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當代中國的成就

　　中國社會半個世紀以來的巨大進步是很難否認的，特別是近十年來獲得的驚人繁榮。比起年長的人，年輕人相對缺少縱向的歷史感，卻比長輩有更多橫向的關于西方發(fā)達社會的知識。因此，相對于長輩，青年學生對我國的社會現(xiàn)實有更多的不滿。其實，不僅是較為年長者更多看到國家的進步，多數(shù)海外華人和在發(fā)達國家的我國留學生也對中國的持續(xù)進步持樂觀態(tài)度，通常比在國內生活的人對現(xiàn)狀的評價高。歸國的留學生多了，臺灣和周邊國家來我國大城市定居的人也多了，來我們這里做生意的發(fā)達國家的人更是川流不息。中國的商品正在大規(guī)模流向全世界，中國的城市正在迅速國際化，令人燃起對恢復漢、唐輝煌的希望。當然，兩方面的不同看法可以理解為海外的人與國內的人處境不同，海外的人較少遇到國內不良環(huán)境的種種委屈。不過，個人的委屈也可能蒙蔽對宏觀局面的認識。當美國對中國的迅速崛起感到恐懼，把中國當作自己的主要競爭對手時，你就不得不承認當代中國取得的成就。

　　1840年英國因為中國拒絕他對華販毒就敢對我國發(fā)動侵略戰(zhàn)爭。1900年八國聯(lián)軍入侵，兵力不超過兩萬，就讓中國賠了四億五千萬兩白銀。這數(shù)字是按中國當時的人口計算的，也就是說要中國人不分男女老幼，一人賠一兩，實在是野蠻至極了。那個時候，中國不是任何國家的對手，而是任人宰割的對象。但五十年以后，到1950年，我們把世界上最強大的軍隊阻擋在了國門之外，贏得了迄今五十年的國家安全，贏得了對手的尊敬。朝鮮戰(zhàn)爭始于三八線，終結于三八線。但是中國軍隊參與的戰(zhàn)爭始于鴨綠江，終結于三八線。

　　為了扭轉1840年以來中國的衰弱，中國人一直在學習。滿清王朝學過日本的明治維新，北洋政府學過西歐的議會制，孫中山要搞“軍政”，蔣介石嘗試過德國的法西斯，共產(chǎn)黨人學了蘇聯(lián)的“專政”。自上個世紀開初，我國的留學生不絕于途，哪個國家先進就如潮水般涌向哪個國家學習。結果呢？正所謂“周雖舊邦，其命維新”，中國絕不“思想僵硬”。百年來，主流意識形態(tài)換了好幾次了，恐怕比世界上任何社會的主流思想換得頻繁。中國是最早放棄計劃經(jīng)濟，改行市場經(jīng)濟的共產(chǎn)黨國家。若非近二十年來中國開辟了一條極其特殊的發(fā)展道路，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美國不會產(chǎn)生恐懼，認認真真地把中國當成競爭對手。

　　中國已經(jīng)取得了震驚世界的成就，為什么卻出現(xiàn)那么多對政府的不滿呢？我們的學生們不去了解亞洲的其他欠發(fā)達地區(qū)，如印度；
也懶得去比較非洲和拉丁美洲國家。我們的建國與印度獨立幾乎同時，起點全面低于印度。與拉美比，我們的起點更低。在20世紀初，阿根廷和巴西還屬于第一世界，屬最富裕的國家之列。如果你們了解現(xiàn)在的印度政府，和許多實行市場經(jīng)濟的其他后進國家的政府，大家恐怕會非常滿意我國政府的表現(xiàn)了。反過來說，如果那些后進國家的人民能享受到我國這樣的政府，他們大概要念佛了。然而，關鍵不在于我們的知識青年不了解落后國家，關鍵是我們的青年根本不屑于了解與我們一樣落后的國家，不屑于與他們比較。我們的眼睛盯緊了世界上最強大，最富裕的國家。

　　二．中華政治文明的底蘊

　　為什么我們的眼睛永遠盯著北美、日本、西北歐、和澳洲呢？因為我們認為自己有資格成為這樣的國家。這就要說到“中華文明的深厚底蘊”。自漢唐的強盛以至明清的繁榮，我國原本就是世界上最強大富裕的先進國家。古埃及，古希臘，古羅馬的文明今日何在？惟我中華文明三千多年綿延不絕。中國之所以有今天，原因在于我們的文明有深厚的底蘊。我們的傳統(tǒng)文明不僅歷史悠久，而且極為出色；
因其出色而悠久，亦因其悠久而出色�！兑捉�(jīng)》講，既然“天行健”，就要“君子以自強不息”，“與時偕行”。我國的傳統(tǒng)文明講求格物致知，好學不倦，而且有教無類，造就了世界上最好學的文明。沒有這深厚的文明底蘊，就不會有先賢們前仆后繼的英勇奮斗，不可能有百年來的艱苦學習，不會有近半個世紀來的持續(xù)進步。

　　這里要提出一個看法，關于政府體制的政治文明構成一切偉大文明的核心。比如古希臘文明的核心不是斷臂的維納斯，而是雅典的民主體制。今日西方文明的核心是以美國體制為代表的代議制。中國近半個世紀的驚人成就是在中國共產(chǎn)黨領導下取得的，“沒有共產(chǎn)黨就沒有新中國”體現(xiàn)的也是我們對政治體制的認識。更早時，我國有“體用”之爭，講的也是政治體制。同樣的道理，我們對社會現(xiàn)實的種種不滿也大多可追尋到政治體制的根源。

