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兩極分化日益嚴重，農民墮入更黑暗的底層。我國20%不足的人占有80%以上的財富，80%以上的人擁有的財富還不足20%。然而，高收入者的稅負反而低于低收入者。目前城市人均稅費約為37元／年，農村達到90元／年。農民的稅費每一分錢實打實，而城市里大量的高收入者卻變著法兒逃稅漏稅偷稅。國家稅收中，針對高收入者征收的個人所得稅只占總稅收的6.6%，遠遠離于成熟市場經濟國家30%--40%的比例。與此同時，貧富家庭間收入差距由1996年的3.77倍，擴大到2000年的5倍以上。1996－－2000年，最低收入戶人均收入增長率只有1.2%，最高收入人群的增長率高達9.3%，兩者間距離以8.1%的速度迅速拉大。

　　二、

　　農民負擔愈減愈重。從1990年起，中共中央、全國人大、國務院先后發(fā)出了27個涉及農民負擔的文件和政策法規(guī)。其中主要有：1991年國務院發(fā)布的《農民承擔費用和勞務管理條例》，1990年國務院下發(fā)《關于切實減輕農民負擔的通知》，1991年國務院頒布《農民承擔費用和勞務管理條例》，1993年中共中央、國務院發(fā)出緊急通知，要求凡涉及農民負擔的文件和收費項目一律先停后清，同年頒布實施《農業(yè)法》，1994年中央、國辦通知要求加大減輕農民負擔工作力度，1996年中共中央、國務院發(fā)出《關于切實做好減輕農民負擔工作的決定》。但實際情況已經證明，這些都等于白發(fā)，都成了官樣文章。針對農民的亂收費、亂罰款、亂集資、亂攤派年年只增不降。農民的實際負擔已大大超過規(guī)定的界線。1993年到1998年，全國提留統(tǒng)籌費由380億元增至729.7億元，年均增長13.9％，按人均計算的提留統(tǒng)籌費由44.6元上升至84元，年均增長13.8%；
1999年全國農民承擔的以資代勞人均6.9元，勞均13.6元；
農民的社會負擔（集資、行政事業(yè)性收費和罰沒）由1994年的70.5億元增加到1999年的256億元，人均由7.7元增加到27.8元。“九五”期間，農民年均繳納農業(yè)稅254億元，農業(yè)特產稅從1996年79.6億元上升至1999年的88.9億元,年均增長3.8%。

　　三、

　　農民飽受奴役。全國可統(tǒng)計的農民“兩工”已從1994年的16.4個上升到1999年的18個，不少地方強行搞“以資代勞”，1999年全國農民承擔“以資代勞”資金64億元，人均6.9元，勞均13.6元。

　　四、

　　農民遭受著非人待遇。“據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關于涉及農民負擔惡性案件的通報，1995年全國共查處13起惡性案件，被鄉(xiāng)村干部逼死打死的農民12人；
1996年涉農惡性案件上升到26起，鄉(xiāng)村干部逼死打死的農民26人（其中還有一名11歲的小學生）。近幾年這種逼死、打死農民的案件不斷呈上升趨勢。鄉(xiāng)村干部對待農民的這種做派與"文革"中對人性的摧毀并無二致”。

　　“25年前張志新講真話被割喉，1999年12月山西省嵐縣青年農民李綠松因告狀被割舌”。

　　在中國農村，干部們常常帶“一群社會流氓組成的收款"小分隊"橫行鄉(xiāng)里，強征暴斂，動不動就對農民關、打、跪，農民稍有反抗，就當"黑社會勢力"鎮(zhèn)壓”。

