夜縱臾王謀反事�？v臾猶言勉強之。

　　——《辭�！�1936年版》

　　儲安平沒有再回上海，他是在北京迎接解放的。

　　那時，各黨派和各界人士都很活躍，民盟總部（工作委員會）3月5日就遷到北平了，比中共中央還早20天。不少學術性團體已紛紛轉變?yōu)辄h派性社團，大家都準備響應共產黨的號召，參加盼望已久的政治協(xié)商會議。

　　儲安平在這前后生平第一遭加入了黨派，而且不入則已，一人就人了兩個：九三學社與中國民主同盟。兩邊都有他尊敬的、甚至堪稱往來頗為密切的老朋友，九三那邊是許德珩許老；
民盟是費孝通——今天也已是費老了。儲安平當時雖然這樣向袁翰青解釋：“兩邊都請，不好意思，兩邊都參加吧。”私下里實在是很有點小小的得意的。

　　看來那時民盟已不以他在《中國的政局》一文中對他們的唐突為意，不過后來儲安平也很少參加這邊的活動。有一種說法認為這是由于民盟人才濟濟，儲安平在這里很難脫穎而出——不像九三，那里大多是一門心思作學問的夫子。1959年戴了帽子之后，這兩個黨派倒都未將他除名。這一舉措，造成今日僅余5名不予改正者全部為民盟盟員這一現(xiàn)實。

　　儲安平搬出藏身的府學胡同，住進了當時專門招待高級民主人士的北京飯店。不久，周恩來親蒞該旅舍，一一看望從全國各地匯聚而來的新老朋友。儲安平不是沒有經過大場面的人，此時卻深為感動。他后來對袁翰青說：“真想不到，周先生親自到我房里，而且談得很高興�！�

　　整整一批就算不能稱為高貴，總可稱為自由的心靈，就這樣一下子被俘獲了�？梢杂袃煞N解釋：一是周的無與倫比的個人魅力；
再一個就是，他們太高興啦：在經過了長達一個世紀的分裂、動亂、屈辱和犧牲之后，一個和平、獨立、統(tǒng)一、光明的局面終于盼來了！而且其中還包含著自己的努力乃至功勞①！這巨大的快樂，沖淡了這批民主人士心中的戒備、芥蒂，或許還包括他們獨有的理想與判斷力。滿心歡喜的儲安平這時顯然忘了他對于“中共搞經濟恐怕不行”的擔憂，也不再顧慮他斷言過的“自由的有無”。新政協(xié)就要開會啦！民主聯(lián)合政府就要組建啦！新中國就要成立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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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龠@一想法或許可以與一位戰(zhàn)爭年代出生入死，最后提著槍進城的老共產黨員干部（他可能不怎么識字，身上卻有七八處槍傷）的說法相對照。對于民主人士，他的評斷是：“他們的功勞如一根毫毛，把他們撥去也如一根毫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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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協(xié)新聞界的代表共有14名，胡喬木打頭，儲安平名列其中。其實在這之前，他就已經結識了“喬木同志”。喬木對儲安平的評價及任用意向，無論在50年代還是80年代，都高于儲的那批非共產黨文化人老友——雖然據稱他們已相識多年、共同受到英美教育，甚至都具有自由主義色彩。這些人當然也有賞識他和愿意用他的時候，但當需要揭他、貶他、踩他，乃至在30年之后還不肯公開回憶他的時候，是很拉得下臉來的。恰如1953年，當梁漱溟與毛澤東在會上發(fā)生爭執(zhí)時，喊叫著不許梁再講的，并不是共產黨員，而是民主黨派的朋友。

　　當時《觀察》被封已有10個月。胡喬木、胡繩等在此期間曾就復刊事請示周恩來。周的意見十分明確：“有那么多讀者，當然復刊！”這一連串的舉措，儲安平想來是知道的。因為在7月間平滬兩地交通恢復之后，他曾有信給林元，極為高興地告訴他：“經中央批準，《觀察》要復刊了！”讀者此時可以看出，他已不再堅持完全民辦、不受黨派制約的原則，正在從思路到語言一步步適應新的社會風習。

