龔育之：科學與人文——從分隔走向交融
發(fā)布時間:2020-05-21 來源: 短文摘抄 點擊： 
我今天提交的論文，是討論科學與人文這兩種文化從分隔走向交融的若干問題。
三年前，我寫過一篇《論科學精神》，末尾一節(jié)題為《科學精神和人文精神的結合》。其中說道：
“在強調(diào)弘揚科學精神的同時，在學術界有一種強烈的聲音，呼喚人文精神�！�
我肯定這種呼喚。同時，我又說：
“馬克思主義講世界觀、方法論，這是解決認識問題，屬于科學精神，馬克思主義還講世界觀、人生觀，這是解決價值問題，屬于人文精神。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歷史觀、人生觀，是科學精神和人文精神的統(tǒng)一�！�
“不應該把人文精神同科學精神對立起來。如果在這樣的基礎上來講人文精神，那就容易流入神秘主義和反理性主義�！�
“近代科學的誕生，把人從神權的奴役下解放出來，這不是充滿著人文精神嗎？自動化和信息化技術的發(fā)展，提供了把人從繁重的單調(diào)的勞動下解放出來的可能，控制論奠基人維納的一本著作書名就叫《把人當人來用》，希望改變把人當機器來用的狀況，這不也是充滿著人文精神嗎？”
“古往今來，科學界的優(yōu)秀分子，為真理，為科學，為人類進步而斗爭，充滿著獻身精神，甚至不惜犧牲生命。他們在科學研究中孜孜不倦，鍥而不舍，自甘淡泊，不求聞達，把精力傾注在事業(yè)中，而不是花費在享樂上。他們意識到自己從事的科學工作對于社會、人類的責任，積極地參加反對侵略戰(zhàn)爭，維護和平和人道，保護生態(tài)和環(huán)境的種種斗爭。這都是科學精神和人文精神高度結合的體現(xiàn)�！�
我的結論是：“我們提倡的人文精神應該是具有現(xiàn)代科學（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意識的人文精神，我們提倡的科學精神應該是充滿高度人文關懷的科學精神。”（《黨史札記》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77—379頁）
這是三年前說的話。今年春天 “中國科學家人文論壇”開壇，征集各方人士題詞，我又重述了這個意見：“我們提倡的人文精神應該是具有現(xiàn)代科學意識的人文精神，我們提倡的科學精神應該是充滿高度人文關懷的科學精神。這就是現(xiàn)代的科學精神同人文精神的相互滲透、結合和統(tǒng)一。”
“相互滲透、結合和統(tǒng)一”，簡單說，就是“交融”。蔡元培就提倡過“融通文理”。但是，交融并不容易，從分隔、分裂，走向互補、交融，是一個漫長的、艱難的、在不斷爭論中前進的不盡過程。
今天我準備從歷史到現(xiàn)實、從國外到國內(nèi)，通過分析和評論幾次著名的論戰(zhàn)，來進一步申述科學與人文這兩種文化從分隔走向交融這個主題。
“兩種文化”問題的提出和爭論
科學與人文的分隔和爭論，在歐洲近代歷史上由來已久，內(nèi)容廣泛。上個世紀中，斯諾鮮明地提出“兩種文化”的問題，又一次引起知識界的聚訟紛紜。（這篇論文的準備，得到北京大學科學與社會研究中心、清華大學科學技術與社會研究所和中國科學院研究生院人文學院的許多同志提供材料和意見，特此志謝。）
斯諾是何許人？
斯諾是上世紀的一位英國名人（一九○五——一九八○）。一九五六年在《新政治家》雜志上發(fā)表了一篇短文《兩種文化》，一九五九年在劍橋大學發(fā)表了以此為題的著名的里德演說，一九六三年發(fā)表《再論兩種文化》，以后結集為一本小書并有過若干次增訂。這本書在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已經(jīng)有了三個譯本。（1987年陳恒六、劉兵的譯本，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紀樹立的譯本，三聯(lián)書店，兩個譯本都印行多次，現(xiàn)在又出了第三個：2003年陳克堅、秦小虎的新譯本，上�？茖W技術出版社。）新譯本有斯蒂芬•科里尼寫的長篇導言，其中說：斯諾那篇一個多小時的里德演說，至少做成了三件事：一是拋射出了一個詞匯、一個概念（“兩種文化”），從此不可阻擋地在國際間傳播開來；
二是闡述了一個問題（科學家與人文學者之間的文化分裂問題），現(xiàn)代社會里任何有頭腦的觀察家都不能回避；
三是引發(fā)了一場爭論，其范圍之廣、持續(xù)時間之長、程度之激烈，可以說都異乎尋常。
三個中譯本的相繼出現(xiàn)，表明了這個概念、這個問題、這場連綿不絕又與不斷演變的爭論在中國的影響。
斯諾曾經(jīng)從事過多年實驗室里的科學研究，是地道的科學家出身，后來又寫小說（包括以科學家為題材的小說）而成為一位文學家，還從事過科學事務的高層管理和咨詢，出任過工黨政府新成立的技術部的第二把手。通過作品、演說和在報刊上發(fā)表評論，更成為一個公眾人物、公眾知識分子。
有人說：斯諾站在鼓吹科學文化的立場，挑起了同人文知識分子的爭論。又有人說：斯諾那個時候英國的潮流是科學沒有受到應有的尊重，而我們中國現(xiàn)在的潮流是重理輕文，今天在中國重新出版斯諾的書會有負面作用。我看，都不能這樣說。
從斯諾的演說遭到利維斯（文學知識分子）對他的憤怒和刻毒的反駁并引發(fā)為一場論戰(zhàn)來看，似乎也不妨說是他引起了爭論。但是，斯諾其實是站在力求溝通兩種文化的立場上，力促兩者的交融，而不是交惡。
他那篇演說題為《兩種文化與科學革命》。為什么從“科學革命”說起？因為科學和技術的勃然興起和迅猛發(fā)展，對人類社會傳統(tǒng)的文化格局（以及教育格局）提出了挑戰(zhàn)。傳統(tǒng)的格局是以宗教、哲學、語言文學為主導的，科學曾經(jīng)是神學的奴婢、哲學的附屬，技術進不了高層的文化視野。第一次科學和工業(yè)革命，第二次科學和工業(yè)革命，或者說次數(shù)分不那么清爽的一波又一波交叉推進的科學和工業(yè)革命，使人類的生產(chǎn)和生活方式發(fā)生了根本性的改變，文化和教育的格局相應地也在發(fā)生根本性的改變�？茖W對社會生活各個方面的影響日益增強�？茖W文化已經(jīng)日益躍居主導地位。這是時代潮流，勢不可擋。但是，潮流是在激蕩中向前涌進的。這種激蕩也勢必反映為文化的隔膜、分裂和沖突上。斯諾長期置身于自然科學家和文學知識分子這兩個圈子，深感這兩部分精英之間在文化上的隔膜，于是發(fā)而為他那篇著名的演說。
斯諾說：“一極是文學知識分子，另一極是科學家，特別是有代表性的物理學家。二者之間存在著互不理解的鴻溝——有時還互相憎恨和厭惡，當然大多數(shù)是由于缺乏了解。他們都荒謬地歪曲了對方的形象。”（《兩種文化》紀譯本第4頁。）
這個責難是指向雙方，而不只是指向一方的。
斯諾說：“非科學家有一種根深蒂固的印象，認為科學家抱有一種淺薄的樂觀主義，沒有意識到人的處境。而科學家則認為，文學知識分子都缺乏遠見，特別不關心自己的同胞，深層意義上的反知識，熱衷于把藝術和思想局限在存在的瞬間�！保ā秲煞N文化》紀譯本第5頁。）
這個刻畫也是指向雙方，而不只是指向一方的。
