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張曉風 　　撰稿?錢亦蕉(記者) 　　 　　母親表面柔弱，卻充滿韌勁，不僅父親在世時陪他坐牢，父親去世后，又為“說清楚”的承諾燃盡最后的生命。
　　
　　“胡風反革命集團”案是新中國文壇第一大冤案，這樁長達25年的冤案一度使數以千計的人入獄受審。胡風，這個深陷歷史冤案的男人，遭遇到了如何深重的苦難?而在他背后堅強支撐的女性梅志，又是如何默默付出的呢?記者來到胡風在北京的舊居，請他的女兒曉風為我們述說這個包含著怪誕、痛苦、瘋狂和堅韌的故事。
　　
　　相識相戀
　　
　　我的父母相識于1933年的夏天。那時，我父親剛從日本回來。他和聶紺弩等人在日本從事左翼文化活動，被日本當局逮捕了。審了3個月，嚴刑拷打，不過總算沒有暴露他們是日本共產黨員的身份，光是抗日宣傳是不能定罪的。后來，父親他們就被驅逐回國�；貒�之后，他見到了魯迅先生，周揚那時是左聯的組織部長兼黨團書記，邀請他到左聯工作。正好丁玲剛被捕不久，左聯很缺干部，就讓我父親先當宣傳部長，后來又當了左聯行政書記。
　　那時，我母親18歲，也是左聯的盟員。一個偶然的機會，母親與父親相遇了，父親對母親幾乎是一見鐘情，被這個純潔樸實的姑娘吸引住了。左聯是分小組的，母親想換到一個離家近一點的小組，父親就提出由他直接領導母親，幫他捎捎信、抄抄稿。
　　后來他們有了不少接觸，父親不由自主表達著對母親的關切，給母親的信更充滿熱情。我母親也很猶豫的，畢竟胡風大她一輪，并且父親原來家里包辦娶過一個妻子，后來因為難產去世了。父親長年感情沒有寄托，遇到母親覺得終于找到了歸宿，所以有點非母親不娶的意思，追得很緊。母親一開始也拒絕過，因為我外婆不同意，外婆有三個子女，我母親是大女兒，家里主事的，怎么能嫁歲數這么大的人呢。但是在我父親緊逼的攻勢下，最后，母親還是和他在一起了，一方面是佩服他的學識，一方面也是被他的熱情所感化，外婆也沒有辦法了。
　　就這樣父母結婚了。那時候結婚很簡單的，搬在一起同居了就算結婚，那是1933年年底。他們在上海巨鹿路安了一個很簡單的家，那兒離父親工作的中山文化教育館比較近(左聯的工作是沒有報酬的，父親經人介紹到中山文化教育館的刊物《時事類編》做日文翻譯，在那兒一個月能拿100元錢，以維持生活)。結婚后，父親就不在中山文化教育館搭伙了，由母親做簡單的飯菜，他們的家也成了左聯領導碰面開會的地方。
　　后來，由于韓侍桁的關系，父親丟了中山文化教育館的工作，就只好賣文為生了。那時他們已經有了一個孩子，就是我的哥哥，生活負擔很重，每個月的花銷都要靠寫文章。而作為一個左翼領導人，父親對自己的文章有很高要求，不能隨便寫，他主要是寫一些文藝批評的文章。我們家那時候經濟很困難，抗戰(zhàn)時候也窮，一直為經濟發(fā)愁。直到建國以后才好一些，但經濟上好了，政治上的問題又出現了。
　　父親和魯迅先生交往比較多，先生去世后，父親還幫助出版《魯迅全集》，把魯迅先生的一些文章翻譯成日文，在日本出版《大魯迅全集》。魯迅與周揚是有一些隔閡的，他對周揚的一些作風不滿意，稱周揚是“奴隸總管”。而周揚原來一直把魯迅不聽指揮的原因歸咎于馮雪峰，雪峰離開上海后，周揚就漸漸把原因歸到父親身上來了。
　　
