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么億萬群眾成為封建法西斯的自愿行刑者，同時也是自愿的受刑者？他們至今仍不自覺，因為其行刑有革命口號之遮掩而有高尚之一面

　　口號革命、手段殘忍、后果悲慘，為何良心平靜？

　　《讀書》、《方法》、《隨筆》、《南方周末》等報刊的文章和巴金、季羨林等名家對于“文化大革命”中的那些殘暴的行刑者至今沒有一個人真誠地向受刑者懺悔，感到憤懣。我也認為值得深思:特別是這些紅衛(wèi)兵將“只要口號是革命的、盡管手段是殘忍的、后果是殘酷的，但是三十多年后良心仍然是平靜的”現(xiàn)象，為什么能長期存在和習(xí)以為常？這個難解的問題，在讀完美國丹·戈德哈根的轟動性著作《希特勒的志愿行刑者》以后，若有所悟。封建法西斯同希特勒法西斯在“法西斯”三個字上是一樣的，也許在對人民的專制主義、愚弄人民的方式上某種程度上有相似性。不然黨中央關(guān)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不會選擇“法西斯”這個詞。

　　文革中的行刑者是自愿的

　　一位美國作家對希特勒德國屠殺猶太人罪行作了深入的分析以后，得出的結(jié)論是“行刑者是自愿的”,含著微笑、嘲笑去虐待、殘害猶太人.這本書引起德國人心靈的極大震動。人們也要思考：文化大革命中的行刑者同樣也是自愿的？為什么億萬群眾和在先進的組織領(lǐng)導(dǎo)、先進的思想指導(dǎo)下成為封建法西斯的行刑者，而且是自愿的行刑者？

　　《希特勒的自愿行刑者》披露了“有些德國人甚至完全自發(fā)地、主動地去殺害猶太人”的心態(tài)。德國空軍上士哈貝馬爾茨說：“我們多次盤旋在這個城市（華沙）的上空，我們非常滿意地證實了猶太人聚居區(qū)已被徹底消滅。我們的人干了一件了不起的事。所有的房屋都被夷為平地”（第260頁）。第105刑警營的成員1941年8月7日給他妻子的信中講到對猶太人的大屠殺后寫道：“親愛的，別為此睡不著覺。這是必須做的事情”。他為能夠當(dāng)一個德國軍人而“感到自豪”，因為“我在這里可以參加許多冒險行動”。第25刑警團的軍官們把屠殺猶太人作為“英雄業(yè)績”。第61刑警營第一連特地在酒吧門口豎立一個牌子，上面寫著該連槍殺猶太人的數(shù)目，他們習(xí)慣了在進行一次大屠殺后，便舉行一次“慶祝勝利大會”。因此，丹·尼爾戈德哈根據(jù)大量事實判斷：“有些普通的德國人甚至完全自發(fā)地、主動地在殺害猶太人。一個德國人解釋說：“刑警殺猶太人并不需要得到這樣的命令才行刑，他們往往是自覺執(zhí)行的。許多刑警以殺猶太人為樂。為什么高興？為什么自覺自愿？很顯然，因為這些普通德國人對猶太人有看法，認為他們不是人”（第261頁）。波蘭觀察家認為普通德國人“對猶太人仇恨之深。這種仇恨不僅來源于黨的綱領(lǐng)，用于政治目的，而且是一種感情上的仇恨、心理的仇恨，認為仇恨的對象在身體上不干凈，像麻風(fēng)病患者一樣”�！蔼q太人是卑鄙的；
猶太人是騙子、壞蛋；
猶太人是德國的敵人，他們危及了德國的生存；
猶太人是撒旦，……”因此，“波蘭猶太人遭受的浩劫是史無前例的，甚至在猶太人歷史最黑暗的時期也沒有過”（第259頁）�！罢J為他們不是人”的長期排猶主義教育，使普通德國人產(chǎn)生滅絕猶太種族的狂熱，因而造就了千萬個希特勒的自愿行刑者。（http://www.yannan.cn）

