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宣懷檔案的價值,是其他檔案不可比的｡其存世數(shù)量之大,內(nèi)容之豐,涉及面之廣,罕有匹配｡更重要的是,它對近代中國史和近代上海史,具有填補空缺的作用｡
　　
　　我來到王元化先生的住所,向這位盛宣懷檔案出版編輯委員會主任表明來意,想就“上海圖書館整理盛檔”一事向他求教,病榻上的王老微笑著招手,用低低的嗓音說道:你坐過來,離我近一點｡
　　事情緣起于10多年前,大約是上世紀的80年代后期,90年代初｡王老的說話,上來就點明了此事的緣起時間｡那時候的上海圖書館館長是顧廷龍,在一次交談中,顧老先生談起,盛宣懷的生前檔案,香港有,國外有,上海更有,在上海圖書館里封存著的盛宣懷檔案,“有一百箱之多,這是個不得了的事情啊”｡在中國近代史上,盛宣懷是重要人物,他的一生,參與和涉及到當時中國政治､社會､經(jīng)濟､外交､貿(mào)易､軍事､金融､教育等許多方面的許多重大歷史事件,與諸多著名歷史人物有著書信來往,“現(xiàn)在,我們首先要弄清楚這一百箱‘盛檔’里面,究竟保存著哪些東西,而要弄清楚的第一步工作,就是對‘盛檔’進行整理”｡
　　在當年的《解放日報》､《文匯報》等媒體上,顧廷龍､王元化等撰文,為“整理盛檔”鄭重呼吁｡
　　整理兩字說來容易,做起來是非常艱難的｡王老說道,一百多年前的文字資料,有的是報紙,紙張都已經(jīng)發(fā)脆了,一不小心就會碎,有的是寫在宣紙上的,粘合在一起了｡當年的上海圖書館,抽調人員力量,對盛宣懷檔案進行了細致的清理､貼補工作,“我們第一要做的事情,就是要把原件整理好”｡
　　王元化先生的敘說話音低微,脈絡清晰｡說完整理“盛檔”的由來,他的話鋒一轉,對著我,也仿佛是對著自己,說道:那么,這個工作的意義在哪里呢?
　　王老的眼神專注起來｡他說道:西方外來文明對中國文化發(fā)生較重大的影響,彼此融合,在歷史上有過兩次｡這個“外來文明”里面,是包括了印度的｡以往說這樣的融合,開始萌發(fā)在東漢的時候,根據(jù)現(xiàn)在的資料研考,似可以向前推到西漢了｡比如佛教傳過來,中國就接受了這個釋迦牟尼｡中國以往的文化中,形而上的思維､抽象邏輯的內(nèi)容相對要少｡這一次外來文化的影響,到魏晉､唐時期,這一文化表現(xiàn)的特征就明顯了｡第二次,就是從明末清初開始的近代啟蒙,通過傳教士的傳播,到近代更有中國翻譯家的努力,將西方的大量著作翻譯過來,如嚴復翻譯的《天演論》,等等｡
　　王老讓秘書從書架取過一本書來｡這是中央編譯出版社在2003年4月出版的《德里達中國講演錄》｡德里達是法國著名結構主義哲學家｡王老將書翻到其中的一章,標題是“哲學與思想之辨――王元化談與德里達的對話”｡他繼續(xù)說道,這樣的西方的啟蒙思潮,實際是現(xiàn)代思潮對中國的影響,魯迅､胡適､梁漱溟等“都在這次文化融合影響的里面”｡
　　王老就此回應自己的提問:盛宣懷所處的年代,是一個“轉換”的年代,他所做的那么多的事情,是近代中國政治､經(jīng)濟､社會形態(tài)發(fā)生著變化的典型縮影,那么,今天我們正在挖掘､整理的盛宣懷檔案里,是否能夠作這樣的推測和希望,我們會發(fā)現(xiàn)西方的文化思潮,對近代中國發(fā)生沖擊的各類實證｡
　　在日前召開的一次會議上,因為身體原因沒能出席的王元化先生特意發(fā)去賀信,稱“盛檔”的出版是一項具有現(xiàn)實意義與歷史意義的文化工程,在賀信里他寫道:“盛宣懷檔案的價值,是其他檔案不可比的｡其存世數(shù)量之大,內(nèi)容之豐,涉及面之廣,罕有匹配｡更重要的是,它對近代中國史和近代上海史,具有填補空缺的作用｡”他為會議題詞:“補史之闕,糾史之偏,正史之訛”｡
　　臨別,王元化先生說,“盛宣懷檔案”全面出版､研究工作的啟動,是一項具有現(xiàn)實意義與歷史意義的文化工程,可以使我國近代史研究進入新的階段｡上海圖書館及相關研究人員,已經(jīng)了進行多年的努力,“能夠這樣豐富地獲得前人的原始檔案資料,進行近代史實證的準確研究,這是第一次;王老囑咐秘書,給我找相應的閱讀書籍,還說了幾位專家的姓名,“我打電話過去,你去找他們,詳細地談”｡
　　王元化先生的房間里,桌上和枕上,到處擺放著各類書籍｡墻上,掛著一張王元化先生夫婦的大幅照片,人在山水間,兩人臉龐上現(xiàn)出淡然笑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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