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摘要]本文試圖從公共領域的角度分析我國當前政治生活呈現出的總體特征。考慮到中國政治生活的特殊性，作者將公共領域定義為公共權力的活動領域；
將對公共領域的考察放在我國現代化、信息化和全球一體化的大背景下，分六個方面盡其所能地對當前我國公共領域的特征進行了概括。作者認為這些特征的出現是我國社會變動的結果和標志，也預示著今后我國公共領域發(fā)展的趨向。文章最后強調了中國政治生活的某些頑固性，因而，我國公共領域現代性的實現將是一個漫長而艱辛的過程。

　　[關鍵詞]公共領域 公共權力 中國政治 特征分析

　　一，問題的提出：“公共領域”的內涵界定與分析框架

　　應當承認，本人確定的文章標題，是受了哈貝馬斯的著作《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1]的啟發(fā)。哈氏在該書中從公共輿論的角度闡述了西方民主制運作的社會基礎的演變，這顯然有別于傳統(tǒng)的“國家與市民社會”二分的分析模式，對現代社會也更具解釋力。但在確定這一標題的同時，我也面臨著一個困境：在中國有無哈氏所談論的“公共領域”？亦即，如果我將公共領域界定為社會中獨立的社會輿論力量的活動范圍，那么中國有無真正意義上的公共領域是很有疑問的。為防止片面而僵化地運用這一概念，更為了宏觀而全面地解釋當前中國的政治生活，我現將“公共領域”從最為字面的含義出發(fā)界定如下：一個社會中公共權力的活動領域。這是一個最為簡潔明了的界說，但仔細分析卻可以發(fā)現其內部結構的復雜性。就我理解，可以從以下五個方面對一個社會的公共領域進行分析，亦可在此基礎上建立起對公共領域的分析框架。這五個方面，即公共領域的五個要素是：（1）公共領域與私人領域的邊界劃分，即公共權力活動的限度；
（2）在權力配置的基礎上形成的公共權力結構；
（3）公共權力的運行規(guī)則與制度化狀況；
（4）公共輿論與公共權力的互動關系；
（5）一個社會的主流意識形態(tài)（它與公共權力的關系是非常密切的）。

　　具體地說，就是通過考察以上五個方面各自的狀況和它們之間的關系，得到對公共領域的總體認識。從理論上講，以上五個方面之間存在著非常復雜而密切的關系：公共領域與私人領域邊界的明確劃分是建立起合理的公共權力結構的基礎，也意味著公共權力運作的規(guī)則化；
同時公共領域的正常循環(huán)也離不開公共輿論的監(jiān)督和推動，它也需要主流意識形態(tài)的話語支持和合法性辯護。所以說，這五個方面是公共權力活動中必然涉及到的五個層面的問題，它們共同地構成了一個社會公共領域的內部結構并決定其總體面貌。因此，本文主要選取這五個方面對我國當前的公共領域作一嘗試性的分析，試圖對我國的政治生活作一個較為宏觀的觀照，也試圖建立一個新的對中國公共權力的分析框架。

　　二，當前我國公共領域的背景分析：現代化，信息化與全球化

　　本文是對我國當前公共領域的特征分析，其中，“當前”、“特征”是關鍵詞。既然是“當前”，就表明以下的分析是筆者對我國現行的公共權力生活的理解和感受。既然是“特征”，就隱含了一種比較，我將這種比較的時限劃定為改革開放前后兩個時段；
相應的比較也就是：改革開放前后我國公共領域的不同社會背景和時代特征；
特別是，當前我國公共領域的諸多特征，它是自改革開放以來社會變動和公共權力自身調整的結果。也就是說，當前我國公共領域之所以能表現出本文所論的諸多特征，是在特有的社會背景和時代特征中相應產生的，特別是改革開放以后我國公共領域內部漸變的結果。

　　具體地講，這一社會背景和時代特征可以從三個大方面來講，那就是現代化、信息化和全球化。當然，這三個方面也是相互糾結在一起的，不能截然分開；
但為了分析的方便，可以分別從這三個方面來分析。