　　政治文明是一切文明的核心，這要從政府的重要性講起。沒有了政府，社會就受叢林法則支配，弱肉強食。建立政府是人類社會文明的第一步。當人們把所有實施暴力的權力讓渡給了政府之后又怎樣呢？這時，對人民最大的威脅來自政府，來自關于政府的體制。人們需要政府做很多事情，大事情，卻又希望政府別做傷害我們個人利益的事情。

　　在今天遇到貪污腐敗，濫用公權之事，我們對政府不滿，要求政府體制的變革。自然的，人們會想到西方的制度，特別是議會民主。源于我們北大的“五·四精神”主體是反傳統(tǒng)，追求“西化”。民主的理念被稱作“普世價值”，被認為是“人民作主”的體制，對知識界很有吸引力。美國甚至有人認為，民主加市場是“歷史的終結”，人類政治經(jīng)濟文明的頂點。然而，另外一些西方人，包括馬克思主義者，卻早就看到議會民主的狹隘。民主制度有強烈的階級性，無論是代表工人階級還是資本家階級的政治，民主體現(xiàn)利益集團爭奪政權的強權政治，代表著建立在一定規(guī)則上的強權政治。馬克思主義也是西學，而且是西方的顯學。問題在于，西方的民主制度真的代表政治文明的頂峰？

　　中國有偉大的政治文明傳統(tǒng)。取消私有制是西方思想的一個重要傳統(tǒng)，西方最早明確論述消滅私有制的思想家是兩千四百多年前古希臘的柏拉圖，遠遠早于馬克思。我國的孔子比柏拉圖早生一百二十多年，《禮記》里記述了他的“大同”理想�？鬃拥乃枷氡劝乩瓐D中庸得多，更人性，更出色，表述也簡潔得多：“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yǎng)。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于地也，不必藏于己；
力惡其不出于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睆恼�治結構到道德準則，從道德準則到社會關系，從社會關系到經(jīng)濟、倫理、教育，自經(jīng)濟、倫理、教育迄于社會結果，全文僅107字。接下來，《禮記》又記述了孔子對“今大道之隱，天下為家”的私有時代的政治理解，及相應的制度設計，體現(xiàn)了強烈的現(xiàn)實主義。自漢武以降，以孔門思想為基礎的中國傳統(tǒng)政府制度綿延兩千多年，在世界上不僅是獨特的，而且是先進的。不獨如此，兩千多年前的語言文字，不必翻譯，今人仍能流暢地閱讀，豈是希臘羅馬文明所能比擬？

　　由于一個世紀的“革命”，國人對中華政治文明多持否定立場。認為是“封建”腐朽的。只會抽象承認“中華文明偉大”，卻具體指責中國政治制度野蠻。這不僅講不通，而且是因為對歷史的無知。三代中國青年都只曉得西方的先進，包括蘇聯(lián)的先進，卻不知其野蠻和落后；
只知道傳統(tǒng)中國的野蠻落后，卻不知中華傳統(tǒng)政體的文明先進。中國的傳統(tǒng)政治文明“以德治國”，極其獨特，效果驚人。一是政府之治與鄉(xiāng)紳領導的自治相結合，給人民以相當?shù)淖杂�。二是首�?chuàng)文官制度，以公開平等的考試加考核來選賢任能。這種帶有“虛君共和”色彩的文官遴選體制惠及整個世界，較之今日的普選制度也并不遜色。三是世俗政治，以德治國，發(fā)展出對不同民族、部落、和宗教的寬容和包容，成就了今日的中華“民族”。當西方人為取消宗教法庭而奮斗，為世俗化而艱苦“啟蒙”，我國的世俗化在兩千三百年前就完成了。四是絕對的小政府，治理著遼闊的國土和眾多的人民。傳統(tǒng)的縣比今天至少大一倍，但一個縣只有一、兩個由國家付工資的官員，沒有專門的稅務機關，專門的法律機構，也沒有龐大的常備軍�！疤旄呋实圻h，”多數(shù)老百姓大概一輩子也沒見過政府官員。

　　我國傳統(tǒng)文化以仁愛和中庸為“道統(tǒng)”，并不強調“國”和“族”，中國大體上是個文化范疇，“國家”也不過是家之聚合。過去的西方使用拉丁文作統(tǒng)一的書面文字，后來用拼音來拼寫各地方言，就要求不同的拼音系統(tǒng)，形成不同的民族語言。我們用象形文字和非常自由松散的語法包容各個民族。凡使用漢字為書面語言者多自稱為“漢族”，使我國成為世界上最大的民族熔爐。過去的西方信奉統(tǒng)一的宗教，后來對宗教的不同理解導致各種極端主義和血腥戰(zhàn)爭。我們中國是世俗社會，世俗國家，不許宗教支配政府，故能包容各類宗教。宗教和語言是民族國家的基礎。如果用拼音來拼中國各地的方言，如果大家為神和神的教義爭執(zhí)不休，中國會分裂成多少彼此仇視的國家�。”绕饑鴮W宣揚的仁愛文化和中庸之道，西方的極端的民族主義和帝國主義豈不是野蠻？

