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順總算開口說話了。我們聚在飯廳里，聽那孩子講了整整一晚上�！�…”小說這樣開篇。這一次，哈金講的是南京大屠殺。 　　較早前，嚴歌苓的《金陵十三釵》以同樣的背景展開故事：“我姨媽書娟是被自己的初潮驚醒的，而不是被1934年12月12日南京城外的炮火聲�！�…”
　　1937年12月13日，日本軍隊攻陷了中華民國的首都南京。接下來的6個星期里，他們對平民和戰(zhàn)俘進行大規(guī)模的屠殺、搶掠和強奸，導(dǎo)致30萬以上中國人死亡，1/3的南京城被燒毀。
　　無論本順還是書娟，都被那汩汩流出，轉(zhuǎn)眼變黑、成河的鮮血嚇呆了。
　　哈金則被這個故事折磨了好多年。最早是在1997年，讀完張純?nèi)绲摹赌暇┍┬楔D―被遺忘的大屠殺》，祖籍江蘇的妻子對他說：“南京守軍里要是有兩百個像你二爺那樣的軍官，南京就不會陷落�！�
　　哈金的二爺是山東蓬萊的一個小地主。有一回日本兵進村把村民都綁了，要他們供出八路在哪里。這二爺站出來說他知道，就是不愿意告訴他們。任日本兵怎樣打他，他只是罵個不停，最后被砍了頭。其實，二爺并不知道八路在哪兒，只是要爭那么一口氣。對哈金而言，重溫這段歷史就成了一個男人面對稿紙的戰(zhàn)爭，他要在講完這個故事后找回一個男人的自尊。
　　也是從張純?nèi)绲哪潜緯�里，哈金了解了西方人在這場屠殺中的英雄作為。10年后，他讀到明妮•魏特琳，一個從伊利諾斯州去往中國的會打籃球的傳教士留下的日記。從一個第三國的個人角度切入，哈金覺得這主意不錯。
　　跟所有觸摸這段歷史的創(chuàng)作者一樣，哈金還參考了英語、日語、中文的大量文獻，東京審判的抄本，以及當(dāng)時留下的紀實膠片影像。
　　他沒有一味書寫血腥的屠城，再大強度的暴力也只能停留在暴力層面。他更傾向于表現(xiàn)屠城后發(fā)生的故事：傀儡政府、難民的活下去……就像一次大地震只需要幾分鐘，而過后災(zāi)民心中的傷痕可以延續(xù)一生。一些在《收獲》上讀完此書的人說：哈金寫出了人性，和作為人的掙扎。
　　同時，哈金還試圖揭示：戰(zhàn)爭結(jié)束，謊言開始，中國人和日本人是怎樣在復(fù)述這段歷史的時候漸行漸遠的。
　　10月18日，蘭登書屋在推出這部小說時冠以“一部震撼心靈的史詩小說”。美聯(lián)社書評說，“不熟悉南京大屠殺那段歷史的人都應(yīng)該讀一讀，在紀念受難者和英雄的路上，哈金邁出了重要的一步”。《赫芬頓郵報》在推介這部書時附上了一段書摘，那是小說中最常見的寫景狀物、烘托氣氛。哈金筆下的英語詞句清潔、準確，有條不紊，像推土機一樣層層推進�！犊驴怂箷�評》和《圖書館學(xué)刊》也都給了這本書星級推薦。
　　外行看熱鬧，看哈金一次次在美國拿獎，看他被吹捧成“中國的納博科夫或康拉德”――確實，哈金是為數(shù)不多的從大陸出去，20年間拿到美國國家圖書獎、美國筆會/福克納獎、海明威獎等重要文學(xué)獎項，并躋身普利策小說獎入圍名單的華人。然而，只有同樣在文字的叢林里苦行的人，才能體會他用另一種語言寫作的艱辛。
　　2003年末與哈金結(jié)識的余華寫道：“作為著名的波士頓大學(xué)英語文學(xué)寫作的教授，哈金不能向他的同事請教，更不能向他的學(xué)生請教，哈金的太太是一位地道的中國人，她的英語表達能力遠遠不如哈金，哈金在用英語寫作時可以說是舉目無親，只能自己苦苦摸索。”