　　1，現代化背景。這是一個很寬泛的概念。盡管西方諸發(fā)達國家都紛紛進入了“后工業(yè)時代”、“后現代社會”，但我國現在仍然處在現代化過程中。就現代化的判斷指標來看，主要是：工業(yè)化，城市化，市場化、世俗化，法治化、理性化。我國經過建國以來特別是1978年以來的現代化努力，在以上諸多指標上已經有很明顯的進展。進一步可以這樣概括：（1）就我國的產業(yè)結構來看，農業(yè)是最為基礎性的產業(yè)，但工業(yè)發(fā)展的速度也是非�？斓�，基本上實現了國家的工業(yè)化。（2）我國的城市擴張和城市建設的進程也是有目共睹的，目前就對人民生活影響最深入的因素來看，也莫過于城市的經濟和文化。（3）市場化自最初的羞羞答答到今日的昂首闊步，并且作為我國今后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已經全面地改變著我們的生活和社會面目，對公共權力的影響自不待言；
與市場化緊密相伴的是我們生活面貌和整個社會的日益世俗化，人們的各種活動都圍繞著自身利益和實際問題展開，那種虛假的意識形態(tài)影像已漸成明日黃花。（4）而在現代化進程中，理性化是一個關鍵性的衡量尺度。我國社會的理性化程度因自身結構和文化傳統(tǒng)的特殊性而不能盡如人意，但我們還是能從我國的法治建設和法治觀念的提高上得到一些安慰。我國在各項法規(guī)的制定上取得了豐碩的成果；
在執(zhí)法上雖然仍有很多的困境，但普通公民的法治觀念較之于以前是不可同日而語的；
而黨和政府也將“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1]（7頁）作為我國政治發(fā)展的目標，也說明了公共權力在這一問題的認識上已經達到了現代化的基本要求。

　　2，信息化背景。我單獨列出信息化的時代特征，是因為這一趨勢對我國社會特別是今后社會的影響是巨大的。當今世界范圍內正掀起一場以計算機技術和光纖通信技術為先導，以加速社會信息化為宗旨的全球性信息高速公路建設的熱潮。我們置身的世界已經確確實實地進入了信息社會，知識和信息的生產和傳播方式與速度已發(fā)生了巨變；
人們的生活、社會的結構、政治運行的某些方面和國際交往的途徑和深度，都有了深深的變動。特別是，Internet作為一種新的大眾傳播媒介和交往方式，它可以極大地滿足信息資源共享，突破交流中時空的限制，更使對信息的封鎖面臨著極大的挑戰(zhàn)[2]。置此信息化的浪潮中，我國公共領域所受的沖擊和壓力也是前所未有的。這一點將在后文中繼續(xù)談到。

　　3， 全球化背景。全球化與現代化和信息化是緊密結合在一起的。因為當今世界信息傳播和人口流動的便捷性，地球變得越來越小已經是大部分人的共同感受；
全球的經濟互相往來，強勢資本日益向全球擴張，全球公司日益取代封閉的一國范圍內的企業(yè)而占據著市場的最大份額；
全球文化交流和互動也空前加強，地方文化和國別文化受到了國際強勢話語的沖擊，文化的一體化傾向伴隨著各弱勢文化多元化的努力和反抗而日益明顯；
而人類社會面臨的諸多共同危機，如環(huán)境污染，國際犯罪，人權保護，等等，也使各國政府的共識增多，合作和互相監(jiān)督也得到了加強；
同時，全球民主化也成為了我國政治體制改革的國際背景。全球化成為一個名副其實的事實，更是一個必然會強化的趨勢。它已經對我國的公共領域產生了深刻的影響，而它對今后我國社會特別是公共領域的進一步影響也是可以想見的。

　　三，當前我國公共領域的特征分析

　　我國公共領域所處的社會背景和時代特征，上文已從三個較為宏觀的方面作了概括。按照本文最開頭對公共領域所設定的分析框架，結合這三個方面的時代背景，可以對我國當前公共領域的特征作進一步的分析和說明。就我理解，我國當前公共權力的活動特征可以分以下幾個方面論述：