　　1936年的時候，還發(fā)生過一場“兩個口號”之爭。當時周揚提出“國防文學”的口號，魯迅覺得不好，馮雪峰從陜北回來后也覺得不好，有缺陷，后來他們和我父親商量重提一個口號，叫“民族革命戰(zhàn)爭的大眾文學”。雪峰對我父親說：“周先生(魯迅)同意這個口號，你寫文章反映出去吧�！蔽腋赣H就撰文發(fā)表了這個口號，結果周揚就認為都是你胡風在那兒跟我作對，對他更不滿意了。后來徐懋庸首先撰文發(fā)難，魯迅寫了一篇《答徐懋庸的公開信》回擊，肯定了胡風、巴金等人，文章是6月份寫的，10月份，魯迅先生就去世了。
　　
　　抗戰(zhàn)風云
　　
　　抗戰(zhàn)全面爆發(fā)后，我們全家(父母和哥哥)去了武漢，后來又轉移到重慶，我就是在重慶出生的，上面飛機還在轟炸呢。那時候，父親開始編《七月》，先在上海編了三期，是周刊，后來在武漢編的是半月刊，一共18期。撤退到重慶后，《七月》復刊，這次是月刊了。很辛苦，也沒有其他人幫忙，就父親一個人編，母親就幫他做些郵寄、校對、登記來稿之類的事。那時我剛出生，家里經濟條件緊，居住條件也不好，全靠父親一個人撐著，他在重慶復旦大學當老師，后來又在國際宣傳處當日文譯員，翻譯一些抗日傳單、抗日手冊，針對日本兵的。
　　后來，這兩個工作都丟了。因為城里老轟炸，我們住在山上，有時就趕不及到宣傳處上班了。另一方面，國民黨教育部揚言，教授不加入國民黨，不得聘用。父親不愿加入國民黨，學期結束后就沒有再接到聘書。父親失業(yè)后，我們的日子很難過，還好，周恩來先生安排父親進了郭沫若主持的文化工作委員會，可以領一份軍米，總算有糧食吃了。那時米都很緊張，我們有時只能吃點白薯、雜糧等。
　　1941年皖南事變，共產黨為示抗議，組織文化人撤退，一部分到香港，一部分到延安去，我們一家被安排去了香港，沒有去根據地。對于去延安，父親還是有一些顧慮，早在武漢的時候，延安那邊的魯藝曾經邀請他去，他覺得去那邊可能與周揚他們搞不好關系，而這里的工作也需要他這樣身份的人，最主要的是，他舍不得《七月》這個刊物，讀者需要它，所以就沒有去�！镀咴隆房�登了不少抗日進步文學，影響很大，也聚集起一批如阿垅、綠原、路翎等優(yōu)秀青年作家，后來“胡風集團”的骨干分子多數都是那時候的“七月”作者(后來被稱為“七月派”)。
　　我們到香港不多久，珍珠港事件爆發(fā)，香港淪陷了。我們就跟著“搶救文化人”的東江游擊隊到了桂林，在桂林待了一年后，又回到重慶。直到抗日戰(zhàn)爭勝利后，1946年，我們才回到上海。因為父親一直搞進步文藝，上了國民黨的黑名單，所以1948年，按地下黨的安排，他又悄悄去了香港，然后從香港轉到東北解放區(qū)。母親和我們則留在了上海。直到1949年解放后，父親隨統(tǒng)戰(zhàn)部到北京參加第一次文代會，結束后才回上海與我們團聚。
　　
　　在這之前，對父親的批判已經開始了。最早是在1945年，《希望》創(chuàng)刊時，登了舒蕪的《論主觀》。父親覺得各種觀點都可以刊登，可以使空氣更活潑一點，可是地下黨方面不大滿意：我們這兒都在反對教條主義，你卻還強調主觀精神，有點唱反調。那時就引起過爭論。后來，1947年的時候，香港《大眾文藝叢刊》發(fā)表了幾篇文章，批評他的文藝理論和路翎的小說。同時遭到批判的還有朱光潛、沈從文等人，郭沫若寫了著名的《斥反動文藝》，把沈從文界定為“桃紅色”作家，朱光潛界定為“藍色”作家，蕭乾則是“黑色”作家。那時候，就開始定調子統(tǒng)一文藝思想了。父親覺得難以接受，那時候國民黨還沒有垮臺呢，正應該一致對外的時候，怎么這時我們內部就開始鬧矛盾整人了呢?