　　到了1949年11月，也就是第一次政協(xié)會議閉幕、中央人民政府剛剛選出這一重大時刻，《觀察》在被查禁11個月之后正式復刊。

　　與原刊相比，封面上樸拙的“觀察”二字未變——儲安平竟然沒有想到請毛主席、周總理，哪怕九三的許老、民盟的沈老題個辭；
首頁的撰稿人身分介紹未變，刊標也還在，只是沒有了周遭的英文THE OBSERVER與INDEPENDENTNON PARTY，雖然表明了不屑沾洋的氣概，從形式美角度看，卻禿禿的沒了樣子。加花飾的首頁刊也還在，不過去掉了“儲安平主編”幾個字，雖然依舊由他主編。

　　最為有趣的是，復刊上來第一篇就是《我們的自我批評、工作任務和編輯方針》。這可不像儲氏風格，不知這位新接受任命的主編當時是正吃了一點批評還是有什么人勸他頂好取這種姿態(tài)開場。他讓步了，費邊社信徒歷來講究妥協(xié)（COMPROMISE），這又很像他的風格。至于標題的措辭，雖然儲安平一生對文辭美抱著敬而遠之的態(tài)度，但這種簡直能把讀者嚇退的用語，也只有在這一時刻才用得出。另一個不能不提醒讀者注意的變化是，這類天經地義應由主筆寫的文章，署名卻是“本刊同人”。這里看不出儲安平對他三年前提出的“民主、自由、進步、理性”四項基本原則有什么修正，在這復刊詞里，他的自責是不大著邊際的——這或許正反映了他此時認識上的不著邊際：

　　我們的內心是空洞的、?廂宓模?頤怯欣硐耄??飧隼硐朧淺橄蟮�、�?車�、脫]芯嚀迥諶蕕模晃頤怯腥惹椋??夤扇惹槭切楦〉�、�?吹�、脫]幸歡?耐械摹?

　　我們一片赤心地愛著我們的祖國，熱情地希望我們國家變好，但由于沒有得到正確教育，我們在思想感情上就不可避免地停留在資產階級民族主義階段。因為不了解中共的政策和情況，并沒有靠攏共產黨……

　　這篇文章是否出自儲安平之手，有些地方很值得懷疑。比如文中有“蔣介石這個法西斯大流氓”、“舔美帝的屁股”種種用語，似不像儲氏之所為。如果真是他寫的，也只能用諸如“入鄉(xiāng)隨俗”、“上什么山唱什么歌”等等俚語來開脫了。而對于這種陋習，如果連儲安平一類的人都不加以抵制而混跡其間，致使18年后優(yōu)美精致的漢語弄到只剩下“火燒”、“油炸”、“踏上千萬只腳”，也就不足為奇了。

　　但下面的一段話，給人的感覺是，不但出自他的手筆，還出自他的內心：

　　我們還愿在此進一步告訴所有國內國外的人們：今天的中國人民，是全心全意地擁護中共和毛主席的，這種擁護完全是自發(fā)的，出于真情的。在過去，我們的國家，在國際社會中，受盡了帝國主義的侵略、欺侮、污辱，但是今天，我們這四億七千九百萬中國人在中共和毛主席的領導下終于站起來了。在國內，由于長時期的反動封建統(tǒng)治，我們的國家無論在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都已經腐敗潰爛到了極點，到處是惡勢力，到處是不合理。若干愛國之士，左思右索，東撞西摸，總找不到國家的出路，總找不到國家的生機。但是現(xiàn)在，由于人民民主革命的偉大勝利，一切舊的、腐爛的、黑暗的，都將全部加以拔除，使新的、健康的、光明的，灑遍在中國的大地之上。這真像是一次奇跡，但卻是活生生的事實。