　　1， 公域與私域的界限日漸明晰化，二者之間分開的可能性增強。

　　對中國的政治傳統(tǒng)來說，最致命的缺陷就是從來沒有公域與私域明確劃分的實踐和觀念。就中國現當代的政治實踐來看，其對人民生活、社會正常運行的摧殘，等等弊病，都是因為沒有二者范圍的明確界定。但在一個現代性的政治生活中，這兩個領域的明確區(qū)分不僅是必要的，而且是一國公共領域現代性的標志，更是一國公共權力理性而科學地活動的基礎。我國公共領域和私人領域分開的努力是一個非常緩慢非常不穩(wěn)定的過程，時時受到權力不應有的沖擊和阻隔；
但社會大潮浩浩蕩蕩，社會中普通的公民也日漸認識到二者的明顯不同及其劃分的必要性。而市場化的自身需要及其發(fā)展正為人們認識公域與私域的不同提供現實的社會平臺。

　　面對上述種種社會現實，我國的公共權力也在實踐中逐漸注意到公域與私域的劃分問題，而且有意識地在這方面作了一系列的努力。這主要體現在我國自改革開放以來，國家向社會放權，提高社會的寬松度和擴大公民的自主活動空間上。憲法的完善及其對我國公共權力活動的規(guī)范和對公民權利予以明確保護的宣言性條款，配合這些條款的各具體保護公民權利的法律紛紛出臺。盡管依然經常出現國家權力侵犯公民私人生活的現象，但較之于以前，公民私人生活的自由權利還是得到了很大的保障。而《國家賠償法》和《行政訴訟法》等直接處理公共權力侵犯個體權利時二者間關系的法律的頒布和相應的司法實踐，更鮮明而有力地說明了國家與社會、政府與公民之間關系的進一步規(guī)范化。實際上，這亦是權力與權利、權威與自由間合理關系得以確立的開始。雖然我國離公域與私域科學而穩(wěn)定的劃分還很有距離，但畢竟已經走出了這一步；
而且，社會特別是經過現在的知識精英對這一問題的分析和宣傳，人們對這一問題的認識終將更加理性化。而隨著我國法治建設的推進，公域與私域的明確劃分不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然的。公域出現與私域相區(qū)分的趨向是當前我國公共領域最為重要的一個特征，所以首先予以說明。當然，這一點與下文將要論及的諸多方面也是不可分割的。

　　2， 公共權力結構進一步分化重組。

　　這一點涉及到我國當前公共權力的內部構成狀況，即其權力配置格局。眾所周知，在我國，分析公共權力要充分考慮到其載體即我國公共權力組織的特殊性，這主要體現在我國的黨政體制上。我一直認為，在中國，與其將共產黨界定為一般意義上的政黨，還不如將其理解為一種公共權力組織（它有別于下文所論的公共權力機關），即將其視為公共權力的一種載體形式。這樣的解釋更能契合中國政治的實際運行機制。因為，共產黨組織實際上已經作為我國的社會公共權力組織而事實存在，而且是國家意義上的公共權力機關的領導核心。因此，黨政間關系是討論我國公共權力結構時必須涉及到的。我國雖然至今仍未實現規(guī)范的黨政分開，但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我國曾作出過以黨政分開為突破口的政治體制改革實驗，這一實驗未能如愿，且導致了當前保守政治改革的結果，但它對我國黨政關系的影響是巨大的。我國現行的黨政關系畢竟已大不同于往昔。黨雖然仍然廣泛地介入了社會生活和經濟生活，但其領導在提法上也就是在形式上偏重于政治領導（大政方針政策的決定）、思想領導（意識形態(tài)上的主導地位）和組織領導（向公共權力機關推薦領導干部）等三個方面[1]（25頁）；
而且更為重要的是，黨章已經明確規(guī)定黨必須在憲法和法律的范圍內活動，這有利于憲法規(guī)定和保障的國家公共權力機關正常職能的發(fā)揮。所以就這一點而言，我國的公共權力結構實現了一定程度的分化和權力的重新定位。