　　五、

　　政權像一座其重無比的大山，壓在農民的背上。目前，全國共有4.8萬個鄉(xiāng)鎮(zhèn)政府、80萬個村委會和520萬個村民小組，全國縣及縣級以下農民出錢養(yǎng)活的干部（不包括教師）高達1316.2萬人，平均每68個農民供養(yǎng)一個縣及縣級以下干部。另據統(tǒng)計，全國鄉(xiāng)鎮(zhèn)總供養(yǎng)人員為1285萬人，除去已離退休的280萬，在職的還有1005萬人，其中黨政機關人員140萬人，平均每個鄉(xiāng)鎮(zhèn)31人，而每個鄉(xiāng)鎮(zhèn)實際供養(yǎng)人員已高達235人。

　　“安徽農村費改稅后，鄉(xiāng)鎮(zhèn)盡管進行了機構改革，但吃財政的人員還有66萬人，僅工資就要49.5億元，而鄉(xiāng)鎮(zhèn)可用財力僅46億元”。

　　六、

　　農民的血汗錢都被國家搜括一空。據測算，1954－1978年，國家通過剪刀差從農民手中獲取5100億元的巨額資金；
1978－1991年，剪刀差累計已高達12329.5億元，相當于同期農業(yè)生產總值的22％；
1987－1991年，每年剪刀差絕對額高達1000－1900億元，成倍高于改革前的數(shù)額。

　　建國以來，對農民被國家（？）搜括去的錢財大致算個賬：先除開1957年前后大躍進人民公社期間被無償充公的農田、農具，被以“國家”、“集體”等名義要走的山林等其它資產，除開原屬農田下面的礦藏資源，僅算一下一個52歲以上的農民純粹以糧食和現(xiàn)金上交的錢，平均每年的稅費折算成現(xiàn)在的價格應該在150元以上，52乘150，7800元，加之“剪刀差”和人民公社期間的高額積累等因素，他給予國家的算成一萬元應該只多不少。一個建國時百人的小村，現(xiàn)在人口大致發(fā)展到300人左右，上交給國家的就在200萬元左右。五十余年來，國家給過這個農民什么呢？給過些村子什么呢？有過什么轉移支付呢？

　　長期的“慢性失血”使農民陷入失貧狀態(tài)。占總人口75%以上的農民，其儲蓄存款只占城鄉(xiāng)存款額的15%�！皳�兩年前國家統(tǒng)計局的調查：全國83%的消費額產生在城市”。占全國80%的農村人口，其消費不到總量的20%！

　　七、

　　農民工的辛酸淚。除去珠江三角洲和長江三角洲及北京等少數(shù)較富裕的地區(qū)外，在中國內地的大中城市、國營工廠中，普通工人的工資大約為每小時10元。其中5元是以現(xiàn)金的形式支付，包括工資、獎金和各種補貼。而其余的5元是以福利的形式支付，包括子女教育、保健、住房和退休金等等。而同在廠里工作的農民工，即使已經工作了十年，也仍然是農民工，每小時只能領到2元工資。由于他們沒有城市戶口，享受不到任何福利待遇。這2元的工資也就是他們的全部收入。換言之，在付出了完全相同的勞動之后，僅僅因為是農村戶口，農民工只能拿到城市工人約五分之一的報酬。

　　每小時2元，每天按8小時計，農民工的日收入約合1.4美元。如果他們回家，還得上交交通費和附著在車票票價上的稅費、計劃生育管理費（可能還有罰款）、戶籍管理費、身份證辦證費、教育附加費、學校集資費、修路集資費、房屋建筑種種稅費、土地管理費等等等等有名稱沒名稱的費用。

　　八、

　　“國家主人”農民在政權中處于絕對弱勢地位。

　　8億農民在國家最高權力機關里只占少得可憐的比例：

　　1993-1998年度，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2978名代表中僅占9.4%；

　　1998-2003年度，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2979名代表中僅占9%。

　　農民擔任國家高級公務員比例：0%。

　　九、

　　農民就業(yè)受歧視。《勞動法》明文規(guī)定：“勞動者有平等就業(yè)和選擇職業(yè)的權利”，但實際上，建國五十多年來，農民從來沒有享受“平等就業(yè)和選擇職業(yè)的權利”，一旦出學校后當了農民，除非與某種權勢有極特殊的個人關系，否則就只能終身為農。