　　不光父親想不通，那些喜歡這些作家作品的青年學生也想不通。所以，父親后來認真地寫了反駁文章《論現實主義的路》。
　　
　　大難臨頭
　　
　　解放了，父親是非常高興的，奮斗了這么多年，終于看到了新中國，他充滿激情地寫了長詩《時間開始了!》，歌頌黨和新中國。他對毛澤東是很崇拜的，從讀他的《論持久戰(zhàn)》起，就非常敬佩毛澤東。毛澤東到重慶和談的時候，父親與他見過面。那時他編的《七月》，每期都送一些到延安去，后來毛澤東看到了，也表示過肯定。大概是到《希望》的時候，毛澤東和延安的文藝領導們開始覺得他的論調與根據地不那么一致。
　　
　　父親與周恩來的關系比較好，周恩來做統(tǒng)戰(zhàn)工作，又是南方局的領導，從武漢到重慶，再到上海，對我父親一直都有關照。那時地下黨的一些指示，其實父親都是老老實實地執(zhí)行的。日本友人來訪，周恩來也會請我父親去當翻譯，可以說，他對父親基本上是信任的。
　　解放初，父親常常往來于北京、上海之間，大大小小的批判越來越多，每次到北京去都要住好幾個月，母親在上海非常擔心。另外，我父親的工作一直沒有落實，文代會的時候說起要讓他參加編《文藝報》，但實際上他說“這些工作我都做不了，一個我并不是黨員，另一個周揚他們并不信任我，比較高層次的報刊我沒有主權”，所以他都推了，后來別人就說給你好多工作你都不接受。其實，他說，我當作家就可以了，有機會下生活寫點東西挺好的。父親以前是日本共產黨員，回國后他向周揚、陽翰生、馮雪峰等都提過，但因左聯種種矛盾，雖一再要求，卻一直沒能正式轉入中國共產黨，后來他就決心當個像魯迅一樣的黨外布爾什維克。由于不是黨員，即使安排了工作，做起來也不能得心應手，總隔了一層。并且，當時來自延安根據地的文人已占據了文藝領導的崗位，覺得他的文藝思想跟他們不是一路。
　　1952年，“講話”發(fā)表10周年，5月份，舒蕪反戈一擊，在《長江日報》上發(fā)表了《從頭學習》，《人民日報》全文轉載了，并且胡喬木寫了編者按，指出“存在著以胡風為首的一個文藝上的小集團”。這時候就開始公開批判了。我母親一直安慰他，所以父親在北京待一段時間，就一定要回上海來看看家人，好讓自己精神上得到一些放松。媽媽那時候是上海作協的會員，沒有正式工作，寫一些兒童文學。父親琢磨著不搬到北京去總是不行的，于是，我們全家就在1953年8月來到北京定居，這時父親被安排到《人民文學》雜志當編委，作協也有創(chuàng)作津貼，所以家里經濟狀況尚可。
　　不過，這時候已經是“山雨欲來風滿樓”了，舒蕪的文章出來后，文聯和作協一起開了胡風文藝思想的批判會，那時還叫討論，但不容他辯解。父親覺得文藝界的條條框框太多，和他比較接近的作家都受到了壓制，更重要的是，文藝領導的一些做法壓制了文藝創(chuàng)作的繁榮發(fā)展，使得文藝事業(yè)出現了停滯。他覺得中央肯定不知道這個情況，他有責任把自己的見解好好寫出來，中央一定會理解他的意思，肯定他的意見，改變文藝領導的作風，使中國的文藝事業(yè)能夠順利前進。于是就寫了那著名的《三十萬言》書，對何其芳、林默涵的批評做出回擊，把自己對文藝界的整個設想端出來了。據說開始毛澤東并沒有看到，后來，恰逢兩個小人物李希凡與藍翎的文章引起《紅樓夢》研究的大討論，周揚他們鼓動我父親發(fā)言。他說得比較多，也比較激烈。這時毛澤東就要來他的《三十萬言》看了，看后很不高興。