　　當然，公共權力的結構分化還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我國公共權力機關實現了立法、司法和行政的一定分化（由于我國軍事機關仍實行黨的絕對領導，未有實現國家化，所以本屬于公共領域的軍事權力機關不在本文的談論之列。當然，我國的軍隊也廣泛地參與了我國的經濟建設和其他各重大的國家事業(yè)，但在其公共性上具有特殊性。本文不擬對此展開論述。），也實現了中央國家機關和地方國家機關權力上的分解。亦即橫向分權和縱向分權共同造成了當前公共權力的新格局。橫向分權，主要體現在人大及其常委會立法職能的加強、政府行政管理職能的發(fā)揮和法院檢察院司法工作的一定獨立性上。國家機關權力上的分配與其職能上的分工基本上實現了匹配，這相比于以前的權力一體化是一個新特征。縱向分權主要體現在中央幾次向地方的放權上，中央給予地方相當的事權和其它自由權限；
而分稅制也為地方國家機關的自主活動提供了財政上的可能。雖然我國的中央與地方關系仍然存在很多有待商談和完善的問題，但中央和地方在國家權力的分配上實現了分散化是一大進步，這是當前我國公共領域的另一特征。

　　3， 公共權力的活動受到了更多的制度化規(guī)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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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國的公共權力一直受非常規(guī)的隱性社會關系的影響直至操縱，這是我國公共領域生活最不健康的根本原因。但作為一個現代化進程中國家，對公共權力的活動范圍、行為方式等方方面面都應當設定一個外在的約束機制，而不是傳統(tǒng)的依靠權力執(zhí)掌者個人的人格操守和道德修養(yǎng)來維系。雖然我國的人治傳統(tǒng)依然很沉重，黨和政府對“德”的政治效能一直很重視甚至到了依賴的地步（例如，前不久中國共產黨就提出了“以德治國”的“方略”。），但誰也不能否認，我國的法治建設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我國法治國家的趨勢也是必然的。我國的公共領域，制度化建設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不管在實際的公共權力運行中這些規(guī)則得到了多大程度的遵循，但它們至少在形式上得到了認可；
而且民眾在這一問題的認識上也愈見冷靜而理性，即公共領域應遵循一定的規(guī)則，否則公民權利和社會經濟生活將受到不應有的危害。從理論上講，也只有這樣，才能實現公共權力持續(xù)而穩(wěn)定地運作，國家公共領域才能實現從人治、策治向法治的根本轉變，國家的政治生活也才能實現長治久安。改革開放20多年來，我國公共領域的制度化建設主要體現在法治國家的建設上：就我國的法制化進程來看，我國基本上形成了一個有法可依的法律體系；
同時，一開始就注意到對立法權和立法過程的規(guī)范和限制，出臺了《立法法》；
隨著政府改革的深入，政府職能逐漸轉變，傳統(tǒng)的行政模式已經開始向科學行政、依法行政、責任行政和準透明行政模式轉變；
前文已經提到的《國家賠償法》和《行政訴訟法》的出臺，更是將政府與公民放在了同一法律平臺山予以治理；
國家的改革也是伴隨著法制化對改革經驗的肯定和對改革成果的鞏固而向前推進的。可以說，當前我國的公共領域正處在一個制度化的趨向中，雖然制度化程度尚不令人滿意。（就法治建設而言，最大的難題在于司法未能獨立。）