　　哈金的妻子曾經(jīng)透露，許多年前，在南方的那所大學(xué)任教時，每到開學(xué)，哈金常常一往學(xué)校走就開始肚子疼；回到家肚子鼓得老大，妻子兒子為他按摩。那是他的第一份工作，任感情再怎樣被傷害，他也咬牙挺著，就不辭職。白天忍氣吞聲，晚上廢寢忘食寫作，直到他的小說《光天化日》獲得奧康納獎之后，境況才有好轉(zhuǎn)。
　　而今，當(dāng)本刊記者重提這段往事，哈金以一種男人的豁達輕輕一拂：“都過去這么久了，還是不說為好�！�
　　這個當(dāng)年在波士頓大學(xué)參加過兩次寫作班的人，如今每年春天在同樣的寫作班教授中長篇寫作，憑借25年來一步一個腳印的辛勤勞動。
　　哈金在越洋電話里大略描述了自己每天的工作：早上7點起床，每周去學(xué)校上課兩次，剩下的時間，留給閱讀和寫作，直至凌晨一兩點。日復(fù)一日。
　　跟以往每完成一部書稿一樣，哈金松了一口氣。堵在他胸口的那團亂麻被印成鉛字，他坦然了一些，跟自己說“做完了”，然后，進入下一輪苦行。在波士頓那個清靜的，偶有野兔、烏鴉和鹿出沒的山巒深處的家里，他像苦行僧一樣寫作，不打算采取任何輕巧的姿勢。
　　
　　“沒有竅門，就是這樣”
　　人物周刊：第一次看到明妮•魏特林的日記是在哪一年？怎么會起意把它轉(zhuǎn)化為小說的？真正觸動您的是什么？
　　哈金：是在2007年。我想通過一個個人的角度來展現(xiàn)這個主題，而明妮•魏特林是一個有效的切入點。一開始，我并沒有被她的故事打動，過了有大半年，我才在情感上理解她。我寫了幾段草稿，寫到一個小細節(jié)，就是明妮聽到巴赫、勃拉姆斯、門德爾松這些作曲家的名字云里霧里，她只知道貝多芬――我突然意識到她為什么對窮人那么好，因為她也是窮苦出身，幼年喪母，從6歲就開始給家人和臨時雇工們做飯。她小時候沒有機會接觸藝術(shù)和音樂。
　　人物周刊：小說中的“我”（高安玲）是一個虛構(gòu)的人物，為什么要設(shè)置這樣一個敘述者？一個美國傳教士雇用一個中國人做秘書，這在當(dāng)時是否常見？還有，安玲本人的遭遇是否會削弱明妮故事的強度？
　　哈金：動筆后的頭兩年，我覺得很難做下去，曾經(jīng)放棄了兩次，因為明妮留下的日記里沒有大的故事，寫起來感覺推不動。改到第32稿的時候，絕處逢生，找到了一條出路：設(shè)置輔助性的第一人稱來講主人公的故事。那時候，一個傳教士有一個中國助手是很常見的事。但這樣做的一個的弱點就是“我”不能介入主人公的內(nèi)心活動，所以涉及明妮心理活動的部分都刪掉了。在明妮和安玲的故事之間需要某種平衡――一個外國人和一個中國家庭各自遭遇之間的平衡，因為中國人是真正的受害者。事實上，高安玲的故事很大，她的全家人都卷入了這場（日本侵華）戰(zhàn)爭，她的故事基本上是和明妮的故事攪在一塊兒呈現(xiàn)的，我給她的篇幅也不少，尤其最后一章，明妮不在了，由她的故事支撐到結(jié)尾。
　　人物周刊：聽說《南京安魂曲》改了四十多稿，之前的《自由生活》是三十多遍吧。您會修改到標點符號么？
　　哈金：當(dāng)然會。從前有些作家會花時間去修改小說中的標點符號，像福樓拜――我尊敬這樣的作家，他們著迷于他們的藝術(shù)。沒有藝術(shù)可以一揮而就。我不太相信“才華橫溢”這種東西。像《自由生活》，我改一遍要好幾個星期�！皼]有竅門，就是這樣”，這是雷蒙德•卡佛說的。寫作對我來說，就是誠實的勞動。
　　人物周刊：余華初讀您的作品，感受到的是“推土機似的敘述方式，笨拙并且轟然作響”。翻譯過您作品的黃燦然說您的文字接近新國際版《圣經(jīng)》，“很好讀――明晰、簡樸、準確、快速”。這種文字風(fēng)格是怎么來的？