不過，斯諾的重點的確是指責對科學文化的不了解給整個“傳統(tǒng)”文化帶來非科學氣氛并且往往轉(zhuǎn)化為反科學。（《兩種文化》紀譯本第11頁。）斯諾的確是致力于要求提高科學的地位，提高非科學人士的科學素養(yǎng)。斯諾的批評，主要指向文學知識分子對科學、對技術、對工業(yè)的忽視、輕視甚至敵視。他那典型的傷人的語言就是：“知識分子特別是文學知識分子都是天生的盧德派（Ludditism）。”（《兩種文化》紀譯本第21頁。）什么是盧德派？盧德派是十九世紀初英國手工業(yè)者組成的集團，他們反對以機器為基礎的工業(yè)化，在諾丁漢等地從事破壞機器的活動。二十世紀中葉斯諾使用盧德派一詞當然帶有極大的貶義。（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來，在美國的作家、記者、歷史學家中興起了一股新盧德主義思潮，即對技術持批判態(tài)度的思潮。參看陳紅兵《新盧德主義述評》《科學技術與辯證法》2001年第3期。）正是這一點引起對方的不滿和敵意。斯諾使用這樣尖刻的詞匯，是因為他要反對一些文化精英對科學的傲慢與偏見。最早介紹斯諾兩種文化演說的中譯者，用了《對科學的傲慢與偏見》這樣一個書名，說明了譯者對演說精神的把握。斯諾將向后看的悲觀主義態(tài)度同文學知識分子聯(lián)系起來，將順應現(xiàn)代化潮流的樂觀主義同自然科學聯(lián)系起來。
那么，斯諾是不是單純地為維護科學文化而斗爭，卻根本忽視人文關懷呢？完全不能這樣說。上個世紀七十年代初斯諾為他的《兩種文化》增訂本寫的一篇前言，這樣概括了自己的基本立場（《兩種文化》紀譯本第315頁。）：
第一，我們（世界上大多數(shù)人）都在走向極其危險的境地。危險之一是熱核戰(zhàn)爭的可能性。這種可能性盡管是現(xiàn)實的，但概率小于另外兩個主要危險：世界上富國和窮國之間的鴻溝，人口膨脹以及所導致的苦難的前景。
其次，這些危險并不是由技術或我們現(xiàn)在所謂的應用科學帶來的，這是我們理解、控制和利用自然界某些方面的能力。技術具有兩面性：行善和威懾。在全部歷史中它都給我們帶來了福和禍，對此，我一再重申過。
第三，我們必須用以反對技術惡果的唯一武器，還是技術本身。沒有別的武器。我們無法退入一個根本不存在的伊甸園。
第四，人們必須了解技術、應用科學和科學本身究竟如何，它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我們需要有一種共有文化，科學屬于其中一個不可缺少的成分。否則我們將永遠看不到行善或作惡的各種可能性。
能說這幾條，不是體現(xiàn)了高度的人文關懷嗎？斯諾批評過早的文理分科，呼吁教育應該有較寬的科學和人文基礎，這是得到公認的觀點。斯諾呼吁共有文化，呼吁自然科學家和人文學者就人類前途的共同問題進行共同討論，促成共同行動。他認為富國與窮國的問題應該是我們關注的出發(fā)點，解決這個問題，憑借現(xiàn)有的科學和技術成果在窮國的運用和推廣已經(jīng)足夠。然而，現(xiàn)實的情況是兩者之間的鴻溝不是在縮小而是在逐年增大，這是科學和技術的力量受到現(xiàn)有的政治經(jīng)濟格局的限制所致。最使斯諾感到無奈的，是仍然面對一個黑暗的前景：世界人口在一代人的時間里將增加一倍，在下一代將再增加一倍，而世界資源不可能與這一增長率并駕齊驅(qū)。這是斯諾的悲觀主義。但是，在為《兩種文化》增訂本寫的后記的最后，斯諾表示相信“比我年輕得多的人將在他們的生活歷程中解決這些問題”�！爱斎�，政治經(jīng)濟的剌網(wǎng)會反對他們，正像曾經(jīng)反對我們那樣。但是，對于我來說，只要我能找到任何希望的源泉，就有希望存在�！保ā秲煞N文化》紀譯本第258—259頁。）這是斯諾的樂觀主義！
斯諾在他最后一次公眾演說中說：“人們聽到年輕人在問：走向何方？”他的回答是：“和平，富足，地球上沒有過剩的人口。這就是方向�！彼怪Z指望，他提出“兩種文化”的問題，將對實現(xiàn)這些目標做出貢獻。（《兩種文化》新譯本導言第64頁。）
所以，我認為應該說：尖銳地提出“兩種文化”問題的斯諾，正是對科學發(fā)展作人文思考、把人文關懷擺到了科學的基礎之上的一位深思的學者。今天在中國重溫斯諾的這些思想，仍然是有積極意義的。
索卡爾事件和“科學大戰(zhàn)”
上個世紀末這個世紀初發(fā)生的索卡爾事件和“科學大戰(zhàn)”，是在美國和歐洲知識界展開的又一場激烈的論戰(zhàn)，這場論戰(zhàn)把斯諾提出的“兩種文化”的沖突，在新的聚焦點上推向了白熱化。
索卡爾事件的近期背景應該從后現(xiàn)代主義中的反科學思潮的泛濫說起。這種思潮引起一些自然科學家的憂慮。一九九四年在美國，兩位自然科學家，一位是生物學家格羅斯，另一位是數(shù)學家萊維特，合寫了一本書，叫《高級迷信》。（今年春節(jié)，雷頤跟我談起這本書，建議找人把它譯出來，近日又給我來信，說：“惟愿此書對大陸癡迷于‘解構啟蒙’‘解構理性’的‘后學家’能有所觸動。”據(jù)查，《高級迷信》中譯本2001年已在臺灣出版，譯者是陳瑞麟、薛清江。）在此書的一九九八年版序言中，這兩位科學家說得很明白：“之所以撰寫《高級迷信》一書，是因為我們倆人雖然工作在不同的大學里，卻都從各自獨立而又極為相似的經(jīng)驗中感覺到：某種令人不安的新東西已悄然滲進學院管道，進而在大學講壇、專業(yè)期刊、學術著作以及教員間的閑談中擴散開來，這就是對現(xiàn)代科學的蓄意詆毀�！保ū疚囊迷摃g文均引自張錦志、孫雍君未出版的新譯本。）此書就是他們對這種詆毀的公開回應。
回應引起了強烈的反響。自然科學家大都持肯定態(tài)度，而反對意見大都來自受后現(xiàn)代思潮影響的“科學批判（science-critique）”學者或稱“科學研究(Science studies)”學者（即把科學作為對象進行諸多研究的學者）。美國紐約大學物理學家索卡爾，正是讀了《高級迷信》之后，引起共鳴，動了一個怪念頭，就是模仿那些后現(xiàn)代學者們慣常的思路和語言風格，試寫一篇戲擬的文章，題為《跨越界線：走向量子引力的超形式的解釋學》，(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其中充滿科學錯誤和邏輯錯誤，想看看這些錯誤會不會被編輯識破。他把這篇長達二十多頁并附有一百零九條詳細注釋（長達十七頁）和二百一十七篇出處無誤的參考文獻（長達十八頁）的洋洋大文，投寄給頗有名氣的文化研究刊物《社會文本》。而這個刊物正好在準備出一期題為《科學大戰(zhàn)》的專輯，以反駁《高級迷信》一書，正約了許多名人為這個專輯寫稿。
索卡爾這篇文章寫了些什么呢？
他開宗明義就宣稱：“許多自然科學家，特別是物理學家，至今還抱著啟蒙之后的理性主義的長久霸權強加于西方學術界的教條不放，這種教條可以簡單概括為：存在一個外部的世界，其特性獨立于任何個體的人、甚至獨立于作為總體的人類存在；
這種特性被隱藏在‘永恒的’物理學規(guī)律之中；
人們能通過（所謂的）科學方法所規(guī)定的‘客觀的’程序和認識論上的規(guī)范，來獲得關于這些規(guī)律的可靠的、雖然是不完備的和試探性的認識�！比欢�，二十世紀科學在深層次上的觀念變化，科學的歷史和哲學研究的革命變革，破壞了這種形而上學的信念。當前女性主義和后現(xiàn)代結構主義的批評已經(jīng)消除了西方主流科學中關于客觀實在的神話�！艾F(xiàn)在人們越來越認識到，物理‘實在’只不過是一種社會‘實在’，本質(zhì)上是一種社會和語言的建構�？茖W‘知識’遠不具有客觀性……，科學共同體的話語，盡管有其不可懷疑的價值，但從不同見解者或受排斥的團體中產(chǎn)生出來的反霸權的敘事來說，人們不能夠斷言它們具有一種認識論上的權威地位。”（《“索卡爾事件”與科學大戰(zhàn)》蔡仲、邢冬梅等譯，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出版（副題是“后現(xiàn)代視野中的科學與人文的沖突”）第1--2頁）