　　4， 輿論力量在現代傳媒的推動下對公共權力的監(jiān)督和影響空前明顯，這標志著社會力量對公共領域壓力的增強。

　　對一個社會的公共領域來說，它雖然意味著作為公共權力的活動空間它可以為公共權力相對獨立而自由的活動劃定邊界，但這一邊界顯然不能脫離社會的監(jiān)督和壓力。這也是現代社會的一大特點。公共領域的主題產生于社會范圍內普遍性需求決定的“大局”問題，而公共權力對這些問題的解決與否和解決方式就不僅僅是它自身的問題，而是在社會的關注下進行的。現代社會確立了人民主權原則，從憲法上確定政府的合法性來源在于民眾的意愿和利益，其具體的實現途徑，就是社會輿論的勃興及其實際力量的展現。眾所周知，在中國這樣一個社會共同體極為龐大、公共事務極其復雜的社會里，人民尚未實現對公共權力執(zhí)掌者的自由選舉，在民眾與政府這樣一種長線“委托-代理”關系中，因為公共權力特有的壟斷性和信息不對稱困境，民眾很難對公共權力實施直接而有效的監(jiān)督。加之，現代社會提供的生活方式極為多樣，民眾的價值實現也有很多種途徑，民眾對政治普遍淡漠；
除非當公共權力切實觸及其自身利益時，他們才會作出反應。因此，在日常情況下，保持社會對公共權力的監(jiān)督和壓力，從而保證公共領域的正常運行，只有依賴于社會輿論了。盡管中國的新聞自由和言論自由尚受到諸多的限制，但在現代傳媒的技術支持下，任何力量對輿論產生和傳播的限制都已經愈顯困難。這一點，在當今的中國也是有目共睹的事實。社會中存在著什么急需公共權力解決的問題，公共權力兌現與否和兌現的方式如何，都不可能完全在暗箱中操作�！耙�想人不知，除非己莫為”，公共權力的任何作為與不作為都很難長時間地讓民眾處于“無知”的狀態(tài)中。我國近些年來因為媒體的爆光而得以迅速解決的難題比比皆是；
而通過現代媒體，特別是電視、互聯網的推波助瀾，社會關注公共事務的趨向較之于以前又有所提高，實際效果也更為明顯�？梢韵胍�，在民眾對公共領域的事務都心知肚明的情況下，公共權力若只是聽之任之，其合法性的汲取終將面臨困境。而且，如果社會輿論難以對問題的解決發(fā)生作用，公民將直接采取非常規(guī)的政治參與方式來影響公共權力的活動（這在當前的我國表現得很明顯。），這對公共領域來說，更是一個危險的信號。所以公共領域對社會輿論的重視是必然的。

　　5， 主流意識形態(tài)領域受社會世俗化影響日深，受多元化社會思潮沖擊的程度加劇。

　　這里所論的主流意識形態(tài)是指官方意識形態(tài)，在我國即是指黨和政府所倡導的作為公共領域的價值目標及對其進行合法性論證的話語體系。任何社會里，當權者集團就會提出一定的目標，并為鞏固其統(tǒng)治地位和增強自身的合法性予以理論上的表述。這其實是公共領域中最容易為人們所感知的方面，也是公共領域存在的標志性特征之一，因為一個社會的主流話語是公共領域公共性的直接體現。我國過去的意識形態(tài)主要強調了階級斗爭的核心地位和社會發(fā)展道路的狹隘意識形態(tài)之爭，改革開放以后這一情況得到了改變。雖然也有一個漸變的過程，但發(fā)展到今天，我國的意識形態(tài)已不可能像過去那樣空泛而烏托邦，經濟先導型的社會發(fā)展模式最為實際地解放并擴展著民眾的各方面需求，現實中民眾的追求目標也愈發(fā)具體而實際。當然，社會的這一趨勢與市場化導致的世俗化是緊密相關的。就社會的文化特征而言，大眾文化日益顯示其無可比擬的強勢地位和擴張勢頭，社會在各種文化生產的推動下日益走向以娛樂消費為主導的道路上，那種宏大的政治述事亦即主流意識形態(tài)雖然仍然影響著公眾的日常生活，吸引著公眾的注意力，但公眾對這方面的關注度降低了，公眾關注的目的也日益與自身的切身利益相結合在一起。面對著現代化帶來的世俗化生活大潮，主流意識形態(tài)在仍然堅持著理想和“主旋律”的同時，日益注重對社會實際問題的表達和包容。對社會中日趨多樣化的生活方式和需要，也給予了主流話語上的認可或寬容。例如從最近“三個代表”的主流話語中，我們就可以明顯地體會到中國共產黨在對自身的定位問題上也日趨實際，所代表的范圍也愈加廣泛。這說明共產黨作為執(zhí)政黨也在調整著自己的目標取向，對已經變化了的社會采取了寬容和理解的態(tài)度。江澤民對“主旋律”的概括就很能說明這一點，“一切有利于發(fā)揚愛國主義、集體主義、社會主義的思想和精神，一切有利于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思想和精神，一切有利于民族團結、社會進步、人民幸福的思想和精神，一切有利于用誠實勞動爭取美好生活的思想和精神，這些都是先進文化的集中體現�！盵1]（82頁）這是對“先進文化”很寬泛的解說，包含的內容非常豐富，是我國意識形態(tài)話語日漸實際且更加具有包容性的體現。

