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堡像那個時代的德國思想家一樣，是一位具有多方面才能和貢獻的人物。他既是一位思想家，也從事歷史、語言學的研究，除了在教育改革上的巨大成就外，還曾長期擔任外交官。1809年洪堡出任普魯士主管教育的最高長官。在短短的18個月任期中，洪堡做了兩項影響十分深遠的大事。第一件，他對普魯士的教育進行了全面的改革，制定了包括學制、課程、教學法、考試、學校管理和師資等一系列的改革方案。這項改革決定了德國以后好幾代的教育發(fā)展方向。第二件事情應當說更為重要，這就是他主持了柏林大學的建立，并且確立了柏林大學的原則和發(fā)展方向，而這種原則和方向事實上也成為了現(xiàn)代大學發(fā)展的原則和方向，它們以完善了的形式至今還在規(guī)范和指導現(xiàn)代大學的運行和發(fā)展。

　　如前所述，洪堡大學原則所包含的思想并非全是洪堡自己的獨創(chuàng)，他的功績在于將這些思想以及自己的觀點甄綜為幾條內(nèi)在一致、賅括明了而極其根本的原則，并且將它們付諸實踐。比如說，洪堡提出的大學獨立性的原則與大學自治的思想本是一路的，但在國家因資助大學而使自己有權力直接干涉大學的時代，他的思想就具有特別的重要性：“國家決不應指望大學同政府的眼前利益直接聯(lián)系起來；
卻應相信大學若能完成它們的真正使命，則不僅能為政府眼前的任務服務而已，還會使大學在學術上不斷地提高，從而不斷地開創(chuàng)更廣闊的事業(yè)基地，并且使人力物力得以發(fā)揮更大的功用，其成效是遠非政府近前布置所能意料的�！� 洪堡的深刻之處還在于認識到：辦理大學也是國家的職責；
國家既要辦大學，又要讓大學保持獨立而不加干涉。這個思想即便在今天也為許多人鼠目寸光的人所不理解，但它確實構成了現(xiàn)代大學與國家關系的最重要的準則，而且也是以下兩條著名原則的必不可少的前提。

　　現(xiàn)在可以來分析洪堡為大學所確立的核心原則了。

　　第一，在大學里面，學術研究、教師和學生學習都應當是自由的，這條原則通常簡稱為學術和教學自由原則。這條原則要求，教師的學術研究，教師的教學都是自由決定的，不應當受到外在的干擾。這就是說，教師有權自由決定研究的課題，采取自己認定的方法，自由地開設課程，大學允許不同的學派和流派存在。對于學生而言，他們可以自由選擇自己所想學習的課程，自由制定選課計劃，自己決定學習多長時間；
學生也有權從一個大學轉到另一個大學，而既已取得的成績或學分應當繼續(xù)有效�，F(xiàn)在德國大學的研究生可以自由地選擇自己的導師，直至跨校選擇導師這一制度，也是從中衍生出來的。

　　第二，教學與學術研究相統(tǒng)一。洪堡認為大學的主要職能不是傳授知識，而是追求真理，因此學術研究應當具有第一位的重要性。教授應當從事研究并且將自己的研究成果、方法以理論化、系統(tǒng)化的方法傳授給學生，學生不僅學習知識，包括最前沿的知識，而且更主要地是掌握方法，即獨立地獲得知識的方法，同時養(yǎng)成從事探索的興趣與習慣。與這個原則相應，柏林大學的教學也采取了新的方式，課程主要分為講授課和討論課兩種。前者主要由教師向學生報告自己最新的學術研究成果，而討論課就是在教師的指導下，學生，主要是高年級的學生直接從事某個課題的研究，從而實現(xiàn)學生的大學生活就是追求真理和從事學術研究這樣一個理想，而大學也就自然而然地成為學術研究的園地。