　　《中國青年報》1999年1月28日報道：北京勞動保障局的公務員扈小紅公開向媒體表示：在北京，外地人沒有（進北京就業(yè)的）這個資格。宣揚“依法治市”的北京市的勞動部門官員，公然藐視她最主要的行政執(zhí)法依據《勞動法》！

　　十、

　　農民的命賤，不值錢。兩年前，重慶綦江虹橋垮塌遇難者的賠償案，公然施行了一種羞辱農民的賠法：城市身份者每人賠4.845萬元；
農民出身的死難者的獲賠額不到前者的一半：2.2萬元！

　　各地交警部門的墻上明碼標價，農村人撞死了，同年齡的比城市人都要便宜1萬左右，撞傷了，每天的誤工費補償比城市人少一倍。

　　十一、

　　農村孩子受教育難。

　　1，農村孩子入學的門檻高：“北京前些年對小學生的收費：北京孩子每年收400-500百元，外地來的農民的孩子要 2000-3000元，甚至更高”。

　　“大學招考：1999年，北京一般理科院校招生的錄取分數(shù)線：北京考生421分；
湖北考生（包括農民考生）535分，相差114分！ ”

　　“高中及中專招考：1998年7月，山西省太原市公布本年度的中專分數(shù)線的錄取公告顯示：城鎮(zhèn)考生錄取線為376分，農村考生的錄取線為532分，相差的額度竟然達到了156分！”

　　2，農村孩子上不起學校。到處宣傳的義務教育其實有其名無其實，目前的收費水平，每個孩子每年小學是600元，初中1000-1500元，高中3000-5000元，考分不夠每一分還要加100塊錢。農村孩子考起大學讀不起的十分普遍，即使讀起了，伙食費常常朝不保夕。這20余年間，農民的收入漲了5倍，但是農民孩子的讀書費由1-2元，漲到數(shù)百，上千元，漲了幾百倍，上千倍（醫(yī)療費則上漲了681倍）。

　　3，農村孩子受高等教育比例遠低于城鎮(zhèn)居民的后代。1999年底出版的一期中國青年報刊載了一則調查報告：“在中國這個城鄉(xiāng)人口比為2：8的國家，城市孩子與農村孩子上大學的機會比是8：2�。�另一家報紙，南方周末的刊出的數(shù)字是7：3）。在對北京多所高校2000余名學生的抽樣調查中發(fā)現(xiàn)：這些學生里，28%來自北京，30%來自北京以外的城市，24%來自全國各地不出名的城鎮(zhèn)，18%（尚未達到20%）來自農村。

　　十二、

　　農村稅費改革能從根本改變農民的命運嗎？

　　當前各地農村正在緊鑼密鼓地改革農村稅制，這當然是部“好經”。只是一旦落到歪嘴和尚的嘴里，照樣給念歪。7月中旬，四川射洪縣傳出新聞，該縣慣于“乘改革東風”的某鎮(zhèn)，不僅不減負，反而乘機變本加厲地收錢。這個鎮(zhèn)做得太離譜，激起的民憤太大，加之得到手持牛刀專用來宰雞的中央電視臺的特別“眷顧”，紙沒有包住火，百姓的問題得到了個說法。但全國二十余萬個鄉(xiāng)鎮(zhèn)，有問題但不那么嚴重，執(zhí)行政策但不那么到位的不知凡幾，能不能全部得到曝光和解決？

　　據筆者對湖北稅改情況的了解，“費改稅”雖然確能減輕農民負擔，但減輕的非常有限，用句湖北土話叫作“蘆席滾到墊上－－強個一蔑片”。農民百元負擔平均減少15元左右，負擔依然高達原有水平的85%。即使減少的這部分也存在不真實之處，由于不種田的不負擔，拋荒的不負擔，但還是算在田畝基數(shù)里，最終鄉(xiāng)鎮(zhèn)領盜們還是有辦法把這部分負擔轉嫁到種田農戶的頭上。所以，指望靠“費改稅”從根子上緩解兩極分化并不現(xiàn)實。我極為擔心，現(xiàn)在一窩蜂的“減負”，但“減負”還是“加負”，主動權卻放在不愿“減”只愿“增”的人手上，等這股子風過去，那么多鄉(xiāng)鎮(zhèn)、鄉(xiāng)村的虧空到時還是得由農民買單。