　　另一不可忽視的方面是主流話語受到了多元化社會思潮的沖擊，其在社會整體話語中的地位雖然在形式上仍然占據著優(yōu)勢，但對民眾生活來說，他們的思想狀況已日趨復雜而多樣化，社會思潮中甚至存在著相當的對主流話語構成挑戰(zhàn)的思想和信仰體系。當然，這一局面是與大眾文化的流行和全球信息化導致的觀念開放有關。前文已經表明，公域與私域理應劃分明確；
同樣的，在話語領域，主流話語和社會話語、大眾話語的范圍也應劃分明確，不能互相取代。我國目前的情況是，公眾思想狀況比較混亂，對主流思想和信仰的忠誠度偏低，這就構成了對主流意識形態(tài)的實際挑戰(zhàn)。

　　6，全球化對我國的公共領域產生了一定影響，我國公共領域的國際性關注度提高。

　　本文第二部分論述了全球化的背景，這一點對我國公共領域產生的影響也不應忽視。傳統(tǒng)的民族國家的界限和對國民生活的國別約束在全球信息化（最主要的即是互聯網的普及使各國事務在全球范圍內很迅捷地傳播因而受到國際性的關注。）和全球性公民流動的條件下已很是蒼白。國際問題的范圍日益擴展，也就是說原屬一國主權范圍內的事，如人權保護、治理犯罪等問題，其國際化的特點也日漸明顯；
一國在處理內政問題時受到的國際關注直至國際壓力（主要是國際輿論壓力和國際組織的壓力）也愈來愈大。在此背景下，公共領域里的國際交流與合作程度是前所未有的，而對國際性共通規(guī)則的認同也使我國的公共領域向國際延伸，其中主要是人權公約，軍事外交方面的國際協定。當然，國際政治對我國公共權力運作的影響主要的還是限于外交這一特殊的公共領域；
而就其對我國國內公共領域產生的直接影響來說，居第一位的仍然是其對經濟合作與交流方面的影響，其次才是國際輿論對我國公共權力的監(jiān)督和壓力。因為，畢竟在當前的國際政治條件下，國際化的權力與各國的主權之間仍存在很多難以協調的沖突，而我國在這一問題上采取了相對穩(wěn)妥而保守的立場，即對公共權力國內自主性的保護和強調。這就使得我們目前在討論全球化對國內公共領域的影響時，應當持一種比較謹慎的態(tài)度。但盡管如此，當前世界的全球化程度和我國的全球化水平是空前的，而且這一點在不多久的未來將更為深遠地影響到我國的公共領域，因而提出這一點作為我國公共領域的特征是有一定道理的。

　　以上我分六個方面就當前我國公共領域的特征進行了分析。通過這些分析，我們可以看出我國公共領域隨著現代化的進程日益地向著本屬于自己的領域回歸，在其領域內其實際的公共性也在提高。但同時，隨著我國社會自身結構的變動，要求公共領域予以解決的問題也日益增多。這樣，原屬公共權力解決的問題可能已經回歸由社會自身負責。而在一些新的領域，公共權力與社會自身又進行了新的合作，公域與私域在界限日趨明晰化的同時又體現著重新合作的趨勢。當然這種合作已經不再是以公共權力任意模糊二者的界限為前提了。而隨著現代化、全球化和信息化的發(fā)展，我國公共領域的內部結構也在發(fā)生著一場靜悄悄的變革。這無疑昭示了我國公共領域日后的發(fā)展趨向。

