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年輕時候曾經想當個教員，在77歲時還對斯諾說“我歷來是當教員的，現(xiàn)在還是當教員�！痹诿珴蓶|誕辰110周年之際，把他從神圣的祭壇上請下來，不是只宣揚他的豐功偉績，而是認真思考總結其一生的奮斗、指揮、工作、領導經歷，回過頭來看一看、想一想、問一問，他的哪些決策是最佳的，哪些是次優(yōu)的；
哪些決策是正確的，哪些是錯誤的；
哪些是英明的，哪些是荒唐的；
哪些是正常的，哪些是反常的；
給我們在世的各位同志當個全面的（包括正面和反面）教員，從而使中國今后發(fā)展的道路更少一些曲折，更多一些順利；
更少一些代價，更多一些成績。在此提出22組共110個問題，權作引玉之石。

　　一、毛澤東33歲時對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是否馬克思主義、唯物主義的？這些觀點和方法對以后的革命是否有非常強的指導作用？這種分析方法以及諸如“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類問題在經濟建設時期的現(xiàn)在還適用嗎？如果不適用，為什么？如果適用，用來作什么？

　　二、毛澤東34歲時對湖南農民運動的考察是深入的、其《考察報告》是很革命的嗎？民主革命時期必須要發(fā)動農民、依靠農民、搞農民運動嗎？我國現(xiàn)在的“三農”問題還具有嚴重性嗎？現(xiàn)在的農民還要不要“發(fā)動起來”、“組織起來”？“三農”問題的解決最終是靠政府，還是靠農民自己？

　　三、中國無產階級革命為什么不能從城市發(fā)動并取得勝利？當時年青、弱小的共產黨與強大、正統(tǒng)的國民黨就是不能正常對話與合作嗎？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井岡山之路是中國革命成功的唯一道路嗎？中國的政治文化就是“有我無你”、“你死我活”、“唯我獨尊”嗎？新中國成立后的繼續(xù)革命之路和經濟建設之路對這條成功的革命之路有沒有路徑依賴？

　　四、遵義會議確立了42歲的毛澤東在黨內的領導地位，這是“優(yōu)勝”選擇的結果嗎？后來的實踐證明毛澤東確實是軍事和政治的“天才”領導嗎？他對根據(jù)地的經濟建設是否也是天才的領導、也有巨大的貢獻？他的絕對權威是什么時候樹立起來的？這此后他掌權期間還有沒有召開如同遵義會議那樣實行“優(yōu)選”的會議？

　　五、毛澤東44歲時所作的《實踐論》和《矛盾論》是他的代表性哲學著作嗎？其中的 “實踐”、“認識”、“感性”、“理性”、“對立”、“統(tǒng)一”、“內因”、“外因”等主要觀點和論斷現(xiàn)在還有沒有現(xiàn)時意義？目前中外有哪些新的哲學理論是對它們的繼承和發(fā)展？哪些理論可以否定或代替它們？已經有八十多年歷史的中國共產黨還會重復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的錯誤嗎？

　　六、經過艱苦卓絕的二萬五千里長征，毛澤東領導的陜北根據(jù)地是否成為中國人民抗日戰(zhàn)爭的中心？毛澤東關于反對“速勝論”和“亡國論”、提出“持久戰(zhàn)”的論斷以及對西安事變的方針態(tài)度是明智、策略和遠見卓識的嗎？西安事變后的國民黨政府在抗日戰(zhàn)爭中究竟起著多大作用？日本侵略與中國反侵略對日本及國民、對中國及國民產生了怎樣深遠的影響？抗日戰(zhàn)爭的勝利使得中國、中國共產黨及毛澤東本人的地位有多大提升？

　　七、武裝斗爭、統(tǒng)一戰(zhàn)線、黨的建設是中國共產黨克敵致勝的“三大法寶”是完全正確的嗎？武裝斗爭就是“打外敵”、統(tǒng)一戰(zhàn)線就是“合友力”、黨的建設就是“練內功”，這樣概括可以嗎？這是否要以正確認識、區(qū)分敵人和朋友為基礎和前提？現(xiàn)在國內建設和國際外交中如何揚棄性繼承和創(chuàng)造性運用這些經驗？我們現(xiàn)在做的有哪些成績、還有哪些欠缺和不足？