就是說，在這篇文章的作者看來，作為自然科學存在基礎的客觀世界、唯物主義、理性主義已經(jīng)被解構了，被顛覆了，要讓位于極端的主觀主義和相對主義了。
大概是由于“投其所好”吧，大概編者認為這么一篇出自物理學家之手的文章，是一塊可以砸向科學界傳統(tǒng)觀念的石頭吧，《社會文本》欣然接受了它，把它編入《科學大戰(zhàn)》這期專輯里，于一九九六年五月發(fā)表了。
可是，幾天之后，在《弗蘭卡語》這個刊物上，索卡爾發(fā)表一篇自我曝光的文章，說他送給《社會文本》的那篇文章，只是“一個物理學家的文化研究實驗”，旨在測試那批喧鬧一時的對科學作文化研究的學者們夠不夠?qū)W術水準。他說，他那篇文章在科學內(nèi)容上有明顯的胡說八道，任何有能力的大學物理學或數(shù)學專業(yè)的學生都能識別這是一場惡作劇，然而（a）它聽上去很不錯；
（b）它迎合了編輯們在意識形態(tài)上偏見。（前引書第57頁。）結果，竟瞞過了文化研究的著名教授和編輯。
真是應了中國的一句老話：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
這樣一個戲劇性事情，不但引起學術界大嘩，還蔓延到新聞界，蔓延到公眾中，甚至上了《紐約時報》的頭版。輿論中自然認為那些被批評的后現(xiàn)代人文學者受了窘，丟了丑。但是，一場論戰(zhàn)決不會由于一篇惡作劇文章而告結束。
《社會文本》的編輯羅斯寫了回答索卡爾挑戰(zhàn)的文章，還出版了題為《科學大戰(zhàn)》的文集。它是《社會文本》那個專輯的擴充版，當然，索卡爾那篇惡作劇文被屏除在外。（此書于1996年出版，中譯本（夏侯炳、郭倫娜譯）已于2002年由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
索卡爾也沒有收兵。他把在寫作《超越界線》一文過程中搜集到大量資料給同事們看了，在同事們的鼓勵下，他同比利時物理學家布里克蒙特合作，寫了一本《知識的騙局》，一九九七年在法國出版。其所以要拿到法國出版，是因為索卡爾批評的在美國流行的那種思潮，其源蓋出于法國的后現(xiàn)代大師們。這樣就把科學大戰(zhàn)的戰(zhàn)場擴大到歐洲。此書接著出了英文版，易名為《時髦的空話——后現(xiàn)代知識分子對科學的誤用》。這是一本拆穿“國王的新衣”的新著。人們評論說，如果《高級迷信》可以比擬為火力兇猛、流彈四射的機關槍，那么《知識的騙局》比較像是X光機或手術刀，試圖透視或解剖后現(xiàn)代科學迷人外貌下的真實骨架。（這本書的中譯本，由蔡佩君翻譯，2001年在臺灣出版。以上評論引自蔡瑞麟的《審訂序——科學家與后現(xiàn)代主義的紙上戰(zhàn)爭》。見該書第5頁。）一九九八年索卡爾到倫敦，在電視臺作演講，還在倫敦經(jīng)濟學院同法國后現(xiàn)代大師拉脫爾進行了公開辯論。
一九九八年在美國還出版了克瑞杰主持編輯的《沙灘上的房子——后現(xiàn)代主義者的科學神話曝光》�？巳鸾苁莻壬碛诿绹罟爬系目茖W歷史和哲學系的一位教授，自稱與后現(xiàn)代主義有相當長期的共同道路。以她這樣的學術背景來主編這樣一本書，自然分外引人注目。她為此書寫了一篇序言，指出后現(xiàn)代主義的從事對科學的研究的學者之間雖然歧見甚多，但有廣泛的共同信念。這種信念可以概括為：我們稱之為科學的任何一個方面，只能根據(jù)其地域的歷史和文化的語境來塑造和理解；
科學研究的產(chǎn)品（自然規(guī)律）必須被視為一種社會建構，其有效性依賴于專家之間的默契；
科學知識只不過是“眾多故事”中的一種；
對客觀知識的追求是一種唐吉訶德式的幻想；
說一種社會中的科學比另一種社會中的科學更好，這并沒有明確的意義，比起人類學家描述的各種各樣的民族科學和薩滿教來說，歐洲科學并沒有什么客觀上的優(yōu)越性；
談論歐洲的科學進步，也沒有什么明確的含義，相反，近代史中幾乎所有的消極或壓制人的方面，如日益增加破壞性的戰(zhàn)爭、環(huán)境的災難、種族主義、男性至上主義、優(yōu)生學、剝削、異化和帝國主義，無不以科學為其同謀犯。她認為，許多在科學的歷史、哲學和社會學領域中工作的嚴肅學者，一直都忙于從事很好的研究工作，但是，上面概述的那種“解構”，則不值得“同情地放任”。這就是她主編這本書的目的。（它的中譯本由蔡仲主持，于2003年在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所引文字見此書序言第3—8頁。）
索卡爾事件不但在北美西歐引起熱烈的反響，在其他國家，包括中國，也引起了反響。
從索卡爾事件和科學大戰(zhàn)中，我們可以觀察出一些什么跡象和動向呢？
第一，斯諾一九六三年在《再論兩種文化》中曾經(jīng)樂觀地預測過人文知識分子和自然科學家之間的隔閡將最終得到緩和。（《兩種文化》紀譯本第68頁。）針對這種預測，索卡爾表示：“與一些樂觀的言論相反，這‘兩種文化’在心態(tài)上可能比過去五十年任何時候還要分隔�！保ㄋ骺枺骸犊缭浇缇�：后語》，見《知識的騙局》第262頁。）
這也許是激憤之詞，情況不能一概而論。索卡爾事件引起的這場爭論，主要是一些自然科學家同受后現(xiàn)代反科學思潮影響的“科學研究”學者們之間的爭論。所謂“科學研究”，指的是對科學作哲學的、歷史的、社會的和文化的研究。中國的兩本刊物，一本叫《自然辯證法通訊》，一本叫《自然辯證法研究》，刊名下面都附上同這里所說的這些研究相類似的副題。
西方這個領域的研究，本是溝通科學與人文的一座橋梁，最早STS（科學、技術與社會）課程在美國等國家的工程學院系設置，目的是讓學生了解科學和技術的社會影響，受到理工科學生的廣泛歡迎，參加這一教學的不僅是人文社會科學的教師，也有理工科教師。沿著關注科學技術與社會過程、人類價值之間互動方向，許多研究產(chǎn)生了富有成效的結果。然而，受后現(xiàn)代反科學思潮影響的“科學研究”學者卻走向極端，引起與自然科學家之間的尖銳爭論。希望我們的自然辯證法研究或者說科學哲學、科學社會學、科學文化學研究，在不忽視后現(xiàn)代思潮中那些引人深思的批判性思考的同時，千萬不要步后現(xiàn)代反科學思潮的后塵，而要堅持和開創(chuàng)科學與人文相互溝通的健康格局。
第二，其實，在西方，在激烈爭論揚起的塵埃落定之后（甚至在揚起的塵埃之中），對立雙方對對方的研究工作（部分工作）還是表示了一定的尊重。這不能僅僅看作是論戰(zhàn)中的一種預防策略，也應該看作是其基本立場的一個組成部分�！吨R的騙局》的作者在其英文本的前言和全書的導論中一再說：“有些評論者將本書視為對人文學科或社會科學整體的批評，這不僅誤解我們的意圖，也是一種奇怪的混同，顯示這些評論者對那些領域的輕蔑態(tài)度�！保ㄇ把缘�4頁。）“我們并不是要抨擊哲學、人文或社會科學整體，相反地，我們覺得這些領域非常重要，我們只想要提醒在這個領域從事研究的人，特別是學生，提防某些顯而易見的吹噓騙術�！保▽а缘�12頁。）