　　四，中國政治的變與常[1]：應當補充的話

　　應當補充說明的是，前文的所有分析都有一定的限度，亦即它是對我國公共領域的某些層面和范圍內特征的抽象和概括，超出這些層面和范圍，它們就不再是當前我國公共領域的基本特征。我國公共領域的某些性格是一貫的，并不是因為前文所述的現代化、信息化和全球化而出現的新特征。由于本文所論的是我國當前公共領域的特征，這就預設了一個前提，這些特征是在當前的時代背景中出現的，它有別于我國公共領域過去的性格。在看到這些特征的同時，也不應盲目樂觀，我們更應看到我國公共領域中惰性的沉重。這就是我國政治生活中一成不變的“特色”和由中國特殊的國情決定的公共領域的相對滯后性。這些問題也是相當復雜的，本文限于篇幅已無力對此詳加論述了。在此，我只提以下四點：其一，中國現在雖然已經出現了公域與私域分化的趨向，但這更多的仍然是形式上的；
熟悉中國實際“政治”過程和社會生活的人都知道，本來屬于公共領域的事情，公共權力的運作卻受到了私人關系的支配；
任何一個不回避中國問題的人都會說，中國現代意義上的公共領域仍未產生。所以前文所說的公共領域也是一個理想的分析模型，是有一定限度的。其二，在中國的政治傳統(tǒng)和當今的政治實踐中，公共權力入侵經濟領域、社會自治（如居民自治和村民自治）領域和公民私人生活領域的現象一直嚴重存在。如果說中國政治有很難改變的惰性的話，這就是最應當提到的一點。雖然現代化、信息化和全球化對這一點也構成了一定的挑戰(zhàn)，但到目前來看，其影響程度依然有限。眾所周知，這與中國特定的社會文化傳統(tǒng)有著深厚的聯系，中國的文化傳統(tǒng)講究私人關系的非理性規(guī)則，政治精英或知識精英或許有著強烈的理性化訴求和努力，但在強固的社會傳統(tǒng)和社會化力量面前，其努力的成效仍然很有限。這就意味著我國公共領域若真正實現現代性，還需要相當長的時間。其三，社會輿論中非理性化（如簡單的二元化思維方式、情緒化，等等）特征，特別是泛道德化的傾向依然嚴重，阻礙著一個理性健康的社會輿論的形成；
而在意識形態(tài)領域，虛假的意識形態(tài)泡沫依然如幽靈般在公共領域和社會上空徘徊，這同樣阻礙了一個真實而健康的公共領域的形成和一個理性而健康的社會的建立。對這一點，我想已沒有必要作進一步的解釋，因為這是很容易被感知的中國特色。其四，主要是中國社會發(fā)展的嚴重不平衡性，城鄉(xiāng)差別，東部與中西部的差別，個人之間、群體之間的巨大差別，都使得我國這樣一個龐大的政治共同體內公共領域中目標的確定和實現有相當的難度。在此情況下，談論我國的公共領域實際上有很大的風險，因為這樣很容易忽視我國的發(fā)展差距而成為純粹的“理論模型”了。本文當然也不例外。

　　所以，本文即使已將我國的公共領域界定為公共權力的活動領域，但因為我國公共權力的特殊性和其它的相關社會因素，我國的公共領域在體現出前文所述的諸多特征時，仍受著自身頑固性的羈絆或影響。而這些，本文在討論我國當前公共領域的特征時將其先行設定為不變的背景；
但若想對我國的公共領域有一個全面而深入的認識，提及這些也是必要的。

　　[作者簡介]劉偉（1978-），男，北京大學政治學與行政管理系2000級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政治學原理，主要學術成果有《淺析經濟因素對村級民主建設的影響》（論文，載于《中國農村觀察》1999年第4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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