　　八、毛澤東倡導的理論聯(lián)系實際、密切聯(lián)系群眾、批評自我批評是共產黨的三大優(yōu)良作風嗎？它們在革命戰(zhàn)爭中起到了什么重要作用？它們在如今的經濟建設時期還有沒有現(xiàn)實意義？群眾中流傳的“理論聯(lián)系實惠、密切聯(lián)系領導、表揚與自我表揚”確實反映某些部門的實際情況嗎？這種作風與“官本位”是何關系、該如何克服？

　　九、毛澤東49歲時主持的延安整風確實大大加強了共產黨的領導嗎？整風期間“團結——批評——團結”的方針得到完全貫徹執(zhí)行了嗎？它對黨的民主集中制建設有何長期和深遠的影響？對黨的知識分子政策的制定和執(zhí)行有何重大影響？他的《在延安文藝座談上的講話》的歷史意義和現(xiàn)實意義是什么？

　　十、毛澤東52歲時代表共產黨到重慶與國民黨蔣介石談判了43天，能否爭取到更好的結局？為了國內的團結、和平與民主，共產黨與國民黨爭斗了28年，最后的大攤牌、大決戰(zhàn)是絕對不可避免的嗎？當決定性的三大戰(zhàn)役和渡江戰(zhàn)役全部勝利后，能否阻擋住蔣介石逃往臺灣之路，或者一鼓作氣把臺灣拿下來？如果國民黨在臺灣繼續(xù)掌權是否就不會發(fā)生“臺獨”問題？對民進黨搞“臺獨”、“公投”，能否通過宣傳發(fā)動臺灣民眾和平而又成功地阻止��？

　　十一、土地改革把地主的土地分給貧農，它的革命性、合理性與合法性到底怎樣，革命性與合法性如何對立統(tǒng)一？它比抗日戰(zhàn)爭時期的“減租減息”妥協(xié)性是否小些、對抗性是否大些？土地改革的性質是新民主主義的還是社會主義的？它對新中國以后的土地政策有何直接或間接的影響？農民的土地既然是新政府給的，那過一段時間新政府再收回去成為集體或國家的，農民還有權利阻擋或能夠擋得住嗎？

　　十二、朝鮮戰(zhàn)爭初期不可控、不可知和不可測的成份有多少、有多重？我國政府決定派志愿軍出兵抗美援朝是經過中央集體充分討論和深思熟慮的嗎？中國的軍事行動能否更少些、外交手段能否更多些？中國志愿軍的犧牲代價能否更小些、勝利戰(zhàn)果能否更大些？當時國家民族利益和國際主義道義的考慮怎樣綜合平衡會是更佳的選擇？

　　十三、新中國初期對農業(yè)、手工業(yè)和私營工商業(yè)的公有制改造是實行國家工業(yè)化的必由之路嗎？國家工業(yè)化除此之外有沒有別的如經濟杠桿調控和用法律約束的道路可走？這種改造是符合社會經濟發(fā)展規(guī)律、還是僅符合當時社會政治發(fā)展的要求？它們當時的成功對以后的社會經濟發(fā)展奠定了怎樣的基礎？現(xiàn)在大量的國有企業(yè)效率低下、需要改制是不是那時的后遺癥？

　　十四、毛澤東64歲時發(fā)動的整風反右運動其實質是什么？他真的忘記了他自己多年來一直強調的“容許不同意見”、“兼聽則明”、“言者無罪”等信條了嗎？那么多人被打成“右派”、被長期專政，對社會發(fā)展和經濟建設造成多大的危害？他個人認定的社會主義道路肯定就是真正的社會主義道路嗎？新中國的憲法為什么不能切實保護國家公民合法權益、共產黨的民主集中制為什么不能有效制止領導者個人獨斷專行？

　　十五、毛澤東65歲時提出的“總路線”為什么不說“建設祖國” 而說“建設社會主義”？他發(fā)動的“大躍進”、“人民公社”是不是“搞早了”、“搞糟了”？為什么即使象彭德懷那樣的革命功臣提不同和反對意見不能成為合法的“反對派”而只能淪為無產階級專政的“階下囚”？毛曾自比秦始皇，新中國的“主席”與兩千年前的皇帝有哪些本質上的相通和不同之處？三年困難時期中國非正常死亡幾千萬人，經濟處在崩潰邊緣，主要領導人應該承擔什么行政責任和法律責任？