　　接下來的是我們在文章首頁上引的那段話：

　　毛主席及許多中共領袖先生的闊大深厚、人民解放軍的嚴明堅強、中共同志的刻苦耐勞，使中國人民傾心折服、一致景從。帝國主義還想在中國覓術什么“民主個人主義者”，一方面暴露了他們侵略中國的野心未死，一方面也說明他們沒有真正了解今日中國的實際情形。

　　考察儲安平的一生，除非萬不得已，他是不大會作違心的捧場之語的。從上文可以看出的是，他，以及相當一批類似的先生們，在換上中山裝的同時，差不多也換了一個頭腦，一副心腸。有趣的比照是，中山裝并不是中共的創(chuàng)造，蔣總裁和黨團系的人都著中山裝。儲安平們?yōu)槭裁床辉诒藭r而到此時才換裝呢？

　　不管怎么說，這確實是儲安平與中共合作得最好的一段時間。從那時起到8年后的“向黨猖狂進攻”，再到17年后的“自絕于黨和人民”，景況已大不同。是他變了對方未變，還是對方變了他未變——這兩個相反的命題都可以翻作當代政治用語：前者是“階級敵人賊心不死，將矛頭指向我們一貫正確的黨”；
后者是“在不斷深化的革命形勢下，頑固分子拒絕改造”�？梢娫趦Π财降南掳肷�所處的這個風云變幻的偉大時代，對人的估評多么具有服務于形勢的隨意性。

　　在這篇復刊詞里，儲安平特別強調了工作方式的改變：

　　我們將充分建立集體主義的工作態(tài)度。各種編輯工作將在集體討論的方式下進行，對于文章的內容彼此能有交換意見的機會，使編輯工作不致流入自流。

　　取這樣的工作方式，真是難為他了。儲安平一貫的作風是大權獨攬，刊物事無巨細，一概一抓到底。據林元回憶，“直到搬到四川北路（那是《觀察》的鼎盛期，發(fā)行量已到25000份，外加一套《觀察叢書》）編輯還只他一個人，我是惟一的助手。”儲安平親自定題、閱稿、復信、改定，直到終校。說起來令人難以置信，連每周五清晨將版送往機場（周六全國同時見報），也是他親自去。林元還記得他們二人深夜從印刷廠出來，到附近的西餐館吃宵夜的情景：每人一客西餐，外加一只煎蛋——連只是一只而不是兩只這種事，也由儲安平親自定。很難想象復刊后的集體主義工作方式是出于他自己的選擇，因為思想產品本無“集體”可言，這點安平知道得比誰都清楚。有什么主編就有什么刊物，主編的思想、趣味乃至習性，就是他那本刊物的思想、趣味、習性，本不言自明。強調集體，實際上是抹掉主編的主體性的一種堂皇的托辭，但若厚道一點，也不妨看作風氣使然。不過話說回來，刊物辦到今天，上面那番話也“可以休矣”！因為今日有幸與讀者見面的任何鉛字印刷品，全可鐵定地認為是集體作品。雖然黨曾一再教導“文責自負”，且?guī)缀趺總�作者交稿時都把這一條絕望地強調再強調，稿子最終總難免被“集體”一番。比如諸位現(xiàn)在正讀著的這篇文章，就必定是經過了一個又一個在位置上的人“彼此交換意見”之后“集體”決定的結果。