　　我們當然可以舉出中國傳統(tǒng)政府的無數(shù)劣行，兩千幾百年里，在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中間，什么都有可能發(fā)生。但比起西方曾經(jīng)的專制，中國的政治要文明得多，也寬容得多。馬克思從未來過中國，不通中文，僅憑東印度公司的一些報告就想象出所謂以治河官僚為由來的“東方專制主義”，謬傳至今。中國當然是“禮儀之邦”。直到中國王朝滅亡之際，西人要我老百姓一人賠一兩銀子，皇帝卻謹遵康熙“永不加賦”的“祖訓”，不曾敢對億萬農(nóng)民加收一分錢的田稅。結果是政治體制的高度“合法性”，綿延兩千多年。有人反具體的皇帝，具體的貪官，但沒人反體制，連元朝時的蒙古政權也不反中華體制。這樣的體制在西方的侵略下結束了，但它是否就一無所長了呢？是否就被西方來的新體制連根拔去了呢？

　　今天的人，但凡發(fā)現(xiàn)新體制的弊端，就去攻擊“長期的封建專制傳統(tǒng)”，而不知道那是西方（包括俄國）體制的弊端。一個翩翩君子被流氓無賴擊敗了，但那并不證明流氓無賴代表更先進的文明。滿族人擊敗了明朝，日耳曼人摧毀了羅馬帝國，但那并不必然代表先進文明戰(zhàn)勝了落后文明。滿族人的成功恰恰在于他們繼承和發(fā)展了中國的傳統(tǒng)文明。的確，日耳曼人摧毀了羅馬腐朽的奴隸制，滿族人挑戰(zhàn)了漢人給女子裹小腳的惡習，但那只證明先進文明與野蠻文明相結合才能摧枯拉朽，才有活力。整體的拋棄一個偉大的文明傳統(tǒng)并不可取。西方近代以來的進步起源于對希臘羅馬政治文明傳統(tǒng)的“復興”。孔子的偉大思想是對“周禮”反思的結果，在于他孜孜不倦，鍥而不舍地“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我們的文明傳統(tǒng)是我們成功地學習外國，并且創(chuàng)造獨特政治體制的基礎。近代的中國向外國學習，但并沒有割裂，也不可能割裂中華文明的延續(xù)。沒有中國的“文藝復興”運動，汲取中華傳統(tǒng)文明的精華，中國就不能超越西方世界。

　　三．民主迷信

　　民主思想和民主制度據(jù)說是“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蔽覈�的青年們也自認信仰民主。

　　民主制是有社會條件的，我們的社會條件與西方不同。西方從古希臘開始就是階級社會，之后的古羅馬也是。中世紀更有嚴格的等級社會，到了近代資產(chǎn)階級對傳統(tǒng)貴族發(fā)動攻勢是階級斗爭。因此，《共產(chǎn)黨宣言》說，“到目前為止的一切社會的歷史都是階級斗爭的歷史。”然而，中國的傳統(tǒng)社會是小農(nóng)社會，是大一統(tǒng)的社會，不是階級社會，不信仰階級斗爭。至遲到了商鞅變法，中國的封建制就不存在了。中國早熟的農(nóng)業(yè)導致了這樣一個社會，精耕細作、多子多福，拒絕長子繼承制。在這種情況下，“富不過三代。階級社會不僅是由貧富分化引起的，更依賴長期形成的階級意識。我們的傳統(tǒng)社會不是產(chǎn)生階級意識的溫床。

　　這樣的傳統(tǒng)社會導致了一個獨特的政治體制，比起西方體制要文明和諧得多。如果政府文明是一切偉大文明的核心，中國的政府文明是空前的。在中國，我們比柏拉圖更早意識到政府必須由賢能者領導，并且發(fā)明了公平的選賢任能的制度，人人有平等的機會來參與政府工作。人不分老幼華夷，均可參加公平和公開的科舉考試。“布衣宰相”乃是尋常之事，甚至春秋時就有奴隸為相。中國社會是平等的小農(nóng)社會，不是界限分明的階級社會。中國人理解的“政治”，是由“正”的道理來治，不是階級之治，不是強大的階級或利益集團通過斗爭來獲得權力。在中國的傳統(tǒng)社會，公正廉明、兩袖清風是主流的政治文化。官員是考選出來的職業(yè)的中立官員，他們代表全社會（所有小農(nóng)）的利益。中華文化是“仁”的文化，此道統(tǒng)源遠流長。做人要做仁人，為政要行仁政。(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官員們學的是仁義禮智信，要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因為“以德治國”而非“以力治國”，中國傳統(tǒng)的小政府治理了那么大的一個國家，這不是世界政治文明史的奇跡？馬可•波羅曾經(jīng)極力贊美過中國政府，但他看到的不過是我國政府史上最惡劣的政府之一。我們選賢與能，由賢人來治理國家。賢人也就是柏拉圖所說的哲王。大家經(jīng)常只知柏拉圖贊美“王制”，卻不知其核心是賢能者治國。中國傳統(tǒng)思想比柏拉圖進步得多，提出并且實踐了選賢任能。

　　在西方階級分裂的情況下，道德治國只能是柏拉圖的理想。一直到今天，西方人的大學課堂里還在欣賞和學習柏拉圖謎一般的思想，卻不知如何成為現(xiàn)實。孔子的思想在春秋戰(zhàn)國“亂邦”林立、“禮崩樂壞”時代也只能是理想，但在中國大一統(tǒng)的小農(nóng)社會里就有了實現(xiàn)的條件，構成了我國政治文明的深厚傳統(tǒng)。

　　何謂民主？民主制度的核心規(guī)則是“多數(shù)決”的程序，為政的合法性在于多數(shù)人的支持。多數(shù)決有兩層意思，一是選舉時的多數(shù)決，二是政府議事時的多數(shù)決。西方一個階級掌握了壟斷權力后，另一個正在崛起的階級只能通過暴力來奪得權力維護自己的利益。為了讓各個階級都有發(fā)言權，出現(xiàn)了代議制民主的規(guī)則。人民分成階級或利益集團，推選自己利益的代表來爭取權力，從而維護自己集團的利益。民主之謎是，民主會代表多數(shù)人的利益。