　　緊接著，舒蕪的第一批材料出來了，里面摘錄了胡風給他的私信，并加了注釋和按語。由于是私信，寫到對那些文藝領導作風的看法時有一定的情緒，這本來是很正常的，但經舒蕪的斷章取義和移花接木等技術處理，又加上了“反對黨領導下的文藝工作”等上綱上線的大標題，這個東西送到了毛澤東的手上，毛澤東一看火就大了，寫下了措辭嚴厲的《人民日報》編者按，將這材料定名為“關于胡風反黨集團的一些材料”，在5月13日的《人民日報》上發(fā)表了。第一、第二批材料出來時，父親和他的一些友人們被稱為“反黨集團”，第三批材料出來后，就正式成了“反革命集團”。1955年5月17日，父親和母親同時被公安部門拘捕，母親的罪名是抄寫《三十萬言》。全國上上下下展開聲討批判運動，造成一大批人牽連入獄、審查、停職。
　　
　　關在牢里
　　
　　那時我哥哥在外地上大學，家里就我和才8歲大的弟弟，還有個70多歲的外婆。那一年，我16歲，正好上高一。整天報紙、大喇叭里都說的是這事。那時年輕人基本上都積極聽黨的話、聽毛主席的話，所以即使父親一下子被打成反革命，雖然接受不了，但也不敢懷疑。我那時還積極要求入團，團組織說那你得揭發(fā)呀。我想了半天，也揭發(fā)不出什么材料來，他們老說我劃不清界線，不深不透，所以就始終沒能入團。
　　父親被關在公安部門的“小院”(看守所)，在好幾個看守所轉，最后到了秦城監(jiān)獄。我母親沒有和父親關在一起，是在另外的看守所。我們不能隨便去看他們，開頭好多年沒見，后來能讓我們去見母親。我母親說想孩子了，他們就來接我們去。我也不知道在什么地方，不能自己去的。有時候，母親會有信給我們，但到“文化大革命”時，我把信都毀了，不敢留了。至于父親，我們就一直沒有他的消息。
　　母親是在我外婆去世以后1961年放出來的。到1965年，經再三請求，母親才被允許去看父親。母親到秦城監(jiān)獄共探了三次監(jiān)。這年年底，也就是父親被關了十年多后，正式審判，被判十四年徒刑。后允許監(jiān)外執(zhí)行，在1965年底回到了家中。那時候，父親精神狀態(tài)還挺好的，作為保釋犯人，他的行動受到一定限制。后來，我們知道他在獄中一直堅持寫詩，在北京看守所的時候就寫了。不給他筆和紙，他就在腦子里寫、背，出來以后再抄下來。在北京住了不到兩個月，春節(jié)過后的1966年的2月份，他們把父親送去了四川，母親與他同行。他們說那邊都已安排好了。我和弟弟還留在北京。
　　據說最初是想把他送到昆明的，但考慮到昆明離邊境比較近，覺得不大安全，就讓他去了成都。住在成都市里一個小院，四川省公安廳有人看著，出去玩玩轉轉可以，但有人陪著。母親則稍自由一點，可以一個人出去買菜買東西。
　　開始在成都生活得還不錯，但不久，8月份，“文化大革命”開始了，成都市里待不得了，就把父母連夜送去了蘆山一個勞改茶場，山區(qū)，比較偏僻，受不到紅衛(wèi)兵的沖擊，也算對父親的保護吧。他們仍住一個小院，但得種菜，并學習毛澤東著作，定期交思想匯報。開頭幾個月還可以，到后來又不行了。大概是勞改茶場也有造反派，也要批斗，年底的時候，他們就把我父親一個人押回了成都。開始在看守所，后來送到位于四川大竹縣的省第三監(jiān)獄，并經四川省革委會以“現行反革命罪”改判他為無期徒刑。那個是大監(jiān)了，一個大房子，犯人一個個挨著睡，條件很差。他年紀又大，又有病，犯人們都欺負他。重活干不了，輕活干不好，很苦。
　　
　　精神崩潰
　　