　　復刊之后，果然面目一新。

　　首先作者隊伍變了。試比較原《觀察》第10期（1946.11.2）與復刊后的第10期（1950.3.6）的作者：

　　原《觀察》

　　戴世光　清華大學教授

　　陳友松　北京大學教授

　　韓培德　武漢大學教授

　　蕭公權　前燕京大學教授

　　戴文賽　燕京大學教授

　　陳瘦竹　國立戲專理論編劇組主任

　　復刊后

　　吳景超　清華大學教授

　　翟寧武　南開大學研究生

　　陳治文　南開大學

　　許誠　不詳

　　費孝通　清華大學教授

　　郢瑞、白磬　不詳

　　田欣　南開大學學生

　　肖玉之　東北銀行工作人員

　　李有文　大學講師

　　陳醒民　華大政治所所員

　　昔開?　同濟大學學生

　　再看文章內容：復刊后的《觀察》頻頻刊出諸如《向黨干部的學習高潮看齊》、《山西忻縣專區(qū)干部學校教導工作的初步經驗》、《勞動先鋒馬星祥談50年大生產》、《挖出我的思想根源》等文章。黨內理論家胡繩開始給《觀察》供稿。他的文章既有老《觀察》的風采又具新《觀察》的精神：《孫中山從美國走到蘇聯(lián)》。郭沫若的詩作也第一次出現(xiàn)在《觀察》雜志上——《我向你高呼萬歲》：

　　斯大林元帥，你是全人類的解放者，

　　今天是你的70壽辰，我向你高呼萬歲！

　　……

　　原子彈的威力在你面前只是兒戲，

　　細菌戰(zhàn)的威脅在你面前只是夢囈，

　　你的光暖使南北兩冰洋化為暖流，

　　你的潤澤使撒哈拉沙漠化為沃土，

　　不朽的馬克思和你同在，你和馬克思一樣永遠不朽了！

　　不朽的恩格斯和你同在，你和恩格斯一樣永遠不朽了！

　　不朽的列寧和你同在，你和列寧一樣永遠地不朽了！

　　一部分老撰稿人依然活躍在復刊后的版面上，當然文章已不同以往。吳大琨教授提出，《怎樣把我們的經濟學提高到毛澤東階段》。在吳先生寫這篇文章的時候，應該說，初級社、高級社、人民公社、大躍進以及后來的調整等等都還沒有發(fā)生，作者本人當然一時無法對“經濟學的毛澤東階段”作一界定。從行文看，他所指的似乎是中國的經濟學者應該達到的政治思想高度和實際上的不足：

　　我們中國的馬列主義政治經濟學者在過去乃至在今天是不是已經完全了解了并掌握了毛澤東思想并把我們學習的水平提高到這個階段呢？能夠肯定地對這問題作“是”的回答的朋友們，應當是更少的。

　　這一論斷，從文章上看，(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不是建立在對毛澤東經濟學（如果有的話）的研究上，而是建立在對毛澤東本人政治素質的判斷上。當然，這一判斷，用今天的觀點看，是過于天真爛漫了：

　　毛澤東主席是堅決反對一切脫離中國的現(xiàn)實革命條件，用主觀主義、教條主義、或者狹隘經驗主義的方法來從事經濟研究工作的——這也就是為什么我們全國的馬列主義的政治經濟學研究者必須努力地把我們的學習水平提高到毛澤東階段的理由。

　　費孝通教授圓熟的風格在復刊后的《觀察》上又有了長足的發(fā)展。在《知識分子與政治學習》一文中，他是這樣論述知識分子必須進行思想改造的：“封建社會中的知識分子脫離生產”，“資本主義社會中知識分子結合在生產中”。但，“在意識上他們傾向于個人主義，他們賴以生產的本領是知識，是腦力勞動，有類于小生產的手藝工人”。由于這種“白領階級”“缺乏集體主義”，雖然“基本上是被雇傭者，既然不易有集體力量來保障他們的職業(yè)，就只有順從和諂媚雇主來免除失業(yè)的威脅”，雖屬勞動階級，但往往“出賣了階級利益而向雇主投降，在實際政治運動中，反而站在剝削階級的陣營里”。并且由于“受了個人主義的毒”，而“觀念上不能徹底，不能有遠見”……

　　可悲的是，這不是惟一的一篇，《什么叫搞通了思想》、《不改造就落后》、《從往上爬到大家互助》、《進步的包袱》……作為原《觀察》最早的和最經常的撰稿人，費教授顯然還在勉力支持他的老友主持的刊物。賣力盡管賣力，但立世立言是不是有點過于疲軟了？迎合的笑容是不是有點過于甜膩了？這不禁讓人想起龔自珍的一句詩：文格漸卑庸福近。