　　世界上的窮人總比富人多，那么民主制度應當會代表窮人的利益�？墒�，為什么代表窮人反對富人就正確呢？而且，人多勢力未必大，團結的少數(shù)人往往比松散的多數(shù)人更有力量，因此，西方的民主制度并不必然代表窮人利益。最后，當人民分成兩個集團，51% 的票數(shù)就構成多數(shù)；
如果分裂成三個或三個以上的集團，我們還可能有真正的多數(shù)嗎？少數(shù)人操縱多數(shù)人是選舉政治的必然結果。所以，古希臘的雅典人為了真實的民主——人民作主——就采用抽簽的辦法，使人人有平等的作主機會。舉凡重要的事情，都舉行全民公決，依人數(shù)多少作決定。雅典的衰落與這種直接民主密切相關。醫(yī)生需要專門知識，你不會希望給你治病的醫(yī)生是普選產(chǎn)生的。政府也是要專門知識的，應當選擇賢明能干的人來領導國家�！懊褚狻钡姆磸蜔o常使雅典輸?shù)袅藨?zhàn)爭，流放了無數(shù)精英，還殺掉了偉大的思想家蘇格拉底。蘇格拉底是雅典民主制度最直言不諱的批評者。

　　從學理上講，我們?yōu)槭裁匆�服從一個相對的“多數(shù)”？有人說，因為服從少數(shù)不利于穩(wěn)定�？墒�，除了服從多數(shù)就是服從少數(shù)？為什么支持者的“數(shù)量”那么重要？中國的傳統(tǒng)文明里非常重視人民的利益，但卻從未產(chǎn)生過以人數(shù)多少來決定是非的觀念。并不是中國人愚蠢，自古希臘衰敗以后的兩千多年里，包括羅馬人在內的西方人都拒絕以支持者的數(shù)量來決定政策。原因很簡單，那是個非常粗糙，原始，甚至野蠻的想法，是強權即公理，根本不是什么普世價值�？茖W界不信這一套，企業(yè)界不信這一套，教育界也不信。教室里有一百個學生，34% 的學生不喜歡老師講的內容，希望換人講，33% 的人無所謂，另外33% 的學生喜歡老師講的內容。如果按照民主原則，第一，這個老師必然被趕走；
第二，學校就不會有考試了，因為沒幾個學生喜歡考試，而且學生人數(shù)永遠比老師多。

　　羅馬人認為應當服從“自然法”的正義。中國人認為應當服從“道德”正義，都不相信“數(shù)量正義”。一直到美國建國，民主依然是個貶義詞，與暴民政治，多數(shù)專制連在一起。到了19世紀前期，代議制被美國人稱作“民主”，民主才變成褒義詞。代議制把雅典的人民作主改成了由人民選舉給自己作主的人，若干年人民有一天的機會換人作他們的主。這是民主制度的進步。然而，這樣的制度依然體現(xiàn)了西方深厚的強權信仰傳統(tǒng)。

　　為什么西方人對強權政治如此著迷？因為那里有深厚的階級社會傳統(tǒng)，利益集團只有奪得了政權，利益才能得到代表和保護。在這樣的社會條件和傳統(tǒng)里，大家都同意，獲得選票多者可以合理合法地維護自己集團的利益，輸家必須優(yōu)雅地認輸，若干年后再來競爭。

　　不僅我們中國人，西方人也早就看到了這種代議制的弊端。他們利用自羅馬以來的另一個深厚傳統(tǒng)來制約民主，這就是法治傳統(tǒng)，或曰“憲政傳統(tǒng)”。這個傳統(tǒng)體現(xiàn)為三個要素。第一，民定的法律服從憲法，而憲法來源于基本法，基本法來源于人類社會的基本道德準則，或曰“自然法”。換言之，人民代表不能依著自己性子隨意立法，必須依法立法。第二，司法獨立，民選的立法和行政領袖不能自行決定自己做得對或錯，必須由獨立的非民選的第三方來判斷其作為是否合法。第三，司法人員由經(jīng)過考試和考核選拔的職業(yè)精英來承擔。民主與法治相結合成就了西方的近代政治文明，也成就了西方近代以來的強盛。

　　美國的階級意識非常薄弱，但仍然繼承了西方的強權文明，社會劃分成大型的利益集團，構成了與歐洲階級政治（class politics）不同的“利益集團政治”（group politics）。在中國則不認可階級政治，也不認可利益集團政治。由小農(nóng)社會變遷而來，我國的企業(yè)多為中小企業(yè)，家庭企業(yè)，并不企圖以爭奪政權來維護自己集團的利益。加入WTO對在座的學生們顯然是有利的，外語水平較高，比其他人更了解外國的生活方式，所以有更多機會獲得高薪職位。進入WYO對農(nóng)民可能是不利的，因為外來農(nóng)產(chǎn)品更有競爭力。但是，你們并不會去組織集會支持進入WTO，農(nóng)民也不會搞集會抗議。僅僅從自己集團的利益出發(fā)來考慮政治問題不是我國的傳統(tǒng)，我們支持或者反對進入WTO多從中國的整體利益出發(fā)。政治是正義之治，不是利益集團之治。臺灣的競選各方有一個共同的綱領，叫做“超黨派全民政府”。對西方人而言，這是個奇怪的概念，由代表“全民”的黨來治理國家還是“政黨政治”嗎？可這恰恰就是中國人的觀念。大家需要公正廉明的政府，并不想要偏向某個階級或集團的政府。如果我們的社會不是利益集團的社會，不是階級社會，那么，民主選舉能帶來什么呢？可以想見，政客們會拼命利用社會現(xiàn)有的差異，挑動社會分裂和歷史仇恨。對于臺灣而言，省籍幾乎是唯一的話題。對大陸中國而言呢？