　　父親是個熱情、豪爽、堅強的人，但就是這樣的人，在那樣的環(huán)境下也受不了，而外面的形勢又使他感到實在沒有希望。父親的精神就是在這個時期垮的。原來他一直理直氣壯的，不承認自己有罪的，這時候不行了，甚至想自殺，最后導致整個精神分裂。我母親那時還留在勞改茶場里，父親病了以后，他們又把我母親調到大竹第三監(jiān)，給他們一個小房子，單獨住開。父親鬧起病來很厲害，幻聽幻視，有時還往外跑，有時說誰要來暗殺他了，沒事就不停寫交待：我有罪，我有死罪……。他寫交待，底下就署名“死囚張光人(胡風本名)”。我母親這時真的非常不容易。母親不斷在生活上、精神上照顧他，父親這才慢慢恢復過來。
　　“四人幫”倒臺以后，父親基本上恢復了，后來來人找他，也不是叫他寫交待了，而是要他配合對“四人幫”的調查，寫一些姚文元、張春橋的情況。到1979年1月正式釋放的時候，他的精神狀態(tài)都正常了，也恢復了自信。父母終于恢復了自由，來到成都住在招待所里。我們幾個子女能去看他們了，這是他們離開北京13年后我們的初次重逢。那時，父親覺得自己的事早晚會有一個說法的，所以正準備把一些東西寫出來，給中央寫一些材料。
　　我那時已經在農場勞動了20年，我是1957年高中畢業(yè)的，那時家庭政治上有問題的，都不能進大學，在三年困難期間，我進了北京郊區(qū)的農場，當了農業(yè)工人。一直到1979年冬天，我父親病了，前列腺炎發(fā)作動了手術，導致腦缺血，這時候精神病又犯了，我就去成都照顧他。同時，我們還給中央寫信，希望能把他接回北京治病，后來中央組織部同意了。1980年3月底，父親母親終于回到了北京。但是身體上的病好了，精神上的病又來了，反反復復，時好時壞。
　　父親得的是“心因性精神病”，完全是心理因素的，所以政治情況好了，他就能好一些。以前在監(jiān)獄里不給他吃藥，因為管理人員說他心里有火，讓他發(fā)發(fā)就好了，根本不給他看病。一直到回北京才進精神病院看，后來在上海龍華精神病總院治療了一段時間，精神才基本恢復正常。不過他也說，平�；寐牷靡曔�是有的，所以他晚年連電視都不看。
　　1980年9月，中央為“胡風反革命集團”案首次平反(徹底、全面的平反則是在1988年)。但是有很多因“胡風集團”受牽連入獄的人已經去世了，這對父親的影響也很大。他十分感嘆，這么些人才都夭折了，被糟蹋了。后來我被調到中國藝術研究院，做父親的秘書，幫他一起整理抄寫文章并編輯書稿，陪他開會，就醫(yī)并照顧他的生活。
　　1985年6月5日，父親因胃癌病逝。母親忍著悲痛，寫了回憶錄《往事如煙――胡風沉冤錄》，真實地記錄了那段風云變幻的歷史，后來又花9年的時間寫作了《胡風傳》。母親表面柔弱，卻充滿韌勁，不僅父親在世時陪他坐牢，父親去世后，又為“說清楚”的承諾燃盡最后的生命。
　　我的父親去世已二十多年，母親去世也已三年多了。為了他們鐘愛的文藝事業(yè)，我將不遺余力，整理他們的遺著及其他資料，為中國現代文學史中胡風研究這一課題盡到自己應盡的責任。去年由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出版的《胡風家書》和由寧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梅志文集》四卷本應算是我近年來完成的工作。我相信，我的父親母親一定會為此感到欣慰。(本文圖片由張曉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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