　　哈金：我沒仔細想過這個問題。但我想以一種直白的方式寫作。對我而言，（敘述）清晰是智識的一種體現(xiàn)。
　　人物周刊：有一個加拿大人叫大山，在北京生活了23年。當(dāng)他操一口地道的京片子第一次出現(xiàn)在春晚時，中國觀眾都樂了。這引出我想問的兩個方向：一，您有沒有試圖在寫作中盡量靠近英語讀者，比方說用一些他們都能心領(lǐng)神會的俚語、切口；二，當(dāng)英語讀者讀到“sank you”“we not open yet”這類chinglish時，是否也會會心一笑？有人說，政治正確加上這類新鮮的移民語言，是您的作品能多次在美國獲獎的原因。
　　哈金：有些美國人并不喜歡這種語言實驗。文學(xué)獎項最終花落誰家難以預(yù)測。我也希望我能知道哪種類型的作品更容易獲獎，但這太難預(yù)測了。
　　人物周刊：就小說而言，您覺得長篇難寫還是短篇難寫？
　　哈金：它們是不同的game。我個人認為長篇更困難些，特別是它需要消耗的體力和精力。長篇是交響樂，是馬拉松，而短篇像是短跑，它們需要的力量不一樣，用到的肌肉也不一樣，很難說哪個顯露的才分更高。但我覺得長篇是衡量小說家的主要標準，契訶夫一直要寫長篇，但只寫出了《決斗》；魯迅也要寫長篇，但力不從心，沒寫出來。所以，如果體力和精力允許，小說家應(yīng)該盡力嘗試去寫長篇。
　　人物周刊：假如錢鐘書先生當(dāng)年肯到海外定居，并用英語寫小說，會發(fā)生什么？
　　哈金：我沒有親自見過錢先生。我說不準他是否能寫出另一部像《圍城》那樣的小說。他是一位大學(xué)者，但是一個小說家必須擁有比聰明腦筋更多的東西。
　　人物周刊：巫寧坤先生為您的好幾部作品寫過書評，其中有說：“十年前才開始用英語寫作，哈金現(xiàn)在已經(jīng)登堂入室了�！蹦�怎么看這個評價？
　　哈金：那些都是他對我的贊譽。不管一個作家取得了什么樣的成績，總有一些不安感圍繞著他。我的一個朋友曾經(jīng)去拜訪詩人約瑟夫•布羅茨基，他當(dāng)時已經(jīng)拿到了諾貝爾文學(xué)獎。我的朋友到他家時看見他躺在地板上落淚，因為他的詩集剛剛得到一個負面的評價。
　　人物周刊：您認識蘇珊•桑塔格嗎？她繼您之后（2000年）得了美國國家圖書獎。
　　哈金：我沒有見過她。但她兒子長期的女友是我的好朋友，所以我知道她的一些情況。她寫得最好的還是essay（散文）。
　　人物周刊：您說，詩歌滋養(yǎng)了您的小說，教書哺育了您的寫作。這話怎么講？您會選哪些小說家的作品給學(xué)生分析？
　　哈金：詩歌對錘煉小說語言的作用不言而喻。教文學(xué)寫作課，我得反復(fù)讀一些經(jīng)典作品，像俄羅斯的契訶夫、托爾斯泰、果戈理的作品，我每年都要讀一讀的。左宗棠不是說過，讀書是為神交古人。它提供一個標準，提醒我“偉大的文學(xué)”是什么樣的�？梢赃@樣講，教書讓我能夠不中斷地汲取文學(xué)的營養(yǎng)。
　　我給學(xué)生介紹過Mavis Gallant（加拿大出生的法籍女作家）和Carol Shields（得過普利策獎和布克獎）的作品。美國當(dāng)代小說家里，我比較喜歡菲利浦•羅斯和唐•德里羅的東西。另外，村上春樹其實很不錯，盡管他的書很暢銷。
　　人物周刊：說到中國傳統(tǒng)小說中的經(jīng)典，一般人們會首選《紅樓夢》，為什么您對《西游記》情有獨鐘？
　　哈金：我覺得《紅樓夢》更像是文人的東西，是用來消遣或附庸風(fēng)雅的。相對于大觀園里那些悲歡離合，我更關(guān)心焦大怎么樣了�！段饔斡洝凡煌�，它直接創(chuàng)造了另一個世界，跟現(xiàn)實生活沒什么直接聯(lián)系，那是一個形而上的世界；想象力非凡，比如72變。這是文化本身的力量，有一種內(nèi)在的穿透力，了不起。在國外你跟小孩子講monkey king（孫猴子），都知道。你跟他講黛玉葬花，他能懂嗎？