　　四．關于咨詢型法治

　　面對今天的不公平現(xiàn)象，特別是政府官員濫用公權謀私利的現(xiàn)象，我們怎么辦？上面的討論給了我們什么啟示？第一，民主的多數(shù)決原則并不能幫助我們遏制腐敗問題，也無法控制住政府官員濫用公權。絕對的權力，無論是屬于多數(shù)還是少數(shù)，都是人治的一種，都會腐敗。世界上民主化浪潮的結果我們都看到了，是腐敗的蔓延，而且還伴隨著政客們挑動社會分裂，進行種族清洗。第二，我國過去靠的是道德治國，在今天的市場競爭和國際競爭環(huán)境下，純粹的道德原則已經(jīng)無法治理國家。第三，西方的法治精神比我國傳統(tǒng)的法家思想要先進，是控制腐敗和濫用公權的出色思路，而且特別適合我國的傳統(tǒng)政治文明。德與法形式不同，來源相同。德治與法治的結構有相同之處，都依賴文官體制。

　　什么是法治？法治有三個基本要素。第一是基本法至上原則，要依法立法。符合人類基本道德準則的憲法就是基本法。我國已經(jīng)明確，共產(chǎn)黨要在憲法、法律許可的范圍內行事。但現(xiàn)在并沒有做到。怎樣才能保證這個原則得到遵守呢？法治的第二要素是分權制衡，特別是司法獨立。基本法至上原則只能以分權制衡的方法予以保證。分權制衡的關鍵是司法獨立，也包括作為執(zhí)法主體的公務員系統(tǒng)的中立和獨立。當政府與百姓之間發(fā)生爭端時，由中立的第三方來評判，由機械的公務員系統(tǒng)來執(zhí)行裁決。法院的職能主要是制衡當權者。法律自己是不能治國的，世界上原本沒有“法律治國”。法又是人制訂和執(zhí)行的，如果某些人掌握了絕對的權力后怎么可能“依法治國”呢？法之所以能“治”，在于政府分權。政府分權制衡，法律的權威才能“至上”。然而，誰能保證司法和公務員隊伍是中立的呢？法治的第三要素是，司法者必須由中立的職業(yè)精英組成，由公開的考試與考核來產(chǎn)生。

　　今天中國的政體非常像“純粹的民主制”。什么東西走到極端都會走向反面。在我國，“一切權力歸人民”。作為代議制，就成為“一切權力歸人民代表大會”。我國政府“分工而不分權”，一切權力源于人民代表大會，受人民代表大會監(jiān)督。誰掌握了人民代表大會的多數(shù)，誰就有了絕對的權力。羅伯特·達爾最近了本書，說美國的憲法不民主，他舉了司法復審制和聯(lián)邦制為例證，很有說服力�？墒牵�他的批評者評論道：“感謝上帝，美國的立法者沒有讓美國那么民主”。對多數(shù)專政、多數(shù)濫權的理解導致美國的開國者設計了嚴密的分權體制，法律來源于法律，并不來源于人民。人民代表的決定必須服從基本法的精神。

　　在中國怎樣實現(xiàn)法治？答案是“咨詢型法治”。其藍本是香港新加坡，他們是華人社會治理得很成功但又缺少民主的例子。在那里，我們看到了復興中華傳統(tǒng)政治文明的希望。那里有小政府，政府與“鄉(xiāng)紳”（社會咨詢委員會）的“共治”，有法律下的個人自由，有文官為主體的共和，有世俗的政府，“王者無外”，包容了各類民族和種族，有獨立的法院，真正實現(xiàn)了超黨派全民政府。這種政治體制在世界上是獨一無二的。與專制不同，咨詢型法治不是人治，也不是黨治。與西方民主為主，法治為輔的體制也不同，咨詢型法治是以法治為主，民主為輔的體制。

　　咨詢型法治有六大支柱。一是中立的文官體制。公務員系統(tǒng)是政治體制的核心支柱。二是獨立司法系統(tǒng)。我們以各種手段保障司法獨立。三是獨立的反貪機構。嚴密偵察公務員系統(tǒng)和司法系統(tǒng)以公權謀私利的行為。四是獨立透明的審計機構，防止政府官員濫用手中的財權。五是以人民代表大會為核心組成的廣泛的社會咨詢系統(tǒng)。人大有批準或拒絕法案的權力，還有行政調查權、聽證權、和行政建議權。除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外，每一層級和系統(tǒng)的文官都要建立人民咨詢委員會，并且使之享有行政調查權、聽證權、和行政建議權。第六個支柱不是機構，是所有政府部門都必須遵守的準則，即言論、出版、集會、結社四大自由。我們統(tǒng)稱為公民自由權（civil liberties）。在民主制度下，這四大自由很容易被黨派或外國勢力利用，成為顛覆政府的勢力。但在咨詢型法治制度下，如在香港，四大自由無法為政客用于奪取權力，卻是表達人民意愿、監(jiān)督公務員的主渠道，也是政府各部門升降獎懲的重要依據(jù)。

