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深層次來看,中日兩國在軍事安全領域存在著一些結構性的矛盾｡ 　　 　　國防部長曹剛川上周訪問日本,成為9年來中國防長首次訪日｡曹剛川此行適逢日本新任防衛(wèi)相高村正彥剛剛上任｡高村是日本自民黨內對華較為友好的人士之一,曾對小泉參拜靖國神社持強烈的批評態(tài)度,因此由高村作為曹剛川的談判伙伴,對于氣氛的改善較為有利｡在筆者看來,這次訪問無論從哪個角度看,都可說是中日關系在回暖過程中的一大突破,具有重大的象征意義和現(xiàn)實意義｡
　　
　　沖破陰霾后的重要一步
　　
　　曹剛川部長這次訪問之所以備受中外媒體矚目,主要有兩大原因:一是中日兩國在軍事安全領域的對話與交流一直比較滯后;二是這次訪問恰好是在兩國政府首腦成功互訪之后,雙邊政治關系的明顯回暖能不能帶動軍事安全領域的交流無疑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
　　一般來說,軍事安全領域的對話,有助于兩國增信釋疑,減少因戰(zhàn)略誤解引起的沖突,把沖突因素消除在萌芽狀態(tài),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但是,與中日兩國在經貿､文化領域日益密切的關系相比,雙方在軍事安全領域的對話與交流多年來始終徘徊在較低的水準上｡中日安全保障對話始于1994年｡起初,只限于外交部､國防部司局一級,從2003年1月起,這一會談才升格為副部長級｡至于中日防衛(wèi)首腦的互訪可以追溯到1978年｡
　　這一年的11月,中國人民解放軍副總參謀長伍修權在訪美途中順訪日本,開啟了兩國軍事高層往來的大門｡上世紀八十年代末,日本追隨西方制裁中國的政策,單方面中斷了同中國的軍事交流｡直到1995年日本參謀長聯(lián)席會議主席西廣整輝訪華后才重新啟動｡中國國防部長首次訪日是由遲浩田于1998年2月進行的｡同年,日本防衛(wèi)廳長官久間章生回訪了中國｡2003年9月,時任防衛(wèi)廳長官的石破茂訪問中國,與中國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國防部長曹剛川等進行了會談｡2004年4月,日本航空自衛(wèi)隊幕僚長訪華;2004年10月,解放軍副總參謀長熊光楷訪問日本｡但是,由于時任首相的小泉純一郎持續(xù)參拜靖國神社,致使中日政治關系日趨僵冷,兩國在軍事安全領域的交流更是籠罩在陰霾之中而無法向前跨出一步｡
　　曹剛川是第二位訪問日本的中國國防部長｡但是,這次訪問和遲浩田部長的那次訪日居然相隔9年半之久,足見兩國在防務領域的隔閡之深｡正因為如此,曹剛川部長的這次訪問究竟能不能融化堅冰,自然就成了人們普遍關注的問題｡
　　
　　訪問取得預期成功
　　
　　曹剛川部長訪日期間,除了與日本新任防衛(wèi)大臣高村正彥會談外,還分別會見了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外務大臣町村信孝,參觀了海上自衛(wèi)隊橫須賀地方總監(jiān)部和陸上自衛(wèi)隊富士學校｡當然,重頭戲還是與高村大臣的中日高層防務會談｡應該說,在中日關系總體回暖的大背景下,雙方在會談中坦誠己見,求同存異,取得了預期的成功｡從8月30日發(fā)表的中日防務部門聯(lián)合新聞公報來看,最引入矚目的成果有三點｡
　　首先,擱置多年的兩國艦隊互訪終于有了明確的時間表｡在東北亞的主要國家之間,日韓､日俄雙方早在1994年和1996年就分別啟動了艦隊互訪,中俄､中韓間的艦隊互訪也在1993年､2001年相繼實現(xiàn)｡唯獨中日間的艦隊互訪始終處于難產狀態(tài)｡2002年5月,中國海軍艦隊預定出訪日本,靠泊東京睛海碼頭,卻因為小泉4月13日參拜靖國神社而功虧一簣｡在曹剛川部長和高村大臣的會談中,兩國終于就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編隊于今年11月或12月訪日,海上自衛(wèi)隊艦隊隨后回訪中國的日程達成協(xié)議｡這將是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結束以后中日海軍的首次互訪,標志著兩個曾經兵戎相見的亞洲大國真正實現(xiàn)軍事上的和解｡
　　其次,眾人期待的中日間建立軍事熱線的懸案終于有了眉目｡兩位防衛(wèi)首腦在會談中決定,為防止發(fā)生海上不測事態(tài),維護東海的和平,在中日兩國防務部門間設置聯(lián)絡機制,并盡早就此進行專家組磋商｡鑒于兩國間圍繞東海油氣資源開發(fā)的對立尚未找到彼此都能接受的解決途徑,在兩國間最容易引發(fā)武力沖突的領域建立危機管理機制的確是十分必要的｡