　　這對我們理解和解釋封建法西斯的“文化大革命”中，為什么在禮儀之邦的中國大地上也出現(xiàn)了數(shù)不盡的自愿行刑者，有所啟發(fā)。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認為斗爭對象、受刑者“他們不是人”.既然是“牛鬼蛇神”，當(dāng)然要“橫掃”；
是“害人蟲”，一定要“清除”；
是“三反分子、階級敵人、我們身邊的赫魯曉夫、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走資派”，當(dāng)然要“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腳，叫他永世不得翻身”；
甚至他們不是人，連生物都不是，而是“不齒于人類的狗屎堆”，當(dāng)然應(yīng)當(dāng)“不能溫、良、恭、儉、讓”，只能“堅決、徹底、干凈、全部殲滅之”。

　　自愿的受刑者與自愿的行刑者為什么自愿？

　　中世紀的封建社會的劊子手是奉命而為，不同于文革中的紅衛(wèi)兵、造反派是自愿地、主動地當(dāng)行刑者。而且，受刑者的心態(tài)也不同：哥白尼、伽里略自己認為宗教裁判庭的判決是錯誤的，真理在自己手中；
而文革中我們絕大多數(shù)人很長時間都誠心認罪，具有原罪感的自責(zé)的根源，虛心接受批判、斗爭，主動交心、上綱，實際上也是不同程度的自愿受刑者。為什么大家有這種原罪感，能自覺自愿地接受這場浩劫？除了無產(chǎn)階級專政下群眾運動的“紅色恐怖萬歲”的壓力外，是不是有一種自己給自己主動、自覺、自愿的加上的壓力？它的根源是什么？為什么往往自愿的甚至爭先恐后、發(fā)自內(nèi)心的批判自己、摧殘自己、否定自己、悔恨自己的一切，成了真誠的自覺自愿的受刑者？（http://www.yannan.cn）

　　自愿的行刑者也是自愿的受刑者

　　1959年廬山會議和1966年開始的“文化大革命”中，彭德懷是剛正不阿的值得尊敬和同情的革命者，但是悲劇也在于他也不得不成為自愿的受刑者。對于自己如實反映民間疾苦，按照組織原則客觀反映實際情況和人民愿望給黨中央主席的一封信，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在毛澤東讓聶榮臻、葉劍英去勸說后，彭德懷“決心從嚴檢查自己”�！敖裉斓氖虑椴皇侨蝿谌卧沟膯栴}，而是如何處理才會有利于人民和黨”，“我給主席的信，不僅事與愿違，而且起了相反的作用，這將是我的罪惡”。彭德懷始終不承認存在一個“軍事俱樂部”，但是，說過自己的心情：“其實，在廬山會議結(jié)束后，我就想把我在軍隊三十年來的影響肅清、揭臭。這樣做對保障人民解放軍在黨的領(lǐng)導(dǎo)下的進一步的鞏固，是有好處的”。“我只能毀滅自己，決不能損害黨領(lǐng)導(dǎo)的人民軍隊”。在崇高的革命利益的口號下，只能毀滅自己，成為自覺自愿的受刑者，本人又是自覺自愿的行刑者，這才是更深刻的悲劇。