　　咨詢型法治是針對今天社會弊端提出的解決方案，也著眼于我國的長治久安�！白稍冃头ㄖ巍斌w現(xiàn)了回歸中國傳統(tǒng)政治文明的追求。它繼承了我國悠久的文官傳統(tǒng)，去掉了皇帝，并以具體的法律取代抽象的道德準則，引進了西方的法制精神，是一種獨特的政體，是“古為今用，洋為中用”。這種政體在香港新加坡那樣的小型華人社會已經(jīng)有了實踐經(jīng)驗，在我們這樣大的社會里將會被完善，變成一個宏大的政治文明。在今天世界的“春秋戰(zhàn)國”時代，這個設想也可以說體現(xiàn)一種“新法家”的思潮。

　　法制的政府文明是中國現(xiàn)代化的最后一步。現(xiàn)代化的第一步是確立國家的認同，建立民族的國家，完成國家機械的政治整合。現(xiàn)代化的第二步是讓機械地聯(lián)系在一起的人民有機地聯(lián)系在一起，靠的是市場經(jīng)濟�，F(xiàn)代化的最后一步是建立公正的長治久安的政府體制，使政府受到法律的約束，使所有的政府官員不得不嚴格遵守法律。信奉多數(shù)決的民主制度并不能導致我國人民所認同的公正，因為我國的社會基礎與西方國家不一樣。

　　中國共產(chǎn)黨是中國現(xiàn)代化事業(yè)的關鍵。在毛澤東的旗幟下，中國完成了現(xiàn)代化的第一步；
在鄧小平的旗幟下，中國完成了現(xiàn)代化的第二步。我們當然希望中國共產(chǎn)黨也能帶領國人完成現(xiàn)代化的最后一步。

　　跟在別人后面效顰，我們不可能超越別人。制度創(chuàng)新是我國強盛的唯一希望。制度創(chuàng)新的出路不僅在于學習西方，更在于繼承自己祖國的優(yōu)秀文明傳統(tǒng)。西方世界之所以有今天，在于他們有“文藝復興”�？鬃又�所以能“為萬世開太平”，在于他“為往圣繼絕學”。過去的中國人創(chuàng)造了獨特而偉大的政治文明，使中華文明獨步于世界。今天的中國人怎么就會認為西方人窮盡了世界的政治文明呢？如果我們有信心，就會相信，“數(shù)風流人物，還看今朝�！�

　　提問與答問

　　問：你的概念都是錯誤的，論據(jù)也是錯誤的，目的是為共產(chǎn)黨政府辯護。你關于民主和法治的理解是完全錯誤的。在座的多是青年學生，他們的知識很有限，生活閱歷也很有限，很容易被你的錯誤思想毒害，你是在毒害青年。

　　答：批評民主制，我不是第一人。第一個人大約是2400年前古希臘雅典城邦的政治哲學家蘇格拉底，他因為批評民主制，(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被雅典公民投票處死了，罪名就是“毒害青年”。這是民主制度迫害思想自由最著名的例子。我們北大是個有思想自由傳統(tǒng)的校園，思想的觸角沒有禁區(qū)，沒有什么東西是不能懷疑的，包括我剛講過的思想。這里的青年就是在無數(shù)教師的“毒害”下成長和成熟。如果大家都來“毒害”青年，青年就“成長”了。讓單一思想壟斷，給別的思想扣上“毒害青年”的帽子，我們稱之為“思想專制”。

　　問：您認為中國走了一條和西方不同的道路，并且順利發(fā)展到了今天。但是我認為您所提到的法制、人民主權、言論自由等等一系列概念恰恰在美國這樣的西方國家做得很好。中國古代的皇權、文官制度等等概念是和今天的這些現(xiàn)代的概念等同的嗎？我認為您所反對的恰恰是中國原有的這些東西，而希望發(fā)揚的卻是西方做得很好的東西，您如何解釋這個內在的邏輯上的矛盾呢？

　　答：首先，文官制度是中國人的發(fā)明創(chuàng)造，是中國政治文明的核心成分，是西方從中國學來的�？靠荚嚭涂己诉x賢任能是法治的三要素之一�，F(xiàn)代法治還包括基本法至上和分權制衡兩個原則，主要靠從西方學習而來。普遍道德準則是基本法的源泉，因此德治與法治比較容易轉換。同時，中國有一定的制衡傳統(tǒng)，只是缺少了制度性的分權，傳統(tǒng)的制衡不可靠。其次，法治的思想與人民主權并不是一個概念。法來治和“人民”來治有根本性的區(qū)別。法治優(yōu)于人治，德治優(yōu)于法治。人民主權是地道的西方觀念，而且是個有很大問題的西方觀念，所以我并未強調人民主權。如果人民能自己作主，為什么還要政府呢？以民選的政府來代表和維護集團的利益是西方社會和歷史的結果，卻并不一定適合中國的社會歷史和社會現(xiàn)實。我們不能“教條”，要因時因地，找到適合我們今天社會現(xiàn)實的道路。比如德治優(yōu)于法治，但孔子的思想在春秋戰(zhàn)國時代就不合時宜，所以先秦是法家居上的時代。柏拉圖的理想在西方更是幾乎沒有機會，因為西方國家分裂，社會分裂。第三，我并沒有說今天的西方政治體制“不好”。但照搬西方的體制，不顧中國社會與西方社會在結構和意識上的差異，不去走出一條獨特的道路，我們就沒有超越和創(chuàng)新的希望。菲律賓照抄了美國的體制，卻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結果。新加坡和香港并沒有照搬任何西方體制，而是結合了西方制度和中國的傳統(tǒng)制度，建立了一個獨特的以法治為核心的制度，效果非常好，是華人社會的創(chuàng)新。第四，指責和詆毀中國的傳統(tǒng)制度已經(jīng)成了我們知識界的“習慣”，好的都是西方的，特別是美國的；
壞的都是中國的。沒有比較就沒有鑒別。我不會說中國傳統(tǒng)制度沒有野蠻和腐朽，但西方傳統(tǒng)制度里的野蠻和腐朽遠遠超過中國。今天的西方制度，包括民主制度，也不是什么高明得不得了的制度，更不是什么普世價值。與我們一樣，即便是美國，也是問題叢生，經(jīng)常會暴露出野蠻的傳統(tǒng)。就言論自由而言，在傳統(tǒng)上，西方的言論并不比我國自由。今天西方的言論自由也不是由民主來保障的。如果沒有法治，民主會摧毀言論自由。因為法治是言論自由的最可靠保障，若在中國建立以法治為主的政體，我們能夠做到比今日的美國更真實的言論自由。我們新一代的知識青年應當去了解一下自己祖先的政治文明。如果去讀中國的古典著述，了解我國的政府歷史和對政治的認識，我們能得到很多全新的啟示，你可能會認同中國需要自己的“文藝復興”。如果念過中國的古典著作，比較了西方和中國的歷史和現(xiàn)實，大約就不會去肆意詆毀我國的傳統(tǒng)制度，盲目贊頌西方的思想和制度。