　　第三,中方在會談中主動邀請日本自衛(wèi)隊派觀察員參加今年9月在沈陽舉行的“勇士-2007”步兵師進攻戰(zhàn)斗實兵實彈演習｡一般來說,這類大規(guī)模的實兵演習能判明一國武裝力量的戰(zhàn)備訓練程度和作戰(zhàn)能力,輕易是不對外開放的｡邀請日本自衛(wèi)隊派員觀察這一舉措表明中方有誠意､有決心為建立中日間在軍事領域的信任措施,推動雙向軍事交流作出努力｡
　　
　　建立軍事互信尚待時日
　　
　　進入新世紀以后,中日關系經歷了長達6年的“寒冬”,剛剛步入回暖階段,總體上還比較脆弱｡軍事安全領域更是如此｡曹剛川部長這次訪問只能說是一個良好的開端,兩國要真正確立軍事互信恐怕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
　　事實上,從曹剛川部長訪日期間的一系列會談來看,各自的側重點不同,彼此對對方的戰(zhàn)略意圖和發(fā)展趨勢仍存在一定的疑慮｡
　　譬如,曹剛川部長在與高村防衛(wèi)大臣､町村外務大臣和安倍首相的會談中,3次提出了反對臺獨的問題｡曹剛川指出,臺灣問題涉及中國核心利益｡以陳水扁為代表的臺獨勢力正加緊推動分裂活動,嚴重危及臺海､亞太乃至世界和平與穩(wěn)定｡中方希望日方認識到臺灣問題的高度敏感性,繼續(xù)堅持中日間三個政治文件原則,恪守“一個中國”的承諾,不要向臺獨勢力發(fā)出錯誤的信號｡
　　這主要是針對陳水扁之流公投入聯(lián)的挑釁行徑提出來的,同時,也包含對近年來日本政府悄悄為日臺官方往來升溫的警告｡對此,高村､町村一致表示日本不會支持臺獨,而安倍則只是說日方將堅持在《日中聯(lián)合聲明》中表明的立場,不支持任何單方面改變臺�，F(xiàn)狀的言行,顯得稍有些保留｡
　　再看日本方面,在會談中反復強調的始終是中國必須提高軍事透明度的話題,諸如中國的軍費持續(xù)以兩位數速度增長､具體內涵不清晰､兵力部署沒有對外公開､進行反衛(wèi)星試驗后也沒有充分對外解釋,等等｡盡管中國從1994年以來連續(xù)發(fā)表有關國防問題的白皮書,在提高軍事透明度方面作出一系列努力,但日方卻似乎完全沒有注意到這方面的進展｡
　　因此,從深層次來看,中日兩國在軍事安全領域存在著一些結構性的矛盾｡主要表現(xiàn)幾個方面｡
　　第一,橫亙在中日間的日美安保體制是兩國在軍事安全領域對立與摩擦的最大原因｡日美安保體制是冷戰(zhàn)時代的產物,但在后冷戰(zhàn)時期,兩國出于各自的戰(zhàn)略利益推行了一條強化和提升日美安保體制的路線｡特別是在上一世紀90年代后期引進“周邊事態(tài)”概念,2005年2月日美“2加2”會談又公然將臺灣海峽列入日美安保共同的戰(zhàn)略目標,隱含著在臺海地區(qū)出現(xiàn)緊張局勢時仍有聯(lián)合進行武裝干預的危險性｡這是中方絕不能接受的｡
　　第二,日本當權者加快走向“正常國家”的步伐導致了它與亞洲近鄰的安全緊張｡目前,在日本掌權的新生代政治家有著擺脫戰(zhàn)后體制的強烈愿望,渴望在國際事務中發(fā)揮更大的作用,最終實現(xiàn)躋身安理會常任理事國行列的夙愿｡近5年來,日本利用美國發(fā)動的阿富汗戰(zhàn)爭､伊拉克戰(zhàn)爭,大大降低了自衛(wèi)隊派兵出國的門檻,加緊修改憲法的輿論準備和法律準備｡這勢必會引起人們對日本會不會重走侵略道路的警惕｡
　　第三,日本當權者還沒有做好接受中國和平崛起的心理準備,總是力圖在其外交､安全政策中注入牽制中國發(fā)展的消極因素｡近年來,日本政要鼓吹“價值觀”外交,試圖在中國周邊構筑所謂“自由與繁榮之弧”,并一再慫恿和游說澳大利亞､印度加入日美澳印四國聯(lián)盟,日本媒體毫不隱諱地指出此舉含有針對中國的意圖｡且不說這種“價值觀”外交在日本國內究竟得到多大程度的支持,這種冷戰(zhàn)思考的存在本身就是阻礙中日關系改善的最大障礙｡
　　那么,這是不是意味著中日兩國在軍事安全領域必定是對立､摩擦不斷的呢?中日兩國在軍事安全領域固然存在著利益相互沖突的一面,但同時也存在著利益重疊的一面｡例如,兩國在解決朝核問題,維護地區(qū)穩(wěn)定以及共同打擊國際恐怖活動､海盜､毒品走私等非傳統(tǒng)安全領域就存在著廣泛的共同利益｡雙方可以通過不斷擴大共同利益,縮小和控制彼此的分歧,推動兩國在包括軍事安全領域在內的多領域､多層次的合作｡
　　眾所周知,中國方面一貫積極推動本地區(qū)雙邊和多邊的安全對話和合作,增信釋疑,促進互信｡這次曹部長的訪日也充分顯示了這一點｡如果說在溫總理今年4月的融冰之旅后,中日間還有哪些堅冰未曾觸動的話,主要就是集中在軍事安全領域｡在曹剛川部長這次東瀛之行后,雖然冰塊還不可能一下子融化,但畢竟堅冰已被打破,航路已經開通｡
　　(作者為上海國際問題研究所學術委員會副主任､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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