第三，論爭有助于雙方澄清各自的立場。幾位自然科學家把批判的矛頭集中指向后現(xiàn)代思潮中的知識相對主義，特別是指向其中持極端立場的觀點。索卡爾特別申明：《社會文本》并不是他的敵人，羅斯有權關注新技術以及科學知識越來越不平等的分配，不過，否認科學知識的客觀性是沒有益處的。（《沙灘上的房子》第19—20頁。）而《社會文本》的前主編阿羅諾維茲則說其編輯或投稿人從不懷疑客觀世界的存在，包括科學在內(nèi)的一切知識過程都是以實踐為中介的，社會、文化、種族歧視等都深刻影響于科學活動的內(nèi)容和結果。（《異議》雜志1997年。）索卡爾在接受記者專訪時，說了一句俏皮話，也是大實話：“許多貌似新穎激進的觀點一經(jīng)清晰的語言追問，就變得不那么激進，而且很容易讓人接受，但卻不再是重要的了。”（《科學的美國人》1998年3月號。）
還有些人明確地表示要力求通過辯論，使論戰(zhàn)雙方的立場得到調(diào)解，向某個共同的基礎靠攏。認為這樣做的一個好處是：“自然科學可以在不必背叛其學科的整個基礎的情況下，為了特定的目的而主動地運用科學的文化研究所獲得的見解�！保R�。骸犊茖W大戰(zhàn)中的異中求同法》《科學大戰(zhàn)》第88頁。）
第四，內(nèi)行和外行的問題。這個問題要從兩個方面來看。一個方面，要克服自然科學家對人文學家的傲慢與偏見，認為外行沒有資格對自然科學問題說三道四。大家知道，現(xiàn)代科學迅猛發(fā)展，學科劃分越來越細，誰敢說自己是各門自然科學都懂的自然科學家？在自己所研究的專業(yè)之外，誰都是外行。自然科學家不能以“去去去！你懂什么科學！”來傲視探討科學問題的人文學者，同樣，人文學者也不能以“你受到過多少哲學訓練？”來傲視探討哲學和社會問題的自然科學家。
另一方面，人文學家對自然科學術語概念的隨意濫用，的確是一個值得注意的問題。索卡爾批評的矛頭，一個是指向知識的相對主義，一個就是指向這種隨意濫用。他說：“不懂微積分或量子力學并不是可恥的事。我們所要批判的是某些著名知識分子的虛矯，假裝能為他們所了解的復雜主題提供深刻的思考，但他們的了解頂多只是在通俗的層面�！保ā吨R的騙局》第13頁。）
這個內(nèi)行和外行的問題也困擾過恩格斯。恩格斯不是一位自然科學家，但在哲學、政治經(jīng)濟學和社會主義學說方面有精深的研究。為了寫作《反杜林論》，為了寫作《自然辯證法》，他不得不論述到一大堆自然科學問題。他花了八年的時間使自己在數(shù)學和自然科學方面來了個徹底的“脫毛”（像雛鳥脫去絨毛長出能飛的翅膀），以至于他能夠自豪地說：“沒有人能指出我真正違反了當時人所共知的事實，或者不正確地敘述了當時公認的理論�！保ā斗炊帕终摗沸蜓远�。）從事自然科學的哲學和社會學研究的人文學者，也應該努力爭取實現(xiàn)這樣一個“脫毛”的過程，不要以為憑那雛鳥的絨毛就能振翅奮飛。
第五，學術左派問題�！陡呒壝孕拧访鞔_地批評學術左派及其與科學的爭論。什么是學術左派？沒有明確的界說，大體說來，總是在社會上和政治上站在進步的立場，對社會上和世界上的弱勢群體（受種族歧視的，受性別歧視的，受社會歧視的，受壓迫和剝削的）表示支持，對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當局持批評態(tài)度的那些學術界人士吧。這樣的人士，總是值得尊敬的吧。《高級迷信》一出，立即有人懷疑是學術右派所為，以至于在再版序言中作者們憤怒地否認他們有促成保守的政治目標的任何欲望。至于索卡爾，他本人正是一位學術左派。他在《跨越界限：后語》中特別申明：自己是一位舊式的左派人物，一直不能理解解構如何幫助工人階級，是一位傳統(tǒng)的舊式的科學家，天真地相信存在一個外部世界，存在關于這個世界的客觀真理，他的工作就是去發(fā)現(xiàn)它們。他主要關心的并不是保衛(wèi)科學，而是擔心主觀主義傾向不利于左派的價值和未來。（《知識的騙局》第262—263頁。）他還在《知識的騙局》的英文本前言中宣稱：“本書并不是反對政治上的激進主義，而是反對知識上的混淆。我們的目的不是批評左派，而是不希望左派成為隨波逐流的支派�！保ā吨R的騙局》英文版前言第6頁。）。
中國近代思想中的所謂“科學主義”
現(xiàn)在把目光從國外轉(zhuǎn)到國內(nèi)，(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并且從追溯過去，延伸到當前的思潮。
在中國，科學與人文兩種文化的關系有自己的歷史背景和社會背景�？茖W，嚴格地說，是西方近代的產(chǎn)物，雖然它的歷史可以追溯到西方古代，也可以追溯到東方和中國的古代。西方近代科學傳入中國以后，同中國傳統(tǒng)文化發(fā)生了激烈的沖突和長期的摩擦。五四時期的中西文化論戰(zhàn)，一九二三年由張君勱在清華大學的一篇演說《人生觀》和丁文江在《努力》周刊上的一篇文章《科學與玄學——評張君勱的“人生觀”》而引起的論戰(zhàn)，就是這種沖突和摩擦的兩次大規(guī)模的爆發(fā)。
有一位美籍華裔學者郭穎頤，一九六五年出版了一本書，叫做《中國現(xiàn)代思想中的唯科學主義（一九〇〇——一九五〇）》。一九八九年出了中譯本（譯者把“科學主義”譯為“唯科學主義”，這是英文Scientism一詞的不同譯法。書中所說的中國現(xiàn)代，即從清末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我們現(xiàn)在通常稱為近代。），一九九八年出了新版，兩版都已多次印刷。因為談的是中國近代的事情，所批評的人有自然科學家，主要是人文學者，是中國那時極力呼喚科學知識和科學精神的知識分子，那我們就從這本書來看看什么是作者認為該受指責的中國近代的“科學主義”吧。
這本書開宗明義就宣稱：“就科學的全面應用來說，在二十世紀的前半葉，中國的各種條件是令人沮喪的，但卻激發(fā)了思想界對科學的贊賞，對此，我們可稱之為唯科學主義�！保üf頤：《中國現(xiàn)代思想中的唯科學主義》第1頁。）請看，對科學贊賞，就成了“科學主義”！書里面接著說：“簡言之，唯科學主義認為宇宙萬物的所有方面都可以通過科學的方法來認識。中國的唯科學主義世界觀的辯護者并不總是科學家或者科學哲學家，他們是一些熱衷于用科學及其引發(fā)的價值觀念和假說來詰難、直至最終取代傳統(tǒng)價值主體的知識分子�！保ㄍ系�1頁。）作為對這個定義的補充，書中還批評了所謂的“科學萬能論”以及把科學當成新的神、新的宗教或替代宗教的思想。（同上第26頁。）
由此可見，這里所要批評的“科學主義”，并不是特指哪一個或哪幾個學術流派（那是另外的研究課題），而是泛指中國近代的影響廣大的社會政治思潮，是泛指“中國許多受過西方教育的知識分子對科學的巨大熱情”（同上第1頁。），是泛指近代中國連續(xù)不斷的中西文化論戰(zhàn)中主張用西方近代科學及其引發(fā)的價值觀念去克服中國古代停滯腐朽的價值觀念的中國知識分子。這樣提出問題和論述問題，就把對“科學主義”的批評泛化了，過分地泛化了。
近代中國備受列強欺凌和侵略，中國知識分子不能不深刻地進行反思，而反思的一個共識，就是由于中國落后，最明顯的是工業(yè)落后、技術落后和科學落后。于是，急起直追，向西方學習，學工業(yè)，學技術，學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成為中國走向富強、走向進步、走向現(xiàn)代化的時代潮流。