　　問：有這樣幾個問題要請教。第一、民主和法制并不是截然分開的，您怎么看這個問題？第二、您提出憲法至上，但是卻沒有論證法律的正當性，我們首先應該看到法律是不是惡法，才能討論它是不是應該至上的。第三、您提出要司法獨立和審計獨立，但是如果沒有競爭性的政黨，司法獨立和審計獨立是不可想象的。最后，您列舉的新加坡和香港這樣的例子，不可否認是很成功。但是以經(jīng)濟的標準來衡量政治體制的合理性我認為是存在很大問題的。經(jīng)濟騰飛可能有很多原因，政治體制只是其中之一。

　　答：首先談好和壞的法律。我很少使用“憲法”這個詞，更多使用“基本法”�；�本法指的是人類社會的基本道德行為準則，從定義說就是“好”的法。憲法應當是基本法最集中的體現(xiàn)。不符合基本法精神的法，包括憲法，都應當被修正。其次，民主是“好”法的基礎嗎？多數(shù)決產(chǎn)生的法并不一定是“好”法。美國的奴隸制和英國發(fā)動鴉片戰(zhàn)爭都經(jīng)歷了多數(shù)決的程序�；�本法不是由人們當前的利益和數(shù)量決定的，而是人類社會千百年痛苦實踐所形成的基本道德行為準則。西方人原先認為基本法是“自然法”，或者說是神要人們遵守的契約。一個短期的相對多數(shù)支持并不是基本法的源泉，卻可以是一般法律的源泉。所以，一般法律必須服從基本法，必須服從憲法，也就是說必須依法立法。美國憲法是民主產(chǎn)生的嗎？《美國憲法》是乾隆52年（1787年）由美國55個自認是“人民代表”的紳士討論通過的，比如憲法起草者杰弗遜，他大概覺得，我既然是弗吉尼亞州最大的莊園主，我不是人民代表誰是人民代表？所以趕著馬車就到費城來了。那55個“人民代表”僅有39人投了贊成票，多半還是使用奴隸耕作的大莊園主。后來十三個州的議會批準了該憲法，但參與討論和投票的人總共不超過兩千，那兩千個代表的產(chǎn)生方式大約只有他們自己知道。這兩千人早已做古，和當代人的生活毫無干系，可兩百多年里卻從未有過針對憲法的人民公決。即便美國憲法算是民主產(chǎn)生的，世事滄桑，以乾隆時代民主定的規(guī)矩來規(guī)范21世紀的今人能算民主？然而，《美國憲法》依然是“良法”。大家還知道而今的《德國基本法》和《日本憲法》從何而來，也清楚到97年為止的香港基本法《英王制誥》從何而來，都不是民主產(chǎn)生的�！睹绹鴳椃ā吠ㄟ^不斷的解釋和修正，成為美國人俗世的《圣經(jīng)》。任何人民代表制定的法律，只要違背了憲法精神，就可以被取締。誰來判斷人民代表制定的法律違憲呢？應當是非民選的第三方，是職業(yè)的法官。基本法至上，司法獨立，中立于執(zhí)政者和人民的第三方作出司法決定，這三個要素構成法治。第三，獨立的司法、審計、和反貪機構當然不能以黨派政治和黨派競爭為基礎，如果以階級或利益集團為基礎，哪里還有“中立”和“獨立”呢，豈不就成了政黨的政治工具了？在那種情況下，司法、審計、和反貪機構的獨立才是“不可想象的”。最后，香港和新加坡的經(jīng)濟成功，乃至中國經(jīng)濟的成就與政治體制有關系嗎？我的回答是，當然有關系，而且是密不可分的關系，是顯而易見的關系，是根本性的關系。我們的經(jīng)濟成就和挫折都同政治體制有密切關系。實行計劃經(jīng)濟，又改行市場經(jīng)濟，怎么會同政府制度無關呢？不僅是經(jīng)濟的，而且政治的，社會的成就和挫折都同政治體制密切相關。

　　問：我有兩個問題。第一、美國的法治帶來了很大的成本問題，比如律師的費用就很高，這種成本問題甚至已經(jīng)到了影響美國經(jīng)濟發(fā)展的程度，您怎么看待這種成本帶給中國的影響？第二、您上次給博士生的講座中說過一句讓人很費解的話，您認為中國人的素質普遍比美國人高，這是我第一次聽到這樣的說法，您能解釋一下嗎？