　　十三、

　　農民的根本出路在哪里？

　　我認為，這些年來農民的處境之所以愈來愈差，根本原因在于農民被排斥在政策（法律）制定程序之外。與農民利害攸關的事，從決策程序上就把農民排擠掉了，哪來什么程序正義？希望以非正義的程序導出一個公平的結果來，無異于緣木求魚。程序正義的缺席，社會利益集團博弈中的農民作為一個法團缺位，導致農民在決策時沒有主張自身利益的機會，最終導致農民們處于絕對的永遠的弱勢。

　　因此，解決農民問題，最根本的還是要給予農民、低收入者與城市人、高收入者一個平等博弈的機會。農村稅費政策不能由城市人說了算，不能由當局，或由與當局利害攸關，或由不得不為當局幫忙的人們說了算。事關農民的立法不能由非農民包辦。只有農民參與到政治競爭中來，才會有真正好的、可持續(xù)的農業(yè)政策。應該把政策的制定權下放給農民，讓農民或農民的利益代言人（真正選舉出來的）參與辯論，聽證。國家與農民的關系，不應是國家威權與農民訂約，而應是農民與農民訂約，農民社群與其他社群訂約，在訂約的基礎上建立平等博弈的機制。要相信農民的理性，農民并不傻。200多年前，托克維爾考察美國鄉(xiāng)鎮(zhèn)組織，當時的美國鄉(xiāng)鎮(zhèn)里，讀到中學的人遠不如今天中國農村多，他們照樣管得很好。二十余年前的家庭聯(lián)產承包制就是農民的“制度創(chuàng)新”，而不是黨政權力機關官員和精英們的“制度安排”。事實證明，農民的“制度創(chuàng)新”帶來的是“制度效益”，官員們一廂情愿地“制度安排”的結局總是“制度失效”。官員和精英們高高在上，對實際利害相關的問題往往還沒有農民更有辦法。城里人（包括農村出來的）設計的管理機制，往往都是成本高得離譜。農民處理與切身利害相關的事，比隔靴搔癢的城里人精明得多。農民的政策交給農民自己辦理，農民定會創(chuàng)新出成本最小的管理模式。現(xiàn)在不是要農民必須學會什么，現(xiàn)在是城里人要學會讓農民自由生活。要相信農民的自組織能力，要相信農民的水平－－事實上，作出這些決策并不一定需要很高的水平，更重要的是常識。交給農民后也許會遇到問題，但絕不會比交給城市人帶來的問題更嚴重。同時，還要把代農民立法的人們的政治生命交給農民去決定，把鎮(zhèn)委書記、鎮(zhèn)長、縣委書記、縣長的政治命運、前途、就業(yè)還是失業(yè)交給農民掌握。特別是后面這一點，做到了，基層政權人多問題和亂收費等等問題一下子就能治住。如果落空，農民就將始終處于任人宰制的命運而無法自拔。

　　注：上述各節(jié)是在閱讀下面文章后的杞記，不僅資料來源于各篇文章，部分地方文字也是先摘錄后再根據本文立意稍作修改而成的（直接引用原文的加了引號）：

　　《炸藥桶上的引爆器??也談楊小凱土地私有化的主張》自由歇手

　　《憲法關懷：解開農民問題千千結》張英紅

　　《宏觀視野中的農民負擔》張英紅

　　《中國農民：生存狀態(tài)的簡易備忘錄》淮生

　　《變模式　強征管》李棠棣，《中國財經報》2002年7月19日

　　《“三農”問題與對策》李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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