五四時期的新文化運動，兩大口號：提倡科學、提倡民主（又稱科學和人權），歡迎賽先生（Science）和德（Democracy）先生。這是陳獨秀的名言，而為當時新潮人物所樂于稱道。這是把科學當作新的神來信仰，主張科學萬能的“科學主義”嗎？既然單獨一個賽先生不夠，還要一個德先生，說明五四時代的思想先驅(qū)們并不認為科學萬能，至少還得要一個民主的社會制度。民主、人權是不是人文目標呢？五四新文化運動，不是什么“科學主義”，而是引進科學思想和更新人文觀念（道德觀念、政治觀念、婚姻觀念、家庭觀念、文學觀念、藝術觀念）的新文化運動。
當然，歷史地看，五四新文化運動也有它的弱點：粗糙、絕對化、形式主義，在潑污水時不留心潑掉了孩子。后來的人應該比前人更全面、更細致、更有分析。但是，五四運動的偉大歷史意義是不能否認的，沒有它中國歷史就不能前進。它開辟了中國歷史發(fā)展的新階段。
隨后發(fā)生的“科學與人生觀”（又稱科學與玄學）的論戰(zhàn)，中心問題是科學與人生觀有沒有關系，科學對人生觀有沒有意義。挑起論戰(zhàn)的玄學派，批評“科學萬能”，認為科學對于人生問題無能，要把科學排除在人生問題的探討之外。起而應戰(zhàn)的科學派，則針鋒相對，認為科學方法也可以用于研究人生，并且探討了如何建立科學的人生觀�？茖W派的代表人物是丁文江和胡適。胡適還試圖列出一系列基本觀點（總共十條，傳教士戲稱為胡適“十誡”）來描繪他所主張的科學的人生觀（《科學與人生觀》胡適序。）。不管胡適和丁文江的科學觀，有著多少可以和應該批評的地方，我以為，這是中國思想界的一次進步，而沒有理由把它評價為該譴責的“科學主義”統(tǒng)治的濫觴。
在科學與人生觀論戰(zhàn)中，參戰(zhàn)的還有一方，就是唯物史觀派，以陳獨秀和瞿秋白為代表。他們支持科學派，又力圖站到新的科學高度，在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基礎上來闡明科學的世界觀、歷史觀、人生觀。這是中國思想界的又一個進步。特別是瞿秋白參戰(zhàn)的幾篇文章，顯示了剛剛把馬克思主義介紹到中國來的理論青年，面對中國思想界的爭論，所作的努力和取得的成就。不管后人來看，瞿秋白對馬克思主義若干觀點的論述還有哪些顯得有點稚嫩和簡單的地方，從根本上說，他在重要的思想論戰(zhàn)中介紹了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介紹了馬克思主義的社會科學，其歷史意義是應該充分肯定的，不必說他有什么“科學主義”傾向，給馬克思主義帶來了什么“科學主義”的流弊。
當然，影響于人生觀的，除了科學，還有人文，如文學藝術，歷史文化，哲學和宗教，還有種種其他社會意識形態(tài)�？茖W與人生觀論戰(zhàn)提出的問題和觀點，并沒有完全沉沒在歷史文獻的海洋中，而是在學術界、思想界不時引起回響，說明它所涉及的主題——科學與人文的關系，是一個常論常新的主題。我們對論戰(zhàn)雙方的一些思考，都不能一概抹殺。但是，通過這場討論，更多的人明白了解決人生觀問題不能把科學摒除在外，這已經(jīng)成為近代中國知識分子大多數(shù)人的共識，這是五四以來新文化的一大勝利。
而在《中國現(xiàn)代思想的唯科學主義》這本書中，卻把胡適、丁文江貶稱為“經(jīng)驗論的科學主義”，把陳獨秀、瞿秋白貶稱為“唯物論的科學主義”，由此擴而大之，引而伸之，一方面，把中國最早的科學社團及其刊物《科學》雜志的創(chuàng)辦者任鴻雋，貶稱為科學主義者，把在北京大學響應蔡元培“融通文理”的號召首先開設《科學概論》、《科學方法論》課程的王星拱，貶稱為科學主義者，把主張對心理現(xiàn)象作科學研究的唐鉞，貶稱為科學主義者；
另一方面，把三十年代站在馬克思主義立場研究歷史、研究哲學、研究社會科學的郭沫若、艾思奇、陳伯達、李達、何干之、胡繩，以及一切主張對社會作科學研究、寫《社會科學概論》、使用“社會科學”這個稱謂的人，一概貶稱為科學主義者。馬克思主義是一門科學，這樣的論點當然被認為是科學主義。甚至毛澤東提倡“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新文化”，也是科學主義；
毛澤東寫《實踐論》、《矛盾論》，還是科學主義。（郭穎頤：《中國現(xiàn)代思想中的唯科學主義》第159--164頁。）這樣來評論和反對中國近代社會思潮中的“科學主義”，完全離開了中國歷史發(fā)展的前進潮流，完全沒有什么科學性。說一句笑話，主張對社會思潮的歷史研究要有科學性，豈不正好是該譴責的“科學主義”的表現(xiàn)嗎！
總之，這樣來反中國近代思想中的“科學主義”，我是很難表示理解和贊同的。
在當代中國需要反對“科學主義”嗎？
前面說的是近代中國的事。那么，在當代中國，在為實現(xiàn)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而奮斗的中國，在實施科教興國戰(zhàn)略的中國，在把科學技術當作第一生產(chǎn)力和大力弘揚科學精神、提倡科學方法、普及科學知識的中國，情況又怎樣呢？
偏偏在我們這里，近十來年中，反科學主義竟然成了一種時尚！
文學家對社會生活、社會思潮的變動，是觀察最細致，反映最敏銳的。王蒙發(fā)表了一系列“玄思小說”，其中一篇題目叫《線索》（《萬象》雜志2003年第1期。）。小說中說到一九五九年小說的主人公“老王”家中失竊，但是，沒有作案的印跡，沒有任何線索。折騰了許久，轉(zhuǎn)而懷疑到“老王”本人：到底真有其事還是謊報案情，干擾專政機關的工作？不然為什么沒有線索？“老王”自己也納悶：難道是狐仙給拿了去了？那年頭“以階級斗爭為綱”，所以徹底審查了“老王”的政治態(tài)度、歷史問題和社會關系，都查清楚了，沒有任何問題，但是失竊的線索還是沒有查出來。幾十年過去，“老王”老了，醉心于閱讀和研究《聊齋志異》。忽然想起：“既然這年頭科學不甚吃得開，懂科學的與不懂科學的都在那兒批科學主義，不如干脆研究狐仙�！庇谑�，“老王”悟出來：“早在一九五九年，我的經(jīng)驗里就充滿了后現(xiàn)代的氣味了，老王有點得意�！睆难芯亢桑D(zhuǎn)而研究狐民俗學，或者徑直叫做狐文化，并且成立狐文化研究會……
這是用調(diào)侃的語言說出來的小說家言。但是，“這年頭科學不甚吃得開，懂科學的與不懂科學的都在那兒批科學主義”，不能不說的確反映了中國知識界一部分人中的一種時尚。
怎樣評價這種時尚？
我明確地表示：我不贊成這樣泛化地來反科學主義；
或者說得留有余地一點：我主張慎言反科學主義。我的理由是，反科學主義這個術語，意義含混，極易引起誤解，幾乎不可避免地會被理解為反科學，特別是在中文的語境中。反科學主義，可以理解為反對一種主義，一種叫做“科學主義”的主義。只反這種主義，并不反科學�，F(xiàn)在講反科學主義的人在發(fā)表的文章中大都是這樣解釋的。但是，不管在文章中作了多少說明和辯解，總是難免被理解為另一個意思，即，主張一種主義，這種主義就是反科學，反科學本身成為一種主義，叫做反科學-主義。如果不是意在張揚反科學-主義，那么，與其在極力辯解的情況下去反-科學主義，何不避免用這個術語，而用清楚的語言去反對你所不贊成的具體思想和觀點呢？
據(jù)說，科學主義是學習自然科學的人的“缺省配置”。所謂“缺省配置”，據(jù)說就是在不進行自定義的情況下，系統(tǒng)默認的參數(shù)或配置。換句話說，如果沒有進行版本的升級，“缺省配置”就決定了學習自然科學的人是天生的科學主義者。這種說法，也許是想說學習自然科學的人，天生不會反科學。如果不是這樣，而是責難學習自然科學的人的天生缺陷，那豈不是說，科學主義成了學習自然科學的人的“原罪”！這樣來反科學主義，打擊面不是太寬了嗎？