　　十六、與“人非圣賢，孰能無過”一樣，人非圣賢，孰能無私？提倡“為公”精神難道不應該建立在維護個人正當權益的基礎上嗎？大力鼓吹“無私”的人自己真實相信、真能做到、真正是出于“無私”的目的嗎？毛澤東號召“紀念白求恩”、“向雷鋒同志學習”，真的是自命為圣賢、并想把群眾提高成“毫無自私自利之心”、“六億神州盡舜堯”嗎？如果“思想改造”和后來的“狠斗私字一閃念”搞成“人人無自信”、“人人只自�！�、“人權盡喪失”，這樣塑造的人格、人性是正常的還是扭曲的、健康的還是病態(tài)的？

　　十七、毛澤東60歲時對“兩類矛盾”的劃分是法律性的還是政治性的？他說要“百花齊放”，又只要“香花”，鋤去“毒草”，其具體標準由誰來掌握？他說要“百家爭鳴”，又說只有“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兩家，最后結果是否只有他“自己一家”、別無分店？如果一說“民主”必先強調“紀律”、一說“自由”必先強調“集中”、一說“人性”必先強調“階級”，是否導致那時民主集中制“四個服從”實際執(zhí)行的結果就是最終讓大家都服從他一人？“自由”、“民主”、“真理”有沒有普遍的獨立的意義、應不應該加以廣泛的普及宣傳教育？

　　十八、毛澤東73歲時親自發(fā)動和領導的“文化大革命”是“歷史的必然”嗎？當年“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兩個司令部”斗爭與“革命造反”的理論和實踐是毛澤東一時沖動的產物還是內心真實的思想？“橫掃一切牛鬼蛇神”、“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等驚心動魄的標語口號給當代人的打上了怎樣的心靈烙�。棵珴蓶|與陳伯達、與林彪、與江青等“四人幫”的關系并與整個運動的關系講清楚了嗎？如何全面、客觀、公正地評價當年的“紅衛(wèi)兵運動”？

　　十九、知識青年上山下鄉(xiāng)，是為了接受“再教育”改造自己、是為了戰(zhàn)天斗地改造農村、還是主要解決城市青年就業(yè)問題？一代人的青春時光和知識尊嚴受到了怎樣難以忍受的踐踏和蹂躪？多少家庭的平靜生活和團圓歲月被攪和得殘缺不整或蹤影全無？后來的返城運動是對上山下鄉(xiāng)的徹底否定還是螺旋式發(fā)展？城市與農村究竟應該是一種怎樣的良性互動關系？

　　二十、毛澤東對民主黨派的“長期共存、互相監(jiān)督、肝膽相照、榮辱與共”方針真正實行了嗎？十年動亂期間這些民主黨派都在哪里、都干什么去了？他們?yōu)楹尾荒茏钃踝≡诔Ｈ丝磥砻黠@的倒行逆施、又如何“榮辱與共”？要真正切實做到有效的“互相監(jiān)督”，各方面需要哪些主客觀條件？這些必要、充分條件又如何創(chuàng)造出來？

　　二十一、《黨章》確定的“毛主席最親密的戰(zhàn)友、最可靠的接班人”林彪轉眼之間變成要謀害他“三忠于”、“四無限”的“導師、領袖、統(tǒng)帥和舵手”的殺手，這個一百八十度的轉彎對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的思想觀念究竟造成了怎樣的混亂和澄清？80多歲的毛澤東剛啟用鄧小平工作、全面整頓不久又反擊“右傾翻案風”，再把鄧小平拿下去，此時的他還有清醒明智的執(zhí)政頭腦和駕馭全局的執(zhí)政能力嗎？他挑選的“你辦事，我放心”的接班人只讓他一個人放心就可以勝任嗎？即使是“四人幫”的垮臺不也是“宮廷政變”式的結果嗎？國家新領導人的產生應該需要怎樣公開、公正和法定的程序？

　　二十二、毛澤東自己最得意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xù)革命” 的理論導致全國范圍、空前程度的十年浩劫，其意義、代價和惡果到底有多大？為什么新中國建立二十七年都未建立起一個長治久安的秩序？十年動亂所帶給后人的經驗、教訓都總結得足夠了嗎？巴金老人極力主張建立的文革博物館到底要不要建、能不能建、到何時才建？現(xiàn)在的青年一代要不要對我國的文革歷史有所認識、應該有什么樣的概念和認識？

　　2003年12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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