　　作為自愿的受刑者，彭德懷得到了人們的尊敬和同情。但是在復(fù)雜的歷史條件下他也當(dāng)過自愿的行刑者。1959年他的一封信，引發(fā)了他和上百萬人挨整的反右傾運動。但是，1958年他以同樣粗暴的方式批判肖克的一封信。作為國防部長、中央軍委負責(zé)人之一，主持反對教條主義的斗爭。1958年2月肖克上書彭德懷，指出不應(yīng)把中央軍委、毛主席原來提出的“正規(guī)化、現(xiàn)代化”口號，同毛主席后來提出的“現(xiàn)代化、革命化”口號對立起來，不同意彭德懷對軍事學(xué)院“教條主義相當(dāng)嚴重”的估計。1958年5月至7月軍委擴大會議批判劉伯承、肖克。彭德懷7月19日總結(jié)時說：“他們一直堅持反馬克思主義的軍事路線”�！靶た送�志，不僅一貫堅持資產(chǎn)階級的軍事路線，反對馬克思主義的軍事路線，而且從極端嚴重的資產(chǎn)階級個人野心出發(fā)，進行反黨反領(lǐng)導(dǎo)的宗派活動”�！板e誤的軍事路線產(chǎn)生的主要根源是：過渡時期，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資產(chǎn)階級和無產(chǎn)階級、兩條道路、兩個階級在我軍內(nèi)部的反映”。肖克被扣上“反黨”、“反領(lǐng)導(dǎo)”、“卑鄙的野心家和軍閥”的帽子，降職、調(diào)離軍隊。（馮建輝：《從陳獨秀到毛澤東》，第498－499頁，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12月）歷史的悲劇是無情的，同樣是由于一封信，彭德懷從自愿的行刑者變?yōu)樽栽傅氖苄陶�，令人痛心地想要“只能毀滅自己”。（http://www.yannan.cn）

　　自愿的行刑者和自愿的受刑者角色的互相轉(zhuǎn)化，不斷變存于一身，這種歷史舞臺上的現(xiàn)實悲劇，豈止是彭老總一個人在扮演。

　　邵燕祥的《人生敗筆》和郭沫若的“自污”

　　邵燕祥的《人生敗筆── 一個滅頂者的掙扎實錄》是我看到的第一本也可能是至今唯一的真實記錄文革中真實自我的文革歷史記錄，一種以這種原始材料真實地自我揭露出自愿的行刑者和自愿的受刑者可悲的兩位一體史書�！霸谖遥瑹o論違心的或真誠的認罪，條件反射的或處心積慮的翻案，無論揭發(fā)別人以劃清界限，還是以攻為守的振振有詞，今天看來都是阿時附勢、靈魂扭曲的可恥記錄”。“從1959年到1966年間，我是力求‘緊跟’，以示曾為‘右派’者改造的決心已經(jīng)付諸行動……唯其‘緊跟’，到了最需‘緊跟’的時刻，在我也渴望投入的革命狂潮中，我當(dāng)然不會懷疑，更不會抵制各項‘最新最高指示’的新提法，如‘中國的赫魯曉夫’乃至‘劉賊’，‘劉少奇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劉鄧資產(chǎn)階級司令部’，‘資產(chǎn)階級反動路線’，‘無產(chǎn)階級專政條件下的大民主’等等”。邵燕祥說：“我讀過一些人的訃告、生平和回憶錄，他們都在那不平常的年代里對‘林彪、四人幫’做過堅決的斗爭，使我十分慚愧。當(dāng)林彪、江青們在臺上的時候，我想都沒想過要反對他們，而是象引‘毛主席語錄’那樣，把‘林副主席’、‘江青同志’的話奉為圭臬，形諸言語文字，還很有一點奴顏媚骨呢。收入這本書時，于此等處，一仍其舊，不作改動。以彰史貴存真之信”（《人生敗筆》）。（http://www.yannan.cn）

　　這一本已出版的書和億萬本未出版的人生敗筆，確實這是一堆當(dāng)代的化石，記錄著特定歷史時期人的生存狀態(tài)和心理狀態(tài)，怎樣想、怎樣說、怎樣做的思維方式，語言方式和行為方式。你在這里看到，“在一次又一次政治運動沖擊下，為了恢復(fù)已喪失的尊嚴，竟不惜徹底地犧牲尊嚴。機會主義的生存策略，總是要造成病態(tài)人格”（《人生敗筆》）�！白晕遗�評變成認罪”、“謝罪”，要把人們平時已被養(yǎng)成的免罪感、原罪感推到極致。這既有蘇聯(lián)從“反對派”斗爭發(fā)展到莫斯科審判的軌跡，又有從中國皇朝至民間的臣宰、太監(jiān)、阿Q口稱“奴才該死”自打耳光的情緒�！笆谷�，至少使清夜捫心自問者感到羞恥的，有外來的屈辱，也有的是自取其辱”（《人生敗筆》第4－5頁）。