　　漫畫此時也變了風格，雖然漫畫主筆依然是方成。在一幅畫中，讀者可注意到馬、列二人及黨的干部向前伸出的方向絕對一致的手指及走在閉著嘴的工人與張著嘴的干部前后的那巨人的腳印。從畫上看，這穿皮鞋的人是從后邊超到前邊去了，且個頭極大，誰呢？不會是導師幽靈吧？幽靈連影子都沒有，怎么會有腳�。�

　　舊日《觀察》的風采也不是一點都沒有，如在第8期上推出的一則“獻刊購債”，就頗具儲安平式的機巧：由《觀察》獻出200個“3月定戶”，“把收到的刊費去購買公債，讀者先生一方面幫助本社多購，一方面自己又訂閱了刊物，公私兩利”。這一計劃后來兌現(xiàn)了七八成，可見《觀察》那時還是有一定的號召力的，但這已明顯屬于小打小鬧了。

　　復刊后辦了13期，不得不收刊了，當然用的不是這個字眼。登在最后一期上的，是一篇短短的“改組聲明”（1950年5月16日）：

　　《觀察》社同人為使自己的工作對于讀者和人民有更多的、更有系統(tǒng)的貢獻，決定將本刊加以徹底的改組�！队^察》出版至本期止，即告結束。此后本社同人將加入新組織的《新觀察》半月刊工作�！缎掠^察》半月刊是一種綜合性的國內時事刊物，由新華書店出版。其內容如下……

　　這一行動35年后用《新觀察》“自述”的口氣說起來，已另是一番風采，在這自述中，儲安平與原《觀察》已不見一點痕跡：

　　1950年7月，我誕生了。一位歷史學家和兒位有經驗的編輯，為我塑造了最初的形象……我生在一個變革的時代，我本身也在不停的變革之中。僅僅半年時間，歷史學家走了，來了一位新聞記者；
不久，新聞記者又走了。這時候，一位女記者和一位女畫家又將我的形象改造了一番，我成為一本時事、政治、通訊報告和文學、藝術、生活的綜合半月刊——“恬淡清新、囹文并茂，上下古今、無所不談”①……

　�、龠@四句話出自喬木。

　　文中所提到的歷史學家是黎澍，用他自己的話說：

　　1950年以后，我就開始成為黨中央宣傳機關的工作人員，到1960年調出為止，我所作的工作只有一件，就是宣傳毛澤東思想。

　　1950年5月1日創(chuàng)刊的《新觀察》當然屬于黎耐的這一工作期之內。據林元回憶，當時政府待《觀察》的老職工頗厚，全部按干部待遇，具體工作安排在新聞、出版系統(tǒng)，北京上海隨便選。林元選擇北上加入《新觀察》。他清楚記得，黎淘曾通過儲安平頻頻催他盡快成行。想來這時兩位主編可能正在共同努力籌備新刊。

　　但《新觀察》的辦刊方針與工作方式，恐怕既不是儲安平、也不是黎澍所能定的。待林元到了北京，已經是黎澍要通過他一次次請儲安平到社里來的局面了。儲來得很勉強，到后來則根本不露面了。從他的愛刊如命外加上剛愎自用，到此時閉起眼睛、硬起心腸不再作任何他想，不知要咽下多大的痛苦。這時已到1950年底。

　　他顯然是帶著與這位編過《文萃》的中共地下黨員的深深隔膜離開的。他不知道。而巨他永遠不會知道黎澍的見解了。

　　“將近半百年歷史的《申報》辦下去有什么不好？非要改成《解放日報》；
《觀察》也非要換個名字收編，氣量之狹小，無以復加�！�

　　儲安平隨后即被任命為新華書店總店副總經理。他當時或許有重打鼓另開張再干它一番事業(yè)的心愿，因為不少人都記得他曾經提過的各色各樣的建議。他甚至親自蹲在總店的門市，打算過問書籍上架等事宜——這都是后來人們懷著對他的憐憫而當作笑話談起的，可見當時就不曾被認真看待。他的努力像是碰在一塊巨大的軟泥墻上，全部吸收進去而無任何反響。