熱心于反科學主義，也許意在呼喚人文精神。呼喚人文精神，很切時要，我很贊成，但是為什么要設立一個“科學主義”的靶子，把人文精神同崇尚科學當作相互排斥、此消彼長的東西呢？它們不正是應該相互結合，相得益彰的嗎？
這是我的第一點意見。
第二，怎樣看待科學技術的社會運用的負面后果？
科學家們歷來對科學技術的社會運用的后果作兩方面的分析，既樂于看到它的正面的積極的后果，又擔心著它的現(xiàn)實的或可能的負面的消極的甚至是可怕的后果。一九○三年居里夫婦因鐳的發(fā)現(xiàn)而獲諾貝爾獎，一九○五年居里在瑞典科學院代表夫人和自己發(fā)表演說，既指出了鐳的發(fā)現(xiàn)在物理學、化學、地質(zhì)學、生物學上帶來的新成果和新前景，也擔心它可能為禍于人類而變成極危險的東西。居里說：“人們可以自問：認識自然的秘密是否于人類有益？人類是已經(jīng)成熟到能夠從這種認識得到益處呢，還是這種認識仍會對人類有害？諾貝爾的發(fā)現(xiàn)倒是有代表性：那些烈性炸藥使人們能做出驚人的工作；
但是在把人民引向戰(zhàn)爭的大罪犯手里，它們也是一種可怕的破壞手段。我和同意諾貝爾的見解的人們一樣，認為人類從新發(fā)現(xiàn)得到利益，會比害處多�！保ò�?居里：《居里夫人傳》，左明徹譯，商務印書館1984年版第223--224頁。）控制論的創(chuàng)始人維納，一九四七年在他的《控制論》一書序言中也說：“我們促進了一門新的科學的發(fā)軔，這門新科學包含著這樣的技術發(fā)展，它具有為善與作惡的巨大可能性。”（維納：《控制論》，郝季仁譯，《影響世界的著名文獻（自然科學卷）》新華出版社1997年版第847頁。）這就足以證實斯諾所說的“技術具有兩面性：行善和威懾。在全部歷史中它都給我們帶來了福和禍”。對此，許多科學家和斯諾自己都一再重申過。
二十世紀后期，科學技術發(fā)展的社會運用帶來的環(huán)境污染問題，生態(tài)破壞問題，資源枯竭問題，人口爆炸問題，以及其他一些問題，日益引起人們的嚴重注意。人在自然界中生存條件的許多方面，人和自然和諧調(diào)協(xié)的許多方面，有走向更形惡化的危險。工業(yè)發(fā)展起來以后，人在自然面前，主人的地位，主導的能力，越來越強。然而，(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當人憑借科技和工業(yè)力量在急劇地改變著自然的時候，上述一系列問題日益顯現(xiàn)和尖銳起來。應當看到，正是許多自然科學家和社會科學家在這方面先知先覺，向人們發(fā)出了警告和呼吁。呼吁有兩種傾向：一種是向前看；
一種是向后看。向后看，就是對科技和工業(yè)發(fā)展作消極評價，持否定態(tài)度，似乎科技和工業(yè)發(fā)展以前的人類狀態(tài)，才是值得懷念的美好狀態(tài)。向前看，則是清醒地研究我們面對的問題，相信這些問題總是能夠在科技和工業(yè)的進一步發(fā)展中，在人類社會的進一步成熟中，在以人為本的、全面的、協(xié)調(diào)的、可持續(xù)的發(fā)展觀的進一步確立和貫徹中，得到解決。就是說，要在更高的水平上取得科學和技術與自然、與人、與社會的更加協(xié)調(diào)的發(fā)展。不是回到過去，而是推進到更高階段的將來。不是否定科學和工業(yè)發(fā)展，而是否定工業(yè)的盲目發(fā)展。不是回到人和自然關系的蒙昧狀態(tài)，而是要開辟人和自然關系的更加自覺的新狀態(tài)，依托于科學和工業(yè)的更加健康、更加符合科學態(tài)度和人文精神的新發(fā)展的狀態(tài)。
科學和技術的發(fā)展為善還是作惡，這取決于人所在的社會，而不是科學和技術的本性。怎樣發(fā)展科學和技術的社會運用的為善的那一面，避免和防止它為惡的那一面，這取決于人們改進社會的努力，取決于人們控制技術后果的能力，而不取決于科學技術本身。斯諾說：“我們必須用以反對技術惡果的唯一武器，還是技術本身。沒有別的武器。我們無法退入一個根本不存在的伊甸園。”這里說“唯一武器”是說得絕對了，應該改為“不可缺少的武器”。我們還要運用人文的武器，法治的武器，等等。但是，科學和技術的武器，畢竟是不可缺少的。你難道能夠不用科學和技術這個武器，而拿起反科學反技術的武器嗎？你難道真能退到近代科學和工業(yè)化以前的時代去嗎？更不用說退到原始的伊甸園去了。
第三，怎樣看待社會科學在自然科學影響下日益成為科學？
這是不可抗拒的歷史潮流。列寧說過：“從自然科學奔向社會科學的強大潮流，不僅在配第時代存在，在馬克思時代也是存在的，在二十世紀，這個潮流是同樣強大，甚至可說更加強大了。”（列寧：《又一次消滅社會主義》 《列寧全集》中文第1版第20卷第189頁。）配第（古典經(jīng)濟學家）時代是十七世紀，馬克思時代是十九世紀，列寧說這句話是在二十世紀初年�，F(xiàn)在人類已經(jīng)進入二十一世紀。在二十一世紀，自然科學奔向社會科學的潮流，不但比十九世紀更強，比二十世紀也更強，這是誰都看得到的越來越明顯的歷史潮流。
但是，歷史潮流的前進，總是伴隨著紊流，伴隨著沖突，伴隨著不同的傾向和趨勢，雖然這歷史潮流終歸要奔騰向前，不管人們看到了還是沒有看到，不管人們是朝向它推動還是背向它反抗它。
斯諾在上個世紀中葉談兩種文化，他所說的“科學”文化，按英國的習慣，基本上是指的像物理學那樣的自然科學所代表的文化，而與之分裂和對立的另一種文化，斯諾指的主要是文學知識分子（作品和評論）所代表的文化。這種兩分法，有它的缺陷，就是社會科學不在斯諾的中心視野之內(nèi)。斯諾在《再論》中也感覺到了，并且表示遺憾，在論述上有所彌補。他認為他忽視了“第三種文化”正在來臨。他舉了來自社會歷史、社會學、人口學、政治科學、經(jīng)濟科學、行政管理學、心理學、醫(yī)學等各個領域的知識分子，在“兩種文化”討論中表現(xiàn)出來的溝通自然科學家和人文學者的某些共同的意向。（斯諾：《兩種文化》紀譯本第66—69頁。）
但是，在斯諾演講之前，哈耶克在上個世紀四十年代寫了一本《科學主義與社會研究》。這位新自由主義的著名大師在這本書中說：從前，“政治經(jīng)濟學的研究者既可以把這門學問稱為科學的一支，亦可以把它稱為道德哲學或社會哲學的一支，從不介意自己的題目屬于科學還是哲學�！� 十九世紀上半葉，出現(xiàn)了一種新的態(tài)度：科學一詞日益局限于物理科學和生物科學，而自然科學對社會研究的影響日益顯著。以圣西門和孔德為開端的一批思想家，試圖把自然科學方法應用于社會研究，致力于發(fā)現(xiàn)社會的規(guī)律，并相信通過掌握和運用這種規(guī)律，可以使人類社會生活趨于完善。哈耶克把這種思路斥之為“科學主義”，并指責在一八四五年的一本書中第一次把“科學社會主義”一詞用于圣西門的著作（哈耶克：《科學的反革命》譯林出版社2003年馮克得中譯本第3頁。）。哈耶克當然還把他對“科學主義”的批判，延伸到馬克思、恩格斯的社會研究和他們所創(chuàng)立的科學社會主義。
我們知道，在馬克思主義的文獻中，圣西門只是科學社會主義的先驅(qū)和來源之一。他的社會主義學說屬于空想的社會主義，還稱不上真正的科學社會主義。