　　答：美國的司法管理費用龐大，動輒打官司，付出高額的律師費。美國的人民陪審員制度耗費也相當大，而且效率低下。我們國家的法庭上也曾經(jīng)有人民陪審員，但逐漸放棄了。歐洲大陸并不使用人民陪審員制度，香港和新加坡也很少用。成本低，效率高�？傮w上說，美國的司法制度是健康有效率的，問題主要是金錢因素太強，經(jīng)常妨礙正義。如果少一些民主因素，司法的代價會降低，效率也能提高，正義可以得到相對更好的保障。其次，關于人民的素質問題，我向來不相信那些關于中國人素質低下的說法，也并不認為中國人比西洋人素質高。我只是說中國人是非常聰明的�！八刭|”與政府管理相關。我們總是拿隨地吐痰的例子來論證我們的素質低下，但為什么同樣的中國人到了新加坡就不隨地吐痰了呢？如果你了解香港和新加坡的人口構成及歷史，你很難認為那里的人民“素質”必然高于我們。再以隨地抽煙問題為例。我自認為自己的“素質”挺高，在美國從不隨地抽煙，但我在法學樓就隨地抽煙。為什么呢？因為這里違法不受制裁，我的學生、我的老師、我的領導在貼著“禁止吸煙”的牌子底下抽煙，我為什么在寒冷的冬天或者炎熱的夏天跑下三層樓到外面去抽煙呢？正因為我是博士，所以我沒那么傻，回國后只用了一個星期就“入鄉(xiāng)隨俗”了。美國人，歐洲人也在法學樓三層抽煙，他們因為理解力差一些，所以要用一個月才被“同化”，才敢在“禁止吸煙”的警告牌下抽煙。美國人和西歐人在本國開車非常守規(guī)矩，但來中國時間一長，他們在北京成了開車最無法無天的司機。為什么？因為我們的交通警察對外國人的交通違規(guī)一般不施懲罰，其中也有點語言因素。人們遵守法律不是因為他們的素質，而是因為其他人遵守法律。當法律不能制裁其他人，特別是有權有勢的人，我們?yōu)槭裁匆�不顧自己的方便而去遵守法律呢？我們的人民是非常勤勞聰明的。貴州是我國最貧困的省份之一，貴州的窮苦農(nóng)民在人跡罕見的山洞里，一年就生產(chǎn)出裝備一個師的非法武器。你認為我們的農(nóng)民“素質低”嗎？正是他們仿造了世界上的幾乎一切產(chǎn)品。世界上有幾個國家的農(nóng)民如此聰明？因此，關鍵在于政府制度，一切出色的文明都是以其出色的政府文明為核心的。

　　問：您認為村民自治制度會不會消亡？

　　答：在中國，農(nóng)民問題一直是個大問題。我們經(jīng)常講“三農(nóng)問題“，其實只有“農(nóng)民”是根本問題。大家認為農(nóng)民窮是因為政府壓迫，或者城市的剝削。然而，政府不壓迫，農(nóng)民也很窮，是農(nóng)民就必然窮，小農(nóng)尤其窮。說穿了就是一個人多地少的矛盾。人均一畝地都不到，比美國人家的后院大不了多少的一塊地，種海洛因都發(fā)不了家。既然沒人認為美國人能靠耕種自家的后院來“致富”，憑什么認為中國農(nóng)民應當富裕？正因為如此，民選或任命村長，集體或家庭耕作，種糧食或種經(jīng)濟作物，翻過來倒過去，都不能解決我國農(nóng)民貧窮這一根本問題。在資本主義市場條件下，小農(nóng)經(jīng)濟的衰敗更是必然的，他們只能溫飽，不可能富裕。我國唯一的出路是將中國建設成“城市國家”，造更多、更大的城市，把農(nóng)民吸引到城市，大幅度降低農(nóng)民占總人口的比例。然而，這不是個短期能做到的事情，而且政府在這方面的政策也不夠積極和進步。既然無法迅速城市化，才引出了村民自治的問題。為什么“自治”？因為政府能力達不到村莊。政府有能力管理城市，用不著“市民自治”。但政府沒有能力讓法律的正義遍及數(shù)以十萬計的村莊，管理成本實在是太高了。假設村長們都是公務員，我們的公務員隊伍要擴大幾十倍。所以才要“村民自治”。然而，村民如何“自治”？自九十年代初，政府決定，村民自治就是村民自由地選舉村長。十年過去了，這種方法導致的問題與解決的問題至少一樣多，所以推行起來很困難�？傊�，村民自治是個權宜之計。如果我國的農(nóng)業(yè)人口減少到總人口的10%，我們的農(nóng)業(yè)問題就解決了，我們的農(nóng)村問題也就解決了，就可以依法治“村”了。不僅村民自治是權宜之計，許多基本的農(nóng)業(yè)政策，農(nóng)民政策，和農(nóng)村政策，都是權宜之計，是不得不為的政策，也只好是拆東墻補西墻的政策。解決我國農(nóng)民貧困問題的唯一戰(zhàn)略性出路是讓大量農(nóng)民進入工商和服務業(yè)，推行城市化。更進一步說，城市化也是使我國邁入發(fā)達國家行列的最具根本性的經(jīng)濟戰(zhàn)略。最后補充一句，實施這個宏偉戰(zhàn)略的基地不在農(nóng)村，而在我國的城市，在城市管理的法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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