　　1952年，他被改任為中央出版總署發(fā)行局副局長，在這一任上，他未見有什么特別的作為。34年后，一位他當年不曾覲面的部屬，湖南岳麓書店總編輯鐘叔河再版了他的《英國采風錄》（距初版已有40年）。鐘叔河懷著一絲難于察黨的傷感寫道：

　　謹以新刊本書作為對這位抗戰(zhàn)期間在湖南從事過教育工作和新聞工作，在50年代又擔任過新中國出版局長的前輩知識分子的紀念。愿他安息。

　　據說為出這本書，鐘叔河還特地征求也曾在英國當記者，并且跟儲安平還很可以談談的老友蕭乾的意見。蕭對此很不以為然，他認為儲把英國說得那么好，根本不符合實際情況，再版無疑將再一次誤導青年。聽了這番意見，鐘叔河還是決定出。不幸的是這本前發(fā)行局長的書只印到3000冊（聊可告慰的是今天中國的好書大多是這種命運），連他的前妻、他的子女和學生們都沒有見到，足見幾十年了，中國的發(fā)行工作依舊令人莫名其妙。

　　到了1953年，“上邊”曾對前邊講過的收編行為有了一點反省，有意成立“新觀察社”，由儲安平任社長，戈揚任總編輯。不料這一方案立即遭到具體工作人員的反對，其中以與他共事最久的林元最為激烈。他們是不是出于政治考慮，不愿呆在非黨人士的“麾下”？要么就是儲安平那種自己不要命連帶別人也一同不要命的干法讓人受不了？再就是他的不知懷柔，用今天的術語說是不懂“感情投資”著實傷了一批人的心。其實儲安平并不是沒有感情，只是沒有悟到這也可以當作“本”來賺取利潤而已。作過《觀察》南京通訊員的馮覃燕至今記得1949年他結婚時，突然接到一封北平來信的情景。那是正在流亡的儲先生寫來的，真不知道他從哪里得來的消息。他抱歉說無法來參加婚禮了，只好簡單地寫封信祝賀。”50年代初，也就是儲安平在發(fā)行局長任上的時候，馮罩燕到北京求職，“儲先生到車站接我，那時每位局長配備一部三輪車，車夫兼勤務員。接到之后，儲先生讓我坐車先回他家，自己說了一聲‘還有事’，就步行走了。”

　　1954年，他開始以全國人大代表、《新觀察》特派記者身分赴新疆采訪。此行看來并非出于喬木單獨的決定，而是與安平本人充分商議的結果。讀過《觀察》的人都知道，儲安平對新疆和新疆問題有著特殊的興趣。他曾在伊犁騷亂前后長篇連載一位不知名的投稿者的長篇目擊報道，又不顧別人的反對，出版《觀察》新疆專號。他一定渴望親眼看看新疆，特別當這片廣袤與憛悍的土地和平解放之后。

　　他去了，精神十足——儲安平在有事可做的時候總是精神十足�！缎掠^察》總編輯戈揚清楚記得每每在寒冷的清晨送他上飛機的情景。為這次采訪，專門給他配了一部車和一名助手，儲安平對此相當滿意。他的報道一篇篇發(fā)回來，在《新觀察》、也在《人民日報》和《中國青年報》上連載，接著還出了單行本。然而，除了“喬木同志感到很滿意”之外，這批費時費力不小的通訊幾乎沒有任何反響。人們當時就沒太注意，到今天差不多已經忘干凈了。這情形不知儲安平本人有沒有感到。他只是一味忙著，把孩子們丟下無人照料。

　　就在這一片匆忙之中，1956年來到了。

　　和1976年一樣，1956年也是中國人不能忘記的一年。就在這一年，私有制在中國被消滅；
至今還使人捉摸不透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提出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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