　　洪堡為柏林大學規(guī)定特殊原則之時，也就是為現(xiàn)代大學確立普遍原則之際。按照洪堡大學原則建立起來的柏林大學以及效法柏林大學的其他大學，是與古典大學完全不同的新型大學，而有如下一些特點。第一，大學成為獨立的學術團體，不受政府的干涉，但接受政府的財政資助；
第二，大學從此成為學術研究，尤其是科學研究的中心和基地；
在以前大學教師并沒有從事研究的義務，大多數(shù)科學研究和實驗都是在大學以外的研究室或實驗室里完成的。比如，在英國，科學研究通常是在私人實驗室或皇家實驗室里完成的，而像牛津劍橋這樣的大學，并不以學術和科學研究為務；
第三，哲學和人文學科在大學里面獲得了基礎性的地位，這對于基礎科學的研究，對于學生能力的全面發(fā)展，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美國大學的通才教育就是這種觀念和做法的發(fā)揚光大；
第四，大學成為一個統(tǒng)一的整體，這就是說，大學體制安排的依據(jù)，是學科分類和科學統(tǒng)一的原則，是教學的需要，而不象以前那樣是按特定團體的利益或興趣，比如像牛津劍橋式的大學，以師生住宿在一起的學院為大學的基本單位。這一改變從根本上破除了“行會”的殘余。

　　我們看到，洪堡大學原則和大學改革的影響是十分巨大的，它使德國率先建立了現(xiàn)代大學體系。德國大學的歷史原本比歐洲其他國家晚二百多年，即便在十九世紀，在政治、經(jīng)濟、科學和其他學術等方面德國都落在英、法等國家之后，并且直到那個世紀的七十年代才完成國家的統(tǒng)一。但是，德國大學卻因改革而在幾十年內(nèi)一躍而成為世界上最先進的大學，出現(xiàn)了其影響一直延續(xù)至今的許多哲學家、社會科學家和人文學者，德國的科學研究全面領先于世界。在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之前全部42名諾貝爾自然科學獎金獲得者中，有14人是德國學者，位居世界第一。這14人全是大學教授，而其中8人又是柏林大學的教授。

　　德國的大學模式直接影響了英國、法國、美國等大學的現(xiàn)代化，也為中國現(xiàn)代大學的建立提供了積極的榜樣。從現(xiàn)代大學的發(fā)展來看，美國大學不僅是德國大學制度的最忠實的學生，而且是其精神的繼承者和發(fā)揮光大者。我們看到，從1815年起以后的100年內(nèi)，大約有一萬名美國青年赴德留學�？紤]到當時交通的不便，人口稀少，大學生無論絕對數(shù)量還是相對數(shù)量都非常之少，一萬人當是一個非常巨大的數(shù)目了。尤其重要的是，影響美國現(xiàn)代大學發(fā)展的幾位關鍵人物，都曾在德國大學做過學生，而位居美國大學排行榜前列的幾所大學，大都是按照德國模式進行改革的成功范例。比如，哈佛大學在十九世紀上半期就將德國式的大學體制移植到原來的英國式的學院之中，開了美國大學德國化的先河，而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是完全按照德國大學的模式建立起來的，它早期的教師基本上都是在德國留過學的。

　　除了大學的原則和體制，美國教育史家認為，美國留德學生還從德國大學獲得了三種智力財富：“智力習慣（intellectual habit），智力方法（intellectual method），智力的和道德的信念（intellecual and ethical conviction）。智力習慣代表學者個人及其學術的獨立性，它是三種財富中最為寶貴的”；
“智力方法代表在思想和研究上的全面性和準確性（thoroughness），這似乎是日耳曼人的一種獨特的財富，即掌握全部能夠知道的有關的事實材料”；
“智力的和道德的信念……深信自己所做的事情將成為美國的知識和學術增添財富”。

實際上，這些智力財富本身就是一種大學文化，美國留德學生將這種大學文化帶到了美國，發(fā)揚光大之后，使這成為美國現(xiàn)代大學文化的一個因素，而正是這種文化構成了美國大學在當代遠遠走在世界其他地區(qū)大學前頭的社會條件。

　　注釋：

　　9 《德國和美國大學發(fā)達史》，第4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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