我認為，還是斯諾的觀察比哈耶克的論點更合乎從自然科學奔向社會科學的歷史潮流。社會科學的發(fā)展在孔德那里也許過分地機械地摹仿了物理學，但是，后來的馬克思，就克服了這種機械摹仿，而把社會科學真正地奠基在對社會作科學研究的基礎上。社會科學的真正發(fā)展是確定了自己的研究對象，明確社會是有規(guī)律的，是可以科學地認識的，這種認識可以借助于從自然科學研究中總結出來的科學方法，但由于研究對象的不同，更要創(chuàng)造適合于研究社會的、社會科學自己的理論和方法。同時社會科學研究人類社會，從而關心人的價值和命運，人類社會的價值和命運。因而又是人文的。馬克思的理論，社會科學的研究，都兼有科學和人文兩種特征。
當然，我也知道，在是不是承認社會科學成為科學這個問題上，是有不同意見的。另外，在承認社會科學這個概念的人們中，又有人贊成稱人文社會科學，有人只愿意稱人文學科和社會科學，即不主張把人文學科稱為人文科學。人文學科最主要的是文、史、哲。有人不主張把哲學視為科學，有人則強調(diào)作為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兩門知識的概括和總結的哲學就是科學的哲學。我以為，這都不必強求一致。在我看來，有科學的哲學，也有難以確定其科學性的哲學。文藝，自然不屬于科學，但對文藝的研究即文藝學卻可能成為一門科學。至于社會科學的存在，這幾乎是全世界的共識，不獨我國、不獨馬克思主義者這樣看，其他國家的、不贊成馬克思主義的學者也這樣看。經(jīng)濟學、社會學、人類學，語言學，無不被人視為各自成為一門科學，雖然這些科學部門的有些成果是否有足夠的科學性還常常成為爭論。
在自然科學幾個世紀以來加速發(fā)展的影響下，對社會的研究日益可能成為科學，雖然這個過程是一個非常復雜而且充滿矛盾和斗爭的過程。我認為，雖然我們還難以完全改變把科學理解為僅指自然科學的習慣（在中文中如同在英文中一樣有這種習慣），但是在現(xiàn)代，講科學就應該包括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不能把社會研究排除在科學之外。在國際上，例如，在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NSF）不僅包括數(shù)理科學局，生物科學局，地學局，計算機、信息科學與工程局，還設有社會科學、行為科學與經(jīng)濟科學局，專門資助社會科學的研究。在英國，科學技術辦公室（OST）下設的七大研究理事會，其中就包括經(jīng)濟與社會研究理事會（ESRC）。
當然，自然科學同社會科學是有區(qū)別的。研究的對象不同：一個是自然界，無生命無意識的和有生命低意識的自然界，一個是社會和人文，是有意識有能動性的人所組成的人類世界。就是在自然科學內(nèi)部，由于研究對象的不同，無生命自然界的科學同有生命的自然界的科學之間、低等生命自然界的科學同高等生命自然界的科學之間，都還是有不同的，何況自然科學同社會科學之間呢？
但是，不能因為有不同就否認對社會的研究可以成為科學。研究社會的科學同研究自然界的科學一樣，都屬于（或者說應該屬于）科學；
而各門社會科學，又都屬于人文。這樣，社會科學的存在和發(fā)展，就在科學同人文之間架起一座橋梁，擔負著科學與人文的交融和結合的重任，而用“科學主義”的貶義詞把對社會的研究排除在科學之外，只能加深科學與人文的隔閡和相輕。
斯諾在調(diào)整自己觀點，期待“共有文化”的來臨時，說到他自己受英國經(jīng)驗的限制，而美國的文化分裂不像英國那樣厲害，美國的麻省理工學院和加州技術學院的理科學生都在接受一種嚴肅的人文教育。（斯諾：《兩種文化》紀譯本第66頁。）看來，溝通兩種文化，高等學�？赡苁侵匾膱鏊�。近年來中國的大學改革，人們有許多議論，但有一條，意見幾乎是一致的，就是贊成把一些單科的工業(yè)高�；蛘叨嗫频墓I(yè)大學，辦成包括理科、包括文科甚至包括法科、商科等等的新的綜合大學。清華大學原來是包括文法理工農(nóng)的綜合大學，一九五二年院系調(diào)整，改為多科性的工業(yè)大學，現(xiàn)在又恢復為綜合大學，正在加強理科和文科各院系。清華只是一例，別的好多大學也在走這條否定之否定的路。我想，不管大學合并中間有多少別的問題值得研究，但是這個兩科交融和結合的方向，是符合自然科學奔向社會科學的歷史潮流、時代潮流和科學潮流的。
第四，重理輕文問題。
這個問題在我們這里確實存在，也是我們現(xiàn)在要大力加以解決的，而且解決起來還不那么容易。但這不是由于什么科學主義而產(chǎn)生的，用反科學主義的辦法，造反科學主義的聲勢，并不能幫助這個問題的解決。
為什么會出現(xiàn)重理輕文的情況呢？
馬克思主義重理輕文嗎？當然不是。毛澤東在延安就說過：
“自然科學是要在社會科學的指揮下去改造自然界”（毛澤東：《在陜甘寧邊區(qū)自然科學研究會成立大會上的講話》 《毛澤東文集》第二卷第269頁。）。他這里所說的社會科學，是指馬克思主義，是指用馬克思主義指導社會改造為自然科學發(fā)展創(chuàng)造前提。這應該說是重理更重文吧！
是建國以來就重理輕文嗎？也不是。新中國成立之初，第一屆人民政協(xié)召開，代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職責，選舉成立中央人民政府，那時候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兩界是平衡的、并重的。參加第一屆政協(xié)的組成單位，除了各黨派之外，還有各界，其中就有“中華全國自然科學工作者代表大會籌委會”和“中華全國社會科學工作者代表會議籌委會”這兩大界，由這兩個籌委會推出的出席政協(xié)會議的代表，人數(shù)也相等。第一屆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中國科學院，不久中國科學院又建立學部委員制度，都包括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院長還是社會科學家郭沫若。
問題發(fā)生在后來。建國第二年全國自然科學工作者代表大會就正式召開了，在這次會上成立了中華全國自然科學專門學會聯(lián)合會（以及科學普及協(xié)會，后來兩會合并改組為中國科學技術協(xié)會），成為同工會、青聯(lián)、婦聯(lián)、文聯(lián)相并立的人民團體，而建國之后，社會科學工作者代表大會卻遲遲沒有召開，一直到今天也不再提起，全國社會科學聯(lián)合會當然也沒有成立（各省市自治區(qū)的社聯(lián)倒是成立了）。中國科學院頒發(fā)第一屆科學獎，原來設想自然科學社會科學都要包括，后來頒獎時，自然科學方面，華羅庚呀、錢學森呀，好多人都得了獎，社會科學給誰獎呢，種種矛盾，種種顧慮，沒法解決，結果社會科學方面全部空缺。這些都是老早過去的情況了。
改革開放伊始，科學的春天到來。中國社會科學院成立，與中國科學院相并立。但是，自然科學方面的學部委員改稱院士，并已多次定期增選院士，而社會科學方面，老的學部委員現(xiàn)在只剩五人（最年長的陳翰笙，已經(jīng)一百零六歲！最年輕的于光遠，也已過了八十八歲的“米”壽！），院士制度多次說過社會科學方面也要設立，卻至今沒有進行。自然科學方面的國家獎勵，已經(jīng)規(guī)范、定型和立法，頒發(fā)了多次，社會科學方面只有地方獎、部門獎和以個人命名的民間獎（如吳玉章獎、孫冶方獎），國家獎也是付之闕如。總之，社會科學工作在這些方面好像還沒有完全走上正軌。這些都是從國家一級的制度來談的不平衡。至于現(xiàn)實生活中表明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地位不平衡的現(xiàn)象，那就更多了。