　　不僅是邵燕祥說，“在我，這是可恥的十年”，對于我和許多的“我”，也是可恥的十年。甚至連一代文豪郭沫若也是這樣的自愿的受刑者的悲劇角色.“郭沫若全集”中刪去1965年11－12月“大寨行”組詩中的首篇“重訪晉詞”，首句即為涉及康生的“康公左手出奇字，照眼紅墻繞晉詞”。1966年1月7日郭沫若給張勁夫?qū)懶牛骸皩τ诳茖W(xué)院的工作一直沒有盡職。我自己的心里是很難過的。懷慚抱愧，每每坐立不安。因此，我早就有意辭去有關(guān)科學(xué)院的一切職務(wù)”。1966年4月14日“人大常委會第三十次會議聽取石西民的關(guān)于“社會主義文化革命”的報告，郭沫若發(fā)言中說：“石西民同志的報告，對我來說，是有切身的感受，說得沉痛一點，是有切膚之痛”。接著說出一段令人震驚的話：“在一般的朋友、同志們看來我是一個文化人，甚至于好些人都說我是一個作家，還是一個詩人，又是一個什么歷史家，幾十年來，一直拿著筆桿子在寫東西，也翻譯了一些東西。按字數(shù)來講，恐怕有幾百萬字了。但是，拿今天的標準來講，我以前所寫的東西，嚴格地講應(yīng)該全部把它燒掉，沒有一點價值”（《反思郭沫若》第8－9頁，作家出版社）。

　　巴金在“隨想錄”中多次提到郭沫若發(fā)出焚書說之后，他也立即仿而效之，“一方面想到即將來臨的災(zāi)難，一方面又存著幸免的心思。我終于在會上主動檢查了錯誤。我還說我愿燒掉我的全部作品。這樣講過后比較安心了，以為自己承認錯誤，或許可以過關(guān)”�！拔遗聵O了，真的朝夕盼望來一場天火把我寫過的文章燒光”。（http://www.yannan.cn）

　　宗白華認為“無論郭沫若還是巴金還是別的人，恐怕大半都是為了保全自己，屈膝求饒。這不是什么真懺悔，而是假懺悔和愚懺悔兩結(jié)合”。李一氓說：“郭老為自己劃條線，緊跟毛主席。在歷史上常常有的政治家，為了保護自己，往往自己為自己涂上保護色。歷史學(xué)家使用“自污”這個詞來解釋這種現(xiàn)象”（《反思郭沫若》第 257頁，作家出版社）。

　　在“四人幫”被捕后第九天，1976年10月21日，郭沫若寫“水調(diào)歌頭·“粉碎‘四人幫’”:“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幫，政治流氓、文痞、狗頭軍師張，還有精生白骨，自比武則天后，鐵帚掃而光”。但是，獻上《武則天》之作的正是郭沫若。而且，1967年6月6日《人民日報》上還刊有郭沫若當(dāng)著江青面即席朗誦的詩：“獻給在座的江青同志”：“親愛的江青同志，你是我們學(xué)習(xí)的好榜樣，你善于活學(xué)活用戰(zhàn)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你奮不顧身地在文化路線上陷陣沖鋒，使中國舞臺充滿了工農(nóng)兵的英雄形象”。到了文革末期，“四五”天安門事件以后，他在1976年第6期《詩刊》中發(fā)表的“水調(diào)歌頭·慶祝無產(chǎn)階級文化大革命”，還去配合“四人幫”的定調(diào)寫下了“走資派/奮螳臂/鄧小平/妄圖倒退”。這又是另一種形式的“自污”。(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如果再追溯遠一點，在解放前夕，他在香港的革命文藝工作者主辦的刊物上發(fā)表過一篇《斥反動文藝》，點名定性批判沈從文、朱光潛、肖乾（這幾位先生實際上到80－90年代才從“反動”的沉重壓力下翻過身來）。實際上在建國以前他已是自愿的行刑者。但是在文革中他又是自愿的受刑者。在文革中郭沫若的兒子郭民英1967年自殺，郭世英1962年就被公安部門定為敵我矛盾，1968年被迫害慘死后，郭沫若用毛筆工整地抄寫愛子的日記，抄了整整八冊。直到去世前一直放在案頭。這種無聲的抄寫對自愿的受刑者是極殘酷無情的精神折磨。