　　人物周刊：國內(nèi)當(dāng)代小說家的作品讀過一些嗎？有何評價？
　　哈金：說實話，我沒有時間讀太多。讀過余華譯成英文的《兄弟》，我覺得翻譯得非常好，小說整體上像一部“欲望史詩”。
　　人物周刊：這些年您跟國內(nèi)的作家也有些交流，有沒有聊過在國外寫作跟在國內(nèi)有什么不同？
　　哈金：相對而言，在國內(nèi)寫作要安逸一些，當(dāng)然有些框框你心里要有數(shù)。在國外寫作比較自由，但為這自由要付出代價，就看你愿不愿意付了。我也沒覺得自己成功，只是現(xiàn)在生活上安靜些，能夠自食其力，不斷努力去寫。認真做一件事，很辛苦的。
　　
　　在路上，就很難回到原點
　　人物周刊：您寫了6個長篇了，最鐘愛哪一個？
　　哈金：我想是《自由生活》吧。那個也很難寫，全是日常的東西，靠小東西撐起來。那本書光校樣我就改了6稿。
　　人物周刊：《大西洋月刊》的評論稱，《自由生活》“積累了現(xiàn)代美國生活的大量細節(jié)”。平時您怎樣收集這些細節(jié)？
　　哈金：也沒有刻意去收集，就是看看電視新聞看看報，見見人，私下走走，偶爾會做些卡片記下來。寫的時候，自然而然就用進去了。
　　人物周刊：我讀了《落地》，它有現(xiàn)實腳本，您給了它一個黑色幽默的結(jié)尾。
　　哈金：那是當(dāng)時很轟動的一件事：2006年底，紐約少林寺有兩個僧人自殺。都是從大陸來的，語言不通，貧病交加，從寺院拿不到薪水，也不能馬上回國，一個上吊死了，一個跳樓，沒死成，摔斷了一條腿，后來被送回國。我把兩個人的故事寫到一個人身上。我有意寫得不那么邪乎，因為文學(xué)還是應(yīng)該鼓勵人向善并且熱愛生活，同時也因為美國確實有移民生存的空間。
　　人物周刊：有個美國人教給我melting pot這個詞，您在美國生活了25年，感覺熔進去了么？
　　哈金：“將各民族變成一個大熔爐”，這種美國觀念已經(jīng)過時了。在加拿大，人們常說“色拉盤”。就是每種蔬菜在色拉盤中都保持著它們原來的樣子，蕃茄是蕃茄，生菜是生菜，但是它們給放在一起，就成了一盤菜。我自己感覺移民在美國生活，大部分還保持著他們原有的樣子。像我，中餐西餐都能吃，但還是覺得中餐合胃口些。我太太比較喜歡美國人的吃法，調(diào)料中防腐劑少些，她覺得比較健康。我覺得這就是美國提供的空間。
　　人物周刊：能用一個詞語概括居留美國25年的生活嗎？
　　哈金：這太復(fù)雜了。至多，我能說“重新活過”。
　　人物周刊：2004年您曾經(jīng)應(yīng)聘過北大，但沒回音。這些年還有回國任教的想法么？波士頓大學(xué)會是您的退休之地么？
　　哈金：我不認為我還能夠回國教書，一個人在路上了，就很難回到原點。13年前我拿到了終身教職，所以什么時候退休由我自己作主。最近收到香港一所大學(xué)的邀請，一年去講學(xué)兩個月那種，我沒有接，因為我不再年輕，時間精力都有限，我想多跟家人在一起。
　　人物周刊：您已經(jīng)寫了以朝鮮戰(zhàn)爭、南京大屠殺為背景的故事，下一部的題材可能是什么？
　　哈金：肯定不會是戰(zhàn)爭了。我正在慢慢做一本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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