造成這種不平衡的原因是什么？原因很多，也不是沒有實際的困難和麻煩。根本的原因，我看，一是發(fā)生在領導思想上，一是發(fā)生在領導體制上。
從領導思想上看，中國共產(chǎn)黨歷來重視馬克思主義，把它視為黨和國家的指導思想。過去在大學教育中，四門馬克思主義政治理論課（哲學、政治經(jīng)濟學，科學社會主義，中共黨史）占的課時比重也不可謂少。問題是，隨著黨的指導思想上“左”的錯誤的發(fā)展，重視馬克思主義，卻把馬克思主義以外的社會科學理論都當作資產(chǎn)階級的東西加以否定或貶低了。而馬克思主義又逐漸走向教條化、僵化，從而在相當程度上失去了豐富多彩的吸引力和與時俱進的創(chuàng)造力。這才是實際生活中發(fā)生問題的真實原因和癥結所在。
從領導體制上看，黨和國家對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是實施統(tǒng)一領導的。但在具體的管理上，卻越來越走向體制的分割。(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建國之初，科學事業(yè)規(guī)模還小，從政府來說，都歸中國科學院，從黨來說，黨中央通過中宣部聯(lián)系科學院，那時管理體制上還是統(tǒng)一的。后來，科學事業(yè)日益發(fā)展了，政府方面在國務院成立了科學規(guī)劃委員會，說是統(tǒng)一管理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規(guī)劃，實際上主要管了自然科學規(guī)劃，社會科學規(guī)劃委托中宣部和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管理。以后，科學規(guī)劃委員會同技術委員會合并，成立科學技術委員會，就只管自然科學了。中央領導自然科學工作，通過科學技術委員會黨組和中國科學院黨組來實現(xiàn)，中央領導社會科學工作，則通過中宣部來實現(xiàn)，這樣，管自然科學和管社會科學，從領導體制上就分家了。自然科學和技術方面的工作越來越發(fā)展，而社會科學里面折騰和運動挺多，這兩大塊事業(yè)越來越分離了。
六十年代初期曾經(jīng)提出一個建議，中國科學院分成兩個院，一個叫第一院，一個叫第二院，第二院是社會科學，兩院都由郭沫若當院長。原來哲學社會科學部只是中國科學院底下四個學部中的一個學部。設立中國科學院第二院，就可以提高社會科學的地位。因為中宣部長陸定一反對，他說不要搞分裂了，這個提議就作罷論。從理念上說，不要把自然科學同社會科學分裂開來，陸定一的觀點是正確的�！拔幕蟾锩苯Y束以后，中國社會科學院從中國科學院中分離開來，獨立建院，好處是地位提高了，缺點就是兩門科學之間界限、差距、互相脫離更加嚴重了。
改革開放以來，在領導思想上，經(jīng)過撥亂反正，克服僵化，重新確立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開拓創(chuàng)新的思想路線，恢復了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精神和創(chuàng)造活力。馬克思主義對它以外的社會科學成果，也采取了相互尊重、相互吸取、相互討論的科學態(tài)度，克服了故步自封的態(tài)度�，F(xiàn)在中央又強調(diào)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并重，強調(diào)兩門科學的各項工作都同樣重要。領導思想上的問題應該說已經(jīng)解決。當然，把這樣的領導思想落實到各項具體工作中去，使之得到貫徹執(zhí)行，那還要進行堅持不懈的努力。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比如兩只手，一手硬，一手軟，比如兩條腿，一腿長，一腿短，這種不平衡的情況、不協(xié)調(diào)的情況存在了相當長時間，現(xiàn)在要改變那種不適應并重思想的習慣勢力和既成狀況，的確是需要花很大力氣的事情。
最后談一個問題：科學與迷信、科學與偽科學問題。
后現(xiàn)代思想影響下，極端相對主義流行，科學被剝奪了客觀真理的內(nèi)容，被當作只是一種“敘事”、一種“社會建構”，其危害首先就是取消了科學與迷信、與偽科學的分界，為迷信和偽科學的泛濫提供了理論的支持。所以，索卡爾說：“難怪大部分的美國人不能分辨科學和偽科學�！保ā吨R的騙局》附錄C第268頁。）這是有數(shù)據(jù)為證的。據(jù)美國民間調(diào)查，對心靈感應，相信、不確定、不相信的，前兩者分別為36%、25%；
對魔鬼附身，分別為49%、16%；
對星象學，分別為15%、16%；
對通靈術，分別為11%、22%（一九九○年六月調(diào)查）。對于人類起源和發(fā)展的看法，相信上帝參與的為35%，相信上帝沒有參與的為11%，相信上帝以目前的樣子創(chuàng)造了人的為47%（一九九三年蓋洛普調(diào)查）。中國也有調(diào)查：對于算命，非常相信的為2．8%，有點相信的為23．7%；
有算命行為的為40%，比相信算命的還多；
日常行為或多或少受算命結果影響的算命者為63．5%（二○○三的中國科協(xié)調(diào)查）。
中美比較，有基督教背景的美國在上帝造人這一項上不如沒有這種背景的中國，其他各項，兩國的情況各有千秋�？偟恼f來科學昌明的美國，尚且如此，科學還不如美國發(fā)達的中國，傳播科學知識、提倡科學精神、反對迷信、反對偽科學和反科學的任務，更是任重而道遠。
科學與迷信，界線是分明的。有沒有界線模糊的時候和地方？有的，正如真理與錯誤的界線也有它的相對性一樣�？茖W真理是一個過程，是無知到有知的無限過程，是把錯誤從真理中不斷排除出去的無限過程，是從相對真理向絕對真理前進的無限過程。我們認為，科學與迷信、真理與錯誤之間的界線是相對的，這樣才能避免把無限的認識過程簡單化和絕對化，為科學真理的不斷發(fā)展開拓廣闊的空間，但是，它們之間的界線又是絕對的，這樣才能堵塞一切空隙，使各種神秘主義和反理性主義沒有活動的余地。
最后回到我們今天這個紀念會。這是紀念鄧小平批準中國自然辯證法研究會成立二十五周年的會議。自然辯證法研究會為什么獲此殊榮？鄧小平為什么要批準中國一個學會的成立？我想，這是因為自然辯證法研究是馬克思主義同自然科學的結合和交融，是哲學、歷史學、社會學、經(jīng)濟學同自然科學的結合和交融。成立這樣一個研究會，對于促進馬克思主義、促進社會科學同自然科學的結合和交融，或者說，對于促進科學與人文的結合和交融，有特別的意義。我們正是要在促進這兩者的結合和交融上，努力做好研究會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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