　　這令人回憶起一個多世紀以前的1888年11月23日列夫·托爾斯泰在日記中的深沉思考：“使成千上萬的人受苦的巨大悲哀，甚至不是人們生活得很糟，而是人們不能按良心、按自己的良心生活。人們把別人的、更高級的良心拿來當(dāng)作自己的，反對自己的良心……顯然，在不可能按照別人的良心生活的情況下，人們只能既不按別人的、又不按自己的良心生活，他們沒有良心的活著”（林利譯《在改革浪潮中重評斯大林》第63頁，求實出版社，1987年7月）。因此，對于文革當(dāng)時的自愿的行刑者“他們沒有良心地活著”、行刑、鞭韃。所以，現(xiàn)在也不可能受到良心譴責(zé)，清夜捫心自問，良心仍平靜，怎么會向致死殘者道歉？（http://www.yannan.cn）

　　自愿的受刑者和行刑者至今仍不自覺是更大的悲劇

　　受刑者自愿，同時又自愿地行刑，至今仍未自覺其行刑之不道德、不當(dāng)或違心，因為自己其行刑有革命口號之遮掩而有高尚之一面，或自己其作為組織一員僅充當(dāng)馴服工具而應(yīng)由組織或上級或領(lǐng)袖一個人負責(zé)，故不必道歉，更不受良心譴責(zé)。無怪乎肖乾先生致趙瑞蕻信中說：“巴金已做出榜樣了的。那么多（至少幾百吧）人批過胡風(fēng)，但只他一人站出來，公開承認當(dāng)時是違心的”。

　　親手打死“資產(chǎn)階級反動學(xué)術(shù)權(quán)威”、“走資派”的紅衛(wèi)兵有多少人，永遠數(shù)不清。但是，真誠地承認是自愿的行刑者，屈指可數(shù)。因為，許多紅衛(wèi)兵對自己下鄉(xiāng)當(dāng)知青成為是“自愿的受刑者”，有了痛苦的經(jīng)歷，將無悔無怨的青春（實質(zhì)上、感情上是既悔又怨）寫成了遠還沒有結(jié)束、也未真正深化的知青文學(xué)。但對紅衛(wèi)兵的“紅色恐怖”歷史即使只是輕描淡寫的也不多，實際上至今仍停留在未完全覺醒的不自覺的行刑者的思想框框之中。

　　1980年10月25日鄧小平說：“現(xiàn)在有些同志把許多問題歸結(jié)到毛澤東同志的個人品質(zhì)上。實際上不少問題用個人品質(zhì)是解釋不了的”�！安荒馨阉�有的問題都歸結(jié)到個人品質(zhì)上”。

　　馮建輝在《從陳獨秀到毛澤東》一書中引用了恩格斯談到普魯士政府時的話：“盡管它惡劣，它仍繼續(xù)存在。那么，政府的惡劣，就可以用臣民的相應(yīng)的惡劣來辯護和說明。當(dāng)時的普魯士人有他們所應(yīng)該有的政府”。（恩格斯：《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xué)的終結(jié)》，單行本，第6頁）。馮建輝認為：“毛澤東晚年的錯誤思想理論能夠在‘文化大革命’十年中盛行，絕不僅僅是毛澤東個人的問題，而是全黨狀況、全國狀況、全體民眾狀況所應(yīng)有的合乎邏輯的反映。即在相當(dāng)大程度上也是我們黨、我們國家、我們民族的錯誤。也只有這樣看‘文化大革命’的問題，我們的黨、我們的國家、我們的民族才能從中吸取必要的教訓(xùn)”（馮建輝《從陳獨秀到毛澤東》第340頁，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12月）。本文，也正是想從另一個角度：“自愿的行刑者與自愿的受刑者”揭開文革的另一層面紗。不當(dāng)之處，敬請指正。（http://www.yanna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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